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郭春林老師《當“舊事”成為“朝華” ——從<朝花夕拾>題名修改說起》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郭老師關注到了魯迅將“舊事重提”系列文字改題為“朝花夕拾”的過程，并嘗試重返歷史現場解決論戰性的“舊事重提”如何統一于抒情的“朝花夕拾”的問題，為解讀魯迅提供新的可能性。在郭老師看來，《朝花夕拾》呈現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個人史，而是歷史中的個人經驗和個人視野中的歷史進程。這一題名修改關聯著魯迅對1925年以來的現實判斷，及其與自身寫作之關系的更大、更深的考量，這既包涵著魯迅對“散文”文體的非本質化把握，更充分地體現了魯迅借助于個人成長的經驗希冀實現的情感教育意圖。可以說，在敘事指向與精神認同之余，《朝花夕拾》更是在直指現實的批判性議論中或隱或顯地勾勒出了一個理想的現代中國圖景。
本文原刊于《文學評論》2023年第1期第81-89頁，感謝郭春林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當“舊事”成為“朝華”
——從《朝花夕拾》題名修改說起
文 | 郭春林
近年來，被指定為中學閱讀書目的《朝花夕拾》，不再僅僅是語文教育關注的對象，也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如吳俊的《文學的個人史：魯迅傳述和〈朝花夕拾〉》，針對魯迅研究中日益稀薄的審美研究，“以文論文，以文見人，以人證文，以人見事。既以文體修辭行文的解讀為中心，兼以呈現作者魯迅的生平風貌，大節主流。主要目標是在文學敘述上體會魯迅寫作的藝術技巧，在宏觀面向上看清魯迅的人生道路走向”［1］。
確實，《朝花夕拾》不應該僅僅看作回憶性散文，雖然它是“從記憶中抄出來的”［2］，回憶是其最重要的內容。但如果僅僅從這一角度解讀，《朝花夕拾》之于魯迅的意義恐怕會遺漏很多，蘊涵在文本中的復雜而多元的情感、思想和意圖也無法得到充分彰顯。造成這一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同程度地對《朝花夕拾》文本生成史的忽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文本的誕生經歷過從“舊事重提”到“朝花夕拾”的過程，而且，無論是“舊事重提”的命名，還是重新擬定的“朝花夕拾”，均與具體情境有關，而論戰性的“舊事重提”又如何統一于抒情的“朝花夕拾”，也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大問題。
在我看來，《朝花夕拾》的內容，既在所敘之事的時間上指向辛亥革命的產生和失敗，在所抒之情的寓意上指向魯迅對辛亥革命所蘊涵的精神意義的認同，更在直指現實的批判性議論中或隱或顯地勾勒出一個理想的現代中國圖景。《朝花夕拾》呈現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個人史，而是歷史中的個人經驗和個人視野中的歷史進程。
因此，本文的意圖就是盡可能地重返歷史現場，捕捉被遺漏的消息，重新打開近年已經被本質化為“溫馨回憶”“濃郁鄉愁”的《朝花夕拾》隱含的世界，進而嘗試尋找解讀魯迅的新的可能性。
1
“舊事重提”：“失傳”的民國及其他
我們首先需要面對的最基本也是最迫切的問題是，1926年2月19日，魯迅為什么要“重提”那些“舊事”，他又將以怎樣的方式“重提”？
在此之前差不多四個月，魯迅完成了《彷徨》的最末一篇《離婚》，約兩個多月前，寫成《野草》的《這樣的戰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臘葉》，在寫作《狗·貓·鼠》前六天，校畢《華蓋集》，并撰《后記》，四天前他寫雜感《談皇帝》……這當然只是“重提”“舊事”的部分寫作前史。過去不久的1925年，對魯迅來說，無疑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而對誕生了十四年的中華民國，對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而言，1925年的重要性同樣非比尋常。但兩者并不是簡單對應的關系，《華蓋集·題記》就明確寫道：“……只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卻“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3］ 。如果我們將1926年開始的寫作看作過去（時間過去了，但事情，和由此刺激的心境和思考顯然并沒有過去，這從《華蓋集續編》可以清楚看到）的延續，那么，我們也許可以問，1926年初，他“重提”的那些“舊事”與他在《華蓋集》及《華蓋集續編》中所“議論”的事是否構成了互文的關系，或一種思想的邏輯關系，或一種更為內在的精神脈絡和思想的延續性？在《后記》中，他特別征引了一段別人的文字中引述的他自己的話：“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征象。正在和運命惡戰的人，顧不得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多不做聲。”［4］而他“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里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5］，似乎恰恰證明了自己是個大大的失敗者，然而他仍然要，也不得不繼續與“運命惡戰”。只是，他所認的“失敗者”是在什么意義上的失敗者，卻是我們需要面對的。
