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5個多小時的行程，下午1時許，我乘坐的T5680次列車終于駛入北京西客站。
這幾天，一直忙著做赴北京參加魯迅文學院公安作家研修班的準備工作。移交工作，處理雜務，換洗衣服，選購筆記本電腦，接待來訪的戰友，忙得不可開交。14日夜回到家中時，家人都已入睡，我沒有驚動他們，自己收拾一下準備帶的衣物和學習用品等，及至深夜，才在自己的書房休息。15日一大早，匆匆吃過妻子煮的方便面，便背起行裝，直奔樓下。直至坐到出租車上，才想起出門前未及到主臥室去看一眼尚在睡夢中的小女兒琳琳。或是叫醒她，與孩子說幾句告別和囑咐的話。想起此行一去近四個月，心中不免悵然。
走出站臺時，北京城正飄著濛濛細雨。找到9路公交車站牌時，見那里已排起長長的候車隊伍。地面潮濕，我只好將兩大包重重的行李提在手中，在擁擠的人群中候車。包中除了衣物、電腦、相機等，還有一些書。我自己寫的書只能帶幾本，其他則是準備在學習期間閱讀的文學名著，為減輕重負，只能精選幾本帶上。好在不是滂沱大雨，否則一出站就遇上了麻煩。
首都的公交車真是擁擠，等來的第一輛車未能上去，車內已是滿員，只好再等下一輛。當雙手提著重重的行李趕到報到地點時，臉上和身上的汗水已是分不清楚。
本屆公安作家研修班由中國作家協會、公安部政治部、魯迅文學院、全國公安文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等聯合舉辦。教學工作由魯迅文學院負責，學員食宿和上課，均在位于北京木樨地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高級警官培訓樓。研修班共有40名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各警種的公安戰線，是由各級公安機關層層篩選推薦，報經全國公安文聯和魯迅文學院嚴格審定，確定最終的入選人員。河北省有三名，除了我，還有承德市公安局的徐國志和石家莊市公安局的蔣海云兩名同志。
辦完入住手續，已是下午2時許。走進客房，一眼就發現室內放著一個精致的黑色提包，正面右下側“魯迅文學院”的潔白字跡很是醒目，看得出是魯迅先生的手跡。打開提包，發現里面裝有為紀念魯迅文學院建院60周年而編印的精美畫冊《如歌歲月1950——2010》、DVD影碟《文學殿堂，鑄造輝煌》（魯迅文學院和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和魯迅文學院編的《我與魯院》一書（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魯迅文學院的前身是中央文學講習所，1950年12月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成立，1954年改為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1957年停辦，1980年恢復，1984年定名為魯迅文學院。中央文學講習所的第一任所長是著名女作家丁玲，此后，田間、吳伯蕭、公木、延澤民、李清泉、唐因等名家都先后在該所擔任過主要領導。改名為魯迅文學院后，原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部長、著名詩人賀敬之擔任首任院長。現任院長為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張健。60年風雨歷程，魯迅文學院為我國文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1998年夏，河北省著名的“三駕馬車”何申、談歌、關仁山就曾經在魯院學習過兩個月。關仁山在《“魯院”的魅力》一文中說，“這是我永遠難忘的日子”。
包內除了圖書和資料，還有一枚紅底黃字的“魯迅文學院”校徽。這枚小小的徽章，令我眼睛一亮，怦然心動。哦，人到中年，在我走出軍校大門整整20年之后，我又一次走進了校園，而且是向往已久的神圣文學殿堂！
40名學員被編為四個組（學員名冊上是41名，吉林省公安廳公安文聯的馬青山同志因有變故未能報到），我被編在第三組。我們組的組長是來自山東省濟南市公安局的吳何岷同志（筆名藍茹），是位從部隊轉業到公安機關的女警察。據統計，這期學員的平均年齡是42歲。從學員名冊上看，學員中女同志有14名。一開始我被安排在308房間。昨天報到后第一次去二樓餐廳吃飯時，在電梯口第一個遇到的就是她。她熱情而豪爽，好像早就認識我，一看見我就說：“您是河北來的吧？我們是一個組。”
大約經過半個多小時的行程，我們乘坐的大巴車駛入位于朝陽區八里莊南里27號的魯迅文學院大門。同學們走下車，興致勃勃地拍照留念。魯迅文學院是中國作家協會的直屬單位，是以培養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編輯家等各類文學工作者為主要任務的國家級文學培訓機構。據親歷者回憶，魯院的前身中央文學研究所是建國后在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親切關懷和直接安排、指導下籌建的。近年來，黨和國家領導人丁關根、劉云山等同志曾先后到這里視察并指導工作。我與大多數學員們一樣，是第一次來到這個令幾代中國作家神往的文學殿堂。
走進一樓中央大廳，迎面映入眼簾的是高懸在正面墻壁上的魯迅先生肖像。兩側墻壁上，是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冰心、丁玲、艾青、田間、臧克家、周立波、趙樹理、葉圣陶、蕭紅、李季等現代著名作家的肖像與簡介。仰望著這些熟悉的名字和肖像，心中頓生群星璀璨、高山仰止之感。
我們走進會議室（可能就是魯院學員上課的教室），會場已經布置的井然有序。主席臺上的領導和臺下40名學員，均擺放著寫有自己名字的桌牌，對號入座。我從中間往后找，找了半天也沒發現自己的名字，又因為昨天入住后未及簽到，以為是被工作人員漏掉了，便走向前臺，正要詢問，卻驀然發現“劉國震”三個大字的桌牌，就擺放在第一排中間位置的桌子上，于是趕緊入座。
