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劍斌：根據某鋼城事件改編創作的長篇小說《鋼城改制變局》（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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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城改制變局（選載上）
趙劍斌著
根據某鋼城事件改編創作的長篇小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請勿對號入座
作者簡介：
趙劍斌，男，大學學歷，曾當過哈爾濱市三大動力廠產業工人、廠企業報編輯，商城部門經理，遭遇過下崗失業，多年堅持領導職工維權取得一定成果，現已退休；
1985年始發表作品，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員、理事會理事、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哈爾濱市文聯文學創作所聘任編外作家；出版兩部長篇小說《父恩難辭》（40萬字）、新潮旋風》（40萬字），2004年春在北京采訪美籍專家寒春后編著《陽早寒春紅色傳奇》(25萬字）。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說： “哈爾濱作家趙劍斌的兩本長篇小說，一本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 年版的反腐倡廉小說《父恩難辭》，一本是大眾文藝出版社 2009 年版的‘中國當代工人階級維權自救文學的開篇之作’《新潮旋風》。書名取得都太樸實，文筆也不夠靈動，但內容卻很扎實，寫出了當今工人階級的苦難和抗爭。新世紀的無產階級文學，風生水起了。”
2010年春本人去某城市國企采訪，準備材料構思，2010年冬至2011年春根據某鋼城事件改編創作長篇小說《鋼城改制變局》。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情勢，即資本的盡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消滅工人的利益和資產者的利益即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對立狀態。”
——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
“革命是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人民群眾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夠像革命時期這樣以新社會秩序的積極創造者的身份出現。”
——列寧（《列寧選集》第1卷第601頁）
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批注》）
一
連續下了幾天雨，天上的云團還在飄移，儼然一群群相互追逐的猛獸跑到大山的那一邊。陰沉的天空開始放晴，太陽從山脊的后面露出半邊臉，透過厚薄不均的云層將金燦燦的光輝，灑向山下的一大片平展展地帶。
半個世紀前，尚未經過開發建設，這里曾是地勢平坦的開闊地。四周群山環繞，山的南麓有一條從長山山脈流下來的混江。廣袤的平原上北面是東發鋼鐵的整個廠區，南面是城市的街區，中間的混江將街區和工廠截然分開，相距不遠的兩座鋼架橋橫亙南北兩岸，每天都有一輛輛大型載重卡車陸續地從橋上駛過。
清晨，居民區的燈光有的已經熄滅，有的還在一棟棟高樓的窗口里閃耀，但已不那么耀眼。不久前還在沉睡的街道，開始被川流不息的車輛和熙來攘往的人群所喚醒。
三面環山毗鄰山腳的廠區仍在晝夜不停地轟鳴喧囂著。
一座座巍然屹立的高爐和一根根聳入云霄的煙囪不斷地往外冒著一股股煙團，濃煙冉冉飄上藍天，逐漸地融化在白云里，飄向山那邊。
縱橫交叉的一條條鐵軌，連接著一座座高低錯落的廠房車間，連接著一座座由高爐組成的煉鐵廠，連接著電爐煉鋼廠、轉爐煉鋼廠，連接著中型軋鋼廠、型鋼軋鋼廠、帶，軋鋼廠，連接著焦化廠、燒結廠，機車拖著多節車皮滿載鋼包和原材料在這些廠區間進進出出……
由動力廠、熱電廠、空壓站各自引伸出來錯落有致的一條條輸電線和粗大的煤氣管道、氧氣管道、乙炔管道、空調風管道，以及埋在地下的給水、排水管道，延伸到各個廠房車間，各個高爐、轉爐、電爐、焦爐以及燒結機、球團豎爐中，供給生產必須消耗的諸項原料和動力……
進入7月下旬的盛夏時節，連續幾天的暴雨、陣雨，將廠房馬路沖刷得干干凈凈，將大量揮發也大量吸收水分的樹木，一時對雨水的需求得到滿足。空氣里充盈著濡濕涼爽，使人感到一時的愜意。然而一旦躲在云層里的太陽升起來，大塊大塊的云團匆匆地飄過，一個風和日麗天氣晴朗的早晨開始了。
東發鋼鐵有限公司的辦公大樓在整個廠區的1號門里，門外對著一個環形的廣場——這個二十年前被命名的民主廣場的休閑場地，是離退休職工和家屬平時晨練、讀書、玩耍的地方，是職工們三三兩兩以致幾十人上百上千人，聚在一起議論時政、傳播信息的公共場所。環形廣場的中心是音樂噴池，由一座不銹鋼鑄造的——既不是人體也不是物件，而是含有某種象征著發揚升騰意味的抽象藝術雕塑。以這座雕塑為圓心，向外邊四周修了兩條十字型的寬道和十幾條半徑似的窄道，在被寬窄道分割的空地上種植了花草，形成一片片草坪和花壇。
早晨7點之前，下夜班的職工還沒有從廠門走出來，上白斑的職工還沒有大撥地走進去，民主廣場只有幾十個離退休老人在晨練，還有十幾個人已停止晨練，圍攏著議論著什么。旁邊有一個人手持大號板刷在寬道的地磚上書寫大標語，標語尚未完全寫出，旁邊的職工猜測著字正腔圓嗓音洪亮地念出來全句內容：
“反對私有化，保衛國企！宇虹從東鋼滾出去！”
于是周圍的職工和晨練的老人們一起響應著喊起來：“滾出去，必須讓宇虹滾出去！”
刷寫標語的是一個五十開外的男人，他一邊用筆蘸著白油漆往地上涂寫，一邊向圍觀的人們介紹情況：“省國資委已經作出決議，宇虹鋼鐵重工集團又要進來重組啦，而且這次重組還是控股東鋼，我們又要有大批工人下崗，大家又要遭殃啦！”
圍觀的工人們個個義憤填膺怒火中燒，議論紛紛：
“那怎么行？我們堅決不答應！一定要抵制！”
“要跟他們斗——大家一條心地干！”
“私企老板想占咱們的便宜，省市政府不向著咱們國企，咱們就得自己起來維權！”
“這次重組通過職代會了嗎？現在什么事都不通過職代會，咱們工人還有什么民主權利？！”
“這次是控股，上次參股都把咱們職工整得那么慘，這次不知要把咱們能成什么奶奶樣！”
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快到八點鐘，一個剛剛在旁邊打過太極拳的退休干部湊過來，以知情者的身份透露說：“昨天我被找去開一個離退休干部座談會，討論的就是這件事。宇虹集團這次進來是板上釘釘，討論不過是走走程序搞個形式。省委、省政府早就作出決議來，人家省國資委主任說私企重組國企，按的是什么《公司法》：只有大股東才有話語權，像下面的職工干部、一般成員、散戶股東沒有什么說話的份，咱們胳膊擰不過大腿，只要有口飯吃，就只好忍著，聽天由命吧！”
正從廣場外匆匆走來的兩個老工人其中一人停下腳步，聽到此話反駁說：“不！不能忍著，咱們工人群眾已經忍了二三十年了，改革開放二三十年，改來改去都是咱們工人群眾吃虧上當，都是忽悠咱們工人，欺負咱們工人。現在讓私企控股國企，還要不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還要不要工人階級當家作主，還要不要維護國有資產不流失？我們得共同干下去、斗爭下去，不能忍著！”
“對！不能忍著，忍著我們的國企就完了，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完了！"
大家異口同聲地應承：“對，對！這次決不能再忍，真的要再干一把！”
剛剛還在涂寫標語的男人也直起腰來，跟新來的老工人打著招呼：“武師傅，邵師傅，來啦！”然后解釋說：“本來打算昨天過來寫，但恐怕寫出來，被他們狗日的發現了會涂抹掉，于是干脆今天早晨早點過來。這不——已快寫完一條，我還可以再寫幾條。”
“好，還是現在寫好。你寫完了，我們大家看護著，看哪個狗日的敢來涂蓋！”旁邊的一位退休師傅附和說。
武師傅也理解地點點頭，說：“好！費寶棟。你在這兒再寫幾條！我跟邵師傅去那邊。”說著他舉了舉手里的一條橫幅標語，向寫標語的費寶棟示意，也向四周圍觀的群眾示意，然后一邊展開手中的橫幅，一邊朝前邊的東鋼辦公大樓走去。
橫幅的兩頭已被兩根竹竿系緊，現在被嘩啦啦地抖摟開，讓人們看清了上面的兩行大字：
“堅決反對宇虹再次重組東鋼，堅決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
武繼松和邵連興兩人在前面走，后面有幾十個聞訊趕來的工人群眾跟著。
他們快步來到廠部門口，高舉起的橫幅非常耀眼地在工廠門口展示著。一撥又一撥剛剛下班或從廠外走來的工人群眾圍攏過來簇擁著，站在這面表達他們心聲的橫幅周圍。大家在辯論著、爭執著、探討著、咒罵著，紛紛表示要求將省國資委對私企宇虹再次重組控股東鋼的決議撤銷。但是也有一些人已經感到束手無策不知所措，他們似乎只能表示氣憤和憎惡，不知如何將自己和更多人的威力發揮出來。
武繼松和邵連興一次又一次地將五六米長一米來寬的紅地白字橫幅，高高舉過頭頂，讓晨風吹拂著橫幅呼啦啦鼓起來。廠門口的工人群眾和離退休干部越聚越多，橫幅標語表達出幾乎全體東鋼人的心愿，大家的心都凝聚在一起。
驀地，邵連興腰間的手機響了一下，趁他摸手機打電話，一個工人接過竹竿往前走去。
“喂喂，你是管師傅嗎?我現在廠部門口，你通知咱們內退職工都到廠部門口來吧!”
打過電話，邵連興發現剛剛由自己打著的橫幅不見了。他看到武師傅也不再把持著橫幅的一頭竹竿，正跟廠里的工人們宣傳著什么，便三步并兩步趕到前面去。他看見正往廠里移動的橫幅被兩個不認識的工人舉著，就伸手去奪。于是他和他們之間發生了撕扯，正在高擎著竹竿的工人也不愿意被別人換手。由于激憤，一個工人一手持竹竿，一手握成拳頭發狂似的高呼口號:“宇虹——滾出去!宇虹——滾出去！”
另一個工人橫眉豎眼地瞪著向他搶橫幅的邵連興，質問道：“你他媽是東鋼的人嗎？”
邵連興反問:“我怎么不是東鋼人？這橫幅是我做的。”
那個人不相信，罵道：“別他媽跟我唬!滾一邊去！”
邵連興不松手，那個人揮拳相向打在邵連興的肩膀上，邵連興立即被打了個趔趄，又被腳下的石頭絆了一下，摔倒在地。
當邵連興從地上站起來，那兩個工人高舉著橫幅已進入廠大門，進入廠冶金區腹地。
工廠大門的經濟警察剛才看到有人將橫幅要帶進廠區，早把伸縮式軌道大門關上，不放他們進入。但不知何故——也許是因為工人們越聚越多，也許是因為被工人們激憤的情緒所感染，不得不將大門打開，讓工人們一哄而入。
武繼松和邵連興也跟著進入廠大門，在廠部辦公樓前駐腳，他們將沒能跟隨進入廠冶金區的離退休職工和家屬留在這里。他們要向這些老師傅、老同志介紹一下這次宇虹集團即將入主東鋼的情況，要向他們講一講面對已經刮起來的私有化妖風，大家應該怎么辦？應該以什么行動來抵制，應該以什么姿態來迎接這場階級搏斗的風雨考驗。
二
“宇虹的私企老板太不要臉，今年3月份剛被攆出去沒幾個月，現在又想來重組！”
昨天清早，武繼松還在山上收他種的嫩苞米，他的平時不怎么用的手機響起來，一個要好的工友給報信，然后咒罵幾句。
因為老伴曾干過廠里的家屬工，比他小幾歲，也是70歲的老太太，至今沒有養老金，家里還有一個靠他撫養的殘疾大女兒，每月領到手的一千來塊錢退休金根本不夠維持開銷，他只好到山上來開出一塊荒地種點苞米、種點蔬菜，拿到集市上去賣，自己吃著也省幾個錢。
上個月的月初，他跟上訪老搭檔賀忠誠到東鋼集團駐省城總部去找潘鳳鳴。
如今已多年擔任東鋼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黨委書記的潘鳳鳴，三十幾年前在東鋼下屬的修建工程處當學徒時，他的師傅就是武繼松的好友劉福田。劉福田是個裝配鉗工，武繼松是裝配組組長。潘鳳鳴尊重他的師傅也同時尊重他師傅的班組領導，即使以后潘鳳鳴步步高升，養尊處優擺起了架子，對基層工人群眾不再那么平易近人，但見了武繼松，仍然不得不頷首微微一笑或叫一聲：“武師傅好！”
不知潘鳳鳴是不想見，還是真的去省國資委開會。見不到潘鳳鳴，武繼松要求門衛傳達拜見黨委副書記徐榮升的請求。門衛撥通了公司黨辦的內部電話，回話說徐書記也不在。武繼松很生氣，他不想一走了之，便和賀忠誠坐在公司大廈的臺階上一直等著，后來黨辦的一位工作人員出來接待了他們。
“你們找潘董事長什么事？”那位西服革履的黨辦人員問。
“什么事？我早就寫過報告：東鋼集團公司搞股份制，為什么高層、中層領導都持大股，在職工人持小股，我們退休工人沒有任何股？要知道東鋼建廠時，我們退休職工都是無私奉獻，幾乎天天義務勞動，東鋼的資產里也有我們的血汗，我們要我們應得的一份。”
黨辦的接待人員輕蔑地笑笑告訴他：“這不過是你們個人的想法，國資委和集團公司的領導從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也沒有關于這方面的文件規定，你們還是回去吧。”
武繼松和賀忠誠堅持著不離開總部大廈，黨辦的接待人員只得領他倆進入大廈，登上電梯來到高層的辦公區，打開徐書記的辦公室，讓他倆在門外看了看空無一人的房間，然后煞有介事地說：“前天，徐書記確實出差，聯系戰略合作者來跟咱們重組的事。”
賀忠誠問：“咱們要跟哪個鋼鐵集團重組呀？要都是國企，工人們的福利待遇就能有些保障。”
武繼松說：“不知股份制是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要是股份制也算公有制，那么我們退休職工以前的五七工人、家屬廠職工都應該有自己的股份。為什么省國資委要獎勵公司領導層，動不動幾百萬上千萬股？”
黨辦人員以一副業內人士的口吻盛氣凌人地教訓他倆：“不要心里不平衡，看著領導多得點眼紅。領導貢獻大多勞多得。政府文件寫的明白，你們懂不懂？國內多少著名主流經濟學家、政府官員都在提倡鼓勵這么搞，企業高管就是要持大股，要幾十倍、上百倍地跟工人拉開距離。你一個普通退休工人哪管得了這么多，誰能聽你的？”
“誰能聽我的？全廠大多數工人贊成我，全國幾千萬國企職工贊成我，因為我代表了他們的意愿，代表了他們要維護的合法權益。”
黨辦人員沒有興致跟態度堅決的武繼松繼續爭論下去，便舒緩了口氣改換話題勸他倆先回去，他倆執意不肯。黨辦人員請示了上級，將他倆臨時安置到招待所。
他倆在招待所住了幾宿，白天到總部大廈找高層領導，然而連續幾天沒有找到，只得悻悻地返回。
退休已經十年，武繼松仍然要為東鋼的事操心，也要為自己家里的事操心。
