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毛岸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首先是學習毛澤東思想。北京大學要求學生讀書，教授們一致推薦的第一種書，就是《毛澤東選集》，因為你要了解什么是中國，特別是現代中國，你就必須去讀毛澤東的書。同樣，理解毛岸英（這是創作《毛岸英》的一個基本前提），也必須首先理解毛澤東，理解毛澤東的思想。
我是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這個學科必須面對如下幾個基本問題：什么是中國、什么是現代、什么是歷史、什么是文學。我先從個人的角度講一講，為什么要學好這個學科，首先必須了解毛澤東，必須讀毛澤東的書。
我們怎么認識中國、怎么認識中國的現代轉化，取決于我們怎么認識中國革命，即毛澤東領導的革命。
我個人比較關注中國革命如下的兩個特點，其一，它是從基層起來的，毛澤東說是“農村包圍城市”，如果說得更具體一些，就是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礎上的人民軍隊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只有唐代的“府兵制”可以與之媲美。因為唐的府兵，就是在均田制的基礎上，選拔品質優秀、德才兼備的農民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一個在基層選拔骨干和積極分子的活動，而每次退伍，都是一個壯大基層骨干和積極分子的過程，如此一來，就在中國的最基層農村，建立起牢固的基層政權、基層組織，從而結束了基層一盤散沙的局面。其二，它是從邊疆和邊區起來的。紅軍長征，是從大西南的納西、彝族、藏族地區，鐵流滾滾溶入大西北的回族、羌族聚居區，少數民族的家園，就是革命者的根據地，陜甘寧、晉察冀、東北和蒙古地區，是共產黨革命時代的立身之地，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又是以“邊區”包納或者“包圍”中原的。
1701年，歐洲開始了西班牙繼承權戰爭，從而瓦解了歐洲最后一個帝國——西班牙，歐洲從此走向了彼此征伐的民族國家體系。而此時中國的康熙皇帝，卻開始了平三藩、下葛爾丹、收西藏的大業，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版圖，從此完成了一個空前的大帝國建設。為什么中國與西方的道路如此不同？這里一個重要原因，我認為就是因為滿族統治者來自邊疆，它對于經營邊疆具有深刻的歷史經驗。而近代以來，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中國為什么會在共產黨的手里完成了統一？這其中也包含著同樣的道理：一是共產黨在農村基層建立了牢固的政權，二是共產黨革命時代具有經營邊區、邊疆的深刻經驗。
我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革命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遺產，故宮博物院的創辦人之一吳贏曾說：毛澤東功高唐宗宋祖，這是因為中國革命綜合了唐太宗的均田、府兵和康熙大帝經營邊疆的成就，能夠繼往開來。歌曲里唱“毛主席來到咱農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這其實是對歷史很好的概括，把傳統的中國，成功地轉化為現代中國，實現56個民族大團結，打破基層與上層的隔閡、實現民族之間的平等、維護祖國版圖的統一，靠的就是中國革命，靠的就是毛澤東思想。而只有了解歷史，只有研究歷史，我們才能明白這個樸素的道理。
今天大家都喜歡講民主，認為追求現代化，就是追求民主。但是，什么是民主？民主不是空洞的口號，民主的實質就是平等，消滅三大差別，消滅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內地與邊疆之間的差別，這當然就是追求平等，這當然就是最大的民主。毛澤東思想的核心、中國革命的指向，就是追求平等，國內的和國際的、中國的與世界的。
阿瑪提亞•森，一個英籍印度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指出，平等不僅僅是“起點平等”，還必須包括“分配的平等”，而分配的平等主要是指使“最小受益者福利最大化”，即改善社會最下層百姓的生活和福利，并不是我們這里一些經濟學家鼓吹的：憑借把蛋糕做大、依賴“涓滴效應”。森的研究指出，在那個時代，這方面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做得最好；森還提出，平等同時還包括“能力的平等”，即要增加下層勞動者的能力，就必須給他們受教育的機會、參與政治的機會，以提高他們的信心。在印度，種姓低的人能力永遠低，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更沒有信心。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增加基層勞動者能力這一點上，也在全世界做得最好。而且，森的統計表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比印度少死了一億人，就是因為中國基層百姓的福利條件得到根本改善。這是人類歷史上非常輝煌的成就。