大約9點多鐘，鐵凝、李冰、祝春林等領導在熱烈的掌聲中，滿面春風地走向主席臺。在主席臺上就座的領導有：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冰，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魯迅文學院院長張健，全國公安文聯主席祝春林，全國公安文聯副主席、公安部宣傳局局長武和平，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白描，魯迅文學院副院長成曾樾、施戰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黨委委員、培訓部主任李守德，全國公安文聯秘書長張策，公安部裝備財務局總會計師石繼永等。中國作協辦公廳主任彭蘊錦、副主任胡殷紅和《文藝報》《人民公安報》等媒體記者亦應邀到會。開學典禮由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白描主持。
祝春林在講話中說，舉辦這樣一期研修班，是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心愿，今天終于實現了。魯院在開學典禮上奏國歌，也尚屬首次。公安文化是家國文化，是忠誠文化，是英雄文化，是熱血文化。全國公安有200萬人，其中100萬是現役，還有一部分是由現役部隊轉業過來的。我們這個隊伍年年有犧牲，天天有流血，但目前公安文學與百萬民警的文化需求、與我們驚天地泣鬼神的輝煌業績、與公安機關所擔負的重大政治和社會責任還不相匹配。我們出現過像《今天我休息》《便衣警察》《任長霞》等影響深遠的優秀公安文學作品，塑造出了馬天民等能夠讓觀眾記得住的人民警察形象，但橫向比較出來，與軍事文學還有不小的差距，在文壇乃至社會上叫得響的作品，讓廣大讀者和觀眾記得住的人民警察藝術形象，還不夠多。今天開辦的這個研修班，是正規的魯迅文學院公安作家研修班，從公安部領導到中國作協以及魯迅文學院的領導們，都非常重視。孟建柱部長也對如何進一步發展繁榮公安文化建設與公安文學事業提出了明確的要求。這個研修班，無論在中國公安史上，還是在魯院的歷史上，都尚屬首次。你們堪稱“黃埔一期”，我們的公安文化事業要大發展、大繁榮，在座的40名學員，應該成為龍頭和支柱。各級公安機關的領導也要轉變觀念，更新思維，給予充分的理解與支持。公安文學創作要改變那種“地下狀態”和“半地下狀態”，理直氣壯地走到“地上”，走向前臺。
魯藝兵和李春良代表全體學員發言。李春良（筆名良子）來自吉林省梅河口市公安局，是我2005年參加全國公安文學研修班時的同學，幾年前，他曾向我寄贈他的長篇小說《派出所長》。魯藝兵是武漢市公安局的宣傳處長（正處級），佩戴著三級警監警銜，是40名學員中唯一一名穿白色襯衣的。祝春林講話時，曾指著臺下的魯藝兵向鐵凝介紹說：“他是高級警官，是‘白領’”。大家發出會心的微笑。
典禮結束后，領導們與全體學員到室外合影留念。正當中午，艷陽高照。祝春林主席高興地大喊：“同志們，你看今天多陽光啊！”大家笑起來。鐵凝走向自己的座位時，含笑向學員們深鞠躬，她說：“很抱歉啊，你們站著，我們還得坐著。”這句話，深深地嵌入我的記憶。
我與來自杭州的胡冰、吉林的李春良和新疆的井盛泉照了一張合影。我們四人，是第五期全國公安文學研修班的同學。六年前的那次培訓也在公安大學，時間只有半個月。
大合影拍完，鐵凝正欲上車離去，許多學員圍過來，紛紛要求與她合影留念，久久難以脫身。這些平時看起來很威嚴的警察，追星的勁頭也絲毫不亞于辦案時“追逃”的執著。后來一位領導不得不發話：“快把鐵凝主席救出來，曬了好久啦！”。
據介紹，鐵凝是剛剛從青海回來，不顧旅途勞頓前來出席今天的開學典禮的。對于“鐵粉”們過度的熱情，也許其內心已有些不勝其煩。但站在不遠處的我注意到，當面對鏡頭時，她的微笑依然燦爛而和煦，一如初秋的艷陽。
2011年8月17日
今天是開班第一課，早餐后，同學們陸續走進6樓教室。
學員的位置是按分組排列的。我在第一排，找到自己的座位，我發現桌牌上把我的名字寫成了“劉國振”，拿起來一看，沖著講臺的一面，卻是“劉國震”。這真是個令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我成了“兩面人”！
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同學們陸續到齊了。我環顧左右，發現身邊全是女警花。左邊是來自石家莊的蔣海云和來自大連和尚島的臧思佳，右邊是來自山東濟南的藍茹。更為巧合的是，我們四人都是或曾經是軍人，全班年齡最小的臧思佳，是大連和尚島邊防檢查站的現役軍人，上課時還穿著武警部隊的警裝。藍茹看看我，一臉壞笑，說：“你成了蔥花！”
今天給我們講開班第一課的，是著名文化學者、評論家、中央黨校副校長李書磊老師。
李書磊是河南省原陽縣人，14歲時即考入北京大學，被譽為“神童”。1988年24歲時獲得文學博士學位，27歲擔任河北省青龍縣縣委副書記，2004年掛職任西安市委副書記，2008年12月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系中共十六、十七大代表。二十多年來，他致力于中國文學和文化建設方面的研究，注重理論聯系實際，關注社會現實生活，出版了《都市的遷徙－－現代小說與城市文化》《雜覽主義》《我觀世音》《重讀古典》《文學的文化含義》《為什么遠行》《說什么激進》《1942：走向民間》等多部專著，在文化界很有影響。
公安大學培訓部的老師，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一次，李老師在餐廳就餐，把吃剩的半個包子，打包帶回了家。在當今，作為一個相當級別的領導干部，能夠做到這一點，非常難得。
