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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中的高啟強這個角色讓人喜歡，表面原因很多，比如他雖是黑社會集團頭目但從不親手沾血殺人（這在觀感上十分討喜），比如他雖富甲一方卻極盡癡情“一生只愛一個人”，比如他氣質雍雅、談吐纖細、一幅慈賈儒商做派……
不過這些都不是關鍵，觀眾為之共鳴，還是在于他的階級晉升過程。
「如果勤勞真的可以致富，那么工人和農民應該是這個社會中最富有的人群」，然而事實顯然并不是這樣，這也是高啟強可以“俘獲人心”的深層緣由。
高啟強并不是《征服》里的劉華強那般殺人不眨眼的帶有街頭惡棍氣質的蠻夫，他在走出舊廠街之前，其骨子里是和普羅百姓一樣深深遵守著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
國企工廠覆滅、市場經濟野蠻人一統江湖、末代工人階級家庭的貧苦出身，這些都讓高啟強深知世紀之交時代浪潮下的「社會紀律」其不可撼動性，身處最底層的他本意也并沒有去挑戰這種格局的意愿、膽量和心氣，更不愿意去傷害任何人。
但是最終證明，不去刺殺這種紀律，不去成為一個破壞紀律的壞人，高啟強非但不能“勤勞致富”，他甚至連在菜市場里勤勞工作的資格都保不住。
當土壤已經爛透，旁生枝節、惡果結出，這也是很難去譴責的。
犯罪從不是孤立的，而必然是隨著政治和經濟的變革而變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刑事犯罪隨著我國的政治形勢、經濟變革和社會治安情況等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
一、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6)。
1950年全國發生刑事案件共51萬起，按當時全國5.5億人口計算，立案率為0.93‰；1952年比1950年下降50%以上，立案率只有0.42‰
1955年為0.37‰，1956年為0.28‰，總體呈現出急劇下降的態勢。
在此期間，犯罪主要發生于國民黨殘存余孽在邊緣地帶糾集土匪所致，每年平均發生刑事案件29萬起，立案率為0.415‰。
能夠快速把犯罪減少到如此令人驚奇的程度，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可謂創造了世界奇跡。
二、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1957-1965年)。
這一時期的犯罪形勢呈現出起伏態勢，刑事案件立案率1959年為0.298‰，1960年為0.32‰，1961年為0.64‰，1964年為0.35‰，1965年為0.33‰，1966年0.24‰。
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
由于假麻子橫行、Red二代破壞革命行為猖獗（此處不贅，已說過多次）在一段時間內（主要是1966-1968年）社會秩序大亂，刑事犯罪抬頭。
到1973年，犯罪率仍為0.6‰，當年發案數為54萬起。
四、粉碎所謂“四人幫”到1983年“嚴打”期間。
粉碎所謂“四人幫”后，刑事案件出現了急劇上升、甚至是難以遏制的勢頭。
按當時人口計算年立案率，1980年為0.77‰，1981年為0.89‰，1982年為0.74‰。
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是青少年犯罪日益突出，在整個刑事案件中的比例高達70%-80%。
五、改革開放進程加快以后的犯罪(1984-1999年)。
早在1979年時，當年度刑事案件總數就已經首次突破60萬起(當年為63.6萬起)，十年后的1989年更達到197萬起，1991年更是達到263萬起，立案率為2‰，實屬罕見。
以上數據為我國犯罪學界對20世紀新中國成立后的犯罪問題考察，收錄在康樹華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犯罪發展變化及理性思考》中，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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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幾近無治安、檢法幾近無檢法，這種黑社會死灰重燃、刑事犯罪如家常便飯的態勢，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間為共和國書寫了難以抹去的時代記憶。