民主從來就分“形式的民主”和“實質的民主”兩種，所謂“形式民主”就是選票、多黨制、議會，而實質的民主，核心其實也就是民生。民主是用來干什么的呢？當然是用來為老百姓服務、為老百姓謀幸福的，如果民主搞成了階級對立、種族對立、互相殺伐、民不聊生，搞成了華爾街專政，搞成了幾大家族輪流坐莊，搞成了媒體做秀，搞成了黑社會，這就是形式民主的破產。至于說到選舉和公開化，這里當然還有“選人”與“選政策”的區別：選人，你如果選上了陳水扁，他在“法定任期”內胡作非為，你根本沒辦法；而選政策，即通過政策的公開化，一個政策出臺必須幾上幾下，強調公民普遍參與制訂政策，強調老百姓監督落實政策，這當然更是實質的民主。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核心就是平等、民生，是人民廣泛參與政治和政策，而這就是實質的民主，所以，毛澤東思想是民主的寶庫，是對現代民主理論的最大創新，是人民民主，
說這么多，乃是因為寫毛岸英，就離不開毛澤東，寫毛岸英，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寫毛澤東。寫毛澤東，也不僅僅是寫毛澤東說湖南話，愛抽煙，關鍵在于寫毛澤東思想。我想這是《毛岸英》這部電視劇，與其他表現毛澤東作品的一個區別。
怎么看毛岸英？我認為毛岸英首先是共產主義者，他除了在上海撿破爛換來的一本字典，什么私有財產也沒有，也正因此，毛岸英就特別熱愛公共財產。岸英流浪的童年和短暫的青春使得他認識到：在雇傭勞動迫使大多數人失業、失學的剝削制度下，勞動者的“飯碗”永遠是朝不保夕的，在私有制、雇傭勞動制度下，大家本質上其實都是沒有家園的流浪者、討飯者；面對著日常性的失業、失學、失散，大家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那一點所謂的“私有財產”，對勞動者的茍活其實毫無意義。
正是無產階級的這種處境，方才使得他們認識到一個簡單的真理：正如人首先必須吃、喝、居住、看病才能談得上其他一樣，人類的發展必須以擁有和積累公共財產、公共財富為基礎。無產階級必須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而無產階級在爭取解放的斗爭中，也必然要提出人類解放這個命題。因此，無產階級的斗爭，永遠是與公共財富的創造、積累和管理聯系在一起的，而沒有這種“無產階級覺悟”，所謂公共住房、醫療、公共福利，那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了那么一點，也會被分掉、被瓦解和拋棄。就此而言，上海流浪那兩集雖短，但意義不凡，因為那是一個“少年無產者”思想的形成期。在這個意義上，毛岸英是早慧的，他覺悟非常早，他后來在給舅舅的信中說：共產黨不同于國民黨，毛澤東不同于蔣介石，毛澤東的親戚不同于蔣介石的親戚，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因為私人的感情、私人的利益，去損害公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不能把個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之上。什么是共產主義覺悟？什么是覺悟了的無產者？這就是共產主義的覺悟，這就是覺悟了的無產者。什么是真正的慈悲？什么是人類的關懷？這就是真正的慈悲，這就是人類的關懷。
有人說，《毛岸英》好的地方是因為它表現人性，但是，這里的人性，不是小資產階級的抽象的愛，不是追求自己的小房子，而是共建、保衛和熱愛“新中國這個大房子”。
“人各得其私”，這或許符合某種文化偏好，但是，當資源和人口的壓力一次次把人們逼向發展公共財富、積累公共財富、管理公共財富、舍身保衛公共財富這個命題與選擇的時候，作為共產主義者的毛岸英光輝而短暫的一生，給了今天的我們以深刻啟示。
寫毛岸英當然很不容易，如果說他的性格開朗、陽光、活潑，那只是表面，是皮毛。如果那樣寫就失敗了。毛岸英的性格第一是樸素。樸素，這是毛岸英最大的美德，也是李訥、李敏和劉思齊身上最大的美德，只要一接觸她們，你便知道什么叫做樸素的力量。而當樸素凝聚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八個字，這便是毛澤東時代的品格，是中國人民最可寶貴的品格。
毛岸英性格的第二個特征，就是科學的態度，什么是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態度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
當年東渡黃河離開陜北，回首延安十三年，毛澤東曾在川口慨然長嘆：陜北人民真金子！
什么是“真金子”？而所謂“真金子”，也就是樸素的美德。
商鞅在《商君書•農戰》中，曾這樣比較當時還屬于“邊區”、“境外”的秦地與“境內”的中原文明核心區，他說：
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利；多利，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日：“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
