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講，浩然和他作品的人物蕭長春、高大泉一樣，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產生的新人。如果說蕭長春、高大泉回答了農村社會主義新人生成的可能，那么浩然本身就回答了從農民中成長出自己的知識分子的可能。
新中國成立后，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為勞動群眾在經濟基礎上確立主體地位奠定了基礎，然而要落實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原則，還必須同時在上層建筑取得領導地位。基于這樣的原因，黨和政府倡導勞動人民占領文藝舞臺，掀起了工農兵寫作熱潮，浩然就是這股熱潮中孕育出的杰出代表之一。可以說沒有新中國、沒有這股熱潮，就沒有浩然。
浩然不同于趙樹理、柳青等老一輩作家，他們是先做知識分子，后當作家，走的是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而浩然本身就是農民出身，只上過三年小學，他是通過自學成才，從農民中走出的作家。他一生寫農民，為農民寫，即便在文革中最風光的時候，也沒有改變初衷，最后他又回歸農村，致力農村文藝綠化工程，一生不失農民本色。用他的話說：“我血管里流淌的是農民的血，我的生命之根在農村。”
農民情結、農村生活為他提供了不竭的創作動力和創作源泉。他一生出版了1000萬字、50多種文學作品，記錄了中國農村的歷史風貌，塑造了一系列富有鄉土氣息、時代特征及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影響和感染眾多讀者，尤其是其《艷陽天》《金光大道》出版后，幾乎家喻戶曉。
在成為專業作家之前，浩然長期從事農村基層工作，為以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積累，1964年《艷陽天》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壇的地位。這部作品與《三里灣》《山鄉巨變》《創業史》一道，被譽為中國農業合作化題材的“四大金鋼”，它們從不同角度反映了合作化運動的各個階段，在描寫整個農業合作化進程上有著延續和遞進關系。而他的《金光大道》則是一幅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全景圖，也是農業合作化題材作品的巔峰之作和絕唱。在某程度上可以說完成了柳青《創業史》未完成的事業。
《金光大道》第一次完整地反映了上世紀50年代那場發生在中國大地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被譽為“社會主義的圣經和教科書”。小說主要講述以高大泉為首的芳草地農村基層干部，如何一步步教育、組織和帶領廣大群眾從個人單干到組織互助組、再到初級社，艱苦創業，最終走上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金光大道，以及如何與以馮少懷為代表的地富反動分子和以張金發為代表的黨內一小撮蛻變分子、自發破壞勢力作斗爭。
《金光大道》不僅表現農村中“兩條道路”斗爭這一當代文學史早已有之的主題，反映出走農業合作化、走社會主義才是正途，才是“金光大道”，才能奔向“艷陽天”，而且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當農業社已辦起來，而且是越辦越紅火，群眾生活開始富足以起來以后，在農業社內部又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各種落后思想又開始反噬、作祟。這些人都可能給敵人以可乘之機。這就比《創業史》、《艷陽天》等同類題材作品更進了一步。說明即便農業社已經建立，但農民頭腦中的小農意識、私有觀念并不會自然消亡。相反，在通過互助合作初步脫貧致富后，農民內部也有可能出現分化，走個人發家道路的舊思想仍有可能死灰復燃，從而有被敵人趁機鉆空子的危險。這恰恰證明了毛主席曾一再告誡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毛主席逝世后，以小崗村為代表的部分農民由于未能充分經歷生產合作的鍛煉，腦子里裝的仍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之類的落后思想意識，只愿為自己做事不愿為集體做事，改革便以此為突破口，把小崗村自私自利的農民樹為改革典型，在全國推行分田單干，人民公社集體被全面瓦解，由此延續幾十年發展的農業合作化集體化“金光大道”在整個國家層面走到了盡頭。