在寫于1925年6月中旬、后來收在《墳》里的《雜憶》中，魯迅從東京時期讀令他“心神俱旺”的拜倫詩說起，深刻檢討了晚清文學啟蒙與辛亥革命的關系。其核心思想可以說是在后五四時代對晚清以來的啟蒙主義文學的反思和批判，其中也蘊涵著自我反思：僅有早年所主張的“誠”“愛”［6］已遠遠不夠，如今需要的是“智”和“勇”。從東京時期文學夢的破產，到“革命起來”，“服了‘文明’的藥”后，終于“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轉”，仿佛一切又回到了革命前，甚至還要更糟下去。雖然并不是要讓文學來承擔糟下去的責任，但需要清醒地認識到文學的邊界：“……便是悲壯淋漓的詩文，也不過是紙片上的東西，于后來的武昌起義怕沒有什么大關系。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魯迅并沒有簡單否定文學在革命中的作用，但僅有“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于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的文學是不夠的，需要“注入深沉的勇氣……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因為勇敢，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強敵，以報仇雪恨”［7］ 。這一思考，意味著魯迅對自己未來文學寫作方向的思考，一定程度上說，它甚至預示著不久的將來對于“彷徨”的告別。
誠然，《雜憶》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魯迅所受到的“國民性話語”的影響，但我們同樣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是在一般意義上繼續國民性批判，而是指向具體的國民教育，以教育的方式解決“智”和“勇”從哪里來的問題，更進一步說，是在“情感教育”中“注入深沉的勇氣……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從而創造出嶄新的國民，而不是像辛亥革命成功后那樣，僅僅學得一點“洋文明”和“美國法國式的共和”，以至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就迅速地葬送了革命的成果和革命本身。在這個意義上，《朝花夕拾》的抒情性就絕不僅僅是作者個人情感的表達，而是情感教育的需要，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的必要形式。
某種程度上說，《雜憶》正是“舊事重提”的發端。《雜憶》與“舊事重提之八”《瑣記》構成一對姊妹篇，互文的兩者同時又相互補充，其“舊事重提”性，或“朝花夕拾”性都很鮮明。區別正在于《雜憶》是雜文，其中有“雜感”，回憶的抒情性不那么明顯，而《瑣記》是頗為純正的散文，雖間有議論。王本朝注意到了《朝花夕拾》的“雜感筆法”，認為這十篇文字，“在回憶往事之中也表達了豐富的現實感受，過去與現在、記憶與批判相互交織，形成了感傷與反諷、抒情與議論相互交融的藝術特點”［8］。王文梳理了寫作《朝花夕拾》的1926年里魯迅所遭遇的“現實的紛擾”，正是這些紛擾給了作者“重提”“舊事”的動力。這是理解《朝花夕拾》的正途，但猶有不足。“舊事重提”的寫作動力不僅僅來自1926年，實際上魯迅的思考和寫作，絕大多數都是源于一個更長時段的歷史感和更為切近的現實感，是在兩者的交織中展開的，而最強烈的感受正來自逝去不久的1925年的諸多人、事，以及在1926年朝更壞處發展的諸如女師大風潮這樣的事件。
1925年2月初，魯迅在《看鏡有感》中說：“現今……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9］三天后，他寫下了更激烈、也更主觀的感受：
我想，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否則，那就可怕。
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里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10］
