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樹增所寫的《遠東朝鮮戰爭》中，寫到抗美援朝第三次戰役打響后我志愿軍進逼南朝鮮漢城時，曾描寫侵朝敵寇“第8軍”酋首汭乞尾（Ridgway）撤逃前的“情景”：
汭乞尾【撤離漢城的時候，并不是很匆忙。直到擔任后衛的美軍第二十七團撤退之后，他才離開他的指揮部。他收拾起桌上的那張全家福照片，把他平時穿的那件睡衣釘在了墻上，然后在旁邊寫了一句話：“第八集團軍司令官謹向中國軍隊總司令官致意！”】（見王樹增著《遠東朝鮮戰爭》，解放軍文藝出版社西歷2001年1月第1版）
這段描寫真是繪象繪色、鮮明生動，塑造了好一個“臨危不懼”、“鎮定自若”、“大將氣概”、“紳士風度”甚至不乏幾分“幽默”的形象。這本《遠東朝鮮戰爭》被定性為“紀實文學”，從這段描寫來看，還真有點兒“文學”的樣子。但問題在于，這本書應該并非按虛構的傳奇小說寫的，而是記述抗美援朝戰爭過程的歷史追錄，其唯一屬性應該是“紀實”，加入“文學”，則其“紀實”就可疑了。
更關鍵的是，這段描寫的依據何在？假設這描寫是“真”的，則我軍指戰員顯然不可能看到那一系列“直到……才……收拾起……把……釘在……寫……”之類的動作，充其量是在攻入漢城時看到一件散發著令人窒息的狐臭氣味的骯臟睡衣和“在旁邊寫”的那“一句話”——迄今為止，我軍戰史記錄或回憶錄中沒有這樣的記載。那么，這個“材料”只可能來自于敵寇方面：是當時敵人“媒體”炮制的“戰地報道”？還是汭乞尾本人過后的“回憶錄”？亦或是后來敵方弄出來的“好萊塢電影”中的情節？一時無從知曉，然而，把敵方弄出來的“材料”當作“歷史”來抄引，這就像西方偽史信徒們迷信西方人聲稱的“古埃及”、“古希臘”、“古羅馬”之類“歷史”話語一樣，未免太荒唐了。
如果說上述描寫還可能有敵方的“材料來源”的話，近年某些電影里對敵寇的“人性”描寫細節則顯然是編導者的“傾情創造”了。
電影《金剛川》中，志愿軍護橋部隊被表現得就如敵寇至今仍喋喋不休污蔑的那樣，像“活動的木頭、機器”，一波又一波送上橋去，橋炸斷了，接通，再炸斷，再接通，又炸斷，又接通……在敵寇“威武雄壯”的戰機轟炸下，我軍護橋人員血肉橫飛，最后敵寇飛行員似乎“實在看不下去”了，或許是動了“惻隱之心”，他不炸了，飛走了——這真是個“有人性”的家伙。看來在編導內心里，當年抗美援朝我志愿軍之所以沒有被全部消滅或者被趕回鴨綠江這邊來，主要原因是對手太“有人性”了。
相比之下，電影《長津湖》對敵寇“人性”的表現就比較“含蓄”：抗美援朝二次戰役東線戰場，敵寇“陸戰一師”被我軍包圍、痛揍，它憑著人海加彈藥的“戰術”拼命向南潰逃，該影片展示，在經過我軍某連的阻擊陣地時，看見我軍戰士因嚴寒而犧牲的場面，敵師長“肅然而立，舉手敬軍禮”。這個“情節”，看起來似乎可以說是通過“連敵人都表示敬意”而“顯示志愿軍的英勇”，但背后之意也是在表示敵寇是“像志愿軍一樣為國家而戰的人”，是“有紳士風度的有人性的人”。然而，當年敗逃的敵寇對那些曾使他們吃盡苦頭、心驚膽戰的我軍戰士的遺體做了什么？有人曾針對這個電影情節指出，當時敵寇是以破壞烈士遺體來發泄仇恨的。不知這個說法依據的是什么材料，但從當年敵寇在朝鮮戰場上使用細菌武器、屠殺朝鮮老百姓、殘害我軍戰俘的歷史事實來看，這種說法是可信的。
以上只是類似亂象中的三例，共同之處都是把敵寇描寫得很“有人性”，很“有紳士風度”，很“文明”，實質是一個小伎倆：企圖以敵寇中可能會有個別良善之人的特殊情況來替代其作為群體的野蠻本質。這當然是一種對敵寇的粉飾。粉飾敵寇為哪般？“改開”以后曾有一種說法：把敵人描寫得太愚蠢，實際上是貶低了我們自己。這種說法，應該說也有一點兒合理之處——盡管作為描寫手法這并不算是什么特別重要的問題。但以后的發展，從描寫敵寇“不愚蠢”，發展到渲染敵寇“人性”、“文明”、“紳士風度”，以至像那個莫某一般夸贊倭寇“漂亮”、“親切”，走向了無底線粉飾敵寇的邪途。這么做的那些人，有些（比如《遠東朝鮮戰爭》的作者）應該是被錯誤說法忽悠了，就像唐僧那樣一時混淆了敵我；有些人，則很可能是為虎作倀，其精神已然墮落于妖魔鬼蜮之中了。
為此，想到了毛澤東主席的那首詩：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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