犯罪發展速度最快的年份是1988、1989兩年 ，其環比發展速度分別為145.1%和238.3%；之后發展速度較快的年份還有2000年，發展速度相對于1999年來說為161.7% 。
追溯長期根源，是1979年逐步廢止知青下鄉政策。
自1979年始，知識青年被大規模召回城市，強行往國企里面塞，造成了體制性的人浮于事、大鍋飯、“一份工三人干”等惡況。
同時，那些沒能進入國企的青年，便游走街頭無所事事，隨即迎來了83嚴打……
1983年8月25日，中央發出《關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提出從1983年起，在三年內組織“三個戰役”。
從1983年8月上旬至1984年7月，各地公安機關迅速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此后至2001年，除1985年、1997年外，每年都組織“嚴打”。
“嚴打”，即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最早提出這個詞的人是當時的中顧委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由于中國各地社會治安不好，成為了當時面臨的急需解決的突出問題。
根據公安部的統計，1980年全國立案75萬多起，其中大案5萬多起；1981年立案89萬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1982年立案74萬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
到1983年上半年，案件數量猛烈上升，雖隨著開展“嚴打”發案大幅度下降，但全年立案總數仍達61萬多起，其中大案65000多起。
后來迫于無奈，又搞了一段時間的“知青重返農村”運動，并硬著頭皮重新正面宣傳一度被抹黑的下鄉運動。
就城市安置知青的問題，那時候還提出“大城市學上海，小城市學常州”的口號，就是為解決知青在城市的安置難題，什么“父母提前退休、兒女提前接班”的封建之事也在國企內大面積出現。
至于到了90年代末將國企解體瓦解時，已不會有人愿意去追溯這些根因，只知道大快朵頤得鯨吞國有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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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黑社會產生的長期根源，而短期根源則是80年代中后期的軍隊改革。
一方面，“軍隊要忍耐+軍隊可以經商”使得原本吃皇糧的制服機構無限下沉，軍隊內部克扣軍餉、社會上又欺壓百姓商販，屢屢上演穿著軍裝和商戶“搶生意”、“爭攤位”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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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百萬大裁軍轟轟烈烈，可是卻又并未做好退伍安置工作，造就了難以計數流入社會的“兵痞”，成為了各個地方黑惡勢力崛起的組成人員。
那一時期，基層警事完全脫離了黨的領導，幾乎“社會化”。
官方警力一旦社會化，最直接惡果就是警黑勾結。
派出所、公安局淪為了黑勢力的保護傘、“鐵哥們”，從而使得黑社會不但時隔四十年在華夏大地死灰復燃，并各擁地頭、相繼做大，讓90年代徹底成了“黑色年代”、“黃色年代”。
像孔慶東老師生動描述的：
百萬工人下崗，百萬小姐上崗。
黃賭毒在中國死而復生，其背后也是因為黑社會做大。
在任何國家，有黃賭毒都必然有「黑」——而「黑」，永遠是控制黃賭毒的幕后boss，比如《狂飆》中徐江的白金瀚（黃）和白江波的下灣賭場（賭），都需要雇傭私家武裝為其生意“保駕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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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環境里，高啟強一類的原本老實本分的討生活的底層人群根本無法躲過滲透，是避之不及的社會風浪將高啟強一點點的哺育喂養。