講課中，李老師從宏觀的層面，對國家的文化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這些年來，我國的文化建設滯后于經濟建設，與經濟的發展不相稱。要通過文化生活調節人的精神。如果人的精神不安頓，國家就不容易安定。我們過去搞階級斗爭，也是一種精神生活。人的文化需求不像物質需求那么迫切、主動和自覺，需要引導和培育。只有精神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國民才會有幸福感。
李老師還分析了戲曲、電影、電視劇等各種文化形式。他認為，當今的某些戲曲的弊端在于不是大眾文化，而是“小眾”文化。文學是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但目前文學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廣大群眾的文化生活。如何滿足農民工、大學生和其他社會青年的文化生活需求，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他認為汪曾祺、田漢的戲劇很精致。像現代京劇《沙家浜》，其唱詞非常精彩。他對中國電影的現狀不甚滿意，認為不如電視劇好。比如張藝謀的電影，看起來畫面很出彩，但大都內容蒼白。他對電視連續劇《漢武大帝》非常推崇，認為此劇拍得環環相扣、驚險曲折，對照《史記》、《漢書》的有關記載，又很真實，尊重歷史，不胡亂戲說。他說，我們國家的許多娛樂影片單純追求經濟效益，娛樂至上，全是玩鬧。而美國的商業文化，和他們國家的主流意識結合的非常緊密，非常成功，觀眾看后，會不自覺地受到他們的主流意識和價值觀的影響。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只在于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強大，亦在于文化力量的強大。要通過文化這個軟實力，讓人家認同這個國家，喜歡這個國家。像美國，它通過自己的電影、電視劇、小說、詩歌等，把自己包裝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法國則通過他們的文化藝術包裝出一個浪漫而重愛情的國家形象。而好萊塢影片，常常有意識地丑化華人形象。
在談到社會的文化秩序時，他說，信仰讓人的精神得到安頓和寄托。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確立我們的主流文化，也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流觀念和意識，體現我黨的文化領導地位，增強主流文化的影響力，讓民眾，包括自己的黨員干部，從內心真正信服我們黨的理論。在五六十年代，我們黨自己的專家、學者，像艾思奇等，具有偶像和權威的地位。而現在，這樣有影響力的學者沒有了。在談到信仰和道德秩序問題時，李老師講到了全社會共同關注的食品安全問題。他說，食品安全，是社會管理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我們在電視報道上看到過，那些一門心思發財致富而不惜拿他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當兒戲的不法分子（有些還是青少年），在被曝光后面對鏡頭時，只是承認他們違反了法規，那種若無其事甚至嬉皮笑臉的嘴臉，讓我們看到他們內心的道德秩序已經完全塌陷，已經失去了道德底線，喪失人類基本的天良和羞恥心。這顯然和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氛圍有關系。古代對官員的管束，也不只是法制，更是靠讀書明理、忠君報國、舍生取義等圣賢精神，在內心有所約束，使自己嚴守“官德”，有所不為，比老百姓有更高的道德要求。我們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也要有自己的“官德”。——是啊，黨員干部喪失了信仰會走向腐敗墮落，老百姓失去了信仰，會走向何方？
李老師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化的復興，才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真正的復興。中國是個古老而文明的國家，我們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有著強大的文化競爭力和潛在的資源。但也要有危機感。要激發我們民族的文化創造力，發展繁榮自己的文化，培養我們自己的文化名人。
在回答學員提問時，李老師談到，在當代作家中，他喜歡王蒙和王安憶的作品。王蒙的作品，語言很出色。要閱讀古今中外的名著。但真正的生活，比任何已有的文學作品都更生動更豐富。閱讀古典詩詞，是一種心靈的慰藉和美的享受。當劉思齊得知毛岸英犧牲在朝鮮戰場上后，精神幾近崩潰，非常苦悶。毛主席寫信給兒媳說，你讀一讀古詩詞，可以得到些許安慰。
李老師對我們公安作家給予厚望。他說，任何系統都要有自己的文化體系，公安機關尤其重要。文學是文化的靈魂，是所有文化中最有活力、最有魅力、最有色彩的。它不只影響精英階層，也對社會大眾有深遠影響。你們在座的各位，就是公安隊伍的文化種子。發展繁榮公安文化，不只對公安機關，對整個國家和民族，都有重大意義。
2011年8月18日
全國公安文聯和魯迅文學院的《入學須知》上，這樣寫著：“學員宿舍內配有公安網電腦，如需使用互聯網，需自帶筆記本電腦并在網絡管理部門進行登記后，在高級警官培訓樓相關會議室上網。”我們報到后發現，雖然每個學員單獨一個房間，便于不受干擾地靜心讀書寫作，應該說條件很優厚。但房間內并沒有電腦。又因為時值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放暑假期間，有些問題協調起來困難，上網問題也一時難以解決。這對于我們這些原本每天坐在電腦前或辦公或瀏覽或敲打文稿的寫手們來說，真的有些不太適應。學員反映到培訓部的老師那里，經協調，就調整了房間。