從《創業史》《艷陽天》到《金光大道》始終把刻畫社會主義新人的成長作為重點，這是因為“搞社會主義必須要有社會主義的人”，通過文學藝術的形式證明，廣大勞動人民在獲得翻身解放后是否真正有了主人意識？是否真正有了做主人的能力？他們能不能坐穩主人的地位？他們中間是不是真正出現了杰出人物？這些都關系到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紅色江山能否代代相傳的大問題。這些作品塑造的梁生寶、蕭長春、高大泉等一系列新人形象，也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改革開放后，中國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歷史的前臺終于被曾經的舊人郭振山、馬之悅、馮少懷等占據，他們壓抑已久的發家致富愿望被國家大力扶持鼓勵，在今天早已成為先富的典型，而且還給他們贈送了一個“鄉賢”的美名。而曾經的新人們，則從歷史舞臺上悄然隱去，梁生寶的原型的王家斌晚年窮困潦倒，蕭長春的原型蕭永順也默默老死農村。然而，雖經政治轉折的暴風驟雨，“金光大道”的余輝仍然頑強地在中國大地上延續，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公社等一批堅持集體生產方式的村莊鄉鎮在新的歷史時期蓬勃發展。而王宏斌、吳仁寶、雷金河等帶頭人，同樣是“梁生寶”“蕭長春”“高大泉”式新人的延續。
毛主席逝世后，政治風向的轉變，使浩然一下子從巔峰跌落下來。他的《金光大道》被指斥為“精光大道”，他本人也被稱為文革中國文壇“一個作家八個樣板戲”里的那個作家，其身份被貼上文革的標簽。
身處逆境并未動搖他的信念，他說：“我是吸吮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乳汁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文學作者。毛澤東同志的《講話》精神，養育了我，樹立了終生為人民為文的信念。即使前幾年《講話》橫遭一些人莫名其妙的仇視和貶斥，誰若表示對《講話》敬佩，就會招惹到無情的嘲諷、咒罵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會這么理直氣壯地說。”對于攻擊否定《金光大道》的惡浪，他沒有屈服。他指出，作品反映的那段生活是中國幾億農民確確實實經歷過的，參加那場“農業改造”的人大多數還活在世界上。作品中的人物和情節也是自己生活中所熟悉和真實發生的，他本身就是那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他親身體驗到農民群眾與傳統觀念和傳統生產生活方式決裂，加入到合作化集體化運動中，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正因為這道路是正確的、偉大的，億萬農民身上迸發出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才出現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些話可謂錚錚有力，落地有聲。
他維護自己作品實際正是為了維護自己的信念。他不是不像某些人那樣，瞄準時代的風向隨時變化。對當時的政治動向，他很不理解，社會上一股風地把共產黨幾十年來領導農民進行的一系列探索一概歪曲，全盤否定，更加劇了他的煩惱和痛苦。一次座談會上，針對一位知名人士的肆意污蔑，他忍不住怒火中燒與之爭辯起來，但令他寒心的是，現場竟沒有一人對其表示同意或支持，有的只是無動于衷和嘲笑。浩然成為了一批文人攻擊文革的靶子，他們肆無忌憚地落井下石，包括那些在文革中給江青寫效忠信要他轉呈的人，更是乘機向他發難，給他造成巨大精神壓力。他一度心灰意冷，決定不再寫反映農村現實生活的作品，專心創作自傳體小說，讓自己躲藏到回憶中去。然而，一名作家的責任心，他“寫農民、為農民寫”初心的召喚，使他無法逃避現實，安心于案頭。他要去尋根，從自己創作生命的起點去重新獲得意義和力量。
1986年，在經歷社會變遷和命運頓挫后，浩然攜老伴來三河長期深入生活，掛職副鎮長、名譽鎮長，并在"泥土巢"定居下來。回到農村的懷抱后，浩然的藝術生命很快又重新煥發出來，他一邊開展農村文學綠化工程，一邊埋頭自己的創作，在此期間寫出了《山水情》《晚霞在燃燒》《老人和樹》《浮云》等一大批作品，表現了新時期的社會現實。這些小說使浩然重新站立了起來。而長篇小說《蒼生》的出版成了他新時期最重要的一部定鼎之作。