應當看到，在成為一方富強之前，高啟強在內心深處都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想要去凌駕于誰，他所做的太多事都是在被動的自保（保護自己、弟弟妹妹、唐家兄弟）：借坡下驢狐假虎威地冒充與安欣很熟（逃脫唐小龍衛生費敲詐），硬著頭皮去給鄰鋪商販的弟弟出頭（繼續裝逼以逃脫衛生費），冒著坐牢的風險去攔殺陳書婷母子回京海的警車（以向徐江換回被綁架的唐小虎）……
就本能而言，那一時期的高啟強依舊是安分守己、不愿惹事的“下游人”。
徹底扭轉其前途命運和處世心態的一刻，是他在陳書婷提攜下成為陳泰義子的那一天。
高啟強也有自白：
我的人生第一次有尊嚴，是干爹買下白金瀚送給我。
當然，不可忽視的是，能夠被陳泰賞識，是源于在此之前他一次又一次于生死局中成功脫險：“豬腳面局”讓安欣抓捕落空，唐小龍家中扛過曹闖誘供盤問，“鋼鐵廠決戰”帶老默KO徐江……
高啟強這些于黑白兩道雙雙脫困的本事，證明了自己的“天賦”，成功令陳泰側目并吸納其進入建工集團。
只不過，如前文所述，以上那些“成長期”的進化史均非高啟強主觀意愿。
在那個階段，他依舊僅僅想當個小靈通店的老板、和弟弟妹妹過安穩日子而已，所以他與徐江的一系列斗爭都是在這個框架內進行——所以之所以，他會恐懼并痛斥弟弟私造槍支的違法行為，他心底里還是想當個隱入塵煙的小老百姓。
只是徐江和白江波兩位區域性黑頭的死，讓京海的黑道出現了權力真空，也讓陳泰急需尋找新的馬仔為自己效力，于是高啟強走上歷史舞臺，成功接管了徐白二人在京海的遺產（白金瀚+陳書婷），并一夜之間實現了階級躍升。
這是高啟強第一次事實上在主觀層面成為了一個「老大」，人生分水嶺就此產生。
也正是在那一天，他與安欣分道揚鑣、自此形同陌路，電視劇也直接給出了兩人擦肩而過、安欣漠視高啟強伸手示好的鏡頭描寫。
那句話說得好啊：
一個人的命運，除了靠自我奮斗，也要考慮歷史的行程。
在建工集團，完全收獲了規模性社會資源的高啟強，從一個刺破紀律的市井百姓成為了一個維護紀律的黑惡勢力領導者，他從下游來到了上游。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歷史等來了又一批帶著「新·社會紀律」入場的政治力量——十八大/督導組/掃黑除惡專項行動——方才宣告瓦解。
所以這就是高啟強遠比劉華強們更讓觀眾著迷、且讓觀眾更愿意去同情甚至共情的原因。
他的前半生正是許多人的生活，他的后半生正是許多人的幻想——而他前后半生之所以會發生巨變的社會根因（腐敗糜爛、黑惡橫行、階級鴻溝、貧富差距）又同樣深深為廣大觀眾所感同身受。
縱然不是所有人都有高啟強的天賦（強大的心理素質和學習領悟能力）和運氣（一次次逃過死亡并等來接盤徐江+白江波社會遺產的機遇），但是幾乎所有人都經歷或見聞過高啟強在“魚販時期”那些被碾入塵埃、被極端欺侮的小人物困境。
因而，當劇中的高啟強最終掙脫泥潭走上巔峰時，觀眾會忍不住代入，并為之歡呼叫好（這里面張頌文老師的演技也是核心一環，換個演員可能效果謬之千里，就這個本子來說，哪怕孫紅雷、王志飛也不行）。
三個階段的三種眼神，令人震撼的“眼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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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感性層面，還是回到理性框架。
無論高啟強的人生經歷如何讓人感懷悵嘆或熱血沸騰，黑社會集團的組織性質是絕對不可以被美化和崇拜的。
那些子彈、利刃、鐵棍，以及侮辱、傷害、踐踏……沒有加禍在自己的身上，很多人自然會不經意地將高啟強團伙粉飾化。
然而，可以去想想莽村的李順李青父子，想想泥螺村的村民，想想那個被威脅冰箱斷電（冰箱里是父親救命的胰島素）而被迫去給督導組塞卡片的服務員——這些可憐的普通人，他們又做錯了什么？卻為什么要隨時成為高啟強迷人微笑與社會精英作態之下的無辜犧牲品？
三十年前有人為哈爾濱的喬四搖旗吶喊，二十年前有人為沈陽的劉涌鳴冤叫屈，十年前有人為四川的劉漢披袍增輝……
但在這些“納稅大戶”“慈善先鋒”“企業大家”的涂脂抹粉之下，是太多譚思言和陸寒的無聲悲劇，以及數不勝數黎明百姓的家破人亡。
即便是露骨如《狂飆》，在堅持不忤事實和邏輯閉環的前提下也無法回避一個難以回避的真相：在一個被腐敗污濁、被黑色滲透的權力體系里，縱使安欣這般不忘初心的理想主義者，他之所以能夠奢侈得堅守理想、奢侈得“軸”，也是因為這位安警官客觀上存有政治靠山（安長林、孟德海）而已。
否則，安欣也不過是譚思言、陸寒早早領盒飯的下場。
這就是黑惡勢力即「腐敗權力+私有武裝」所造就的的政治后果。