到新的房間后發現，雖然室內配有電腦，并貼有“公安網絡專機，嚴禁一機兩用”的標簽，但開機后一看，必須輸入用戶名和密碼才能登陸。打電話到網管中心詢問，網管人員讓與前臺服務員聯系。再撥前臺服務電話，服務員答復說在公安大學開學之前，她們提供不了用戶名和密碼。
把我自帶的手提電腦接上電源（出發前一天剛購買的），發現計算機的程序裝的不全，連字都打不了（賣電腦的人沒有按我的要求做好）。這可能不是什么大問題，但我自己解決不了，只能有機會時請人幫忙。
晚上，在室內配置的電腦上敲出入學后的第一篇日記《在魯迅文學院的日子》（1）。打完后，想把它存到自己的U盤。經向網管中心的工作人員詢問，在沒有聯網的情況下，可以使用U盤。但插上一試，電腦設置了禁止使用U盤的程序，被告知只能使用公安網專用U盤。什么是“公安網專用U盤”，哪兒提供，不得而知。
無奈，只好等自己的手提電腦能用后，再把那篇日記重新敲打一遍。
廣東作家唐德亮近日數次發來短信，并打來電話。期間談到，長征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著名軍旅詩人張永枚的詩集《海南西沙彩云》，集子中收入了他1974年寫的那首著名的長篇詩報告《西沙之戰》，而且詩中保留了“以勁松的意志勁松的勇敢”等詩句，還附有評論家肯定和贊揚這首詩的文章。這首詩曾經享受過中國詩歌史上前所未有的殊榮和規格：《光明日報》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發表，《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地報刊紛紛轉載。90年代初，我去北京軍區《戰友報》送稿，與當時的副刊編輯、著名兒童讀物作家任東升談到張永枚，任東升還對這首詩記憶猶新，他說，他在南開大學中文系讀書時，開詩歌朗誦會，就朗誦過這首詩，當時讀得熱血沸騰。但1976年10月之后，張永枚又因為這首詩而跌入人生的低谷——這首詩在報刊上遭到連篇累牘地批判，張永枚也因此而受到組織上長達四年的審查。據說還因“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而受到處分。
我問唐德亮，詩中保留毛主席那首《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沒有？保留那句“把侵略者趕出西沙去！”沒有?唐查閱后告訴我：刪去了。
前些年，我在舊書攤上見到過張永枚的詩集《西沙之戰》，還有據此改編的彩色連環畫（詩配畫）。今年，我還從邢臺圖書館借閱過這本出版于1974年的長詩。書不厚，內中配有精美的彩色插圖。
對《西沙之戰》這首產生于特定歷史背景下的詩歌，可以有不同的認識。但張永枚僅憑他的《人民軍隊忠于黨》《騎馬跨搶走天下》《臂膀》《我的丈夫是英雄》《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等詩作（歌詞），就可以被中國詩歌史記住。在我的藏書中，就有他的詩集《螺號》和《張永枚詩選》。
唐德亮先生在我的幫助下，購得一套《浩然全集》。他說，張永枚的《西沙之戰》可以再版，浩然的《西沙兒女》為什么被排斥在“全集”之外？
2011年8月19日
今天上午來講課的，是著名文藝批評家白燁老師。
白燁生于1952年，系陜西黃陵人，畢業于陜西師大中文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導，《中國文學年鑒》副主編。他還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文學理論學會理事。2003年起，主持社科院重點項目《中國年度文情報告》。聽說，作為茅盾文學獎的評委，他每年要讀上百部長篇小說。
對白燁這個名字，我早就比較熟悉。他2008年在《中華讀書報》發表的《一個執拗的悲情人物——浩然印象點滴》，更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現將那篇文章的幾個片段摘錄在這里：
后來浩然寫了自傳體小說三部曲《樂土》、《活泉》、《圓夢》，我都認真拜讀了。這三部自傳作品，為了解浩然其人其作所必讀。從自傳作品中可以看出，浩然從一個鄉間窮苦少年的生存掙扎中，認識到“革命”的意義——那可以改變他的不幸命運；參加革命后，他懷著滿腔熱情，讀書認字，從小學文化程度起步，學著寫新聞、試著寫小說，一步步地成為了一個碩果累累的作家。……他從貧窮中活下來，已屬不易；又從戰火中走出來，更其不易；而他還竟然靠自己的努力奮斗，成為了當代中國的重要作家之一，這難道還夠不上奇跡嗎？
他的最好的朋友，都是農村的基層干部和普通農民，還有就是農村和基層的文學愛好者。像他這樣一直不離開鄉土的作家，不說是獨一無二，也是鳳毛麟角。
縱觀浩然的一生，不能不說他是一個悲情人物。這種悲情，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執拗有關。他沒有從“十七年”的那種政治文化氛圍中真正走出來，這使他在各個方面都難以適應變化了的社會和文化的現實，他所欣賞的，越來越稀少，越來越邊緣；他不喜歡的，越來越吃香，越來越普遍。
這真是個執拗的人，正是這種執拗，使他的這個人具有了一種特殊的研究價值。我以為，對于當代文學的“十七年”，以及當代文學是六十年來說，浩然其人其作，都是一個極具某種標本性意義的研究對象。
浩然的確是個“執拗’的人,因而他的人生難免蒙上一些“悲情的色彩”。我發現，歷史上固守節操和信仰的人，大都比較執拗，比如屈原，比如文天祥，比如譚嗣同，比如方志敏、夏明翰、江竹筠。而像顧順章、向忠發這等人，倒是一點都不“執拗”，他們的腦瓜“靈活”得讓人咋舌——今天還向國民黨開槍，明天一被捕，立馬就領著國民黨的軍警抓捕他們曾經的親密戰友和革命同志。難怪溫文爾雅如周恩來者，都爆出一句著名的粗口：“向忠發的節操，還不如妓女！”
白燁老師講課的題目是：《新世界文學的焦點、熱點與難點》。他講了四個方面的內容：新世紀文學的演變與格局；傳統文學受到挑戰；新興文學的涅槃；新世紀文學受到的挑戰與問題。