客觀地說，《蒼生》表面描寫的某些地方確實有對現實政治形勢迎合的一面，但這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逢迎追隨，在那樣的大背景下，為了能夠發表作品，為了不使手中的筆停下來，他只能有所隱忍，把自己的觀點盡量隱藏在作品的深處。比如在他的作品雖然并沒有直接否定分田單干的政策，但他寫出了分田單干后農村的社會現實，如田家莊生產大隊的土地和幾十年艱苦努力創下的家當通過經濟改革分掉后，大權在握的村支書邱志國、被作為改革新事物而獲得大隊果園承包權的“摘帽”地主巴福來和靠送禮得以承包大隊磚窯的孔祥發等少數人家“先富”起來，而大多數家庭除了每天混個“肚兒圓”以外，生活仍然緊巴巴的。
而與田家莊這條明線對應，浩然還特意安排了一條暗線，這就是在老隊長劉貴帶領下堅持走集體化道路的“紅旗大隊”，他們并沒有將集體的家產瓜分，而是在對“人民公社”制度揚棄的基礎上，采取一種聯戶承包方式，將村民劃分為果樹隊、農田隊、工業隊和商業隊，并對生產與分配方式進行了改革，以工副商業養農業，又以農業促進工副商業，在這樣的體制下，紅旗大隊的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成了聞名四周的富裕村。紅旗大隊堅持集體化走共同富裕之路與田家莊大隊實行分田單干使少數人先富起來、大多數人仍然貧窮的現狀形成鮮明對比，暗含了作者的褒貶好惡。
一明一暗兩條線的寫作方式實際就是現實的隱喻。在大背景下，中國絕大多數農村走上了分田單干的小農經濟之路，至今仍未擺脫嚴重的三農問題，而極少數像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公社仍然堅持集體經濟的農村早就走上共同富裕之路。而且紅旗大隊的集體經濟發展方式簡直就是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公社的翻版，這恰恰證明了毛主席當年發展人民公社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也體現了浩然敏銳的觀察力和前瞻性。
《蒼生》刻畫的典型人物具有代表性。一個是邱治國，田家莊的當家人，幾十年來一直是田家莊群眾心目中的英雄，從解放戰爭中帶隊支前，到土地改革時斗爭地主巴福來、分田分糧，農業合作化初期組建農業社，直至公社化、大躍進等等，他都是最先響應號召積極行動的帶頭人。農村改革之初，他拒不執行承包，宣稱要堅決抵制這股“歪風”，因此被召到公社接受公社幾位領導三天三夜“熬鷹式”的輪番談話，使他終于放棄堅持，想開了也看清了風向，立刻來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僅用十天時間就把分田到戶推行完畢，成為全公社第一名，從一個思想“落后”分子一下子就變成了緊跟形勢的積極分子。他為了迎合政策當先進典型，把田家莊群眾在集體時期劈山開嶺、流汗流血建成的果園以低價承包給剛摘帽的地主巴福來，讓他輕而易舉賺了大錢。還在孔祥發承包的大隊磚場入了權力股，吃吃喝喝，使自己先富起來了。邱治國不同于《創業史》里的郭振山，郭振山主要是自己主觀上小農經濟自發觀念影響導致革命意志衰退，而邱治國革命意志衰退乃至徹底蛻化變質，很大程度上受是政治環境改變的影響，他不能不改變初衷來適應迎合，以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邱治國本質上還是革命的同路人，是跟著走的人，道路的方向變了他也跟著變。反映了他投機的一面。正因為邱治國式的共產黨干部如過江之鯽，才使中國歷史發展的車輪輕易就改弦易轍。
再一個是巴福來，昔日的地主分子，改革后不僅摘了帽，而且政府還特別支持他發家致富，政策變化如此之迅速徹底，連他自己一開始也難以適應。在邱治國的扶持下，巴福來靠廉價承包果園輕易地富起來。這一對本來是冤家對頭的人在改革的名義下一起先富起來了，象征著革命新貴與昔日舊貴在新時期結成某種利益聯盟，也象征著革命前舊秩序的部分回歸，革命所要消滅的舊制度的部分回歸。
老隊長“郭云”是小說中不改初心的典型，他反對邱治國的做法，與其據理力爭，他帶人一起修集體廢棄的灌溉設施，還給老光棍何三老頭修房子。與邱治國被群眾鄙視相對，郭云為集體辦事的認真負責、公正公私，做人干干凈凈，受到群眾的一致擁護愛戴。
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田保根，是一個有主見、有正義感的青年，他反對邱治國的貪污腐化，組織人自己成立聯合企業建筑公司。顯示其適應新時期潮流的一面，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這又是一個未成熟的正在發展中的人物，有很大的不確實性，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即便能夠有所作為，也很可能仍然是先富中的一員。社會已不存在梁生寶、蕭長春、高大泉存在的土壤，只有邱治國存在的土壤。可以說，浩然對這人物個既有肯定和希望，又有一定的保留和迷茫。