在過去那個被稱為“江湖”——所謂“江湖”，就是社會主義法治無限淡漠——的年代里，我們所熟知的太多黑老大，背后都有政策和權力的背書。
如前文提到的劉涌，曾身兼沈陽嘉陽集團董事長及和平區政協委員等職務，1997年還當選為第十二屆沈陽市人大代表；
如徐征勇，從一個農民逐步爬升至村主任，連續擔任兩屆市人大代表，用金錢開道最終成為了黑老大；
如宋守強，同時具備警察和涉黑頭目的雙重“黑白”身份；包括吉林省吉利亞飲食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梁旭東，通過各種關系混入長春市公安局警察隊伍成為刑警大隊偵查員，并組建了35人的涉黑團伙……
還有廣東的“紅頂黑老大”龍杰鋒，在四會市警察隊伍藏身五年，直至2005年被槍殺其背后的涉黑組織“龍興社”才浮出水面……
同樣典型的安徽涉黑頭目李慶彬，自1992年以來，通過“以黑護白”非法控制鄉鎮房地產開發、土地使用轉讓權等，從中汲取利益，還行賄企圖連任鎮長繼續牟利，直至2008年才被鏟除。
李有田，「黨的領導」被基層宗族門閥侵蝕的典型
2018年1月11日，領袖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
老虎要露頭就打，蒼蠅亂飛也要拍。要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嚴厲整治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要把掃黑除惡同反腐敗結合起來，既抓涉黑組織，也抓后面的保護傘！
回想上世紀90年代的東北地區（以哈爾濱、沈陽為典型）、華北地區（以石家莊為典型）、西南地區（以昆明為典型），某些黑社會組織的社會地位甚至與當地官方平起平坐。
外地調來的領導干部初來乍到，甚至還得去給當地的地頭蛇“拜碼頭”，否則“日后工作不好開展”……
包括遇到些棘手的事兒，穿警服的“不好出面，不好處理”，還得去“麻煩”黑勢力“幫個忙”，所謂“以黑治黑”。
哈爾濱的喬四就是其中翹楚，算是玩的比較早的初代boss，一開始就是靠著幫民警“暴力強拆”、“拔釘子”，開啟創業之路。
這些都是90年代基層治理的形態，黨組織蕩然無存，治安極度混亂。
在喬四的時代，連哈爾濱的派出所公安局的傳呼機、吉普車、辦公桌椅，都讓他包了，這哈市的黑社會生態還怎么治？
1993年，公安部刑偵局被迫成立了“有組織犯罪偵查處”，混亂程度可見一斑。
在90年代做生意，就是靠比拼誰更“狠”、更“會玩”、更“有人”，只有規矩，沒有規則。
像昆明的孫小果那種，以他后爹和他媽的職務，花點錢改年齡出獄之類，其實并不算難事。
之所以2021年有段時間重點宣傳他，不僅是因為這孫子涉及明目張膽的官場勾結、腐敗庇護，且此人行徑過于變態惡劣，在昆明黑道各種“常規的”黑惡淫亂手段不說，還喜歡用一些亂七八糟的“宮廷酷刑”當眾折磨小姐和馬仔，在昆明的氣焰太囂張。
要非說昆明黑道的牛逼人物，鎮雄幫和東北幫才是最拉風的，以及四川幫（蔣家田）、洪興幫（被香港電影洗腦）等昆明幫派，包括利用美色連睡兩個黑老大（候連喜、楊炯明）和一位云南省長（李嘉廷）的“昆明地下武則天”徐福英，共同組成了90年代的昆明社會秩序。
一直到2001年李嘉廷落馬、然后2003年嚴打黑惡勢力，昆明才算消停下來。
除了昆明，還有一個城市同樣是研究“黑社會時代”與“國企瓦解時代”的范本：石家莊。
從1998-2001年間，石家莊的下崗人員犯罪數占總犯罪數比例飆升，達到36.2%，比起1997年增長了三倍不止。
最明顯的是盜竊罪——一個反映也充斥著饑餓、彷徨、頹唐的罪徑，下崗人員的盜竊數量直接占到總盜竊數的50.8%，超過了半數。
這些現象的出現與國有企業改革帶來的大規模下崗潮有著密切關系，引起這些工人犯罪的核心動機就在于“生存斷裂”。
他們所習慣的一切生存途徑都被徹底封死，且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措施和情緒安慰，就任由他們孤零零地被飛馳的私有化列車，生硬又兇狠地拖在后面。
當一座又一座國營工廠被粉碎，那些從廠子里雙目無神地走出舊世界的工人們，就一點一點地將一個曾經秩序井然的城市，變得“魚龍混雜”起來。
1999年5月，張寶林的弟弟張寶義，被孫大洪的打手丁旭在石家莊街頭當街打成重傷；兩個月后，張寶林帶人手持獵槍將丁旭和他的超跑堵在巷口，一秒爆頭。
從此張寶林的名字前面多了一個稱謂：石家莊老大。
兩年后，距離東北王、哈爾濱喬四爺被執行死刑整整十年后，張寶林在石家莊終于被捕。
再兩年后，以張寶林為原型的電視劇《征服》上映，孫紅雷飾演的劉華強基本把張寶林的兇惡面相全貌演繹。