武繼松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前幾年在東鋼下崗借錢買了臺舊車跑運輸，小兒子給當地一家私企老板打工，大女兒小時候得過腦膜炎，長大嫁人沒幾年丈夫卻患病早亡。大女兒帶著外孫過日子很困難，便被他接到自己家里。后來大女兒的病情越發嚴重連行動自理都不能，只好靠他和老伴伺候著。外孫汪永慶上了東鋼辦的技工學校，2005年畢業后到東鋼當臨時工，宇虹進入以后的2006年6月被辭退，2009年3月宇虹撤出后又被分配去當臨時工。外孫子本來應該贍養他的殘疾母親，但汪永慶工資不高又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齡，這樣撫養大女兒的重擔又壓在他的肩上。
從城里到山上要走半個多小時的路，武繼松每天一有空閑時間便到山上來。退休以后他在山上的坡地，種了些苞米，種了些茄子、豆角、大辣椒、大頭菜。遇到連續天旱，他要挑水往這里澆水，遇到連雨天，他要到這里排除壟溝里的積水。苞米還沒長成，就有人來偷嫩穗,蔬菜還沒長大，也有人來順手采摘。他真的不止一次抓到過偷青的人，有的被他罵幾句，有的一看就很窮，不但不罵，他還要給人家的篼子里再裝點他種的東西。
他的事真是多，東鋼幾乎每天都有人來找他，有在崗的也有離退休的職工。他們來找他研究探討東鋼今后的去向，商榷如何維護職工利益，防止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的事。
半個月前他陪著一群上了年紀的家屬工去廠部交涉，要求讓她們這些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參加工作，也為東鋼付出過心血、做出過貢獻的家屬工能享受到正常退休職工的待遇，也能按月領到相應的養老金。
然而廠部信訪辦一再推脫，說什么國家和地方政府尚未出臺這方面的政策，只能上報以后等待答復。答復一直等不來，家屬工正商量著要去市政府討個說法，也正要找他武繼松替她們寫個措辭更嚴謹的上訪材料。對于這些家屬工們的要求，武繼松不能拒絕，別說他老伴也是家屬工，就是他老伴不是，他也不能不管。因為在東鋼很多人都清楚地了解他，知道他有一副樂于助人的熱心腸。
推著自行車來到山上的青紗帳里，順著靠近山邊小道的幾攏苞米地，武繼松掰了二十幾穗嫩苞米。本來還想再掰十幾穗，接到工友的電話后便忙不迭地將掰下來的苞米裝進塑料編織袋，然后將編織袋捆到自行車上，時而推著，時而騎著往回趕。
因為家里是平房，房前有一個不大的院子，沒等到家就看見院子的門敞開著，院子里或站或坐著十幾個退休內退的職工，在焦急地等他回來。
“你可回來啦，宇虹馬上就要二進宮，你快給大家拿個主意吧！”退休職工賀忠誠平時不太性急，這時也顯得煩躁起來。他和其他工友都把武師傅當作領頭人，一見到他回來心里就多少有些塌實。
“他們今天上午八點半要分別召集中層干部和工人開什么座談會，逼著東鋼工人表態呢。”
“據說潘鳳鳴也不同意宇虹這次二進宮，昨天已辭去董事長職務，為的是抗議……”內退職工邵連興說。
“這個潘敗家這些年干了不少壞事，也摟肥了——不過，這件事還是得人心的。”同樣年齡的內退職工費寶棟說。
“潘鳳鳴不同意宇虹再次進入也是為了他個人利益。”70歲的退休職工楚風臣說。
“阻止宇虹進入東鋼，不能光靠潘鳳鳴——人家有吃有喝，已經摟得溝滿壕平，不再當董事長也夠本。關鍵是咱們東鋼的廣大工人群眾怎么辦？怎么發動大家起來斗爭？不能眼瞅著讓他們這么風雨無阻地進來呀！”曾在煉鐵廠當過車間主任的董廣志焦慮地說。
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都在為私企即將進入東鋼的事犯愁，似乎大難就要臨頭。有的不知所措，有的主張發動群眾鬧起來。
武繼松將捆著編織袋子的自行車靠在院子里的墻上，顧不得解下袋子，將苞米從袋子里掏出來，他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果斷地對大家說：“現在還不到時候，咱們也去開座談會，先摸清情況再說！”
有人猶豫不決地問：“咱們不是被邀請的代表，咱們怎么去呀？”
武繼松堅持己見說：“無所謂是不是代表，是代表也不一定肯表態。有很多代表是老好人，是糊涂蟲。事關東鋼的大事，他們根本不敢說話！咱們還是去一趟——至少可以在外面旁聽，有機會還可以進去爭論幾句。”
于是在武師傅的帶領下，大家一前一后走出院子。
武師傅的家離東鋼廠不太遠，沒用半小時大家就來到廠前的民主廣場。
進了東鋼廠的1 號大門，大家發現辦公樓前門口已有人陸陸續續進出，兩個經濟警察守在門口認真地檢查證件。
約有六七十人在門前糾纏要求進入卻被警察攔住。
大家湊到跟前果然也不讓他們進去，武繼松只得跟那些手持門票的代表們交代幾句：“你們可得堅持立場、堅持正義、千萬不能讓宇虹控股東鋼啊！可得替廣大東鋼職工群眾說話！”
稍稍離開后，董科長悄悄對大家說：“我知道樓后面有個小門能夠直接進去，跟我來。”
大家在董科長的指點下，來到辦公樓后面一個角落，找到一個不引人注意的小門一一走進去。辦公樓里的走廊很寬，舉架很高，偌大的辦公樓里似乎
空蕩蕩的沒有多少動靜。只有三層樓會議室的門窗玻璃上人影綽綽，里面傳出忽高忽地幾個人參雜在一起的說話聲。大家在外面屏聲靜氣聽了一會兒，感覺里面尚未有人在主持發言，只是有人在竊竊私語，有人在布置會場，安排上級領導到主席臺就座。大家從而明白座談會還沒有正式開始。
一起來的內退職工管樹德，在門外輕輕地拉開一點門縫，門卻不由自主地自動敞開半扇，看到里面已經坐滿了人。
一個干部模樣的質問他們：“沒有邀請你們，你們來干什么？”
“干什么？！”武繼松理直氣壯地接過話茬回答，“聽說宇虹還要來重組，想來聽聽。我們也是東鋼人，我們也一樣關心東鋼的事。”
“現在還沒到公開宣布的時候，不許偷聽！”那個干部斥責他們。
“什么叫偷聽？我們進來聽！”武繼松說著帶領大家往門里闖，同時反唇相譏，“有什么見不得人的，搞得這么鬼鬼祟祟！”
東鋼公司的工會主席祁典勇笑瞇瞇地走過來，勸阻他們：“今天黨群辦專門邀請一些代表，不是可以隨便參加的，請回吧。”
但此時門里的一些代表不約而同地提議:“這么大的事反正都得知道，就讓他們進來吧。”
甚至有的代表還以贊嘆的語氣提議：“不但要讓他們進來，還得讓武師傅發表發表見解，武師傅可是個能主持正義的人啊！”兩個想阻止他們進入的干部不好擅自決定，回頭看了看公司黨委副書記徐榮升。徐榮升難違眾意，只得表態說：“只能進來兩個人，其他到外面等著。”
于是大家推舉武繼松和邵連興進去。
會議開始了，作為主持人的徐榮升，先向大家介紹前來參加會議的省國資委領導，請省國資委主任黃希林講話并傳達省委省政府的決策精神，傳達省國資委的相關決定，通報宇虹重組東鋼的方案。
黃希林一副西服革履的行頭，略微笑笑面帶矜持而不茍言笑的傲慢，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之中都含著某種裝腔作勢的迂腐。他說今天由東發鋼鐵公司領導，召集在崗和內退的職工代表來這里開個座談會，一方面先跟大家透露透露消息，傳達省委、省政府領導有關國企改制的指示精神，傳達一下7月22日省政府專題會議作出宇虹對東鋼增資控股的決定：宇虹集團以10億元現金和持有的礦業公司股權向東鋼增資擴股，持股65%，成為第一股東。省國資委等其他原有股東持有東鋼的股權降至34%，使原來的第一股東和第二股東對調，國有資本所占股份已經攤薄。他說，今天來的另一方面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希望大家能夠跟省委省政府保持一致，能夠理解支持國企改制的大方向，大勢所趨。他說按照省委書記莫奇志同志的指示精神，我們要全力推動國退民進將國有企業股比例在競爭行業中降到20%，而不再是前幾年的80%，要堅定不移毫不動搖地堅持國企改革的大方向，要學習蘇州“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經驗，將其作為我們省國有企業進行改制的基本思路:要求“企業整體改制到位，國有集體資本退出到位，職工身份置換到位，債權債務處理到位，基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他說省委莫書記和惠昌省長對東鋼的發展一直極為關心重視，莫書記和惠省長多次來東鋼視察，作過許多重要指示，也十分注重東鋼領導和群眾的意愿，尊重東鋼人的選擇。今年3月，宇虹集團退出東鋼股權分立就是在莫書記來東鋼兩次視察以后作出的決策，是尊重東鋼廣大干部職工的意愿的結果。但是為了符合國企改制的大方向，為了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搞好強強聯合，我們也談了好多家都沒有談成。東鋼雖然是省屬大型企業，但地處內陸、位置偏僻，在群山之間交通不便，至今沒有高速公路。東鋼雖然在全國500強企業榜上有名，但也是排在后面，年產只有700萬噸，以生產建材用的粗鋼為主附加值不高，企業負擔過重，近年來虧損時候多，盈利時候少，遇到國際經濟危機，鋼材價格持續下降，煉鋼原材料卻居高不下，在國家鐵腕淘汰落后產能背景下，東鋼技術裝備落后，面臨被淘汰出局的巨大壓力，更是難以維持發展。為應對當前東鋼經營危機，加快東鋼大型化改造，如果不改制重組根本就沒有出路。過去我們聯系過鞍鋼、聯系過俄羅斯遠東鋼協企業，但是人家不是不屑一顧就是條件太高，不具有重組的操作性性。怎么辦？現在宇虹又有了重組的愿望，并且承諾不再裁員，全面落實職工福利待遇，大幅度提高員工工資，還要將東鋼產能提高到1000萬噸，何樂而不為呢？經與眾多戰略投資者四個多月的商談，對各個方案的反復論證研究，最終經各股東同意，經省委省政府慎重研究，決定同意宇虹以增資擴股的方案再次重組東鋼，希望大家能夠理解、能夠支持，能夠跟省委省政府的決策保持一致。
代表省國資委的黃希林自以為是頭頭是道地講了一套，然后才要求在座的各位東鋼干部職工發表意見，說：“大家可以談談自己的看法，要從企業的戰略發展出發，從適應鋼鐵市場競爭的長遠需求出發，從國企改制勢必改掉一股獨大的國退民進的大勢所趨出發……”
沒等黃希林說完，早有東鋼的干部職工躍躍欲試要發表自己的見解，便打斷他的話：“不管從什么角度出發，我們東鋼人信不過宇虹，他們以前也承諾過不裁員，還逐年給職工漲工資，可是他們實現了嗎？”
于是在座的幾個干部職工異口同聲地接了一句，幾乎是激動地喊出來的：“沒有！根本沒有兌現承諾！”
其實，在黃希林講話過程中，早有東鋼職工等不及要發表不同意見，幾次打斷他的講話，都被徐榮升示意阻止了。
輪到東鋼干部職工發言，大家便七嘴八舌議論開了：
“宇虹2005年第一次跟東鋼重組，名義上出資8億元，加上蓮花城鋼鐵6個億的凈資產，擁有新東鋼36%的股份，長山省國資委擁有46%的股份，其他是東鋼管理層的股份和華融公司的再轉股。但是宇虹的8億元根本沒到帳，又搞了個補充合同，要拖到幾年后分四期才能全部還請款項。這不是忽悠我們給我們打欠條，不是利用我們的資產設備他們從中漁利嗎？”
“那次重組不知為什么要將東鋼的資產評估得很低，我看過《資產評估報告》，東鋼總資產被評為38億，負債10個億，而其中生產設備僅值900萬，無形資產與土地使用權價值為零。我們東鋼自1958年建廠經營半個多世紀，積累的企業文化、營銷渠道、技術成果等等無形資產是一筆巨大財富，卻被評估為零，價值連城的土地使用權居然也白白讓人家使用，這怎么說得通？”
“據說，幾個高爐的評估都是零，但是這些高爐每年都要維修，都要更換大批零部件，盡管使用了好些年，但是由于不斷地維護和更新，依然讓它們保持了七八成新的程度，而在那次評估中卻體現不出任何價值來，這是為什么？這些高爐不是無形資產，而是有形的固定資產，這種評估能體現出公平正義嗎？”
“當初，評估時所請的事務所是宇虹自己找的 ，為的就是空手套白狼，就是要我們東鋼的巨額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到他們的腰包里去！”
“東鋼的相關資料顯示：2006年底總資產已達到278億元，為什么在2005年東鋼與宇虹私企重組時卻將東鋼的總資產評估為106億元，將東鋼的參股凈資產評估為18億元？其實，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僅九五期間東鋼共投入20多億元資金，先后實施了以小型連軋、型鋼連軋、萬立制氧、燃氣發電等八大工程項目改建。十五期間又積累投資40多億元，其中超億元的投資工程項目就有4個，例如2003年僅一項在熱軋超薄帶鋼工程的總投資就是23億之多，而這些投資為什么不能在重組評估時體現出來？”
面對東鋼干部職工的踴躍發言紛紛質問，省國資委和東鋼的幾個高層領導開始有些不知所措無以對答，后來還是省國資委一個姓孫的處長出來作了一些文不對題的解釋。他一邊說一邊拿起一份文件念起來：2005年東鋼集團的審計和資產評估問題是嚴格按照國務院國資委和省國資委改革領導小組規定的程序實施，聘請中介機構對資產進行財產審計、資產評估，審計評估結果經專家委員會審定，國資委確認，律師全程參與，并出具改制法律意見書。隨后他念了幾個跟東鋼職工反映不一致的相關數據，然后得出結論說，2005年的重組根本不存在國有資產流失問題。
孫處長簡短講了以后要將麥克風轉給站在旁邊的黃希林，沒等一時語塞的黃希林想好說什么，剛才要發言的武繼松站起來說:“我來說幾句……”被徐榮升厲聲厲色地阻止:“你不是職工代表，你只能旁聽！”
武繼松不在乎他這一套，根本沒把他的恐嚇放在眼里——今年3月初，宇虹集團從東鋼撤出前，武繼松曾召集全廠內退職工、退休職工、在職職工在心連心公園和廠辦公樓前的廣場上集會，喊出來“宇虹從東鋼滾出去”的口號。開會前，徐榮升請保衛處的處長給他捎話，說希望他放棄這次集會，否則將向公安局申請報批拘捕他。他老武沒理這個，照樣開了大會。沒過幾天，宇虹真的從東鋼撤出去。
五一節期間，徐榮升作為集團工會主席黨委副書記親自去一些職工家訪貧問苦，也到武師傅家去，他跟武師傅賣乖說將給他外孫安排到東鋼分廠的臨時工作，但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帶頭鬧事，還說以后有事可以去找他解決，并把他的手機號告訴了他。武繼松后來有一次給他打手機，他接了以后聽出是武繼松，就以手機聽不清為由讓他重新打座機，結果武繼松再打座機就再也打不通。
此刻，武繼松站了起來不顧阻攔走過去想將黃希林的話筒奪過來。由于離的位置遠一點，話筒已被坐在前面的公司人事部副部長王金星抓到手里。
王金星是一個精于業務勇于負責的處級干部，他提出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宇虹二次重組東鋼而且是控股東鋼，這不僅對省國資委是一件重大決策，對全體東鋼干部更是一件重大決策。為什么這么大的事情作出之前，不能在東鋼召開全體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一下，難道東鋼的職代會僅僅是形同虛設作為擺設的聾子耳朵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東鋼的廣大干部職工還有多少民主權利，還有多少主人公的作用？”
王金星還說：“新的公司法規定：股東利益變更需要召開股東大會，股東大會通過后屬于國有企業的，要上報上級主管部門審批。東鋼雖然在2005年已經進行身份置換，按照國家政策對每個人支付了經濟補償金，這筆補償金已轉為對東鋼的股權，職工僅有作為小股東的知情權，公司法雖然沒有規定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這個程序，但并不是說宇虹二次入主東鋼就不需要召開職工代表大會!”