無獨有偶，1924年11月，孫中山在上海面向記者的一場演講中說：“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象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11］魯迅是否讀過孫中山發表出來的演講稿，無從查考。即使是受其影響，也可以說，他在感受上與孫中山完全相同。也就是說，在1924—1925年間，他們強烈地感覺到了“民國的危機”，這個危機不僅僅是主權的、政治的、文化的危機，在魯迅看來，更是認同的危機、精神的危機，是“民國精神”的失傳。面對如此亂象，魯迅覺得最迫切的是“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然而，那時并沒有人想到，更沒有人著手來做［12］。
“舊事重提之一”的《狗·貓·鼠》，起首就將具體的時間指向1925年：“從去年起，仿佛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看上去是一個日常生活中對某一種動物的態度，但正如許多研究者已經指出的，魯迅以此回擊的是現代評論派的荒謬批評。無論是現在說出來的“仇貓的原因”，還是幼年的天性中就有的對于弱者的同情心，包括夏夜納涼時祖母所講述的狡猾的貓師傅和性急的虎學生的故事，都是情感教育的材料，也同時指向滿嘴“公理”“正義”，實質不過是“使犧牲者直到被吃的時候為止，還是一味佩服贊嘆”的統治術，而慣于并長于使用這一方法的正是有文化然而“墮落”的知識者。這是對《狗·貓·鼠》的共識。對弱者、被壓迫者的同情，也正是當年在日本留學時期，于清貧困苦中仍迻譯弱小民族和被壓迫民族文學的動力，而對口頭“公理”“正義”者的撻伐，同樣可以在他對“偽士”的鄙薄中看到。但結尾的一段卻常常被忽略：“中國的官兵就常在實做的，他們總不肯掃清土匪或撲滅敵人……”這意思正與《雜憶》中的一段敘述完全相同。1912年初，魯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職，在“革命政府所在地”，魯迅見到的并非“漢人大大的發揮了復仇手段”，而是“格外文明”。在魯迅看來，正是這“格外文明”的做派斷送了革命的成果。然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它同時也使魯迅的新文學寫作延宕到1918年，而他自己很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復仇書寫更要遲至《野草》時期和《鑄劍》時期。《吶喊·自序》中被魯迅以極簡略的“沉入于國民中”“回到古代去”一筆帶過的，正是民元后的巨大空白，但這個空白中有他“親歷或旁觀過”的“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魯迅在這里沒有說，辛亥革命二十年后，《吶喊·自序》寫作十年后，魯迅對此有一個較為完整的敘述：“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不過我卻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13］
在這個意義上說，1925年的人和事，及由人、事而生的感慨和想法是“舊事重提”的直接動力，但魯迅借助于1925年“重提”的“舊事”恰恰是民國的發生史，是辛亥革命的誕生史，雖然它是個人的，但這個“個人”卻是深度卷入其中的一員，他既是親歷者、行動者，也是見證者，因而其所敘之事、所抒之情、所記之人都與“這個人”及與其有關的人直接相關，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牽連著辛亥的爆發和民國的誕生。
2
改題：修辭與政治實踐
《朝花夕拾》的原題是“舊事重提”，自1926年2月19日寫就《狗·貓·鼠》，并特別在日記中記了一筆，隨后刊登在3月10日出版的《莽原》第5期后，至同年11月18日完成最末一篇《范愛農》，發表于12月底出版的《莽原》第24期，副題一直是連續編號的“舊事重提”。1926年11月28日，給韋素園的信中使用的仍然是“舊事重提”，但12月5日，還是在給韋素園的信中，魯迅明確提出，“要改一個名字”。那時，他還在廈門。1927年1月16日，魯迅離開廈門赴廣州。到廣州后的魯迅，公和私都發生了很多事。直至1927年4月9日，在給李霽野和臺靜農信中，談及書稿，也還是說“《舊事重提》我稿已集齊，還得看一遍，名未定，但這是容易的”［14］ 。在這之前，無論是公開發表的文字，還是日記中，使用的都是“舊事重提”［15］。
查魯迅1927年4月的日記，3日“作眉間尺訖”，8日“晚修人、宿荷來邀至黃浦［埔］政治學校講演，夜歸。”講題“革命時代的文學”，12日的日記很簡單：“晴，午后驟雨一陳即霽。”因為“四一二”“清黨”發生在上海，所以，14日下午，魯迅仍以教務主任身份主持中山大學教務會議，但15日，廣州清黨發動，當天下午，他就以文學系主任的身份出席了“中大各主任緊急會議”，第二天，“下午捐慰問被捕學生泉十”。20日，致信李霽野：“我在此的教務、功課，已經夠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放暗箭，淘閑氣。所以我決計于二三日內辭去一切職務，離開中大。”28日，將編訂好的《野草》寄李小峰。此外，本月還寄贈、面贈剛剛出版的《墳》若干［16］。5月1日寫《朝花夕拾·小引》。