同樣是在2003年，昔日張寶林手下的馬仔張建設，改名為張家豪，逃出了石家莊、去往了北京，算是和自己在莊里的所有灰與紅的記憶揮別。
在北京的娛樂場所看場子時，啤酒瓶飛來砸去之間，張家豪認識了趙剛——一位新的東北大佬的保鏢。
一年后，趙剛本色出演了這位大佬制作的電視劇。
困于分身乏術，趙剛便把張家豪介紹給了這位大佬，讓他成了大佬身邊新的保鏢。
兩年后，電視劇又拍了續集，早就不說石家莊話、而是一口濃濃東北腔的張家豪，也本色出演了電視劇里的一個狠角兒——這兩部電視劇，就是《馬大帥》第一部、第二部。
而這位大佬，就是在“沈陽王”劉涌、以及“喬四爺手下第一殺手”李正光紛紛被繩之以法之后，崛起為新的“東北王”的二人轉龍頭：趙本山。
劉涌，前文提及，后文會再提。
1998年，伴著劉歡在耳畔靡靡不絕的《從頭再來》和宋祖英那首刺耳的《好日子》，石家莊的一位工人在毛主席塑像上面掛個了一副對聯：
毛主席，向前看，前面都是貪污犯；毛主席，向后看，下崗工人沒有飯。
那座毛主席塑像的前面就是石家莊市政府，后面則是工人文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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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錢色，這是自古以來三個“干政效率”最高的民間工具，后兩者「錢色」是誘惑，而前者「黑」則是依托。
權力依托黑惡去做一些權力無法明做的事，黑惡則反過來依附權力拿到無法通過白道獲取的利益。
“黑社會干政”，這是各種腐敗類型里尤為損傷政治能量、顛覆我黨形象的腐化形式。
回看歷史，我黨我軍當年在解放事業中俘獲民心的一大顯著之舉，就是砸碎剿滅一切舊制基層自治武裝，將老百姓從地方宗族武裝、前朝余匪武裝的黑暗統治中拯救出來，全部納入到黨的治安體系內。
多少老一輩人提到共產黨、解放軍和毛主席，除了“讓我吃飽飯、不再餓肚子”，另一個功績和恩情就是“讓我不再受欺負、不再挨打、不再被搶兒搶女”。
這個“受欺負”，就是我黨建政之前數不盡的地方黑社會武裝勢力。
黑惡的種子在80年代被種下，可以說荼毒至今。
比如孫小果，有十九個保護傘并能雇傭一個副部級官員和五個正廳級官員為自己打工；
再比如能為區區八萬賠償款而勒令包頭市政法委從辦公經費中擠出來代賠、又鯨吞國有資產的“內蒙王”郭全生；
再再比如能一年之內拿下五座煤礦的“山西王”陳鴻志；
再再再比如組建地下武裝并壟斷區域內賭博業/高利貸市場、發家逾百億、還當選政協委員、頻頻大搞慈善和愛國公益事業的“四川王”劉漢……
每一個“地方大王”的背后，都站著一個甚至多個地方諸侯。
大樹不倒，猢猻長吠；大樹若坍，猢猻則散。
像有“沈河王”（沈河為沈陽市一區）之稱的李俊巖，1999年被擒并被判處死刑，直接原因就是著名的沈陽官場大地震“慕馬案”。
1999年初，時任沈陽副市長馬向東、財政局長李經芳、建委主任寧先杰三人，在澳門頻繁出入賭場，被國家相關部門一舉拿下；一年后，“東北最后一位黑老大”、“沈陽王”劉涌正式被公安機關逮捕，其背后靠山、時任沈陽市長慕綏新隨即下野。
慕市長與之前落馬的馬市長就此一起落位沈陽歷史，江湖人稱“慕馬案”。
那場震動幅度巨大的沈陽官場大地震，牽連甚眾，總涉案人員達100多人，其中副省級1人，副市級4人，僅各級的“一把手”就有17人，貪腐金額達數百萬美元。
這場大地震也導致了“沈陽王”劉涌的后續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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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事交給黑道辦，這種治理思維至今還是存在。
過去很多年，城市資本大舉下鄉，全國各縣城大興土木搞房地產和工業園區，實力雄厚的老板們在碰到諸如征地拆遷問題時，不論是大企業，還是其背后招商引資的地方政府都不愿意碰這個雷。
怎么辦呢？很簡單：將相關業務“轉包”給那些具有黑社會勢力的“拆遷公司”！
比如2010年的大連道由家村，比如2012年的山西朔州，比如2014年的山東五蓮縣……
至于欠薪欠款、還對討要者動輒毆打，對于曾經各地涉黑的企業更是“常規操作”了。
比如南昌討薪不成反被威脅的農民工張桂生，比如云南省巧家縣雙河村被騙400畝土地反被黑社會毆打的村民們（和《人民名義》中大風廠事件如出一轍），比如河南小莊村被侵占生產樓反被黑社會頭目李含富征收保護費+圍毆暴打的向陽生……
2016年，山西晉城曾一篇傳遍全國的熱文：《黑老大出獄：120人迎接放炮，現場有20路虎30奔馳》……
數不勝數，讓人脊寒齒冷。