王部長提的問題很重要也很尖銳，本來武繼松也要提這個問題的，現在只有等省國資委的領導，針對這一問題給予一個明確答復。
王部長將麥克風送到黃希林面前，黃希林接過話筒不假思索地說出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根據新的公司法規定，股東權益變更需要召開的是股東會議，而不是職工代表大會。職工雖然是擁有東鋼集團股份的小股東，散股東，但決定公司股權變更和公司重大經營決策的還是幾個大股東。我們省國資委和宇虹就是這樣的大股東，我們已經過充分的醞釀、溝通、協商、論證、研究，我們認為這一決策是可行的，并且已經報請省委、省政府得到批復……”
聽到這里武繼松又要站起來走過去搶話筒，旁邊的祁典勇拉他一把提醒他：“別動，冷靜點。別吃虧，武師傅！”
不知這位公司的工會副主席平時笑瞇瞇的，雖然不辦事但還算平易近人的祁典勇，真是怕武師傅闖禍遭報復，還是為了不給這個高層領導帶來難堪。
但武繼松沒顧上這些，他還是在徐榮升急切宣布散會以后，搶先一步抓過話筒說了幾句：“請大家留步，我跟大家說說第一次宇虹重組東鋼，咱們東鋼遭受了很大損失，蒙受了很大欺騙，現在宇虹第二次重組東鋼，還是控股，盡管他們作了承諾，但前車之覆后車之鑒，我們要吸取教訓，我們認為省國資委不召開東鋼職工代表大會討論這一重大決定是錯誤的，必須改正過來，如不改正我們將面臨重大災難，我們已經忍耐過了，我們已經斗爭過了，我們下一步該怎么辦？是逆來順受的忍耐還是全體東鋼人團結起來，向省里市里討個說法？”
于是有的與會人員反問：“怎么討個說法呢？我們沒有決策權！”
一直得不到發言機會的邵連興提議：“我們要召集全體東鋼職工集會，大家一起來抗議！”
“對!對！一起來討論一起來抗議——明天就干！”很多人同意這一提議。聽到大家這樣表示，徐榮升有些驚慌失措，央求大家：“千萬不要千萬不能！大家要跟省里保持一致呀！”
對邵連興的提議很多人表示贊同，對徐副書記的話沒人響應，于是邵連興冷嘲熱諷地說：“怎么保持一致？是讓省里跟我們工人群眾保持一致，還是強迫我們跟省里保持一致？”
徐副書記發現大家不理會他的這番苦口婆心，就換了一副強調威脅說:“現在是法治社會，誰要胡來誰就倒霉！政府有的是辦法對付你們！”
大家出了會議室一邊三三兩兩地走著，一邊議論著宇虹再次重組東鋼的事，逐漸散開。省國資委和東鋼的領導雖然沒有走在前面卻是乘電梯下樓的，所以這幾個人先走出辦公大樓。徐榮升和祁典勇送省國資委領導上車的時候，武繼松、邵連興等人在后面，看到守候在樓外的東鋼職工攔截他們上車的場面。
五六個中年女職工坐在幾輛轎車前面擋著，不讓省國資委的領導離開。
她們說：“我們是2005年被裁員下崗的，今年3月宇虹撤出后才回到廠里上班。現在宇虹還要厚著臉皮來重組，我們不想下崗，不想要低工資。”
黃希林拉開轎車玻璃窗對女工們一再解釋說：“人家宇虹這次已鄭重承諾不再裁員下崗，大家不要鬧，這次宇虹重組東鋼是省委會議討論決定的，你們鬧也沒有用。”
有的女工反駁他說：“我們信不過，宇虹是個大騙子，他們今天說一套明天做一套，根本沒有信用！我們不能再受欺騙再受愚弄！”
有的女工質問黃希林：“宇虹重組這么大的事為什么不讓開職代會，為什么不讓我們職工討論通過？”
黃希林強詞奪理地解釋：“按照新公司法規定股權變更不需要召開職工代表大會通過，沒有這個必要！”
這時徐榮升已用手機電話找來十幾個經濟警察，強行將女工們拉開，
兩輛轎車開走了，女工們望著絕塵而去的轎車氣憤地咒罵：“呸!什么新舊公司法，純粹是騙子！我們就不信，只有你們省里來的高官和私人資本家說了算！我們廣大職工群眾難道是光能吃干飯的？！”
武繼松等人過去為她們助威鼓勁，對徐副書記和經濟警察幫省委、省政府的轎車強行解圍予以譴責。
武繼松說：“我們廣大東鋼職工不是群氓，我們要生存要吃飯，要求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求民主不能任人擺布，我們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對！我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誰也擺布不了我們!”很多在場的職工全都態度堅決地表示。
三
時間過得很慢，而東鋼的職工群眾卻聚集得很快，一撥一撥的中青年工人們向冶金區涌去，一撥一撥的離退休職工、內退職工、家屬子弟，從東發市的各個居民小區向民主廣場和廠辦公樓前的廣場涌來。不到半個小時，整個辦公樓前的中心甬道、綠地以及民主廣場上到處都聚滿了人。這些人是來了解情況的，是來質疑的，是來對宇虹即將重組東鋼表示憤慨之情的。他們相互傳播著消息，交流著意愿和體會，他們都親身經歷過宇虹集團第一次重組，給東鋼職工帶來的厄運和利益損失，他們都親自體驗過私企資本家壓迫剝削時的冷酷殘忍和利欲熏心，他們內心里充溢著也抑制著對宇虹的義憤，并四處尋找能夠發泄的缺口。
剛剛下夜班的工人們路過廠區大門，便被人潮涌動的場景震動了，感染了。他們返身又回到管網縱橫煙囪林立的冶金區。正要上班的工人們早早來到廠區，但不少人幾乎沒有去自己所在的車間工段，沒有再換上那沾滿油漬灰塵的工作服，跟著呼啦啦飄動著展示“堅決反對宇虹再次重組東鋼，堅決擁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橫幅往前走。紅艷艷的橫幅四方游動到處招展，呼喚起東鋼人的勇氣，弘揚著東鋼人的志向，振奮著東鋼人的信心。
橫幅被系在兩根竹竿上被高高地擎舉著，已成為工人們聚集的中心，成為工人們所向披靡的旗幟。
橫幅被激憤的工人們高舉著沖進廠區的時候，武繼松本想跟著涌動的人流走進去，卻被邵連興拉了一把。邵連興剛才被一個不相識的工友打了個趔趄，爬起來的時候，沒顧得上拍拍身上的塵土，沒顧得上揉揉摔疼的屁股，便快步去拉離開自己十幾步遠的武繼松。這時候賀忠誠也從家里趕過來，一起拉住武繼松。
“武師傅，咱們不能往里去，你應該在這里給大家講講憲法，講講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的形勢。”
邵連興的話提醒了武師傅，這是他們昨天中午開會時確定下來的分工和行動內容，也是他們為了自我保護而想到的措施。
這樣他們三人返回到辦公樓前的門廊，武繼松將挎在腰后的充電喇叭摘下來，站在門廊的臺階上，一手舉著喇叭，一手比劃著揮動手臂開始演講：
“各位師傅、各位領導，我們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我們都應該學習一下，溫習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國家憲法是我們的最高法律，是我們的根本大法。我們當前反對宇虹私企重組東鋼、控股東鋼的斗爭就涉及到維護還是背離這部憲法的斗爭，涉及到捍衛還是侵占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要保護還是剝奪工人階級生存權、勞動權等合法權益。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搞修正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場斗爭不以我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我們必須嚴肅面對，必須勇敢迎接挑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條規定：‘國家在現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第十二條規定：‘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和集體的財產。’
“各位師傅、各位領導，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看看我們當前的現實，我們長山省是一個國有經濟占有比重較大的省份，新來的省委書記不去千方百計地鞏固國有經濟，確保國有企業資產不流失，卻以所謂‘深化國企改革，優化國有經濟結構’為借口，好像搞一場運動似的搞什么瘦身‘攻堅戰’，改制了800多家國有大中型企業，其中我們東鋼國企就是深受其害的一家！在這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把我們二萬五千多名職工轉變為朝不保夕的合同工，逼迫我們7600多名職工內退，逼迫我們3000多名職工買斷工齡。我們無論退休職工、內退職工還是在崗職工，誰都沒有好果子吃：福利待遇一減再減，工資標準一降再降；以前我們的一線工人，例如爐前工每月工資可達三四千元，自從宇虹來了以后，勞動強度加大了，勞動時間延長了，拼死拼活一兩千元；而我們下崗內退職工，甚至在崗職工，有的只能可到300元，連社會低保標準都難以達到。這是為什么？這就是國企改制全面私有化的結果！”
站在辦公樓門廊的臺階上，武繼松向辦公樓前廣場以及院墻外的民主廣場俯視，前來聚會的人們越來越多，眼前是一片人山人海的景象，處處有人流在涌動。憑他的感覺，現在駐留在這里的人應該在三四千以上，不斷地有更多的人往廠冶金區走去，也不斷有人回到這里來，或者從廠外奔赴到這里。
武繼松講得很起勁，很有激情，停留在廣場上的人們，通過他手中的擴音喇叭，能夠清晰聽到他宣講的憲法內容，能夠準確把握他所強調的憲法中的關鍵詞語，能夠聯系本廠實際發生的動蕩變遷，來領悟他所痛斥譴責的人和事。
武繼松和邵連興、賀忠誠、費寶棟、管樹德、楚風臣等人都站在辦公樓門廊的臺階上，他們知道自己在這里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監視，因為這里四周有幾個監視器可錄制他們的圖像。他們看不到監視器，但是他們早就事先有所防備，他們認為越是公開活動就越能證明自己的清白，證明自己的所作所為都不違反國家法律。
武繼松接過賀忠誠遞過來的“農夫山泉”喝了幾口，他開始并沒感到干渴，喝了幾口瓶里的天然水以后反而覺得嘴里突然燥熱起來。他手搭涼棚望望天空：天公真是作美，清早還漂浮大塊大塊云朵的天空，現在晴空萬里。前幾天一連幾個陰雨天，弄得他和他的工友們都擔心，今天的聚會會不會受到老天的干擾，一旦下起雨來把人群沖散。現在他拿起瓶子多啜幾口，然后他將手中的材料翻過一頁，接著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衛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第十三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
“胡錦濤總書記提出‘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和法律至上’，可是我們的當地政府卻以改制重組為名將國企私有化，不僅是違反憲法和法律的錯誤行為，而且是犯罪行為！”
念到這里，講到這里，武繼松抬起頭來，揚起一只手臂，向臺階下的幾千工友們征詢意見：
“我說企業改制將國企私有化是犯罪行為，你們同意不同意，支持不支持？”
于是下面的上千只手臂也跟著舉起來，上千名工友們情緒高昂聲音錯落高低不平地呼喊起來：“同意!堅決同意！！支持！堅決支持！！”
靠近臺階的人群中也有人議論紛紛，武繼松講累了，就走下臺階跟邵連興等人參與到人群里，聽他們各抒己見：
“現在的憲法法律誰還執行呀？不執行就是廢紙，就是一紙空文！”
“對人家既得利益者有利就執行，沒利就不執行。什么法制不法制的，都是騙人！”
“管它國企私企，工人就是干活吃飯，誰給錢多給誰干。關鍵是宇虹這個私企太能克扣工人，算計工人！”
“不管怎么說，還是國企比私企待遇高，國企不能隨便賴帳，隨便降低工資。”
“現在國企也讓職工下崗也搞股份制，不是從前的國企啦！”
“從前的叫國營，現在叫國企，叫法不一樣，性質不一樣吧？”
“宇虹真是厚臉皮，咱們東鋼虧損時他退出，剛剛盈利幾個月又要回來，是他說了算還是咱們廣大東鋼職工說了算？”
“根本不召開職工代表大會，現在是省國資委的頭頭說了算！咱們工人哪有點民主權利呀？！”
職工們三一群倆一伙地聚在一起辯論著，咒罵著，發泄著，自然劃分出許多議論中心。他們相互交流信息，相互發表看法，相互感染情緒，相互鼓舞斗志。
整個廣場的人群中有分成二三十人的大堆兒，也有分成三五個人的小堆兒，每個人堆里總有個中心發言者。有人在這堆或那堆之間游動著，或者一言不發地探聽什么或者義憤填膺地抨擊幾句。有的棖觸甚深地侃侃而談。
天空晴朗，烈日炎炎，還沒到中午，但炙熱的陽光普照著大地，兩側綠草茵茵的操場和水泥地面上甬道，已被一群群聚攏的職工所覆蓋，幾乎分不出哪兒是綠色哪兒是灰白色。只有為數不多的女職工撐起陽傘遮擋陽光，更多的人群在太陽底下忍受著炙烤，但無論誰都沒能隨易地離開。甬道上只有奔往廠區的人群，幾乎沒有往家返回的人。大家都在為宇虹重組控股東鋼的事牽腸掛肚，大家都有一種大難臨頭的危機感，都有一種掙扎在生死邊緣的恐怖感，都有一種即將被出賣、被宰割的焦慮感，至少都有一種兇多吉少的預兆。
于是很多人回顧起東鋼二三十年的改革歷程，感到陷入的泥潭越來越深，早就難以脫身。
有人譴責起來，怪罪起來，醒悟起來：
“改來改去，改出個什么名堂，無非是私有化！”
“私有化是萬惡之源，國有變私有就是一種倒退！就是社會發展的逆流！”
很多人懷念著東鋼建廠時的情景，回溯東鋼幾十年前職工們優厚的待遇和沒有后顧之憂的舒心日子。