也就是說，從1926年11月底12月初，魯迅起意要修改“舊事重提”，卻并未認真想改成什么，改為“朝花夕拾”這四個字，完全是1927年4月中下旬后才確定的。
對文字極其敏感，且要求極嚴極高的魯迅，不會隨意改動已經出版的文字，更何況還是書名。理應對其進行必要的分析，但學術界的討論卻并不多。黃子平有一個頗有意思的觀點：“不妨說，《舊事重提》之易名為《朝花夕拾》，乃是為了出讓給未來的歷史小說集。”［17］但《朝花夕拾》定名在《故事新編》之前若干年。1927年4、5月間發表《眉間尺》（1932年編入《自選集》時改為“鑄劍”），副題為“新編的故事之一”，這是《故事新編》結集前唯一有副題的，此前發表的《奔月》、更早的《補天》（原題《不周山》）和1936年初發表的《出關》皆無副題，其他五篇在收集前均未發表，因此定名為“故事新編”差不多要到1935年底編定集子的那段時間，但肯定不會在編定《朝花夕拾》的時候。黃子平此說可謂臆測。因此，可以說，最終命名為“朝花夕拾”的決定性力量來自于1927年4月的環境對心境的觸動，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它與國民黨“清黨”這一“反革命”事件有不易明言的聯系，但需要將起意更名的1926年底及此前所發生的事與心境一并納入考察的范圍，至少是命名“舊事重提”的時刻及其全部的寫作過程。
《朝花夕拾·小引》說：“前天，已將《野草》編定了；這回便輪到陸續載在《莽原》上的《舊事重提》，我還替他改了一個名稱：《朝花夕拾》。”理由是：“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和蕪雜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時，會在我的眼前一閃爍罷。”［18］殘酷的現實使他對當下無法開口；曾經的那些過去，在其時也“不能夠”就從筆下流出。《野草·題辭》說：“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19］正是這一狀態更曲折的表達。
“朝花夕拾”無疑比“舊事重提”更具文學性，更富抒情氣，也更雅化，甚至與剛剛編定的“野草”還構成“花”與“草”的對照。“野草”是魯迅心中積郁的悲憤和迷茫于彷徨的復雜情思的噴發，總體是晦暗、糾結的；而“朝華”則是長期駐留在作者腦海中的記憶，美好有之，沉痛有之，或沉痛與美好并存于一個人一件事上者亦有之，且亦有憤激和悲愴者。
在“目前是這么離奇，心里是這么蕪雜”的時刻，魯迅舍棄了更為直白、樸素、也更具論戰性的“舊事重提”，而選擇了溫暖、抒情的“朝花夕拾”。這是心境的變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編訂時的重讀對整個文本的新的體會和認識。這一新的體會和認識，某種程度上說，是在合為一個完整的文本后，更賦以新的意義，但這個意義與原來的意圖并無齟齬，而意味卻有所不同。更明確地說，從上述定名時間的梳理，可以肯定，“清黨”事件對命名無疑是有影響的，在“革命后方”的廣州遭遇如此慘酷的反革命暴行，在他剛剛說過“其實‘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也因此他“倒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20］的時刻，萬料不到，來的卻是莫須有、無主名，或竟是堂而皇之的殺、殺、殺。在《墳》出版不久之際，他怎么能不憶起上一次革命爆發的時刻，以及不久后革命的失敗來呢？所以，“朝花夕拾”這一抒情表達正說明回憶時刻的情感傾向。因此，就理解的方法而言，對這一增殖意義和意味的尋繹，不能僅僅在《朝花夕拾》中尋找，而需要在魯迅呈現為“星叢”式的寫作和思想的復雜聚合關系中發掘。
重新命名，不僅僅事關文學修辭，更關乎寫作心境的變化，而心境的變化則來自環境的不同和世事的變遷；“舊事重提”的意圖始終存在著，并未因為書名的改變而發生偏移。無論如何，始于1926年初的寫作經歷，在《小引》的寫作時刻也已經成為回憶，不管它是“花”還是“草”，勾起的記憶是溫馨，還是冷冽，是甜蜜，還是苦楚，是沉重，還是輕松，抑或是五味雜陳、冷暖自知，都意味著一件事情的完成。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朝花夕拾》的整體性分析，就需要回到“舊事重提”的時刻以及更早的歷史語境中去，才可能準確把握文本潛在的，也是被寫作者賦予的深刻意涵。
寫完“小引”的兩個多月后，魯迅才完成編后記。看起來，“后記”之所以拖延如此之久，固然有資料搜集等因素的影響，但他又說，“本來并不準備做什么后記，只想尋幾張舊畫像來做插圖，不料目的不達”，“目的不達”是因搜集來的材料不夠齊全，或竟與記憶有違（也就是與已經白紙黑字印成的文章有出入），或無從查證，但也竟寫成了“一面比較，剪貼，一面亂發議論”，且并不算短的后記，甚至還重拾童年就養成的繪工，親自為我們奉上深藏在他記憶中的可愛的活無常形象。
