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發達國家，以探索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主題的文學創作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經出現，并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文化思潮，比如“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早已成為西方普遍認可的一種文化理念，但在中國引起廣泛接受和重視，還只是近些年來才發生的，而且對于“環境文學”這一中國化的概念本身，人們似乎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有人覺得，相對于西方的“生態文學”將人與自然放在平等的地位進行觀照，“環境文學”這個概念仍然是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表述。如果這種看法能夠成立的話，顯然會給人們了解當代中國的“環境文學”帶來某些認識上的困難。
眾所周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在中國歷史上具有十分悠久的傳統，比如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合一”和“返璞歸真”，曾經被視為一種極高的生存智慧和境界，就像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萬物有靈論和美國哲學家愛默生的超驗主義一樣，但生態文學以及所謂環境文學，除了受益于文化傳統的滋養，主要還是因為二十世紀西方工業化給大自然造成嚴重破壞后，人類出于保護自己的生存所做出的理性應對。因此，1962年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問世，被視為環保主義或者生態主義誕生的標志。然而，從那時到現在，盡管過去了近半個世紀，環保主義和生態主義運動在世界范圍內也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和影響，但我們的生存環境并沒有因此獲得足夠的改善，人對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奪和摧殘，以及發展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等價值觀不僅沒有得到任何遏制，反而隨著全球化的步伐，蔓延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每一個角落。而更為嚴重的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正在將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轉嫁到許多后發達甚至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使這里的人民尚未擺脫貧困就不得不為他們買單，付出了難以想象的代價。所以，環保主義和生態主義在關注“人與自然的沖突”這類傳統主題之外，將不得不面對諸如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平等和公正等一系列政治倫理課題的困擾。因而，所謂生態文學和環境文學，便成為一種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的文學，也就是說，環境文學表現的雖然是自然與人的關系，但落腳點應該放在人類的思想、文化、經濟、科技、生活方式以及社會發展模式上。用美國著名生態文學研究專家、哈佛大學教授布伊爾的話說，環境文學是“為了處于危險的世界”寫作的。
如果我們承認這種觀點是環境文學應該遵循的準則，并且用它來審視和評價當代中國的環境文學創作，就會發現不少作品在價值取向上，存在著許多認識論上的誤區。一方面，這些作品繼承和發揚了諸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但又不自覺地將這種理念普遍化、抽象化，脫離具體的現實語境和本土問題，使之變成了一種中國古代文學比如《桃花源記》表現過的審美烏托邦；另一方面，由于消費主義的影響，有些作家將環境文學當作一種標新立異的國際性題材，對包括動物在內的大自然進行某種戲劇化甚至商業化的想象，刻意制造出聳人聽聞和獵奇的市場效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長篇小說《狼圖騰》。正如一些評論家批評的那樣，這本書歌頌叢林原則，所謂狼性大于羊性，狼性也優于羊性，將草原和馬背民族精神跟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混淆在一起，甚至有人指出作者贊美的實際上是一種法西斯精神。這樣一種價值觀，不僅有悖于環境文學的倫理尺度，就是作為普世價值的現代文明準則也很難接受。而令人驚奇的是，就是這樣一部價值紊亂的小說，竟然一經出版便暢銷國內外，短短幾年內創造了巨大的商業奇跡，而且受到了許多出版商的爭相效仿以及大眾讀者的熱烈追捧。這不能不讓人對當下中國的文化狀況產生一種深深的憂慮。
1999年10月，一批中國作家和學者聚集海南島，同我們今天的會議一樣，討論的主題也是“生態與文學”，會后發表了《南山紀要：我們為什么要談環境—生態》。在這篇具有宣言性質的紀要中，他們對當今中國的生態狀況以及發展主義理念進行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并且尖銳地指出：
“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忽視環境—生態問題，常常把環境的代價、健康的代價等等排除在企業內部的成本—效益分析之外；同時也忽視人文協調和社會整合問題，使社會的倫理、信任、安全、親情、團結、互助等社會得以維系和延續的基礎日益崩潰。發展主義的話語是一種唯物質主義，唯增長主義，甚至是唯GDP主義。人們在闡述環境—生態問題時常用‘人類’、‘發展’、‘現代化’這一類過于抽象的詞語，而它們常常遮蔽著現實中的差異：是什么人在‘發展’和‘現代化’？什么人被排斥在‘發展’和‘現代化’之外？是哪一些‘人類’在受害于環境—生態惡化，而哪一些‘人類’在環境—生態惡化的過程中大獲其利？……顯然，對發展主義的反思和清理，必須以反思和清理各種普遍主義的話語為方法論前提，至少須防止以習語代替思維、以話語代替事實的反實踐態度。”
這無疑是一種頗有啟示性的觀點，對于我們今天討論環境文學以及相關的思想命題，尤其具有參考價值。正如一位學者所說，環保是未來的“大政治”，在當前的語境下，不僅環境文學，甚至包括整個當代中國文學在內，都面臨著發展主義、普遍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裹挾，面臨著同嚴峻的本土和現實問題擦肩而過的可能性。如果憑任這種趨勢繼續蔓延下去，將意味著人們擔心的某種倫理和文化傳統的喪失很快成為現實。
對此，我們應該保持充分的警覺。
（本文系作者在華中師范大學文學與環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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