賀忠誠難以忘懷地動情說：“那時我一個人上班養活一家五六口，上有老下有幾個孩子。老伴開始沒工作，后來才參加五七家屬廠，家里還沒到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時候。每到年節車間工會便給送來了困難補助，不用自己申請生活上有難處單位領導就會想著給你照顧。孩子上學不過三五塊錢的學費，開個證明就能給你免掉。職工看病不用花錢，家屬看病報銷一半，不夠還給你臨時補助。那時職工沒有什么可操心的，只有一心撲在工作上……”
武繼松以眷戀的口吻向年輕的工友介紹說：“1958年建廠時我剛剛20歲，每天早早來到廠里，干活有的是力氣，天天樂樂呵呵的，下班要開會學習，提高思想覺悟。有時不開會就是看電影、看文藝演出，或者組織青年突擊隊義務勞動。那時加班加點沒什么報酬，但是大家都志愿參加，爭先恐后地干，熱火朝天地干。整天無憂無慮，小青年到時候結婚廠里按工齡年限無償分給你房子，工友們還不請自來幫你張羅、刷房子。那時結婚不用大操大辦，不像現在這樣奢華鋪張：又是彩禮又是陪送，又是婚宴又是轎車。那時結婚很簡單：一般由工會主席主持經常搞集體婚禮，周末開個晚會，準備點瓜子糖塊，大家都來湊湊熱鬧捧捧場，要求新娘新郎講講相互之間，如何在學雷鋒樹新風，在參加青年突擊隊的義務勞動中建立了感情產生了愛情的……”
賀忠誠說：“我比武師傅大一歲，是1964年從外地來臨時工，當時二十六七歲，沒什么技術，學徒又超過了年齡，只好當起重工——在車間的吊車下掛掛鋼絲繩什么的。因為廠里沒有招工指標，我的臨時工轉不了正，還是到了文革的1971年，按照當時的國家政策才統一轉了正。我轉正成為正式在編職工時，我可是一分錢的禮都沒送。轉正后第二年我就把家屬接到東發，東鋼廠給了我一室半平房，當年武師傅又幫我蓋了個偏廈。當時我老伴和他老伴一起加入了五七家屬廠……”
已過八旬耄耋之年的楚風臣老人傷感地說：“我是參加過解放戰爭的，從槍林彈雨中打過來沒死就算命大，現在享受離休待遇，工資不低比你們高得多，但是，我的兒女下崗的下崗，離婚的離婚，不讓我省心。大兒子也五十多歲，內退下崗后什么也干不了，大孫子結婚沒房子他只好把房子倒出來，然后大兒子兒媳兩口子搬到我家住；小兒子四十六歲也被裁員回家，整天打麻將賭博，沒有多少錢把房子都輸掉了，他媳婦氣得跟他離婚帶孩子回了娘家，但也三天兩頭來找我要錢。以前也在東鋼的女兒女婿，因為單位經濟效益不好，要去做買賣，從我這借去幾萬塊，買賣不好做一直沒還，說是沒賺錢還賠了老本。我的老伴前年走了，我想再找一個后老伴，兒女們都不同意，我知道他們是惦記著我的房子、我的那點積蓄。
可是要是東鋼的經濟效益好，我那幾個兒女都能安心在那好好工作上班，他們也不至于都來啃我老頭子。宇虹今年3月撤出后，我小兒子正找人往廠里辦，昨天聽說宇虹還要來重組，小兒子要回來上班的事就要泡湯沒戲了。唉——這個喪盡天良的宇虹，這個不得人心的私有化改制呀，坑了多少人呀！如果社會主義公有制都不要了，我這解放戰爭不白白參加了嗎？那些犧牲的烈士們的鮮血不是白白流掉了嗎？誰知道這個國企改革改來改去是這個熊樣，毛主席領導我們打下的江山是不是已經改變了顏色！”
騎著摩托來到這里的內退職工管樹德說：“我的生活還算過得去，兒子大學畢業后在南方開了一個建筑設計研究所，賺了點錢，幾次寫信要我們老兩口過去，我不想現在就過去。憑我和老婆現在每月這幾百塊內退生活費，根本不夠花，還要兒子給補貼一些。我是沾了兒子的光，沒有兒子每月給我倆匯錢，也是不行。我現在氣憤的是:東鋼為什么經營得好好的，說讓我們下崗就必須下崗，而且就開這么幾百塊錢的生活費？那么多的國有資產流失了，誰來管？我們三十多年工齡怎么算？省國資委的領導憑什么這么欺負人，宇虹憑什么這樣囂張？我們怎么也得討個說法，不然，我這口氣咽不下去，就得跟他們斗！不斗，就得任人宰割，就窩囊死了！”
站在一旁一直沒吭聲的董廣志，正湊過來想說點，可能沒找到機會，也可能他城府很深不愿意說什么。武繼松知道他以前曾在第二煉鋼分廠當過材料科科長，對他的情況有所了解：他因為拒絕接收一家質次價高的白灰等原材料，得罪了特意囑托他要給予關照的潘鳳鳴，而因此遭到報復下崗在家。后來宇虹重組東鋼，代表宇虹方面的高管申玉駒很欣賞他的這種責任感找到他，要他回廠或者到宇虹集團旗下的其他公司任要職，他沒同意。他曾私下里跟吳師傅說過：“我不愿到宇虹這樣的私企里替這樣的資本家賣命，替他們去跟下面的工人們吹胡子瞪眼睛，克扣工人掙那違心的錢。”
武繼松走過去跟他點點頭，他也含蓄地莞爾一笑，算是打了招呼。武繼松鼓勵他：“董科長說說？”
他擺擺手說：“大家說的都挺好，您老說的也挺好，宇虹來東鋼重組不得人心，東鋼人不是好欺負的！”說完，過了一會兒他抬起手臂向武師傅示意后，獨自慢步轉悠著向別處走去。
四
1958年是全國掀起大煉鋼鐵的年代——不但有土法上馬的小高爐，還有一些正規的鋼鐵廠，東發鋼鐵廠就是其中之一。那時候東發這地方，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山區，是東鋼建立以后才有了東發市。
20歲的武繼松從黑龍江省的佳木斯鋼鐵廠調來這里籌建東鋼。東鋼的廠房正在一個個落成：從荒涼偏僻的山區拔地而起一座座聳入云霄的高爐，昔日寂靜的小山村已被夷為平地，安裝了一臺臺日夜轟鳴的機器。大批的復轉軍人來到這里，大批的外省工人來到這里，成為東鋼創建時的第一代建設者。
為社會主義建設創業是不用講價錢的。武繼松來到東發時，這里沒有宿舍沒有完善的設備，“住的是帳篷，吃的是大鍋飯，干的是集體活；沒有那么多車輛和起重吊車，干活全憑人拉肩扛”。但是就在這“頭頂藍天腳踏荒原，住席棚睡地鋪”的條件下，東鋼的第一代建設者為創業東鋼篳路藍縷艱苦奮斗勤儉建廠，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飛躍速度提前完成了建廠的前期工程，在第二年的6月為東鋼正式開工舉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禮。
武繼松所在的第二安裝工程處，就是搭建廠房安裝設備的，就是將煉鐵用的高爐一個個安裝起來的。他那時曾親自參加了兩座255立方米高爐的施工工程，親自參加了6噸轉爐和500/300毫米小型軋鋼設備的安裝工程。
到六十年代初，東鋼在不足兩年的短短時間內初具規模，先后建成投產；到八十年代，東鋼已實現年利潤2600多萬元，上繳稅金100多萬元。發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可完成年工業總產值1.4億元，實現利潤3600多萬元，上繳稅金2300萬元，東鋼生產的生鐵、鋼材、方坯、板坯、管坯、圓鋼、角鋼、螺紋鋼等主要產品滿足了省內要求，同時銷往國內外21個省市自治區，鋼材、生鐵還遠銷到美國、日本、香港等國家和地區。
東鋼第一代創業者們經過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已經使東鋼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已經成為長山省鋼鐵基地，成為全國地方大型骨干鋼鐵聯合企業。
想起當年創業的年代，武繼松不能忘記他所在的第二安裝工程處的老工會主席、黨總支書記谷振聲同志。
“咳！別叫我谷主席，叫我老谷、谷大哥就行了。”當時作為第二工程處的工會主席谷振聲，非常平易近人，沒有一點架子。他讓大家叫他老谷，于是大家就都叫他老谷。只是后來他當黨總支書記以后，新來的工友和黨員同志才叫他谷書記。
“我開過車也修過車，尤其是修理蘇聯嘎斯發動機時間長。”老谷向大家介紹自己的簡歷，“沒念過幾年書，剛剛小學畢業，家在黑龍江綏化，土改時參軍跟四野林彪的軍隊打過遼沈、平津戰役，后來打到海南島，再后來被編入東北邊防軍、中國人民志愿軍去朝鮮抗美援朝。我學過開汽車，本來想去坦克裝甲團，后來又安排我去開蘇聯嘎斯，給前線運送軍用物資，運送武器、彈藥和棉衣、食品、藥品。因為頭一批汽車運輸隊傷亡損失慘重，美國飛機專來轟炸我們的汽車，阻擋我們的運輸補給線。怎么辦？我們還是和朝鮮人民軍聯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在公路兩旁用一萬多人站崗，飛機來了就打信號，司機聽到信號就找個地方把車藏起來，同時又修了很多公路把路加寬，汽車來來往往暢通無阻，大大減少汽車和人員的損失……”
老谷常常愛講他在朝鮮當志愿軍的經歷，也講他跟著四野解放全中國的幾大戰役。他說因為他有初小的文化，在部隊里算個知識分子，當過通信兵，當過連里的文書，后來當過連長、營長，在部隊培訓過駕駛汽車、修理汽車。
“抗美援朝這一場正義的反擊戰、防御戰很有必要，為了鞏固我們剛剛取得的人民民主政權，為了我們剛剛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為了我們東北這一地方的安全，我們不打勝仗，我們東北這一塊地區也不能搞什么經濟建設，不能搞什么大中型鋼鐵企業，也不會讓我們來這東發建什么東鋼！
“什么時候我們都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搞革命搞建設都需要走群眾路線，都要發揚民主。我們東鋼的工人來自全國各個省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大家只有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我們的東鋼才能辦成一流的企業，才能提高煉鐵煉鋼的產能和產量！”
老谷給大家開會的時候這么說，平時閑聊的時候也這么說，不打官腔，說的自然隨便。
30歲的老谷個子比武繼松高些，但長得精瘦，吃飯不多還挺有力氣，經常提個大扳子跟工人們一起安裝設備。一干就是一整天，中午時常忘記吃飯。早晨在食堂吃過早餐，再買幾個饅頭發糕，裝在飯盒里，熱在鍋爐管道上，或者熱在大水壺外邊的臺沿上，到中午就對付著吃幾口。他不愿去食堂就餐，他嫌路途遠耽誤干活的時間。有時晚上加班加點沒有飯他就餓著，或者打發一個人去食堂賣點熟食。
武繼松聽說老谷在朝鮮打仗也挨過美國飛機的掃射。當時他剛剛把車藏起來，不幸被飛機低空俯射的子彈打到肚子上，一嘟嚕的腸子流出來，被他用手一下子按回去。然后他躺在地上拿起槍射向美國飛機……后來他被戰友們抬到后方醫院做了手術，將自己的一段腸子切除了。
老谷很少講自己受傷的經歷。他吃的少，時常吃些軟一點的飯食。大夫囑咐他每天少餐多吃，然而他一干起活來就忘記吃飯。久而久之，他患了很嚴重的胃病。
“輕傷不下火線，沒關系，堅持一會兒就過去了！”這是老谷的一句口頭禪。每當他胃病犯了，頭上冒起虛汗，別人勸他休息一下，他就弄出這么幾句。他堅持著跟大家一起搬抬設備，一起用大扳手擰螺絲。
本來他開始被分到汽車隊當修理廠廠長，憑他的經歷和專業能力，領導這個汽車修理廠是輕車熟路綽綽有余。他也可以脫產當管理干部，何況他是一個榮轉軍人，有殘疾證明，但是他聽說第二安裝工程處非常缺人，便主動請纓到這邊來。那時第二工程處的任務量跟東鋼其他基層單位一樣多，大家常常要加班加點。那時候工友們加班加點都不講價錢，不計較什么，給報點加班費就領著，因為經費緊張或晚給幾天也無所謂。但是倘若誰有了困難，大家都會幫你，領導也會想著你，給你報困難補助，從工會定期發放的保證金里給你一些接濟。
有一天中午，武繼松端了個飯盒坐在一邊不想吃飯，他手拿一封剛剛收到的家信想事情。
老谷走過來問他：“怎么啦，家里來信了，還有困難嗎？”
武繼松慌忙的將信收起來放入口袋，說：“沒什么，雞毛蒜皮的小事。”
老谷憑他多年做思想工作的經驗，感覺出武繼松可能遇到難處的癥狀，就伸過手來說：“給我看看你的信，不存在什么私秘吧？”
武繼松打開飯盒，身子一扭拒絕說：“不存在，但是……算了吧！”
“不存在隱私，我可得看看你的信。”老谷執拗地堅持。
武繼松只得將信給了他，讓他了解自己家父因為肺結核復發需要住院治療，而家里剛剛翻蓋了房子，經濟拮據，需要他接濟。他這幾個月連自己準備結婚的錢都早給家里寄去修房子。
老谷看了他的信后安慰他說：“這點事好辦，過幾天我會想辦法。”
果然沒幾天到了月末，工友招呼他去工程處辦公室文書那兒去一趟，他心里明白了什么。他有些靦腆，但還是去領回來一筆50元的困難補助。這50元相當于他一個多月的工資，因為那時候，他一個月還開不到40塊錢。
過了幾天，家里來信說收到兩筆匯款：一筆50元，另一筆100元。
他知道頭一筆是自己親自寄去的，另一筆100元自己根本再沒錢寄。他揣測是老谷寄的，因為老谷也這樣幫過別人。他說他轉業時有一筆格外的收入，比大家都富裕點。
那時候，全國學習雷鋒的熱潮還沒開始，雷鋒事跡還沒普遍宣傳，可能雷鋒還活著，還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鼓舞下做著好事。老谷不知道雷鋒的故事，但是他跟雷鋒一樣受黨的教育多年，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
身為工會基層干部、共產黨員的老谷處處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每周除了上邊安排領導開會，更多時間他都跟著下面 的工友一起勞動。幾次調工資，他都謙讓給別人，不爭不搶；幾次分配福利住房，他也謙讓。所以直到離休，直到他因為勞累，因為疾病纏身過早去世，他的工資都不高。他仍住在那不足40平方米的簡易樓房里，為此他的兒女們對他有些抱怨，認為他這個對革命和建設頗有貢獻的父親留給兒女的太少，得到的照顧不夠。