如果撇開那些指涉當下的議論，這樣的文字和考訂文獻的態度、做法，委實是很學術化的，但做“學者”并不是他最強烈的愿望，于是，我們看到夾雜在引經據典中的議論。然而，也正是這些議論，使我們忽視了那些被征引文獻的現實指向。文章起首是魯迅一以貫之的知錯就改、從善如流地公開坦誠錯誤的態度。可是，只要知道“四一二政變”及其在廣州的“清黨”之慘酷，在讀到“隋將軍麻祜，性酷虐……至童稚望風而畏……”的時候，就不會領略不到魯迅以古喻今的用心，而緊接著的就是對光緒年間肅州胡文炳在《二百卌孝圖》中“勇決”地刪改郭巨埋兒的“佩服”，因為雖然“懷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來已久的，不過大抵不敢毅然刪改，筆之于書”。“后記”完成后的7月23、26日，魯迅受邀在廣州市立師范學校禮堂講魏晉風度，正如他自己所說，“蓋實有慨而言”［21］，實際上，他是以另一種“勇決”向遙遠的先賢致敬。然而，即使借古諷今的意圖已經昭然若揭，他還是要更直接地類比，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22］，以此表達他對“永遠的革命者……全都是革命”［23］的先總理的精神，也就是民國精神的橫暴的背叛者的憤恨。而就在四個多月前，他在中山大學開學典禮上還說：“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但是，‘革命尚未成功’。//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現今卻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設立在這里，如校史所說，將‘以貫徹孫總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學，從此要開他的第一步。”［24］想一想，那時候，身在國民革命的策源地，而后成為革命的大后方的廣州，更在為紀念中山先生而更名不久的中山大學的魯迅，如今卻不能說，也不愿說，“舊事”不能“重提”，也不愿“重提”。于是“舊事”“幻化”為“朝華”，開放在白色恐怖之中。
“后記”又說，“人說，諷刺和冷嘲只隔一張紙，我以為有趣和肉麻也一樣”。這里的“人說”的人，或許就是魯迅不止譯過一篇的日本作家鶴見祐輔，或鶴見文章中的穆勒［25］。一個多月前的6月1日，他選譯了作者寫于大正時期的隨筆集《思想·山水·人物》中的《書齋生活與其危險》，其中有云：
專制主義使人們變成冷嘲……專制治下的人民，沒有行動的自由，也沒有言論的自由。于是以為世間都是虛偽，但倘想矯正它，便被人指為過激等等，生命先就危險。強的人們，毅然反抗，得了悲慘的末路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們，便以這世間為“浮世”，吸著煙卷，講點小笑話，敷衍過去。但是，當深夜中，涌上心來的痛憤之情，是抑制不住的。獨居時則憤慨，在人們之前則歡笑，于是他便成為極其冷嘲的人而老去了。生活在書齋里，沉潛于內心的人們，一定是晝夜要和這樣的誘惑戰斗的。
但更有意味的是，鶴見在文章中說，“還有一種平凡的危險”，那就是書齋生活會養成“唯我獨尊底傾向，乃至獨善的性癖”，使其思想“變成和社會毫無關系的思想”。雖然他也說，“思想和實生活的這樣的隔絕，自然并非單是思想家之罪，在專制政治之下，這事就更甚。因為反正說了也不能行，思想家便容易流于空談放論了”。但他還是強調，在“比英美尤有更多的危險”的東洋，“書齋生活者應加反省”。很自然，魯迅想起了自己當年反對青年們躲進書齋去所遭遇的物議，更想起如今，“對于實社會實生活略有言動的青年，則竟至多遭意外的災禍”［26］，他又怎能不感慨系之。這樣的時刻，他又怎能不想方設法將“實社會實生活”謹慎而巧妙地安置在修辭之中。
“四一二政變”“清黨”之酷烈，在世界現代政治史上亦不多見。“對國民黨而言，清黨運動實際上是一場黨內人才逆淘汰運動。一批對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熱情的黨員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農工運動而被當作共產黨慘遭殺害。……經過這樣一場逆淘汰，國民黨在孫中山時代遺留下來的革命精神消失殆盡。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仰一落千丈。”［27］本不在政治漩渦中的魯迅也感受到了身邊彌漫的肅殺之氣，7年后，他還說“我一生從未見過這么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28］。臨離開廣州前，他將幾個月來逐漸積累的零星念頭以“小雜感”的形式發表出來。他說：“約翰穆勒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當然，真正的共和決不會讓人沉默，而應是暢所欲言。他又說：“恐怕有一天總要不準穿破布衫，否則便是共產黨。”對“清黨”之假“革命”之名實施屠殺，他說：“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殺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于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并不當作什么而被殺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9］