他講到，在80年代，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很明顯。那時，一個作者可以憑一篇作品一夜成名，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都充滿激情。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之后，文學受商業的沖擊很大，隨之而來的，是文人道德的滑坡。1993年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廢都》所描寫的，可以說是文人道德滑坡和走向墮落的一個例證。當時許多人把《廢都》視為色情作品，現在看來，這部作品并不是那么簡單。從文革剛結束時興起的“傷痕文學”，到后來的“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都是主旋律。90年代以來的文學，卻很難做出相應的概括，這個時期，長篇小說空前崛起，60后、70后作家浮出水面，文學與經濟的關系構成了主旋律。長篇小說有利于市場化、產業化的運作和炒作，而中短篇小說，出版社就少有問津。這不利于文學的健康發展。像汪曾祺、林斤瀾等，沒寫過長篇，但并不影響其成為大家。有些作家，被迫走“曲線救國”的路線，先寫那些爛七八糟的東西掙錢，待有了錢也有了名，再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只有具備了較高的知名度，才會擁有充分的自由空間，否則，只能迎合、遷就市場。
寫到這里，我想起90年代中期，我赴京參加一個全國性的影評征文頒獎會，期間有人談到，文革時期和“十七年”時期，文學被政治強奸了。我立即回應道：如今呢，文學不是在被金錢強奸嗎？當然，也有的屬于“通奸”。
白燁老師還談到，進入新世紀，文學與各類傳媒的關系，成為主流。網絡、博客、微博迅猛發展，已經形成傳統文學（或曰嚴肅文學、主流文學、體制內文學）與市場文學、新媒體文學（以網絡為平臺）“三分天下”的局面。對于網絡文學，不僅要從文學、文化，甚至要從文明的高度來認識他。有人預言過的科學與文學的結合，即將成為現實。新興文學使文學的布局更豐富合理，滿足了不同讀者的需求，可以說你想看什么就有什么。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結合，可能使雙方都產生“化學反應”，相互影響與滲透。傳統文學標志著作家的分量和文學的高度，要保持其核心地位，不應在多樣化中迷失方向。但在當下確實面臨挑戰。在文學產業化、商業化的環境下，文學的并不是主要的功能，比如娛樂性，被無限放大，乃至“娛樂至死”，是個嚴重問題。紙質媒體也在變化與墮落，熱衷于不良炒作，只顧及自身的利益，不考慮社會效果和當事人的感受。病態的審美觀相當流行，以丑為美的八卦新聞充斥報刊，最火的明星往往是“問題明星”、緋聞明星。讀者和文學觀念也在變化和分化。
談到“80后”這一代人，白燁說，他們與我們確實存在“代溝”。看到兩代人的差異，才能走向接近和交流，打破“文化代溝”。他們的某些特性，是他們剛懂事時的那個年代政治、經濟、文化、思潮等發生重大變化在一代人身上的反應。對他們要理性，他們不是“少年版”的我們。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和世界，一定要打破習慣性的思維定勢，保持一個學習的姿態。作家靠作品說話，作品靠所蘊含的精神說話。
白燁對許多出版社只瞄準暢銷書，急功近利，一味追求經濟效益，不注重其文化價值的現狀很有看法。他說，要兩條腿走路，產業和事業并行。為什么不扎實地先做好我們中國自己的事情，而是盲目地迫不及待地要“走向市場”、“走向世界呢”？
白燁老師的講課贏得了熱烈的掌聲。這次掌聲，是最先由我引發的。
在與學員互動交流時，白燁提到，當下許多作品的問題是讀來顯得后勁不足，作家功力不逮，庫存積累還欠火候，在精神力量上還要積蓄。但也不要輕言這個時代就沒有大師。他對《白鹿原》《塵埃落定》兩部長篇很為推崇，認為它們有高度、厚度，充滿智慧。對張煒的《古船》、王安憶的《長恨歌》等，也給予好評。
談到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時，他引用一位外國作家的話說：“對政治而言，文學是很好的工具；對文學而言，政治是很好的表達。文學怎么能脫離政治呢？”他還說，寫作要敢于突破常規。作家心中要有讀者，有與自己志同道合的讀者。
看到白燁這個名字，許多人自然會想起他與韓寒在網絡上的那次著名的論戰。2006年2月24日，白燁在新浪博客上貼出《80后的現狀與未來》一文，對以韓寒為代表的“80后”作者及其作品提出批評，認為他們的寫作還不具有文學性，不能看成真正的作家。白燁說：“‘80后’寫作從整體上說還不是文學寫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學的‘票友’寫作。……我以前說過‘80后’作者和他們的作品，進入了市場，尚未進入文壇；這是有感于他們中的‘明星作者’很少在文學雜志亮相，文壇對他們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與其文；而他們也似乎滿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場、走向文壇的意向。” 很快，韓寒在博客上回應了一篇《文壇是個屁》：“書賣得好不好，和文學不文學沒多大關系”。 “每個寫博客的人，都算進入了文壇。文壇算個屁，茅盾文學獎算個屁，純文學期刊算個屁。”文中一句話迅速流行于網絡：“什么壇到最后也都是祭壇，什么圈最后也都是花圈。”此后，許多知名人士也發表看法，加入這場論爭，紙質媒體聞風而動，紛紛跟進。眾多的“韓粉”在白燁的博客跟帖謾罵，最后白燁不得不把博客關掉。
白韓之爭看似出于偶然，實則是市場化寫手與體制內作家多年來因文學觀念沖突而積累下來矛盾的總爆發。韓寒把這場爭論界定為“關于文學評論家是否干凈和所謂主流文學的文壇有多迂腐”的爭論。白燁則認為，兩人之間的齟齬，反映了不同代際人從思想觀念到行為方式的差異與錯位。