1983年初，根據上級文件規定：工人干部達到55歲可以由子女頂替接班。這次規定子女接班是自1978年以后的最后一次政策性接班，過期不候。老谷的三兒子谷勝是個集體編制，也想弄個國營指標，所以很著急，一再催他父親把這事快些辦成。
當時，作為建筑安裝公司黨總支書記的谷振聲，正忙于接收新建3#350立方米高爐的施工，這是東鋼總公司安排接待的一項重點工程。公司的工程技術人員已前期到省城冶金設計院培訓，領取圖紙和咨詢有關技術問題。
那一天，老谷帶領武繼松、賀忠誠一行也去省城采購工具部件。乘火車比乘汽車票價便宜一些，他們就乘火車。因為火車晚點，到達省城已是深夜時分。武繼松知道谷書記的身體不好，要找一個條件差不多的賓館，老谷說普通旅店就可以。于是他們出了車站，找了好幾個旅店他都嫌價格貴，還是拉住武繼松等人返回空氣污濁、聲音嘈雜的車站候車大廳，在冰冷的椅子上對付著睡了大半宿。
當時武繼松和賀忠誠嘴上沒敢說什么，內心里卻覺得這個老式領導確實有點太摳門：工友同志們長年在廠里干活很少出趟差，住店由公家報銷是合情合理的事，沒必要這么嚴格把關讓大家來遭罪。
武繼松、賀忠誠一言不發，陪著谷書記坐在冰冷的排椅上只能閉目養神。
早晨，谷書記要請他倆吃果子喝豆漿。賀忠誠不好意思說什么，他向武繼松暗使眼色，武繼松只好領情的說：“還是去喝粥吧，昨晚沒睡好，吃油條要上火。”
谷書記服從他倆的要求，轉身去吃饅頭喝粥就咸菜。喝粥的時候，谷書記看著他倆一臉的不悅，“嘿嘿”地笑起來，他說：“今晚上，我請你們下館子，多弄幾個菜，咱們三人喝它一瓶好酒。”
然而下午，當他們一行三人來到省冶金設計院，卻碰到了剛剛乘汽車來省城追著找父親的谷勝。兒子見到老子一頓埋怨父親根本不關心自己的前途，只忙于公司的重點工程，不顧得為自己接班的事填表呈報，而公司人事部門這兩天就將終止這項審批工作。
沒等去吃晚上的飯，谷書記匆匆收拾一下東西去汽車站。他要返回東發，給兒子辦接班手續。
臨走，他拿出30塊錢給谷勝說：“你就別走了，今晚上替我安排安排你這兩位叔叔。”
谷勝爽快地答應下來，但還有問題跟他爸說：：“我想接班去汽車隊，我喜歡開車。”
老谷回答：“看情況吧。恐怕司機編制已經滿了，我看你還是當你的爐前工吧。從集體編制轉到國營，你可以從勞動服務公司的暖風化鐵爐調到公司煉鐵廠或者煉鋼一二廠都行。”
“那我去轉爐煉鋼，不去電爐。”兒子又提出要求，“但是最好去汽車隊！”
“那—好吧。”老谷勉強答應下來。其實兒子的要求并不過份，一個高中生無論接班當啥，都是去當工人，沒有像有的中層干部子女，一上班就進了科室，脫離了生產第一線。
老谷回到東發以后，過些日子兒子才接上班。但兒子還是去了第二煉鋼廠的轉爐車間，當了一名全東鋼廠勞動強度最大，長年在灼熱的環境里操作的爐前工。
兒子接班以后，老谷繼續留在建安公司當義務工，參加3#高爐施工的大會戰。
從3#高爐的基礎工程完成以后，老谷辦理了離休手續，不再是公司的黨總支書記，但是他仍然天天提著一個裝飯盒的帆布兜來工地上班。跟著為全面施工階段做準備的工人們熱火朝天地干起來，接著是開始3座熱風爐的安裝。
“谷書記，你看這圖紙標的是不是缺點啥？”一個青年工人問。
“哪有什么谷書記，說的一般化稱呼就是老谷頭，說的好一點是谷師傅，谷書記已經讓位啦。我只是個普通黨員，不再是書記啦。有啥事你就吩咐吧！”老谷調笑著說。
大會戰期間老谷天天來上班，只領一份離休的工資，建安公司的新任書記和老經理商量著，給他從承包獎金中提取一部分作為報酬。他堅決不要，說自己在家呆不住，在這兒找個事干挺不錯，挺充實的。
到了高爐主體安裝工程剛剛結束的時候，老谷病倒了。
11月中旬，天上下著鵝毛似的雪花，一陣陣寒意向人們襲來。老谷跟大家一樣穿著棉衣。正在進入筑爐工程，然后就是開始點火烘爐，進行調試。大家都很興奮，可是老谷伏案審視圖紙，突然腹部疼痛難忍，滿額頭的冷汗沁了出來。旁邊的師傅發現他表情異常，便招呼其他工友過來。
有人去打電話撥通了“120"，東鋼醫院的救護車很快趕來了。
老谷因為胃穿孔而住進了醫院，做了切除四分之三胃部的手術。
武繼松、賀忠誠等工友多次去醫院探望，剛剛動過手術正在恢復期的老谷，顯得更加消瘦憔悴，但炯炯有神的雙眼還在提示大家，躺在醫院病床的重患仍是一個性格剛強、樂觀豁達的人，因此老谷在醫生護士的精心救治護理下康復很快。武繼松他們安裝完3#高爐的輔助工程設備，進行給水站、熱風爐、槽下上料系統工程的單體試車時，抽空又來到老谷的病房。看見老谷的氣色好多了，他已經能夠坐起來在病房里蹣跚地走上一圈。
老谷感謝大家說：“虧得你們及時叫來了救護車，搶救及時，不然我這條小命就交代了。”
武繼松開著玩笑給他打氣說：“還是你命大，別說解放戰爭的幾大戰役中，就在抗美援朝戰場上你都九死一生，沒去見馬克思，現在這點小病小手術更不在話下。老谷你要有信心，保證再健康活上幾十年!”
老谷只是“嘿嘿”一笑，他知道自己身體狀況，不會奢望能活得更長遠。但他不愿跟大家談自己的病情，馬上叉開話題，他向武繼松等人問起了最近建安公司的幾項工程進度，問起了建安職工的情緒反映和思想狀況。
武繼松和賀忠誠實事求是地向老谷反映了最近將近一年來，因為建安公司換了新的領導，也因為東鋼總公司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建立了各項經濟指標考核，尤其是實施了獎金不封頂，也不兜底的新考核獎勵辦法以來，工友們的生產積極性越發高漲，但是各個施工隊之間，各個班組之間，明顯使人感覺不如從前那么注重互助、和諧、友愛的關系，那么注重整體長遠的利益，那么注重道德風貌。為了幾個工時幾個獎金錢，有些人的眼睛都紅了，簡直是斤斤計較。領導分配任務也不公平，關系好的就分給工時多好干的活，否則就給工時少又不好干的任務，強迫你完成。
老谷很冷靜的問：“我當領導時大家獎金分的少，現在新領導潘書記上任，大家獎金比過去分的多，許多人對我很有意見吧？”
武繼松開始不置可否地笑笑，但又不得不客觀承認存在這種情況。
在施工現場，或者發放獎金的時候，武繼松經常聽到一些工人們不經意地議論起來：“以前咱們批評什么獎金掛帥、物質刺激，那時自己逗自己玩——盡搞些虛的，當今的社會還得靠賺錢過日子，沒有錢什么都買不來！”
“錢賺多了不燒手，那是咱們勞動所得，又不是偷的搶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多得點獎金有什么不好？又不犯法，可別犯極‘左’的毛病，動不動就批這批那！”
“都是文革的流毒，什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什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線斗爭，工人就是干活的，干活吃飯！除此之外管他這個那個的，多勞多得——日子過得舒服些，比什么都強！”
“老谷頭腦子里只有一根筋，多干活挨著累還不多得錢。工人干不干活有什么資產階級思想？他這個書記就是不會當，你看見潘鳳鳴書記多逍遙多舒坦，整天坐在辦公室喝茶水看報紙，沒必要下來勞動，只要給工人們多發點獎金，誰也不會給他提意見，還是現在的領導會做人呀！”
老谷從床上坐起來，一只手抓住賀忠誠的胳膊，繼續關切地詢問：“大家還說了些什么呢？你們只管如實說，不要有顧慮。”
賀忠誠和武繼松有口難言，心里確實有顧慮，但看到老谷的病情已經好轉，又不能不客觀地將工人們的情緒，向老領導反映一下。
聽兩位工人師傅簡單介紹情況，老谷蹙緊眉頭，兩眼發直地盯著一個角落，好半天沒有言語。
當武繼松倆人告辭走出病房時，老谷送他倆來到走廊，邊走邊沉吟著，然后感慨地說：
“工人們這種消極思想情緒，不單單咱們建安公司有，可能其他許多基層單位的工人同志們中也普遍存在。這種狀態、這種事情不能都是小潘的責任——當然小潘書記當書記是有責任，現在的情況是：社會環境變了，上邊政策路線變了，工人們開會學習時候少了，思想覺悟得不到提高，當然牢騷話、落后話就要多起來。”
快走到醫院門口，武繼松和賀忠誠不再讓老谷送他倆。老谷也就返回病房。
對老谷的一番感慨，武繼松覺得有些耐人尋味：作為曾經的領導，的確比自己看得高看得透。他說的對：是環境變了，不都是潘鳳鳴的責任，但小潘跟老谷還是有所區別，小潘書記的表現已經讓老谷感到失望——這種失望不是從現在開始的，然而卻從來沒有這么嚴重。
武繼松曾經從側面了解到：老谷離休前沒有準備讓小潘接他的班，他提名另一位復轉軍人出身的孫益生——時任建安公司的經理兼黨總支副書記。后來上級沒有按他的意圖提拔，卻將孫益生調到煉鋼二廠當廠長，將建安公司的副經理潘鳳鳴越級提拔上來，任公司的黨總支書記兼經理。不久，黨政分開，經理變成一把手，他只任經理不再擔任書記。
潘鳳鳴是全國解放后出生的，在紅旗下長大的礦工的孩子。文革前入廠當學徒工，出徒以后，他的師傅劉福田將自己的侄女介紹給他一起處對象——一個因為家困留城，在東發市百貨公司當營業員的姑娘劉瑩。開始他跟劉瑩處得很順利，相處不到半年，劉瑩哭哭啼啼來找叔叔劉福田，說自己已經懷孕，潘鳳鳴卻想跟她分手。于是劉福田找潘鳳鳴做思想工作，沒有說服，就將這個難題上報給谷振聲。老谷作為基建工程隊的領導當然比劉福田會有經驗，他說你潘鳳鳴已經觸犯法律，要么你必須跟劉瑩結婚，要么將被收審去蹲監獄，還要被開除公職。潘鳳鳴權衡利弊只得選擇了后者。
結婚以后，潘鳳鳴跟劉瑩生活過得還好，生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雖說潘鳳鳴是個不太安分的人，卻也沒有出現什么緋聞。
劉福田說當時能留城上班的女孩子太少，大部分都響應黨和政府號召去農村插隊落戶；潘鳳鳴搞對象沒有更大的選擇范圍，后來下鄉的女孩逐漸返城回來，潘鳳鳴見異思遷，卻碰到性格潑辣的劉瑩不得不就范。然而后來，陰錯陽差的是：劉瑩的舅舅文革中挨整，文革后官復原職又高升，成為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潘鳳鳴又很會巴結，利用妻子的關系，得到了迅速晉升的機會。
最初提拔潘鳳鳴，把他從一個普通工人提拔為班組長，然后又擢升為建安公司工會副主席、主席、黨總支副書記的，卻是曾經批評過他，要用法律手段震懾他的谷振聲。老谷作為建安公司的領導，發現潘鳳鳴這個年輕人有上進心、腦筋靈活，就鼓勵他參加由工人技術員和領導組成的三結合技術攻關小組。潘鳳鳴在這個小組里提合理化建議、搞技術革新。老谷又鼓勵他報名參加東鋼廠自己辦的職工脫產中專和大專，以后通過各個班組長、各個工程隊隊長，為他拉選票選他進入建安公司的領導班子，成為公司的副經理。
武繼松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幾年根據上級文件精神，實行班組長、工程隊長以及公司領導班子成員直接選舉，根據在基層工人群眾中獲得的選票多少來確定人選——那真叫民主選舉。那些年潘鳳鳴從東鋼廠自己辦的職大畢業以后，無論是在安裝工程的本職工作上，還是在工會的業余文體活動中都表現不俗。那時工人參加管理、參加技改很時尚，潘鳳鳴搞成功了三四個技術革新項目。在工會，他既是業余籃球主力又是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主要樂器演員，可謂多才多藝，表現非常活躍。那時候，廠里分來的正規大學生人數很有限，他在職大學到的東西得到充分發揮。
那幾年，潘鳳鳴進入公司領導班子兼青年突擊隊隊長，經常率領青年工人義務勞動獻工。大家都不講究索取什么，遇到公司搶修工程，他也是沖鋒在前。那時吃住在工地，幾天幾夜不回家，堅持搶工程搶進度，他和大家一樣自覺自愿毫無怨言。
從班組長到中層干部再到企業高層決策人，他升得很快，雖然也是一步一個臺階，但從沒有在上升的臺階上停留過太長的時間，從沒有失去過被提升的機會。
他喜歡打籃球，打乒乓球，辦公室樓專門開出一個大房間擺放一個乒乓球臺子。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他可以跟任何來參戰的人揮拍打一陣。不管來者是誰，是科室還是車間的工人，只要揮拍上陣就是對手。贏了輸了無所謂，但要按一般游戲規則，贏了留下繼續對陣，輸了就要下去換人不許插拍。作為參賽對手都是平等的，一旦結束游戲就各就各位，上級還是上級，下級還是下級。潘鳳鳴在辦公樓里或在從冶金區走路一向是挺胸抬頭、氣宇軒昂，往往不茍言笑威嚴十足。
其實，潘鳳鳴并不像一個城府很深的人，他讀書不多，也沒有知識分子的氣質。但他很會觀顏察色逢迎上級，對來自上級的旨意從不懈怠敷衍。他很會跟風，無論是文革時批林批孔、評論《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還是以后的所謂揭批四人幫反革命篡黨奪權陰謀、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繼往開來的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新長征，還是改革開放、黨政分開、經理廠長承包負責制、學習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抓大放小放開搞活，還是89風波以后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學習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產權清晰、政企分開、責任明確、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還是靚女先嫁、國退民進、經營者持大股的MBO、主輔分離、減員增效、股份制重組兼并的國企改制，他作為步步高升的大企業高層從來都是步步緊跟，從沒有對來自上面的部署發生過半點質疑和不從，但也從沒有視死如歸堅決徹底地執行貫徹到最后。