如此反反復復地引述，旨在凸顯魯迅在考慮改題，到最終確定改題的過程中，在風云變幻、白云蒼狗的1927年上半年所經歷的強烈震動，最終落實在了文字之間。面對使人們沉默的共和，面對對共和公開而橫暴的背叛，他既不能去無謂犧牲，也不能緘默不言，論戰性的“舊事重提”并不那么穩當，而更文學性的“朝花夕拾”，既是一個策略，也是對自己情感的忠誠，更是作為情感教育之材料的民國“建國史”更貼切的表達。但如果，我們只看到作為“美文”的《朝花夕拾》，只怕也是魯迅始料未及，且不愿看到的罷。
3
“雜亂”：在何處統一？
因此，就《朝花夕拾》的整體來看，在表述風格上，明顯地存在著敘事性和抒情性不斷增強、議論性和論戰性逐漸減弱的特點，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應于從北京到廈門的行動軌跡。不斷增強的敘事性和抒情性需要一個貼合的總題，其中也涉及對論戰性的重新定義。
很明顯，魯迅對風格的不統一是清楚的，“小引”說：“文體大概很雜亂，因為是或作或輟，經了九個月之多。環境也不一……”對魯迅來說，造成文體“雜亂”的主要原因，肯定不是寫作過程連續與否，和時間的長短，而是心境，和思考的深入。因此，值得深究的一個問題是，風格的變化，乃至題目的變換何以能夠沒有那么生硬地合成一個整體？如果說至少在完成《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時，魯迅對全書已經有明確的寫作計劃，那么，也可以說，他對全書寫作意圖的落實是自信的［30］。換言之，改定為“朝花夕拾”的“整本書”［31］，與當初擬訂“舊事重提”時的意圖，在魯迅選定新的總題時的判斷是一致的，更進而言之，回憶不是目的，它指向1926年初所延續的，甚至可以追溯至1925年以來的現實感受和深層思考。而諸文本在形式、風格上的不夠統一、和諧，則服從于更重要的思想寄托和精神意義。
對于在何種意義上《朝花夕拾》“雜亂”的文體可以統合在一個“有機的整體”中這一問題，王瑤近四十年前的討論，幾乎成為研究界的不刊之論：“《朝花夕拾》中只有《狗·貓·鼠》一篇可以說是在現實問題直接激發下的近似雜文的作品，其余九篇的內容主要都是敘事抒情，追憶往事，懷念故人。”［32］《朝花夕拾》主要內容是“敘事抒情”固然不錯，但說它未曾受到“現實問題的觸發”恐怕還是忽視了“舊事重提”或潛在或顯豁的“論戰性”。之所以會有這樣一個至少不夠全面的判斷，或許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對“散文”的本質化認識，即散文總是敘事的、抒情的，或是敘事與抒情的統一，且敘事性又多服從于抒情性這一根本目的。
但對魯迅的《朝花夕拾》來說，這一本質化的散文觀無疑存在著一定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魯迅堅持的是文無定式，重要的是內容，更準確地說是為內容找到相應的、可以最充分實現其目的、表達意義的形式。于是，我們在《吶喊》《彷徨》《故事新編》乃至雜文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孜孜于形式和文體的探索、創造，他自己也認同“文體家”［33］這一稱呼，但魯迅文體探索的自覺意識當從內容與形式統一的角度去理解。竹內好就將《狂人日記》的形式視為魯迅“對一切表現形式的反叛”的開始。他說：“《狂人日記》的文體，既非白話文亦非古文，是一種奇妙的文體。這種破壞性的文體，與其說對描寫狂人的心理有必要（結果是對狂人心理描寫有益，使其成功了），不如說是從破壞現有文體的意識出發。而且這好像與作品的內容——旨在破壞既有的制度與道德——相輔相成。”［34］竹內好的這一洞見，大概有一部分來自于魯迅喜用的“搗亂”一詞。《朝花夕拾·小引》開頭就有一句很突兀也并不很好理解的話：“中國的做文章有軌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魯迅為什么要將中國的文體規范與世事的發展形式并舉？我以為，這里顯然有他對兩者緊張關系的敏銳直覺，螺旋般向前走的歷史和現實，需要，也必然突破既有的文章“軌范”，“軌范”即規范，即本質化。歷史就是在對過去和現實的規范和破壞中走向前去。但魯迅從來不是為“搗亂”而“搗亂”，所以他說：“……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35］他也并不只搗亂，他幾乎所有的寫作實踐既包涵著強烈的、由外而里的“搗亂”意識，也蘊蓄著由里而外的建設和創造。