有學員在提問時也涉及到這個網絡事件。白燁說，這次爭論雖然系偶然引發，但現在看來有其必然性，自己被當成了一種“體制”的代表。這次論戰的積極意義是，把80后作家對體制內作家和主流文壇的成見和看法推向了社會，引起了公眾的關注與討論。但因為對方使用辱罵攻擊那種方式，并有意轉移論題，使得這場爭論失去了學理性，而成為一場口水戰。他說，這次網絡事件使他很痛苦，當時幾乎什么也干不下去。但對于韓寒，白燁并沒有一味地否定。他認為，就韓寒行文的潑辣、大膽、尖銳和率性而言，在他那一代人當中，還是頗具批評家的潛質的。
2011年8月20日
注冊后，興沖沖地到會議室試了一下，結果很失望，不知我的電腦系統存在什么問題，無法正常登陸上網。當時已經是晚上10點左右。打電話聯系網管中心，人家說明天把電腦拿來看看吧。我心急如焚，等不到明天，提著電腦就下了樓。排除完故障，剛回到高警樓一樓大廳，手機響起短信信號。打開一看，是《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主任、著名青年評論家李云雷發來的短信：“國震兄，前兩天給你打電話未通，你那篇文章，《傳記文學》已決定要用，就在最近一期，祝好！云雷”
接到這個信息，我真的很高興。云雷兄說的那篇文章，就是我前不久寫的那篇長達萬言的《文藝評論豈能無視事實》。這篇文章，以書信體的形式，對《傳記文學》雜志今年第六期頭題刊發的一篇長達兩萬言的評論《浩然，一個曾經的文學縮影》提出質疑與批評。那篇評論的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一位著名評論家，但我與他不相識，也不知其通訊方式與地址，所以就把與之爭鳴的文章直接發給了編輯部，并請云雷兄與編輯部就此文的發表與編輯部進行溝通（《傳記文學》第六期的“浩然專題”，就是該刊編輯部委托李云雷同志組稿的）。此文最初發于我的博客，被多家網站和論壇、博客轉發，受到眾多網友的支持和楊嘯、李云雷、樊發稼、張炯、李定凱、胡世宗、李培禹、孫國林、劉向東、錢振綱、李世琦、唐德亮、連曉霞、冉淮舟、趙潤明等許多作家、評論家、學者的贊同與好評。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所長、中國作協原副主席張炯先生讀到此文后，曾于8月4日致信文學評論家樊發稼——
你好！轉來劉國震同志的文章非常好！應請他轉發給鐵凝和李冰、閆晶明，最好在《文藝報》發表一下，它不但涉及學風問題，也有爭鳴的作用。如能通過對浩然創作的大討論，將會把我國文學評論大大提高一步，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我不知道劉國震的文章發表過沒有？
禮！
現在，既然《傳記文學》決定刊發《文藝評論豈能無視事實》這篇文章，我也就不必投寄《文藝報》并驚動中國作協的兩位領導了。
這些天，有關浩然的信息紛至沓來。就在8月19日晚10時，廣東省陽山縣的李伯瑤先生發來短信說：“您好！您的大作《應重新審視與評價<金光大道>》刊于《清遠日報》2011年8月19日4版<北江>副刊，可喜可賀！”該報副總編、作家唐德亮也來電提及此事。《應重新審視與評價<金光大道>》首發于我的博客，后被烏有之鄉網、左岸文化網等國內多家網站、論壇與博客轉載。山東昌樂的《寶石城文藝》季刊，在《浩然研究》專欄全文發表了此文。今年，該刊還將發表我的另一篇文章《浩然是怎樣寫作<金光大道>的？》。
在我的幫助下讀到《浩然全集》和拙著《感悟浩然》的網友“陽禺凡夫”8月17日發來短信：“浩然全集，今日收訖；先生雖逝，德與天齊！盼艷陽天，愛芳草地。饋贈佳作，賞讀不已；燕趙多才，感佩之至！謹祝安康，精品相繼！”
有一位網友在我的文章后跟帖說：“剛把浩然先生的《老支書的傳聞》重又閱讀一遍，感慨頗多。老支書這個形象塑造的真實可信，栩栩如生，絕不是坐在高樓大廈里所能憑空捏造出來的。這個人物形象定是那時許許多多戰斗在農村第一線的黨員干部的一個縮影。特別是看了其中的《爭先恐后》，更是令人感動。這部著作，真應當作為學習材料，發放到每個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的手中，每個人都認真地跟老支書比照一下，檢查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如果大多數黨員干部所想所為，能做到老支書的百分之一，哪怕千分之一，社會的和諧就不再是空談了，人民才真正在艷陽天里走在金光大道上。
邢臺詩人代紅杰曾在我新浪博客跟帖：“一個讀者對浩然作品的粗淺的認識：1、浩然的作品，尤其是《艷陽天》、《金光大道》，是那個時代不可多求的上乘之作，假如沒有浩然的作品，那個時期的文學可以說是盲點。是文學史的斷裂。2、浩然的小說是生活濃郁、真實、真情的人民群眾的文學。也是可以當做文史、政史、生活史來讀。3、浩然的文學作品有時代的局限，有個人認識的局限，因此他的作品首先著眼那個時代，不像現在的一些所謂的先鋒‘作家’，他們的作品是留給下一個世紀看的。時代的局限，不是浩然的錯。4、浩然的作品，在那個時代狠狠地彌補了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很多人物形象活在讀者的心中，就文學作品的貢獻來講，是功不可沒的。5、現在的一些專家學者吃錯藥了，忘了古代、罵著現代，跟當代脫節，盲目跟在西方的屁股后，真的是‘兩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沒有眼睛，一只沒有尾巴，真奇怪’！”
供職于北京的一位戰友和老兄前天從天津發來一則短信，是個題為《起草文稿時的筆誤》的段子：“1，寫錯一個字的：要關心支持基地組織建設！2，多寫一個字的：黨建工作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長；3，漏寫一個字的：要做好新形勢下流黨員的管理工作；4，打拼音選錯字的：選人用人，以得為先；5，打五筆選錯字的：一把手要親自抓領導小姐的工作；6，神話干部的：加強干部24小時外生活圈的考察；7，丑化黨員的：發揮黨員先瘋模范作用。哈哈，祝周末開心快樂！”呵呵，粗心大意，會鑄成謬誤，也能制造幽默。