從《艷陽天》《金光大道》乃至《蒼生》，浩然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始終貫穿了對集體化道路的肯定和堅信。他直言不諱：“我崇尚發展集體經濟。縱觀歷史，橫觀現實，總覺得不搞好集體經濟，不提高集體經濟理論，不總結推廣完善集體經濟的實踐經驗，不弘揚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集體主義精神，中國就難以實現四化，農村永遠擺脫不了貧困。”對個體經濟他也有其看法：“個體經濟只能是整體國民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更不是主體方面。”他批評那些為個體經濟唱贊歌的人：“有的人有意顛倒了個體經濟所應坐的位子，迷戀它，趕熱鬧或想沾光而拼命地鼓吹它，把它的作用存在說得神乎其神。他們不懂得，或者無視這樣一個道理，分散的個體經濟雖然有其可利用之處，但它在中國農村并不是強國富民的苗圃，如管理不好，倒有可能成為制造兩極分化、貧窮落后、渙散腐蝕農民思想的溫床。尤其要清醒地意識到，放任就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不負責任，其后果將不堪設想，不可收拾。”他的這些真知灼見和警示，在后來中國社會發展中很大程度得到了驗證。由此證明浩然絕不是緊盯政治風向的作家，他對于農村道路有著深刻的研究和認識，而且這一切都是從解決三農問題實際，從維護農民長遠和根本利益出發的。這也是對他“寫農民、為農民寫”初衷的驗證。
然而，隨著新時期的轉折，農村與文學漸行漸遠，曾以為工農兵服務為榮的藝術家們有的進了象牙塔不再深入生活，有的則緊跟潮流，寫富人貴人，勞動者不再入他們的法眼，即便有寫農村農民的，也是胡編亂造、獵奇窺密，把農民的身份標簽化，作為陪襯和愚昧落后的消費對象。對這樣的情況，浩然心情非常沉重，作為一個立志一生寫農民、為農民寫的作家再也坐不住了。80年代他自我下放到三河農村后，就積極幫助當地開展農村文學活動，第一次組建了作家協會，熱情支持農民寫作。到90年代，以三河為中心的冀東幾個縣在浩然的帶領下，“文藝綠化”工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他主持創辦了《蒼生》雜志，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本農民文學雜志，專門發表農民作家生產勞動之余的創作，他還幫助這些作者出版作品。
作為一個從農民中成長出來的作家，浩然最大的夢想是想通過自己的成長模式培養出新的更多的農民作家。然而時代不同了，新時期以來，通過去政治化的政治，“寫什么”與“怎么寫”成為中心議題，而“為什么寫”與“為什么人寫”則被淡化，文學藝術在技術化的同時也被精英化，這也正是浩然對一眾作家輕視拋棄《延講》精神產生憤恨的原因，然而他無法改變大環境，只能只手擎天自己努力。在新時期的文學中，工農兵被趕下舞臺，勞動人民不僅在作品中失去主體性，而且作為創作主體的主體性也失去了，他們失去了拿起筆講述自己故事的可能性。在這個時代，在這樣的文化體系中，不但已經沒人講他們的故事，也沒人愿意聽他們的故事，人們的目光轉向了另一個階級的“創業史”、另一個階級的“艷陽天”、另一個階級的“金光大道”。所以盡管浩然殫精竭慮，耗盡心血培養一批農民作者，鼓勵他們寫作，并把自己的居所命名“泥土巣”，希望哺育更多的農民作家人才，但最終隨著浩然的故去，他的希望最終付于流水，農民作家再也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之中再無法出現另一個“浩然”，這就如同毛主席感嘆的“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注定他的夢想必然破滅。
對浩然這樣一位一生命運大起大落的人物，正如陳永貴說自己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農民，浩然也是一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作家。他們只能在毛澤東時代的土壤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浩然沒有辜負他的時代，他把那個時代最真實最真誠的故事精彩地講述出來，而且永遠留給了后代。他用一顆矢志不改的初心，終身踐行毛澤東文藝思想，終身堅持集體化道路的信念，終身把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深扎于農村、與農民息息相連。
時至今日，即便面對鋪天蓋地的毀譽褒貶，對于一個有著高尚靈魂的人民作家，我們除了由衷的敬意還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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