論者如是總結丸山昇魯迅像的目的：“丸山昇以‘革命人’魯迅像解答的其實就是這個‘抵抗怎樣實現’的問題。他追溯魯迅大半生的生命歷程與文學之路，告訴我們，聽來不可捉摸的‘抵抗’其實存在于十分現實的外在行動即‘革命’當中，將革命作為終極課題而生活著的人，是與黑暗的循環作戰，黑暗的循環體現于社會關系的自我復制……因此，在權力結構里承認任何權威，都是與‘革命人’的終極課題相悖的，這樣的‘革命人’只能自己從無處不在的權力結構中辨認新思想、新主張，以論爭的方式，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36］在我看來，“以論爭的方式”，正是魯迅最為獨異的生存方式，直接地與其獨異的文體相呼應、相表里，雜文不過是最鮮明的一種，其他諸文類的體式同樣包涵著這一情感的、精神的追求。可以說，魯迅的文體是作為一種論爭的文體，作為一種批判的文體，但同時也是一種建設的文體、一種呼喚未來的文體、一種充分體現其主體性和創造性的文體而存在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上。
就情感與論爭性/論戰性的關系而言，無論如匕首、似投槍、針鋒相對、劍拔弩張的狹義的論戰，還是或破或立、和風細雨、曉之以理的廣義的論戰，抑或是訴憤激、發胸臆、感悲懷，乃至抒幽情，至少對魯迅而言，它們在愛憎分明這一點上，并無二致。對魯迅來說，論戰的即抒情的，抒情的亦即論戰的。
同時，一個需要特別強調的理由是，“舊事重提”這一原先設定的總題顯然不能僅僅當做魯迅一時沖動的結果，而應該被視為長期積累的情感和思考的“星叢”式表達的體現。
汪暉說：“魯迅的文學根源植根于寂寞，誕生于打破寂寞的愿望被激發的時刻。”魯迅的寂寞來自于歷史中的經驗，即時代和社會中的體驗，它有很具體的內容，那就是《吶喊·自序》等文字中所敘述到的那些在他的生命中占據重要位置的人和事，辛亥革命正是其中不同于其他人、事的一個特殊事件，這一不同就在于辛亥革命對于魯迅有多重意義。在這個意義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辛亥革命后是他最為寂寞的時期。當寂寞累積到相當程度，當內外在條件允許的時刻，創作遂爆發了，不久更一發不可收。“在魯迅的世界里，有兩個辛亥革命，一個是作為劃時代的事件的革命，一個是這個革命的現實展開過程，但后者既是前者的展開，也是前者的背叛。”［37］但魯迅的世界里，恐怕有三個辛亥革命，除了上述兩個之外，另一個就是他親身所經歷過的、短暫的民元經歷，和此后在現代中國歷史的展開中形成的民元記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丸山昇說：“重要的是寂寞也罷、絕望也罷，一切都無法片刻離開中國革命、中國的變革這一課題，中國革命這一問題始終在魯迅的根源之處，而且這一‘革命’不是對他身外的組織、政治勢力的距離、忠誠問題，而正是他自身的問題。……革命問題作為一條經線貫穿魯迅的全部。”［38］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民元經歷和民元記憶成為魯迅生命的組成部分，成為其日后思想的參照、精神的故鄉、寫作的動力。民元的經歷中有美好，有全身心的投入，有不愉快，有歷史的局限和人為的禍端，甚至有不堪回首的慘痛，它們在經驗的河流中不斷地浮沉在魯迅的腦海里，構成其情感的糾結、思想的復雜和精神的明暗底色。
而1925年正是魯迅回到民元的經歷和民元記憶中去最頻繁的一年。因為孫中山的逝世，因為《青年必讀書》遭遇的駁難，因為卷入女師大風潮……使他一次次地回想起辛亥革命。十四年來，革命正在或已經變成極其微薄的“遺產”，而繼承者更是了了，既然“辛亥革命是他自身的事情，辛亥革命的敗北就是他自身的敗北”［39］，那么回到自己的成長史，從一個“有思想的革命者”的立場出發，重新審視來時路，檢視革命者成長中的得與失、助力與阻礙、外部環境與內面資源、知識與情感等因素，在革命的遺產即將耗盡的時刻，清點個人的經驗和歷史的財富（包括失敗的教訓），就是革命失敗后的革命者的自覺擔當，是抵抗個人生理性遺忘的自然選擇，是重建集體記憶的使命意識。革命的成功、民元的到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突然降臨的節日，除了無數的犧牲者，還有無量的革命者披荊斬棘、篳路藍縷、驚心動魄、出生入死的革命行動；革命的失敗、民國的逝去和被集體遺忘也不是一日之寒，不是瞬息來到的災難，除了反革命的強大，也應該包括革命者的局限、革命中的失誤。個人當然無法獨自完成全部經驗和教訓的總結，但每個革命者的成長道路匯聚在一起，就是留給未來的豐厚遺產。這樣的“朝華”值得珍視，它不僅是個人的，也是歷史的遺產，是革命傳統的組成部分。因此，它是個人的回憶，也是思想者參與建構的創作；它是具體而微的一個革命者的成長史，也是普遍性的革命之起源。
正因此，從“舊事重提”到“朝花夕拾”的更名，看起來似乎只關乎語言，實質卻關聯著魯迅對1925年以來的現實判斷，及其與自身寫作之關系的考量，這一考量中無疑有魯迅更大、更深的寫作意圖和思考，它涉及《朝花夕拾》中諸篇文本理解的角度和視野，自然也關涉到其深度，及其中同樣包涵著的、與小說相關相似的復雜性。在更大的層面上說，對《朝花夕拾》的理解關系到對魯迅之于民國、現代中國，乃至整體魯迅的把握，這顯然已非本文所能展開、深入的問題［40］。
注釋
［1］吳俊：《一本“導讀”而成的書——魯迅生平簡譜和文字傳達》，《文學的個人史：魯迅傳述和〈朝花夕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2］［18］［19］《魯迅全集》第2卷，第235—236頁，第235—236頁，第16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3］［4］［5］［10］《魯迅全集》第3卷，第3—4頁，第189頁，第3頁，第16—17頁。