我們市局宣傳處的小胡近日發來短信說：“昨天下午從省廳給你寄來一件衣服，正要給你說一下。”我知道，那是在省公安廳宣傳處賈永華處長和警民博客圈各位管理員的操辦下，贈給全體博友的一件“體恤衫”，據說上面還有“警民blog”的標志呢。我來魯院報到前，《燕趙警視》雜志記者和警民博客圈的管理員英子丫頭曾在qq群里統計收集博友的服裝型號。那可是一件珍貴的有紀念意義的禮物啊。我給小胡回電話說，請處里和我住一個小區的同志捎到我的家中吧。我相信，在魯院學習期間，我會有機會穿上這件體恤衫，并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大門口留個影，在首都北京，展示一下我們“警民blog”的風采！
我期待著。
今天可以上網了。
在網絡上搜索，讀到河北法制網2011年8月15日的一個報道《河北省三名公安作家赴京研修》，全文如下：
河北法制網訊 （梁桐綱）經省公安文聯推薦，我省公安機關3名公安作家8月15日將赴北京參加由全國公安文聯和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院聯合舉辦的公安作家研修班學習。
這篇報道是公安作家、中國作協會員、省公安廳編審梁桐綱先生采寫的，聽說最初發表于2011年8月13日《河北法制報》“公安周刊”第一版。我沒有見到報紙，但來到北京后，廊坊市公安局的周東川兄把電話打到我的住處，在表示熱烈祝賀的同時，還在電話中向我一字不落地讀了《河北法制報》刊發的這篇消息。我聽后立即說：這篇消息寫的好，簡明，周密，樸實、客觀。從網上檢索出此文后，再讀一遍，感覺似可增加幾個字，把“創作發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等文學作品”，改為“創作發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響的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雜文、文藝評論等作品”。這樣可能更全面一些。雜文屬于文學作品的范疇自不必言，文藝評論是對創作活動和作家作品的評析，但其本身也是一種創作。《散文百家》的常務副主編、評論家王聚敏就多次表達過這個觀點。
繼續檢索相關消息，發現中國作協主辦的《文藝報》在第一版頭條位置，刊發了該報記者王楊采寫的消息《寫劍膽琴心
今天晚上，我登陸了我的新浪博客和警民博客圈上的博客，并貼出了系列日記體散文《在魯迅文學院的日子里》的第一篇。
期間接到了一些師、友的祝賀短信。作家戴召民8月15日發來短信說：“祝到京深造有成，揚威邢州警營”。詩人劉向東發來短信說：“好好學學方法變思維”。著名詩歌評論家、廊坊師范學院苗雨時教授今天在我博客的留言最令人難忘：“[回復]祝賀國震進魯迅文學院學習，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希望你學業有成，創作進步……
白描先生1952年8月1日出生于陜西涇陽，曾任《延河》文學月刊主編、《國際人才交流》雜志副總編等職，現任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報告文學、散文、文學評論等500余萬字，擔任電視連續劇編劇多部。文學之外，致力于中國玉文化研究。
談到勤奮的創作訓練，白描說，文字是工具，熟悉了就能得心應手。觀察、想象、表現能力，是作家的基本功，平時要訓練這種能力。文字很神圣，絕對不能馬虎。從一個留言便條便可反映一個人的文化修養和水平。賈平凹開始時閱讀面很窄，喜讀孫犁、林斤瀾的作品，對其代表作多遍研讀，并加以模仿。賈平凹非常刻苦，寫了幾十本乃至幾百本練筆的筆記，觀察日記。最初練筆的廢稿有多少，無人知道。他和路遙都不是天才，主要是靠勤奮和讀書。路遙當工農兵大學生時，常常通宵地讀書。
談到誠實的勞動態度，白描說，作家是個非常苦的職業。正如柳青所說，當作家要甘于寂寞。為了寫《創業史》，柳青一頭扎到農村，完全像個農民，有意離開熱鬧的文壇，不怕被文壇所遺忘。這因為這樣，《創業史》才成為十七年文學的一座豐碑。路遙就說過：“我覺得，作品在某種意義上，不完全是智慧的產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艱苦勞動的結果。”
白描講到，他對路遙的心路歷程和人生軌跡以及個性特點非常熟悉和了解，也收集了大量的材料。路遙是很復雜的一個人物。他對老百姓有真摯的愛，但又拼命維護既得利益。搞起報復來，也很有手腕。他和社會摔跤，和別人摔跤，也與自己摔跤和較勁。最后家庭分化瓦解，自己英年早逝。路遙的性格成就了他，也毀滅了他。有出版社多次邀請他寫寫路遙，他都婉言謝絕了。他認為，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因為各種原因和顧慮，要寫出一個真實的路遙，很難。他如實地寫了，也許會被路遙的粉絲拋來的板磚拍死。
我完全理解這一點，而且相信白描老師說的是實情。我讀過路遙的《早晨從中午開始》（這本書比較真實地記述了路遙寫《平凡的世界》時的一些情況），也從報刊和網絡讀過一些介紹路遙早期生活或創作活動的文章，白描所介紹的路遙，與我所了解的情況比較一致。
我注意到路遙早期的一些作品，他那時的創作，如歌頌造反奪權運動的長詩《紅衛兵之歌》，與白描所講的他這一時期的人生蹤跡所吻合。
路遙最初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文革被否定后，他在這一時期的經歷和作為被揭發和清查，又回到農村，當了一名民辦教師，再后來又被人頂替，當了農民。在80年代初期，文革造反派出身的人，在政治上很難受到信任和重用，還有的被關進了監獄。路遙清醒地意識到，他在仕途上的發展之路可以說基本上被堵死了，于是，他只有撿起他本來就喜愛的文學，以此為實現自己人生抱負的途徑。一番拼搏和磨礪， 1982 年，他發表了13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奠定了自己在文壇的地位。他發誓自己要在40歲前完成一件大事，以生命為賭注，1988年，他完成了100萬字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攀上了他文學創作生涯的頂峰。政治失意以后，用文學表達，路遙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價值。白描說：“創作，沒有對手，看不見對手，是自己和自己較勁。” 《平凡的世界》就是路遙和自己較勁的成果。
