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從政初始
四、合作辦社
1945年日本投降后，昔陽縣大部地區得到了解放，廣大農民分得了土地，1948年黨中央號召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在張懷英主持工作的一區里，已經出現了幾個模范互助組，其中，大寨賈進才和陳永貴兩個模范互助組都在縣政府那里榜上有名。到了1952年，陳永貴的老少互助組出現了一部分畝產500斤的高產田，不僅捧回了“組織起來發展生產”的錦旗，也在昔陽縣內成為嶄露頭腳的互助組組織，陳永貴本人也登上了省勞模的階梯，和昔陽籍的太行老勞模張老太，王殿俊一樣，一同坐車到太原出席省勞模會議，大寨和刀把口、白羊峪一樣，成為了昔陽縣農、林、牧三支花之一。
1952年，陳永貴作為山西省農民代表團成員，參加省里組織的參觀團走出太行山，走向華北平原，去天津參加華北物資交流大會。陳永貴這一走，覺得天也大了，地也寬了，回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找見區委書記張懷英，如此這般地講了他這一走的深切感受。他的唯一要求就是請求張懷英批準在大寨創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他向張懷英說到外邊的形勢和辦社的重要，看到張懷英有默許他的意向，又趁熱打鐵，找到各方面的領導，希望縣里也支持他的這一舉動。當時縣里還是處于猶豫不決的狀態，辦吧，怕辦錯，不辦吧，更怕錯了。因為當時有個復雜的背景，在搞不搞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問題上，中央有分歧，山西的辦社問題也引起了華北局和中央的爭議，毛澤東批評中央一個領導人是小腳女人，所以下邊的動向更是可想而知了。當時昔陽對這個事也是猶豫不決，對下邊辦社的態度只能是順水推舟，既不去那么積極支持，也不是那么消極地反對。對于陳永貴的辦社要求，張懷英作為他的直接領導，卻是主動地對他進行了支持，圓了陳永貴的這個夢。因為一是在陳永貴辦社之前，昔陽縣已經有了東風稔，下思落等幾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功經驗，二是他對大寨的情況知根知底，認為陳永貴能夠辦好這個社。不過，當時辦社有一個規定，合作社的戶數不能超過30戶，張懷英也只能按照這個規定批準他辦30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如此這樣做，實際上又給陳永貴出了一道難題：陳永貴當時的互助組已經發展到了49戶，比上級要求的多出了19戶，總不能再讓這19戶退出來吧！陳永貴是個有心計的人，他可能也猜透了領導的心思，不能夠去硬頂，于是就演開了雙簧，明里是30戶，暗里是49戶，對上是30戶，對自己，還是按49戶來安排。聽說后來一段時間，上面也知道了這個情況，特別是張懷英對此知根知底，卻不往明里挑，相互間也不往透里說。張懷英既不追究陳永貴，陳永貴也不向張懷英匯報這個真實數字。有人向張懷英提起此事，他卻有意避開，試嘛！以至于以后隨著毛主席對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態度越來越強硬，全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大批涌現出來，這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天津之行使一個山里的農民看到了中國之大，陳永貴在與身邊的參觀團員們的交流中也感到了大寨的渺小。陳永貴的雙眼在此睜大了，見識也增長了，面對著七溝八梁一面坡，他多少次站在虎頭山上構劃著心中的藍圖，多少次鉆進狼窩掌里去琢磨自己的心事。他有心把自己的大寨再放大一些，使它能夠走進更多人的眼里，所以從虎頭山下來，從狼窩掌出來，他就又腳底生風地跑到張懷英那里。坐在張懷英的辦公桌前手舞腳蹈地敘說著他的理想，并叨起他的煙袋桿一口一口地抽吸著，煙霧從他嘴里噴出來，形成朵朵霧花，又像是在向張懷英顯示著什么。然而張懷英不顧這些，只是專心致志地聽著陳永貴的表說。
張懷英執行黨的政策是嚴格的，從互助組到合作化，他既能看到往后的前景，也能看到路上的釘子。在醫治戰爭瘡傷的土地上，在難以解決溫飽的實際情況下，他要找出點子，摸出辦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使其發揚光大，靠得是有膽識，吃苦能干，顧全大局的陳永貴式的農村干部。
這一時期，與其說是陳永貴依靠了張懷英，不如說是張懷英選擇了陳永貴。在那種特定的條件下，中國農村有多少這樣的仁人志士，在“組織起來”口號的感召下，身先士卒，為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道路而獻身。這種獻身精神也是黨的路線所需要的，這也是黨的領導和農民利益的不謀而合，大寨也就逐步成為了毛澤東心目中想要樹立和推廣的農業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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