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早就有一種想法憋在心里，就是許多五彩繽紛、名目繁多的冠以“革命題材”的電視劇，看過之后總有一股怪味揮之不去，所以，我懷疑自己真將老矣，竟不知道“革命”不但在普世精英們的眼里，而且在信奉普世價值的一般人的眼里，已經成為怪物，一種青面獠牙的怪物；如果一旦將真實的“革命”原封不動地搬到熒屏上，當代人，尤其是“新新人類”會不愛看，而寧愿去玩游戲、聊大天的。這已是事實。據說這是由于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人們在吃飽、吃好、穿靚、喝足以后，“精神食糧”的需求及對它的要求也隨之而極大地提高了，那些原汁原味的“革命舊果”在現今也就不合口味了。但是，瓊瑤老姨的那種瘋瘋癲癲尋死覓活的愛戲情劇已基本上無市場，至少在大陸；熱鬧了許久的戲說皇帝老兒、妃子哀家、大臣宦官的古裝大戲也漸漸地銷聲匿跡，那么接下去該怎么辦呢？
辦法當然有，就是：新瓶盛老酒。即把“永恒的愛情”這東西硬蹦蹦地貼到“革命題材”影視劇上面去，好好地娛樂一把“革命”，這樣編劇、導演和演員就飯碗保牢、腰包鼓鼓了，“革命”也宣傳了，主旋律也“演奏”了，于是就皆大歡喜，普天同慶。
到此我想說明一下，我沒有把“革命”與“愛情”活生生割離的意思，革命者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連六根不凈的和尚也不例外。反映革命者革命生涯中愛情的文藝作品如電影也老早就有了的，像《永不消逝的電波》，其中就講了一個樸實無華且又真切感人的關于一對男女革命者的愛情故事，當然這不是主線。李俠與何蘭芬從革命的搭檔、同志關系開始，慢慢地產生了情感，最后結合在一起，又有了孩子，表演得自然、真實和可信；只有神經病才會去懷疑兩個人結婚前相處時的男女關系。又如《柳堡的故事》，其中有一首歌叫《九九艷陽天》，里面唱道：“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 ，十八歲的哥哥呀坐在河邊 ，東風呀吹得那個風車轉哪， 蠶豆花兒香啊麥苗兒鮮，風車呀風車那個咿呀呀地個唱呀， 小哥哥為什么呀不開言。
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 ，十八歲的哥哥呀想把軍來參， 風車呀跟著那個東風轉哪， 哥哥惦記著呀小英蓮， 風向呀不定那個車難轉哪，決心沒有下呀怎么開言 。……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十八歲的哥哥呀告訴小英蓮，這一去呀翻山又過海呀，這一去三年兩載呀不回還， 這一去呀槍如林彈如雨呀，這一去革命勝利呀再相見。”
“九九那個艷陽天來喲, 十八歲的哥哥呀細聽我英蓮,哪怕你一去呀千萬里呀, 哪怕你十年八載呀不回還; 只要你不把我英蓮忘呀, 只要你胸佩紅花呀回家轉。”這難道不就是“赤裸裸”的愛的表達么？但這表達得很好，恰到好處，那委婉動人的歌聲，讓人聽了沒有膩味感，既富有革命性，又富有人情味（人情味實際上是毛澤東盛世時代普遍具有的，并非今世當代的“口頭專利”）。再如《刑場上的婚禮》，里面所表現出來的愛情更具有蕩氣回腸、撕人心肺的震撼力，這是革命者在血與火的的洗禮中才能具有的人類可歌可泣的愛情。革命者周文雍面對著法官，在聽完了所謂的“死刑宣判”后義正詞嚴地說道：“歷史將宣判，真正犯有死罪的是你們！”在敵人的刑場上，陳鐵軍與周文雍并肩站在一起，陳鐵軍面帶笑容對著群眾、對著敵人視死如歸地宣布：“讓反動派的槍聲作為我們結婚的禮炮吧!”這就是革命者特殊的莊重婚禮！——說這些，無非是想證明：革命者有著更加堅貞的愛情和樸素真摯的愛情觀，而且，革命的文藝工作者們老早就用藝術的形式擺到了觀眾們的面前。然而很可惜，當今的文藝家似乎對上述所列顯得很不屑一顧，他們要另辟蹊徑，重塑革命者的“愛情”。草民如是說絕沒有一棍子揍爛所有表演反映革命者愛情的影視劇的意思，凡意見與我相同的網友是肯定有同感的。我們為什么不去質疑《毛岸英》中毛岸英和劉思齊的愛情呢？在毛岸英光榮整整六十年之后，劉思齊老人以她的堅韌與堅持，終于贏得了眾人對毛岸英人格和事跡的贊佩與敬重，從而齊心合力地把毛岸英隆重地推薦給了盛世的人們。這種人世間永遠的刻骨銘心的愛情，現在有幾個編劇能夠寫得出來？
反觀現在的好些電視劇，也反映了革命和革命者的愛情，這本來是件好事，然而，某些編劇把“愛情”當做了“味精”，而且往電視劇上撒得很厲害，并以此拉長了電視劇，這樣的例子我們信手就可以拿來，比如《亮劍》、《敵營十八年》、《延安鋤奸》、《鋤奸》、《潛伏》……改開后，文藝批評家們對毛澤東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進行了系統的批判，其中就大有對“舊”文藝家們忽視革命者愛情的不滿，說阿慶嫂沒有老公，趙勇剛沒有老婆，革命者不食人間煙火，沒有七情六欲，等等。當然，要批評、批判總是能發現缺點的，世上絕無足赤之金，文藝作品也如是。可是，當我們重觀老電影《革命家庭》等，重讀浩然的《艷陽天》等時，卻覺得并非只是“高、大、全”，反而覺得那時的那些作品真實可信，感人至深，催人奮發上進。
毛主席指出：“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后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這是為什么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摘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同上）”請問，盛世的文藝管理部門、文藝工作者和文藝批評家們，你們以為如何呢？
總之，愛情之于革命、革命者，乃至所有人，幾乎都是需要與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絕對不是唯一的，至上的，也不能當做味精亂撒，大多數觀眾的聽覺、視覺與味覺畢竟是有限度的。