《平凡的世界》獲得茅盾文學獎，以及在讀者中引起的巨大反響，是后來的事。其實，這部作品一開始并不被文學界看好。第一部寫出來后，許多文學雜志都不肯發表，后來還是《花城》雜志，認為《人生》作者的第一部長篇，發出來總是有意義的，才接納了這部作品。《花城》召開《平凡的世界》的研討會，與會的評論家大都持否定態度，認為小說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來寫，太陳舊了，沒人看，難以卒讀，弄得《花城》雜志社的同志很尷尬很失落，對路遙的打擊也很大。80年代中期，那時的文藝思潮受到外來的沖擊很厲害，路遙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在寫作手法上沒有玩什么新花樣，所以難以受到評論界的青睞。路遙不為所動，仍然堅持他原來的路子，以堅強的毅力在病重堅持寫完《平凡的世界》的后兩部。作品還未寫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即在小說聯播節目中播出，引起聽眾強烈反響，小說也逐漸得到了評論界的承認，后來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白描認為，《平凡的世界》寫底層人的奮斗，路遙的著眼點是人的價值和人得尊嚴，直達人的本質，是浪漫詩意的現實主義，迎合了當時許多人的心理需求。不像《許茂和他的女兒》等作品，著眼于說明一個政策“左”與右的對錯。那樣作品的境界就低多小多了。
談到豐厚的美學修養時，白描總結了三位陜西作家各自不同的美學追求和風格：賈平凹活潑、雋永、詭異、玄妙；路遙雄放、曠達、開闊、渾樸；陳忠實敦實、厚重、謹嚴、綿密。他說，作家的基本功（讀書、練筆、悟性）、才情和人格都很重要。但文學的終極較量，是人格的較量。這里的人格不是指道德意義上的人格，是人的綜合素質。文學作品是什么？就是從作家人格之樹上生長出來的葉子和花朵。
在談到強烈的超越意識時，白描強調：文學不同于科學。你必須拿出純屬你個人的東西，沒有現成的成果供你使用。文學的生命力在于創造。既超越前人，也超越自己。作家要樹立“無榜樣意識”，作家心目中的“榜樣”，只能是一種精神楷模，是一種方法途徑，決不能是具體作品、具體形象。文學作品必須有審美精神的提升，必須給讀者一種超越性的智性啟發和美的享受。作家應該努力提高自身綜合素質，在向生活學習的同時，還要開闊眼界和胸襟，注意汲取各種營養，更深地了解歷史，了解時代，了解世情、國情、民情，確立自覺的作家意識和健全的作家品格。陜西作家，大都出身農家，如何突破作家出身階層給自己帶來的局限，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比如農民作家，可以有農民的善良，但不可以有農民的狹隘；可以有農民的拙樸，但不可以有農民的猥瑣；可以有農民的本分，但不可以有農民的保守；可以接受農民的生活方式，但不應克隆農民的思維方式；可以有農民的專注，但也應該目光四射。這大概是作家應有的自覺意識。在生活的沃土上培育的作品，更當以深邃的思想作養料，如此產生的作品才會更茁壯。柳青描寫50年代中國農村偉大變革的《創業史》，雖然沉在農村寫作，但不只是站在農民的視角來寫的。
2011年8月23日
8月16日開學典禮時的合影照片，發了下來。鐵凝、李冰、祝春林等中國作協和全國公安文聯的領導坐在前排居中的位置。第四排右起第六人是我。
每個學員還發了幾本群眾出版社主辦的《啄木鳥》雜志（2011年第六、七、八期）。《啄木鳥》是著名的大型公安法制文學月刊，創刊于1984年，刊名是茅盾先生題寫的。雜志社就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北門的西側。多年來，在我們單位，只能看到《人民公安》《燕趙警視》等綜合性公安期刊，類似《啄木鳥》這樣的文學雜志，還是很難看到。
此前，由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同志簽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賀信》，也給每個學員發了一份，好像是復印件。賀信全文如下——
魯迅文學院公安作家研修班全體同志：
欣聞研修班今天開學，特致信表示祝賀！
文化是民族的根、隊伍的魂。公安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組成部分，是公安事業不斷發展進步的力量源泉，是百萬公安民警共有的精神家園。我們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以新的視角充分認識公安文化重要作用，樹立文化育警理念，大力實施公安文化發展戰略，努力使源于公安生活的公安文化更好地服務于公安實踐，不斷滿足廣大公安民警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進一步凸顯出忠誠警魂的精神特質和劍膽琴心的獨特魅力，展示出公安文化特有的大眾吸引力、社會影響力和時代感染力，真正成為共和國文化百花園中一片壯美秀色！
發展和繁榮公安文化，全警有責，更賴英才領軍，此非一日之功，貴在日積月累；此乃千秋大業，成在一磚一瓦。愿公安作家研修班揚旗亮劍，奉獻出更多反映火熱公安生活的精品佳作，引領和鼓舞千軍萬馬進軍公安文化高地。
八月孕育著收獲。讓我們立足新的起點，共同期待公安文化更大的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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