［6］［14］《魯迅全集》第11卷，第357頁，第636頁、第643頁。
［7］［9］《魯迅全集》第1卷，第234—239頁，第208—209頁。
［8］王本朝：《舊事何以重提：〈朝花夕拾〉的雜感筆法》，《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9期。
［11］孫中山：《在上海招待新聞記者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1頁，中華書局1986年版。
［12］直到1928年，反對孫中山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元老馮自由撰寫的上下兩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才相繼面世，而《革命逸史》更要遲至1936年才出版。
［13］魯迅：《〈自選集〉自序》，《南腔北調集》，《魯迅全集》第4卷，第468頁。
［15］如寫于1926年6月29日的《馬上支日記》（《華蓋集續編》，《魯迅全集》第3卷，第339頁）、同年10月12日致許廣平信（《魯迅全集》第11卷，第573頁），都只說“舊事重提”。
［16］以上日記，見《魯迅全集》第16卷，第16—19頁。
［17］黃子平：《“故事新編”與“朝花夕拾”》，《“灰闌”中的敘述》，第109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
［20］［22］［29］《魯迅全集》第3卷，第442頁，第535頁，第556頁。
［21］《魯迅全集》第12卷，第143頁。
［23］《魯迅全集》第7卷，第306頁。
［24］［28］《魯迅全集》第8卷，第194頁，第402頁。
［25］在1928年北新書局出版的《思想·山水·人物》的“題記”中，魯迅說：“作者的專門是法學，這書的歸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我對于這些都不了然。”（《魯迅譯文全集》第3卷，第119頁，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6］以上引文均見鶴見祐輔《書齋生活與其危險》，魯迅譯，《莽原》第2卷第12期，1927年6月。“……竟至多遭意外的災禍”句，為魯迅“譯者附記”中語。
［27］王奇生：《清黨以后國民黨的組織蛻變》，《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0］魯迅：《致韋素園》（261007）：“今寄上《莽原》稿一篇，請收入。到此仍無閑暇，做不出東西。……《舊事重提》我還想做四篇，盡今年登完，但能否如愿，也殊難說，因為在此瑣事仍然多。”所寄稿件，據《魯迅全集》注，即當天完成的《父親的病》。《致韋素園》（261120）：“《舊事重提》又做了一篇，今寄上。這書是完結了。明年……我當另尋題目作文……”以上兩信，分別見《魯迅全集》第11卷，第567頁，第623頁。
［31］陳思和：《作為“整本書”的〈朝花夕拾〉隱含的兩個問題——關于教育成長主題和典型化》，《杭州師范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32］王瑤：《論魯迅的〈朝花夕拾〉》，《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1期。事實上，王瑤在該文中的這一判斷也是逐漸增強的，比如論文開始時說：“《朝花夕拾》則不一定每篇都是在現實問題的觸發下動筆的，也不一定每篇都是結合現實、針砭時弊的。”
［33］《魯迅全集》第4卷，第527頁。魯迅在文中使用的是英文Stylist，并沒有將其譯為“文體家”。
［34］竹內好：《從“絕望”開始》，靳叢林編譯，第10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
［35］《魯迅全集》第4卷，第25頁。
［36］靳叢林、李明暉等：《日本魯迅研究史論》，第13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
［37］汪暉：《聲之善惡——魯迅〈破惡聲論〉〈吶喊·自序〉講稿》，第165頁、13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
［38］［39］丸山昇：《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王俊文譯，第29頁，第3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0］關于《朝花夕拾》與民國建國史之稍充分的展開，請參看拙作《一個人的“民國建國史”——以〈朝花夕拾〉為中心》，《文藝理論與批評》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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