說來說去，潘鳳鳴還是個從來都十分看重自己利益的人，他也是個十分注重維護上級領導權威的政客。宇虹第一次重組東鋼時給了他很大的私利，但也侵犯了他的另一部分隱蔽的私利，所以宇虹第二次要來重組，他沒有順從省國資委領導，于7月22日省國資委領導找他談話時，他回絕了宇虹重組東鋼的方案并提出了辭職。
五
心里有事，孫益生一宿沒睡好覺。早晨起床比平時晚點，本來要出去晨練也放棄了。
樓外墻上貼的這張《通知》是昨晚看到的，看到這份標題為《急！急！緊急通知》的告示，孫益生在床上輾轉反側，一直琢磨著第二天該如何行動，如何鼓勵東鋼職工抵制宇虹集團的二次重組控股。早晨起來，腦袋有些發脹，他往額頭上抹了點清涼油，匆匆喝了幾口粥，就出了門。
附近宿舍樓的山墻上貼了一張告示，大約有二三十人在圍觀。看過的便在一起氣憤地紛紛議論起來：
“這個宇虹的私企老板也太不要臉了，今年3月份才被攆出去，現在又要來重組？！”
“現在的政府政策對他們有利，報紙電視臺不是一再宣傳要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嗎？”
“那也不能擠壓咱們，宇虹沒有多少實力，它來重組就是來占咱們的便宜！”
“宇虹私企重組控股咱們國企，就是全面私有化，就是倒行逆施！”
“虧損了今年3月份就撤出，看咱們這幾個月盈利了就又鉆進來，這算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政府袒護私企，上面有人給它撐腰，千方百計算計咱們！”
“再不能讓這個私企王八蛋進來，它進來咱們東鋼職工就沒有好果子吃！”
“你不讓它進來行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都有高官支持它，你胳膊擰不過大腿！”
“那就沒有王法，沒有公理啦？我們好端端的大國企憑啥讓它兼并重組？”
“那就得我們全體東鋼職工起來頂住，堅決反對，堅決抵制，要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
“對！咱們也干它一場，反正豁出去了！”
孫益生湊著走過去，先聽大家議論一會兒，再認真看一遍墻上的告示：
急！急！緊急通知
東鋼所有退休內退在職工人干部和職工家屬同志們：
目前東鋼發生的重大變化，有些同志知道了，有些同志還不知道，7月22日省國資委決定
宇虹二次控股重組東鋼。我們深知第一次重組，私企宇虹已經盜去東鋼大量國有資產，
東鋼職工一批批下崗。這次二進宮，將比上次還嚴重。后果大家都會很明白：這次是控股
重組，不僅僅是上次的擴股重組，宇虹一旦進入就會有更大一批人下崗，就會有更多人遭殃！
同志們，東鋼是我們全體東鋼人的，我們東鋼人有決心、有能力將這個省屬大型國企經營好、
管理好，我們堅決反對宇虹二次進入。為了維護我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了我們自己的切身
利益，如果這次大家認輸膽怯，不能勇敢地站出來，我們的家園就沒有了，我們的飯碗就沒有
了。大家應該怎么辦？任人宰割還是起來斗爭？二者必居其一。自己選擇吧！
愿意維護國有資產，反對國退民進，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同志們，希望大家準時在24日早8 點
到廠辦公大樓前開大會，共同討論我們東鋼人將何去何從。
昨天下班太晚，孫益生作為高速線材廠的生產科長，利用下班的時間跟幾個老同事，在一起議論宇虹即將二次重組的事。回到住宅小區看到這一告示時，已經很晚，天黑下來有些字跡看不清楚。當然他看了個大概就使他心潮起伏思緒萬千。現在再過目一遍，更使他深受感染，激動不已。
他抑制著自己的激憤，動員大家說：
“今天的大會大家盡量都去，早點準備吧，現在快8點了！”
于是很多人一致響應著：
“媽的，上午約會要去看病也不能去了，咱先去廠部大樓前開會！”
“是呀，今天什么事都不能辦了，先開會要緊，趕緊回家吃口飯就去！”
大家響應要去開會的同時，也有人進一步建議：
“光開會不行，要有更堅決的抵制行動！”
“什么行動？”
“讓所有的煉鐵高爐、所有的煉鋼電爐、轉爐都休風停產！”
“那能行嗎？這就不是開會，而是罷工了！”
“就得給它來個全廠罷工。不罷工讓他們狗日的不知道咱們工人階級的厲害！”
聽了大家這些意見，孫益生內心主意已定。他感到昨晚沒怎么睡好，才琢磨出來的辦法早已跟這些這些同志不謀而合，使他倍增膽量和信心。他快步走出人群，向相隔幾條街道的民主廣場走去。
偌大的民主廣場和緊鄰的東鋼辦公大樓前的廣場上人山人海似的，到處是前來開會的人們。大家你一堆我一伙地聚集成無數個中心，各自議論著。每個自然形成的中心都有幾個人在爭辯，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娓娓道來，相互之間觀點不同的甚至爭執起來，聲音嘈雜得很。
拿著廣播喇叭站在辦公樓前臺階上的是武繼松——一個七十歲左右的退休職工。孫益生認識這個老師傅，他記得今年3月初，就是這個老師傅也是在這個地方召集東鋼干部職工開會。當時共來了六七千人，比現在的人還多。現在可能還有沒能及時趕到的人們，大家如果都趕到人會更多些。
那一次武師傅講了很多，主要是分析東鋼重組形勢，聲討宇虹入主東鋼后國有資產流失以及給職工所帶來的嚴重危害。那次他的講話獲得全場六七千人一遍又一遍的鼓掌響應，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號，要求宇虹滾出東鋼。
孫益生想到今天也會重現這種情況，只是武繼松還沒有講到關鍵的地方，他剛剛開了個頭。孫益生本來打算站在辦公樓前的空地上多聽一會兒武師傅的演講內容，他認為這老頭一向講的頭頭是道很有激情，又不那么輕浮、粗俗。他站在這里呆了一會兒，有點戀戀不舍地離開了。
孫益生繼續往廠里走。現在還沒到上班時間，他先去廠冶金區自己所要上班的單位高速線材廠看看，這是自己每天早晨必須到的地方。他今天也得了解一下高速線材廠的情況后才能去辦那件事。
通往廠冶金區的路上，每天早晚都有一撥撥川流不息上下班的職工，職工們沿著馬路兩側走，中間的地方空出來留給來來往往的車輛。處級以上的領導大多數都乘著轎車上下班，裝載鋼材或原材料的重型卡車，緩緩地帶著沉重的氣息經過這里。今天早晨有點異樣，馬路上不僅是兩側，就連中間平時跑車的地方都被潮水般涌動的人流所塞滿。
孫益生剛才經過大門時特別留意門衛怎樣查驗出入證，發現這一道程序已無法實施，幾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進入，不管是在職的、還是離退休的、內退的以及職工家屬、社會各色人等都沒有被一一檢查盤問。
人潮繼續涌動，這里像節日的公園，像逛廟會、趕大集似的熱鬧。而且人們都情緒激動地談論著什么，有所指斥地責備著什么，咒罵著什么。聲音忽高忽低，人聲鼎沸，一片喧嘩，簡直難以分辨每個人在說什么。
此時孫益生發現馬路邊上的拐角處，有一個手持擴音喇叭的中年人在宣講：“現在是法治社會啊，大家伙兒可不要有什么過激行為，咱們就是為了替東鋼人討個公道！”
人們一撥撥從他身邊匆匆走過，誰也沒有理會他在講什么，沒有理解他所告誡的內容對工人們有益還是有害。但偶爾也有人特意站下來聽聽他講什么，然后沖他撇撇嘴嘲笑似的走開，當他是個神經病不正常的怪物對待。也有個認識他的人過來推他，攆他，呵斥辱罵他：“你這個吃里扒外的邸慶！你他媽是這個廠子的人嗎？別來這裝犢子，趕快滾出去！”
有人揭露他的身份，人們才詫異起來：“什么，他就是邸慶！就是去年那個因為本人不是東鋼職工而頂替媳婦上街游行，被公安局抓起來拘捕幾天的邸慶？
就是那個后來變成被公安局雇傭作為線人的邸慶？不能讓他來攪局，揍他王八蛋奸細！”
“揍他！揍他！什么叫法治社會？難道富人欺負窮人還叫什么法治社會？！法治社會還抓你蹲拘留，還收買你當內奸，還不讓你媳婦回廠上班？！”人們喊著，罵著，有人過來推他，用腳踢他，還有人搶去他手中的擴音喇叭。
“給我，給我喇叭我就走！”這個被叫做邸慶的中年人，被大家弄得灰溜溜的，只好要求討回他的東西才走開。
“到你的警察叔叔那兒再領一個吧，反正你當了內線能領米、領面、領油什么都能領回來！”
搶他喇叭的那個工人已經跑遠，邸慶只得悻悻地返身往回走。
眼前出現的這一幕一時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眼看著邸慶的喇叭被人奪去卻得不到人們的同情和憐憫。他想起去年春天東鋼人組織過一場自發的游行示威活動，為的是抗議宇虹不給職工家屬樓供暖，當時幾千東鋼職工參加。后來公安局抓了幾個東鋼職工，也抓了據說頂替媳婦冒充東鋼職工的邸慶。于是又有幾百個東鋼職工去公安局門口要求放人，幾天后公安局放出人來，沒想到邸慶由此變成人家的線人——專門收集職工活動的情報提供給警察，并從警察那兒領取補助津貼。
大家都異口同聲地咒罵這樣的變節者，因而誰還會同情他憐憫他！
孫益生望著邸慶步履蹣跚地走開，自己夾在急促涌動的人流里疾步往前趕。
鄰近的高爐車間門外鐵道線縱橫交錯，一輛電氣機車拖著幾輛裝載鋼包的車皮駛出車間。孫益生來到鐵軌道口，等著這一列機車緩緩駛過，車皮上的鋼包正冒著熱騰騰的蒸汽，火紅色稠稠的鐵水在鋼包里蕩漾著，不時地隨著列車的震動碰撞出耀眼的火花。車皮跟車皮之間的掛鉤響動和列車在軌道碾壓出的刺耳摩擦聲、還有一起等待過鐵道的工人們的議論聲混合在一起。
列車駛過鐵道口，孫益生感到耳邊清靜些，但是恰恰這時腰間的手機響了，他掏出來看到上面有一條短信：
“前天河南林鋼在無人競標的情況下，按照比競拍價3.4億低7000萬價格賣給私企鳳寶公司，
全廠職工正在掀起新一輪抗爭。你們怎么樣？李衛東”
這是他的親家從河南濮陽發來的信息。于是孫益生匆匆跨過鐵道口，也給李衛東發了一條：
“私企宇虹自今年3月初退出后，眼下又將二次重組控股東鋼，我們全體東鋼職工的阻擊戰剛剛打響，正方興未艾。”
從不遠處開來的另一列滿載著礦石、白灰的機車駛近，將要開進高爐車間，為今天的煉鐵作業準備原料。一群即將跨過鐵道口的一撥十幾個工人卻站在鐵軌上不再挪動，機車司機按響喇叭，龐大的機車身軀不得不停下來，周身顫動著，喘著粗氣……
六
2004年孫益生到北京參加一個全國鋼鐵科技進步和設備改造信息交流會，在會下賓館餐廳聚會的一次閑聊中，他注意到一個五十歲左右、言語樸實為人熱誠，頗有社會責任感的河南人。
“穩定，靠什么穩定？”這位操著河南口音的漢子自問自答，談鋒犀利，“官員腐敗和貧富懸殊已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兩大因素。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正確認識和妥善解決這兩大頑癥！否則，就沒有什么公平正義可言！就不能不為廣大人民所詬病！”
跟他對談的是一個廣東中年人，西服革履，鼻子上架一副金絲眼鏡，語氣文質彬彬的：“發展是硬道理啦，對這個問題嘛要有一個正確的理解，所有公平問題都要依靠發展來解決，蛋糕做大了，自然就可以公平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嘛，不要著急，這是一個長時期的歷史過程呀！”
“什么長期歷史過程，全國加在一起幾億多，包括下崗工人，還有農民工、失地農民之所以吃不上飯、看不起病、住不上房、子女上不起學，不是因為蛋糕做得不大，而是因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不合理，是因為私有化改革的弊端造成的！”那個河南人反唇相譏，據理力爭。
廣東人也不甘認輸，他提高嗓門強調說：“國有企業的弊端也是存在的呀，產權虛置嘛。所以非國有化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啦！現在的主流經濟學已經不是什么馬克思主義，而是時尚的新自由主義啦，代表人物是歐美的哈耶克和費里德曼、科斯等人。他們主張自由市場自由經營，反對計劃經濟，而私有化是自由的根本前提，要求明晰私人產權，降低交易成本，只有這樣才能使經濟增長動態化、長期化啦。”
河南人并沒有被廣東人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時尚的賣弄所唬住，他反問：“德國的弗萊堡學派難道不是新自由主義嗎？他們主張的市場經濟是社會市場經濟，該學派領袖瓦爾特.歐肯提出國家遵循限制‘利益集團’、‘經濟與社會政治系統化’、‘干預針對經濟秩序’三原則。難道跟哈耶克的完全自由化和不要國家干預是相同的嗎？”
廣東人被問得有些張口結舌，沒有了故作滿腹經綸的孤高自傲，只得尷尬地承認：“這個德國的學派，恕我不才，不太清楚啦。”
孫益生對他倆的辯論很感興趣，早就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旁邊，邊聽邊參與進去，他說：“我知道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就是政治上搞自由化，經濟上搞私有化，取消政府的管理職能，搞什么小政府大市場。前蘇聯及后來的俄羅斯就是因為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執政者把這一套騙人的理論捧為經典，實行休克療法，產權改革、通貨膨脹，將國民經濟弄到崩潰的邊緣。俄羅斯幾乎每個人都在私有化初期得到一萬盧布，這相當于當時的一輛伏爾加轎車的價格。然而很快，這筆錢就只能買一公斤劣質香腸。而巨額國家資產落入壟斷寡頭之手，受控于西方。”