二十予年前，2001年的4月，全國治安工作會議開幕，長者發表重要講話，對開展新一輪“打黑”提出明確要求。會后，再次開展了以綜合整治為目的的全國打黑整治斗爭。
配合著長者領導的停止軍隊經商和滅輪運動，社會風氣開始有了好轉。
二十年后，領袖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總結表彰大會上再度雷霆發聲：
黑惡勢力是社會毒瘤，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秩序，侵蝕黨的執政根基。
回看歷史，實在太多的觸目驚心、太多的難以置信。
航道回正不易，且依然任重道遠，掃黑仍存有死角，除根仍未到深莖，決不可再重蹈覆轍。
掃黑除惡的本質是割除政治肌體的腐瘤，是凈化政治生態和維護政治初心的自我革命事業的一個部分。
剖析高啟強并立體化地評價高啟強，以免下一個高啟強及其誕生土壤與保護傘的重新涌現，這沒有盡頭。
跋
電視劇《狂飆》，劇名取自于毛主席1930年的名作《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
六月天兵征腐惡，萬丈長纓要把鯤鵬縛。
贛水那邊紅一角，偏師借重黃公略。
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
下筆時，劇集仍在繼續，但基本脈絡和黑惡勢力的主要權力人物均已露面，「官商學黑」這種權貴體制的典型結構、也是封建門閥/軍閥/官閥/學閥彼此共生的物質基礎，也又一次浮現于臺面。
不獨日本、美國、歐洲或臺灣省，凡是私有制地區都會存有黑社會，這不以政策念經的意志為轉移。
同時，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黑社會組織，那便是市場經濟的動蕩本性，決定其市場主體自身必須形成壟斷才能為資本帶來穩定的利潤。
于是，黑社會集團就通過強行壓制競爭、強買強賣、不準他人進入某些環節，以合作乃至領導的姿態形成一個局部的壟斷經濟體系。
所以，黑社會也是社會結構過分依賴自由市場導致經濟動蕩的條件下的一個「社會穩定因素」，也就是為什么過去許多年某些基層黨政機關甚至會“依仗”黑社會頭目幫助管理秩序、參與社會維穩。
因此從歷史來看，自80年代末興起、于90年代末達到頂峰的國有企業解體潮，始終是分析中國黑社會死灰復燃現象繞不過去的時代背景。
一方面它促成了封建官僚主義的話語權得到重塑（從“大民主”時期的群眾手里奪回），另一方面則是大面積的下崗職工為此后所謂的“社會閑散人員”基數提供了要素支撐。
畢竟，一個有悖于政策初衷的客觀史實是無法回避的：二十多年前所謂的“下海潮”，本質并不是貧民階層的致富經，而是各路二代們的斂財路與洗白池。
普通的群眾階級是沒有資源和本事創建聯想集團等時代性民營企業的，等待他們的除了大下崗，別無其他。
工人階級家庭所習慣的一切生存途徑都被徹底封死，且幾乎沒有任何救濟措施和情緒安慰，就任由他們孤零零地被飛馳的私有化列車，生硬又兇狠地拖在后面。
這樣的故事原本在北方的國度都出現過：1991年蘇聯解體，使2000多萬俄羅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幾百萬人流離失所。
90年代初期，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會和民族沖突就死亡60萬人，上百萬人背井離鄉。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輔，黑手黨無法無天，犯罪猖獗。蘇聯劇變后十年間各種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劇增。
整個90年代，俄羅斯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10萬。平均每5分鐘就有一人被殺害，平均每10萬人口有1000個犯人——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
到了90年代末期，擁抱了“民主自由”的俄羅斯每年縮減人口約80萬，全俄平均預期壽命從戈爾巴喬夫上臺前的70歲降到64歲，男性平均預期壽命降到54歲。
然而，秦人不暇自哀……
掃黑除惡運動的本質是一場政治肅清，而不論主觀還是客觀，政治肅清都是意識形態清朗的前提。
從工人階級到資產階級，高啟強，他是時代的產物。
打黑，就是在清算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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