作家梁斌所著長篇小說《紅旗譜》、《播火記》和《烽煙圖》，即所謂“紅旗譜三部曲”，其中的《紅旗譜》，在西元1960年代，與同時期出版的長篇小說《紅巖》、《紅日》、《創業史》一起被統稱為“三紅一創”，譽為反映中共革命斗爭和建設題材長篇小說的出類拔萃之作。由此可見，《紅旗譜》及其作者梁斌得到文學界的贊許之盛。
而今，六十多年后再看，筆者感到，作為“三部曲”長篇小說的《紅旗譜》、《播火記》和《烽煙圖》，其頌揚性描寫河北農村在中共領導下逐步興起、發展的革命運動的題材是很好的，也有一些引人入勝之處，但總體來說，卻算不上很成功的文學作品，因為它的可讀性不太強。
可讀性不太強，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沒有貫穿始終的中心人物，像一幅龐雜散亂的人群圖；二，因為人物龐雜散亂沒有中心，故事敘述也散亂破碎；三，人物對話散漫隨意，啰嗦重復；四，有大量多余的冗長枯燥的景物描寫。這些可讀性方面的缺陷，使這“紅旗譜三部曲”沒有講好中共農村革命的壯麗故事。
之所以如此，從西元1981年9月作者梁斌在《烽煙圖》的“后記”中的表白可以發現端倪。梁斌寫道：“《紅旗譜》全書，原來想寫五部。第四部寫抗日游擊根據地的繁榮和"五一"大掃蕩，第五部寫游擊根據地的恢復，直到北京解放。……在我修改這部原稿的過程中，感覺到主要人物的性格都已完成。再往下寫，生活是熟悉的，但人物和性格成長不能再有所變化，只有寫故事，寫過程，也就沒有什么意思了。因此改變計劃，《紅旗譜》全書，到《烽煙圖》為止。”原來，在梁斌的思維里，寫小說只是為了表現人物的“性格成長”，與此相比，故事是無足輕重的，甚至是“沒有什么意思”的。
梁斌的上述“小說創作理念”是錯誤的。只要出于常識、常情就會知道，絕大多數人們（除了少數“文學理論專家”）閱讀小說，不是為了去看人物的“性格”，而是想讀到有意思、有意義、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故事，人物“性格”是故事發展的自然組成，是故事的附屬品。實際上，沒有精彩的故事，也就不存在什么鮮活生動的人物“性格”。由梁斌的這種“性格論”，不能不聯想到現在某些人宣贊某部影視劇時，張口就是“某某老戲骨，演技怎么怎么好”之類，殊不知，觀眾們觀看影視劇，沒有人是抱著戲劇表演學校教師的心理去看什么“演技”的，都是想看到精彩的故事，如果沒有主題思想正確向上、情節不落俗套而又符合常情常理的故事，那些“戲骨”、“演技”之類根本就是無本之木。
梁斌的這個“性格論”，來自于“新文化運動”以降逐步形成并盛行的“文藝理論”：津津樂道于“描寫人物性格”，而漠視、背棄了“小說”的本源是“傳奇”，是講故事。這種“文藝理論”，是根據那些兩三百年來才出現的西方“古典文學名著”“總結”出來的。“新文化運動”以來“主流文學界”推崇、模仿的西方“古典文學名著”，大都具有故事破碎散亂、人物心理描寫冗濫、景物描寫大量多余、淺薄的“哲理思想”枯燥繁多等等特色，例如雨果、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名著”即是。
讀“紅旗譜三部曲”，總能感覺到在那河北鄉村的景、物、事以及繁多的方言土語下面，隱現著某種“洋作派”。“南開大學文學院”的盧楨在其《梁斌對外國文學的接受與借鑒》研究論文中，贊揚梁斌“對外國文學的吸納”、“借鑒”（實際上是模仿），比如：“《紅旗譜》的開篇，就是從蘇聯小說《成吉思汗》學來的。作品中有｀平地一聲雷，震動了草原’一句，寫成吉思汗的騎兵抵達歐洲后的場面，令梁斌印象很深。他便把這句話改寫為《紅旗譜》的首句，并在創作談中以此為例，說明語言的概括性之重要。同時，《紅旗譜》開篇還借鑒了美國作家辛克萊《屠場》開頭的手法與結構。如果不了解這些，當我們看到｀平地一聲雷，震動鎖井鎮一帶四十八村：“狠心的惡霸馮蘭池，他要砸掉古鐘了”’時，便很難意識到其間蘊含的域外文學信息之豐富。”（見《 再闡釋！梁斌的文本魅力從哪來？》）由此，可以明白“紅旗譜三部曲”文本中“洋作派”之來歷。與此類似，柳青的《創業史》文本也有這種“洋作派”。《紅旗譜》和《創業史》被“文學理論界”譽為“民族風格”的代表，但實際上，它們是“民族風格”其表、“洋派洋調”其實，仍然是對西人的并不高明優秀的“文學作品”的模仿。
梁斌以及包括柳青在內的一些加入中共革命隊伍的作家的缺陷，根源上是來自于“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新文化運動”有正面的效應，但不能不說，它也存在不少負面影響，其中最嚴重的是造成許多“知識精英”的西化乃至自覺或不自覺的崇洋媚外觀念。在文藝領域來說，就是拋棄中華幾千年形成的文藝理論和實踐，不思對它發展出新，而是扎進沒有歷史文化根基的西方“文藝理論”泥淖中。梁斌的“性格論”和“紅旗譜三部曲”中的西式文法，便是這種錯誤的表現事例之一。
拿浩然的《金光大道》來對比，更能看到《紅旗譜》和《創業史》的缺陷所在。《金光大道》也是“現代白話文”小說，但繼承發展了“傳奇”的講故事本質，通過一個個故事（矛盾斗爭）層層遞進推動主題深化，塑造人物性格形象，展現農村社會狀貌，讓人非讀完就無法釋卷。浩然應該也讀過那些西方“古典文學名著”，也有所揣摩借鑒，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讀不出“洋作派”，只有“民族風格”、“中華氣派”。浩然的小說是“現代白話文”的文學經典，是在中華幾千年形成的文藝理論和實踐基礎上進行創新發展的最好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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