“對，完全正確！”河南人說，“美國資產階級金融大亨們宣揚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不但要搞垮解體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而且要加強國際壟斷資本對全球進一步壟斷，將中國變成它的經濟殖民地。”
“當前我國國企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私有化思潮，就是受了新自由主義嚴重影響，有人公開鼓吹什么‘人間正道私有化’，豈非咄咄怪事！”
孫益生也侃侃而談起來，“還有人說，賣了國企，國有資本依然以價值形態掌握在國家手里，公有制依然存在，只是由實物形態變為價值形態而已。其實國家把握一大把鈔票并不能保持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性制。”
“對！這里涉及到一個什么叫公有制，什么叫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本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生產資料歸誰所有，是物的隸屬關系，是一個經濟范疇，是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即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關系。實質上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互結合的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歸資本家所有，一無所有的工人只能出賣勞動力，受資本家雇傭和剝削；而社會主義社會，生產資料公有制是指生產資料歸全體勞動人民所有或部分勞動人民集體所有，公有制才能保證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資本家不能憑借占有生產資料來壓迫剝削勞動者。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勞動者之間在生產過程中是平等互助關系，而不是什么雇傭被雇傭的關系，不能出現大規模的下崗失業問題。”
“但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出現了四化：雇傭化、貧困化、無權化和分散化。因為私有改革使我國的多數工人從事雇傭勞動，非公有制已經成為我國生產關系的主體。”
“包括各種名目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包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應該都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有制經濟！”
孫益生是1972 年18歲參軍在部隊提干當了連長，1980年才轉業到東鋼，然后又上了職工電視大學黨政專業大專班，畢業做專職黨務工作。他對社會科學頗感興趣，對這位李衛東的河南濮陽鋼鐵有限公司的普通經濟師的見解深為贊嘆。后來他們議論起2004年剛剛在中國學術界思想界和社會上刮起的"郎旋風"，李衛東介紹說：
“香港中文大學兼北京大學的教授郎咸平，這位出生于臺灣受教育于臺灣和美國，又在美國多所大學執過教，出于職業公德，從社會調查掌握實據入手，敢于捅馬蜂窩，不畏新自由主義精英們的高壓，利用有效媒體連續披露當時國企改革中的陰暗面，以便引起政府的震動，補救國企改革或實施所謂MBO改制中嚴重流失的大量國有資產。
“郎咸平在搜狐財經上分別發表過文章炮轟TCL、海爾、和格林柯爾三大國企巨頭的MBO。
郎咸平的觀點大致有這么幾條：第一、中國的國有企業經濟效益高于私人企業，只是由于國企承擔了改革成本，曾一度低于私企，同樣國有企業家綜合素質能力高于私人企業家。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宣揚的國企所有人缺位是沒有根據的，它的所有人就是國家全體公民。而有些公益性事業涉及到國計民生的大中型企業必須由國有企業來承擔，交給私企是不行的。現在的國企改革方向勢必改正過來，不能讓國有資產流入個人腰包，尤其不能搞國企產權私有化改制，不能搞管理層收購國有企業的MBO，因為所謂MBO的實質就是管理層瓜分國有資產，空手套白狼。
“郎咸平發表這些文章觀點以后，經過二十多天的學術界集體失語，一些主流經濟學派和企業家們在深圳召開一個倒郎座談會。同一天，郎邀請各學派經濟學家在東北召開‘資產流失與國有經濟發展研討會’。此后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十教授發表‘產權改革不能錯’的聲明，公開聲援郎咸平。南京海派42名學者開會集體聲援郎咸平，而據新浪搜狐等網站民意調查占90%的網民支持聲援郎咸平，聲援倒郎派如張維迎之流的僅有5%左右。經濟學界和法學界社會學界等方面的學者、黨政干部、企業界中也有相當多的人加入了這場思想交鋒，爆發了20多年來少見的一場大規模的無硝煙戰爭。
“倒郎派認為，馬克思有一個錯誤的論斷：即資本價值是雇傭工人在剩余勞動時間所創造而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而他們說資本價值是物質資產與人力資產在市場過程中合作創造的。私人企業家暴富不存在原罪問題，追究原罪是反改革行為。國退民進是創造財富的過程，而不是瓜分國有資產的過程。他們認為，要找到國有企業的出路，必須先把大部分國有企業推向競爭，實行股份化，然后再把國有產權私有化；他們認為，要防止官商勾結侵占國有資產，只有依靠法治，而靠民主，靠階級斗爭是不行的。因為要使所有人貧窮很容易，而使所有人都富起來是不可能的。應當容忍貧富差異，要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就必須有人為改革付出代價，必須讓一代國企職工為改革作出犧牲。
“挺郎派認為，國有企業是工人階級安身立命之所，是社會主義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是國家實力的主要體現，是參與國際競爭的主力。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直接關系到10萬億國有資產的再分配，直接關系到是否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道路的根本原則，與全國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因而是他們共同關注的特大問題，豈容若干個著名經濟學家和部分企業家勾結部分腐敗官員隨意擺弄而不許持異議者和大眾輿論批評監督。豈容可以通過MBO國退民進等措施削弱消滅國有經濟，豈容特權階層如此明目張膽公然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挺郎派認為所謂善待企業家的高薪養廉不能過度，否則善待就是篡權奪權、盜竊國有資產。這些年搞減員增效改革，很多國企員工被裁減一半以上，導致失業大增，社會保障大減，然后啟動國退民進的兩個置換，把國有資產置換成私有資產，把全民性質的職工換成自由雇傭的打工仔，認為增強國企活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鞍鋼憲法，加強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科學管理。”
“2005年4月國務院國資委和財政部聯合發布《企業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停止規定》明確規定：大型國企的國有產權不向管理層轉讓，但可以探索中小企業國有資產向管理層轉讓，MBO被叫停。應該說，是與2004年出現的郎旋風大討論有一定關系。”
熟悉情況的李衛東時而給孫益生看資料，時而娓娓動聽地向他敘說起來。李衛東介紹的正是孫益生所十分關心的社會問題。他很敬佩李衛東為探索社會科學而執著的鉆研精神。
經過詢問，孫益生了解到李衛東曾在一個中原大學企業管理專業念過本科，參加工作后又從沒有間斷自學。
由于思想上共識點很多，孫益生跟李衛東通過這次北京邂逅，便建立了經常性的通訊聯系，從此一見如故成為知己朋友。而孫益生的兒子孫柯跟李衛東的女兒李叢梅也就有了相識相知到相愛的機緣。
有一次，孫益生從互聯網上給李衛東的郵箱發了一篇文章：《為什么說公私合營的混合所有制具有資本主義性質？》，說這是他的一個在北京體制外網站當編輯的兒子編發的。而李衛東回函說這篇文章是他正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讀研的女兒寫的。
其實，孫柯跟李叢梅不久前在網上已經有過接觸，不過互相還不太了解和熟悉。后來李叢梅去參加孫益生兒子《紅色接班人》網站主辦的演講活動，順便拜訪了孫柯，倆人開始有了交往。
后來孫柯不再負責網站工作，他被派到網站聯絡部專門跟全國各地大專院校的學生社團打交道，開展組織學生利用寒暑假下鄉支農和企業調查等社會活動。因為孫柯幾年前大學畢業后曾去珠海、深圳的私企外企打工，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斗爭武器，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領導工廠里的幾百上千打工仔罷工。他有過失敗也有過成功，由于多年的社會實踐，他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雖然學歷比孫柯高，但李叢梅從沒有自視清高，她很企慕孫柯有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起初倆人只是志趣相投的同志，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后來接觸時間長了，情感上融入更多的東西。李叢梅覺得孫柯雖然學歷不如自己，但學識并不比自己差。孫柯對這個年齡比自己小兩歲的女研究生，從來沒有非分之想，他不過將她作為一個志同道合的異性朋友友好相處而已。他跟她之間，更主動表示愛意的卻在李叢梅這一方面，于是他倆的關系便進一步得到發展，由朋友發展到愛人。
李叢梅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分到北京一個社科研究所，有了固定的收入，福利待遇比沒有固定編制孫柯要好些。但憑他倆在北京的經濟條件，無論如何是買不起上萬元一平米的房子，也租不起像樣點的房子。結婚組織家庭需要的基本條件，對他倆來說簡直是遙不可及的遠景。于是，他倆只好匆匆回到東發市的父母家草草將婚事辦完，權作度過蜜月，然后回到北京各回各的單位。
兒女的婚事及以后的生活問題很讓孫益生和他的親家李衛東操心。作為雙方父母他們憂心如焚，很是煩惱一陣。可是后來看到小兩口反倒顯得若
無其事不以為然，讓他們也只好拖下來聽之任之。
兒子從來不跟老子提在北京如何生存的事。孫益生給兒子十幾萬元的積蓄以及兒媳給兒子的零用錢，有可能被兒子填補到組織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差旅費用里，填補到維護網站運轉所需的資金上。因為兒子干的是社會公益事業，基本上沒什么經濟效益，除了能得到一些有限的贊助，兒子自己沒有多少收入。
但兒子在外企里打過工，策劃領導過打工仔、農民工罷工，他在這方面肯定有寶貴的經驗。
2005年底宇虹第一次重組東鋼時對干部進行過調整，將他這個副處級黨務工作者貶到基層的生產科當科長。他只好忍氣吞聲，沒有任何反抗的辦法。
7月23 日晚，孫益生下班看到了貼在職工家屬樓外墻上的告示，就給兒子用手機發了短信：
“私企宇虹自今年3月初退出東鋼 后，現在又要再次重組東鋼 并且要控股。明天東鋼 廣大職工將集會抗議，若組織罷工需如何操作？”
兒子接到他的短信，很快回復：
“要能夠控制工廠的水、電、氣（含煤氣、壓縮空氣、氧氣），控制動力部門必要時予以切斷。”
兒子講的跟他想到的已經基本相同，但這一夜他還是沒有睡好，他反復考慮醞釀明天上班以后的行動方案……
七
沒上班之前，王金星在家里接到副總經理兼人事部白春光部長的電話，囑托他一上班就去了解這次宇虹入主東鋼的具體方案，了解這次中層干部調整后的任免名單，他希望這個名單能晚一點公布；他說自己已跟潘總一起提出辭職，并且這幾天正在鬧肚子不能去單位。
王金星知道他的上司辭去的是集團副總經理職務，而不是人事部部長，但他白春光是否真的鬧肚子，他無法確定，只是安排自己的事他要去做。
辦公樓前的廣場上人山人海，那個叫武繼松的退休老頭正在樓前的臺階上演講。他的講話不時引發下面的職工群眾一陣陣熱烈的掌聲。人如潮涌，掌聲如雷鳴般響起，廣場上熱鬧非凡。
記得今年3月初，武師傅曾在這里召集過這么多人聚會，那時的場面跟眼前的情景一樣：成千上萬的人們不時地高呼要求“宇虹滾出東鋼”的口號，宇虹不久真的撤了出去。
還記得今年2月份，武師傅貼出告示，要大家去職工家屬區附近的心連心公園集會，共同商討如何驅逐宇虹，如何驅逐宇虹老總即將派進東鋼的5000名外地工，確保東鋼的下崗失業人員重返用工崗位。