與樸素的“邊區”秦地相比，中原文明核心區恰恰是由于其發達，方才養成了盤根錯節的貴族世家勢力，方才鑄成了導致階級分化的富豪大賈，正因為文明發達，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說不練的智識階層。因而，商鞅說：此三者俱備，固可謂文明的成就，但也卻正是“求榮取辱”、“政怠宦成”的開端，是“人亡政息”——即國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異化的開始。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作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最終統攝四海，掃蕩群雄，正是秦人的生活樸素、務實使然。秦人正是以樸素的“農戰”精神，最終戰勝了中原文明之驕奢淫逸。
什么叫做文明？所謂“文明”，絕非表面上的文飾，“君子敏于行而訥于言”，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語，偉大的文明，就是埋藏在不懈奮斗中的樸素精神。而這就是毛澤東對岸英的要求，是他老人家對李敏、李訥的期許，更是毛澤東對新中國、中華新文明的期許。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便是醫治文明衰敗、制度異化的苦藥，是撬動“天下興亡周期率”的杠桿。
1945年7月，訪問延安的黃炎培，曾經向毛澤東提出“天下興亡周期率”的問題。
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據黃炎培的回憶，毛澤東對黃所征詢的“新路”的回答，似乎異常地簡略：這便是“民主”。
實際上，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上述“天下興亡周期率”的問題，做出了極其著名的解釋和回答，這見諸于毛澤東那篇著名的講話：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之所以能夠興旺發達，這就是因為它對現狀和自己有所不滿，而所謂“不滿”者，也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將批評和自我批評日常化，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方才會埋頭苦干、奮斗不息；同理，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之所以會停滯不前、“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那就是由于它驕傲自滿，如此，就必然會喪失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偉大的武器，從而也就會失掉了艱苦奮斗、埋頭苦干的意志：
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毛澤東這句格言，我以為比一切民主教條都更為具體，比一切“普適價值”都更為切中文明的積弊，它直指人心的深處，簡明扼要地回應了“天下興亡周期率”這個問題。
“不滿”是一國、一族、一人、一家前進的動力，而“自大”則是其墮落的開始。
“平平常常書生貌，一顆勤勞大眾心，中國土生中國長，地道中國一平民”，毛澤東思想彰顯的乃是樸素的文明、樸素的政治、樸素的美德，而丟掉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失掉了樸素的美德，失掉了樸素的政治，我們就喪失了真文明，我們就將會墮入腐化，甚至不可避免地陷入爾虞我詐、驕奢淫逸，最終就是自己打敗了自己。這正如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告誡的：
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1964年6月，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會議上，談到了“接班人的五個條件”。他說：你不注意培養后代怎么行？不能一個人死了，就沒人管事了。帝國主義說我們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這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靈，但也有可能。培養接班人，我看有幾條：第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第二，要靠大多數，為大多數人服務，中國的大多數人，世界的大多數人。第三，要團結多數人，包括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結仇。不然，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個不行。第四，民主作風，必須講民主，讓人家說話。第五，要批評自己，自我批評。不要總是自己對。總之，馬列、人民、多數、民主和自我批評，一共五條。可以說，毛岸英28年的人生，正是對這“五個條件”的完滿詮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生同欣然，死而無憾。花謝再開，長河不斷。我兮何有，誰與安息，日月經天，何勞尋覓。毛岸英光輝而傳奇的一生，將永遠鼓舞著我們，激勵著我們，警醒著我們。
（《環球視野》第361期，摘自2011年第3期《高校理論戰線》）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利永貞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