如同革命者需要愛情一樣，革命者也需要娛樂，革命隊伍是離不開革命文藝的，用文藝的形式進行革命的宣傳，是動員老百姓起來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的有效手段；慶祝革命的階段性勝利，也需要文藝活動，這在延安和各根據地是常有的事情，領導與軍民一起載歌載舞，盡展“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革命風采。當年延安的“魯藝”就是專門培養與造就革命文藝工作者的好學校，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至今仍為堅持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方向的文藝工作者的必讀之著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昔日延安的“魯藝”，遠比現在的“羊頭狗肉”式的文藝類院校強得多。
用革命的娛樂方式激揚革命者的革命熱情，燃旺共產主義理想的光焰，是革命事業的需要，也是共產黨人和一切革命者的需求。這些反映在文藝創作上，既是必然，也是社會主義的文藝工作者責無旁貸的職責。我們看到，大量的文藝作品是體現了這一點的。舉幾個例子。在反映英勇抗日的電影《鐵道游擊隊》里，日寇進行著瘋狂的掃蕩，但抗日戰士是無所畏懼的，在戰斗的間歇里，游擊隊員小坡彈起了心愛的土琵琶，唱起了動人的歌謠：“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靜悄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唱起那動人的歌謠.爬上飛快的火車,像騎上奔馳的駿馬.車站和鐵道線上,是我們殺敵的好戰場。我們爬飛車那個搞機槍,闖火車那個炸橋梁,就像鋼刀插入敵胸膛,打得鬼子魂飛膽喪.”這就是對日寇的嘲諷與蔑視，又是抗日戰士革命樂觀主義的充分體現。在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電影《上甘嶺》中，志愿軍指戰員們用坑道戰打擊美國侵略者，殘酷的環境考驗著坑道里的每一個人，但為了祖國和人民，志愿軍是無所畏懼的，面對著重傷垂危的連長和戰士們，衛生員唱起了《我的祖國》：“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 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這是美麗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明媚的風光 。好山好水好地方， 條條大路都寬暢， 朋友來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來了
迎接它的有獵槍。…… 這是強大的祖國， 是我生長的地方， 在這片溫暖的土地上， 到處都有燦爛的陽光。”這就是我們的最可愛的人，他（她）們牢記著“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真理，敢于藐視狂妄的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戰爭環境里仍然心系祖國和人民，表現了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拳拳赤子之心；也正是靠著他（她）們的英勇獻身精神，和十多萬最可愛的人的犧牲，終使新中國堅如磐石，中國人民真正地站起來了！時下的那些詆毀與否定抗美援朝的“螞蚱們”，在抗美援朝將士們跟前顯得是多么地渺小和猥瑣呵。革命戰士的娛樂，即革命樂觀主義，本來就是革命者的天性，反映在文藝作品中，不但真實可信，而且更能激勵奮發向上者的斗志。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們希望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文藝作品。
在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兼主旋律影片《建國大業》里，反映了一個革命領袖們飲酒狂歡，酒后高唱《國際歌》的場面。草民覺得，在取得中國革命的決定性勝利之后，此舉理屬應當；咱中國又有著幾千年的酒文化傳統，素來就有飲酒慶祝大喜事的習慣，所以，此舉也不用質疑。但草民以為，編導卻有忽視細節脫離實際的嫌疑。而細節的不真實往往導致情節的虛假，人物也就有了不應有的“瑕疵”。大家知道，毛澤東不善飲酒，只嗜好煙、茶和紅燒肉；任弼時患有較嚴重的高血壓癥，他們又怎么可能因為勝利了，而忘我地飲酒以自損肌體？這是一。五大常委喝多（草民不敢說“飽”和（醉），影片也沒有交代）了之后，便大聲地唱起了《國際歌》，此時從他們的舉止與歌聲中，我看出了他們至少已經處于半醉的狀態了，這是二。那么就此請教編導：其時革命尚未完全成功，領袖們尤其是為首的毛澤東還需作最后的努力。而戰場的形勢是難以完全預料的，假如就在《國際歌》激越高昂之時，忽然從某地戰場發來一封特急電報，該做何處理？編導們真是將領袖人物看成是神了，或者是想把領袖們還原成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這與茅于軾的“還原”當然有著本質的區別，但確確實實把領袖人物描繪得太粗狂太綠林化了。毛澤東們才不會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哩。誠然，領袖們更是革命的樂觀主義者，也需要娛樂，無論是在革命遭受到挫折時，還是在革命取得勝利時，而且，毛澤東周恩來等還跳舞呢。然而，領袖人物之所以有不同于常人之處，是因為面臨危機的關頭，還能鎮定自若克敵制勝，如毛澤東聞之有十萬敵人來偷襲西柏坡，他一面考慮破敵大計，一面又聽京戲《空城計》，這與蔣介石遇到難事向上帝禱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敬告文明盛世的文藝家們，不可把革命當作可以隨便娛樂的對象，下筆、導演時請手下留情，照顧一下日后觀眾的感受；寫不出時切不可硬寫亂寫，并牢牢地記住：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精益求精，力求細節的真實——這永遠是文藝創作的原則與基本要求。
201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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