在東鋼的很多職工看來，這個武師傅真是條漢子，為表達東鋼職工的合理要求，為解決東鋼改革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沒有民主不行，沒有挑頭的維權人物不行。在東鋼 武師傅的口碑好，威望高，他有一呼百應千應以至于萬應的能量。王金星心里早就很敬重他，只是作為東鋼股份公司人事部的副部長他難以當面去向他表達。
王金星早已過了59歲的生日，已進入退休的倒計時，他已無所顧忌；他對自己看不慣的事情敢于發表見解，他又不希冀自己退休后會得到什么特殊關照。宇虹以前對退休的中層干部根本也沒什么寬厚仁慈。
今天上午他要找市政府駐東鋼辦事處主任許運來，要多爬幾層樓梯。也許自己的心臟功能已經開始衰老，也許這幾天的心情太低落，王金星進入辦公樓不愿乘電梯，但他踏上樓梯的腳步是沉重的，越往上走越感到胸悶氣短。他在拐彎的緩臺歇了一會兒，接著再上樓就不會喘得那么厲害。好在許運來的辦公室設在不算太高的5樓，他歇過一次就蹬上去了。
幾年前，宇虹尚未來重組時，許運來其實是東鋼的中層干部，是個副處級。在宇虹進入前，他考慮再三：一是為了不失去到政府機關當公務員的機會，二是恐怕私企宇虹重組后不會給原國企干部什么好果子吃，才下決心搭上厚厚的人情掛到政府編制上去。若按將來的發展前景，在政府部門有許多高升的機會，若按東鋼現在的干部待遇，許運來經常慨嘆著說：“我可是吃了大虧，東鋼的工資待遇早已貧富不均拉開了距離，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一個處長跟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相差是1.5倍，如今一個處長一年能拿60萬到70萬。然而我呢？編制掛在市政，天天還得到東鋼來上班，每月到手的薪水不足3000元，你們說我虧了多少？”
“當然，明著你是虧了，但暗著你虧不了！你還有灰色收入呢。只要你去省市領導那里多給東鋼美言幾句，多行點方便，多給點優惠，東鋼 老總照樣會賞給你，一年不止六位數吧？”有人挑明了說。
“哎！話可不能這么說，你們得到這個數是合理合法的，我怎么得到可要擔著風險，弄不好不是快被審查了嗎？”許運來也明確表示，“再說潘總和宇虹的老總跟省市領導的關系處的那么好，還用得著我來美言？”
“多得點怎么就肯定合理合法？你沒聽說東鋼 工人——從一線、二線到內退工人、退休職工這幾年一直都在上訪告狀，集會游行示威，一直在反對這個貧富差距嚴重的政策嗎？！像武繼松那些人也不是省油的燈，可別小瞧了他們的能量！”有個中層干部很明智地提醒在座的領導干部們。
“孫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武繼松他們弄不出什么大動作。政府有的是辦法整治他們！”有人發表不同看法，“剛才許主任說了，東鋼和宇虹的老總跟省市領導關系那么好，還會偏袒那些鬧事的工人嗎？”
當時聽到這里，許運來若有所思地嘿嘿一笑，沒說什么。
門虛掩著，王金星沒敲一下徑直推開走進去。許主任正在打電話，用一只沒拿話筒的手指指對面的沙發，示意他坐下。
“剛才，徐榮升來電話讓我到小會議室去研究事情。省里的黃主任也在。徐書記還要找你一起去。他說找不到白總就找王部長去。”許運來放下電話說。
“我想問問你這兒有沒有宇虹確定的中層干部任免名單？”王金星單刀直入地問。
“具體方案在在哪兒我不清楚，可能還沒敲定吧!”
“白總要求這個名單能不能晚幾天發布，人事部和組織部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黨管干部的原則無論在政府機關還是在國企，都不能丟掉。宇虹再次重組東鋼 也不能讓組織部形同虛設——直接越過這個部門自己擅自決定呀，總得讓組織部和東鋼的老總們慎重考慮考慮吧！”
聽了王金星的申辯理由，許運來習慣的嘿嘿一笑，然后反駁說：“現在是改革期間，許多事情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黨管干部的原則那是在國有企
業，眼下不馬上要由宇虹控股嗎？宇虹是個私企，而且整個模式是引進臺灣中鋼的做法，就是最典型的等級森嚴管理嚴格的私企。在人家那里是絕對由私企老板說了算，根本沒有什么黨管干部的原則。這個問題你可以問問黃主任，聽聽他代表省里的意見如何？”
于是，王金星要跟許運來去徐書記的辦公室。出門前，許運來卻將虛掩的門帶實，悄悄告訴他：“據說省里領導找潘鳳鳴三次勸說他接受宇虹，潘都不同意。前幾天在省國資委他摔了水杯，帶著三個副總一起辭了職，不知省市領導批沒批準他們的辭呈？”
王金星說：“我也聽說了，但還沒有可靠消息證實這件事。如果真是批準下來，東鋼目前群龍無首，要亂一陣子。因為徐書記是搞黨務的，生產這一塊他一時抓不起來。”
來到3樓一個小型會議室，這個會議室在昨天召開職工座談會的大會議室旁邊。想起昨天在座談會上，自己向省國資委主任質問有關宇虹再次重組為啥不召開職代會討論一事，王金星并不覺得有什么冒昧懊悔，他認為這是自己的職責，是自己的義務，再說自己是快要退休的干部，仕途上無所奢望，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
小會議室里已經來了幾個人，徐榮升正在跟區公安分局兼東鋼保衛部領導的胡曉和喬文榮，在一個角落里商談什么。王金星揣想徐書記找這兩個正副局長肯定跟今天的東鋼職工集會滋事有關。
徐書記的聲音雖然放低些，但在小小的會議室里還是讓人聽到一些：
“冶金區的幾個大門務必請警察們負起責任認真把好，沒有證件的外來人絕對不能放入！”
“要請市局調集一些警力過來，我們正在聯系省、市領導增派武警過來，省公安廳已同意這一安排，必要時進行封鎖管控。”
坐在另一邊的黃希林偶爾以省領導的口吻插話：“對那些公開煽動鬧事的可以實行必要的懲治，直至抓捕拘留！”
見到許運來和王金星走進會議室，黃希林沒打招呼，他在埋頭看一份材料。但過了一會，他便收起材料放進隨身帶的皮包里，站起身對徐書記說：“該走了吧，我們去賓館跟章煥良老總談談。”
許運來指了指隨他而來的王金星說：“人事部想要一份宇虹敲定的中層干部任免名單。”
“我這兒沒有這份名單，我在兒只有重組的具體方案。”黃希林回答，并提了提他手里的皮包，“而且方案我這只有一份，等多復印幾份再給你們。至于那份名單，請跟我們去賓館找章總要吧！”
黃希林一句話，徐書記和許運來、保衛部的兩位部長都跟著他起身走出會議室，王金星也只好相隨出門下樓。
辦公樓外的兩輛轎車停在門口，已被數千名職工群眾水泄不通地堵住車輛行駛的道路。不管司機鳴笛還是發動引擎，堵路的群眾都毫不躲閃退讓。面對這些專心致志唱紅歌的職工群眾紋絲未動，兩位穿警服的領導一時也束手無策。
職工們正在觀看由十幾個人自發組成的文藝演出隊載歌載舞：“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黃希林對這些群眾性的演出很反感，又不好說什么，便提議：“我們走吧，反正沒有幾步路。還可以活動活動筋骨，人要是總習慣于以車代步，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離開廣場走到東鋼體育場附近，周圍沒有了聚會的職工群眾，黃希林私下里質問跟隨他的兩位警官：“昨天不是布置任務下令對混江區范圍內所有的打字社、復印社、印刷廠進行排查，對打印、復印、印刷上訪材料、傳單、橫幅，一律收繳，對相關人員要堅決制止和訓誡嗎？怎么今天又出現了橫幅，出現了海報通告？”
胡曉局長顯得很難堪，只好解釋說這些工人可能是在鄰近縣城搞的，實在難以控制。
從廣場到東鋼賓館要穿過兩條街，需要走十五六分鐘的路。黃希林被東鋼的幾位高管和公安的兩位領導簇擁著，他不便過多指責，過了一會兒便因為他不主管公安，改換話題，一邊走一邊儼如一位傳教士振振有詞地布起道來：
“其實，像你們東鋼這一類省屬大型國企，就應該由宇虹這樣的私企來重組。這一步棋的安排是相當正確的。咱們省的莫奇志書記是一位很有遠見卓識、辦事雷厲風行的省委書記，也算是特立獨行的政治家。他這幾年到長山省給咱們帶來了很大轉變，各項工作有了新進展，取得很大成效。
“從莫書記擔任省委書記以來，他領導了一場以產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國企改革攻堅戰，被認為是他任期內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在我們長山省近900戶改制工業企業中，有50余萬在冊國企職工，有48萬人轉換了勞動關系。改制期間，我們省國資委是上訪聚集最多的部門，但是莫書記指示我們：不怕利益調整帶來的動蕩，因為這種動蕩可以換來長久穩定；雖然改革不可避免地在企業職工中出現一些不和諧的因素，引起工人群眾的抵制，但是只要我們堅定信心打好攻堅戰，為國企改革、國企改制殺出一條血路，隨著私企的成長壯大，會給我們省經濟帶來更多的活力！同時，所有的問題必將迎刃而解。私有化改革的決策也必然會終將獲得徹底的認同！
“按照莫書記原來在其他省市擔任領導職務所創造的經驗，國企改制必須要四個到位一個建立，按照這種切實可行的措施，我們省已基本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國企改制。截到2008年年末，長山省已有3300家國企完成了改制任務，基本上完成了指標要求，堪稱神速呀！”
說到這里，黃希林以責備和不屑的眼神向不遠的王金星睥睨一下，轉移了話題：
“在我們國有企業，有很多職工以至于包括相當多的領導干部中，就是國有情結太多、太深、太重，看不到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勢。眼光短淺、愚昧無知、孤陋寡聞、抱殘守缺、因循守舊，無論怎么說，都不過分。豈不知美國西方國家的華盛頓共識、普世價值，才是最先進最高等的標準，最值得中國人崇敬，仿而效之；而不像我們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主義統治，加上毛澤東時代的專制，愚昧愚忠教育，大躍進浮夸風盛行，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餓死3000萬人呀！文革時唱紅歌跳忠字舞，直到現在老百姓老工人還在唱什么毛澤東、毛澤東，歷史在前進，社會在發展，懷舊解決不了問題，毛澤東時代不會再重新出現，人間正道私有化。國企改革就是要全面私有化，只有私有化才能解決所有人缺位問題，才能挽救國有資產流失，才能消除官僚腐敗。我們將國有資產賣給私企，可以將所得的錢投資國外，可以買美國的國債。美國的債券是可以保值的，就是有一些貶值損失也是暫時的。所以我們中國政府已購買了兩萬億美元的美國債券，就是為了挽救緩解美國的金融危機，為了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共擔風險。再說人家美國資本主義國家有自我調節經濟危機的良好體制機能，都說資本主義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將要走向滅亡之路，可是西方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存在幾百年了，滅亡了嗎？反倒是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制度被自己國家的人民推翻了顛覆了。這是深刻的教訓，所以社會主義已經終結，資本主義正在方興未艾來日方長蒸蒸日上呢！我們現在搞國企改制就是要全面私有化，就是要讓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讓他們為改革作出犧牲、付出成本。這是必需的值得的。那么，企業私有化就是私企老板說了算，因為私企決策速度快、鼓勵用人機制靈活，這是國企根本無法比擬的。所以，以后再不能搞什么鞍鋼憲法、大民主之類的，連職代會都沒什么必要。沒聽說哪個私企是靠職代會搞上去的。職代會、民主決策、跟私企的運作模式風馬牛不相及，所以你們提的那些問題根本沒有品位，就連干部任免制度也要改成由私企老板說了算。不過，考慮到顧及到目前你們還是混合所有制，還有個所謂的黨管干部的原則，還有個老三會和新三會的矛盾需要協調的問題，你們可以在私企高管確定基本人選的前提下，再提出個別調整的意見來。所以今天上午你們人事部可以去章總那里要一份名單，但不能改動太大，整個框架要由人家私企老總來敲定。”
說到這里，黃希林再次扭過頭來，沖著王金星以極為驕矜傲慢的口氣咄咄逼人地問：“我的意見你明白嗎，王部長？”
王金星此時此地不便正面頂撞他，只好意味深長地說：“當然，你的話來源于何處我都明白，可惜你不應該在國資委而應該在私資委。”
黃希林聽后哈哈大笑，說：“明白就好。賓館馬上就到了，我們去請教請教章總你會更明白一些。”
八
從30年前轉業到地方，王金星就在東鋼上班。他先在黨委辦公室當了幾年秘書，然后調到人事部，一干就是二十七八年的時間。這期間正是進行國企改革的時候，確實親身經歷也深切體驗過國企改革是怎么回事，到底讓國企發生了哪些變化，廣大國企職工的命運真正有了哪些改變。
2003年以后，曾當過東鋼股份公司人力資源部副部長、人事部副部長的王金星，每每反思他所經歷過的國企改革改制過程，私下里他跟他的戰友、親戚、朋友說過：
“無論是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的簡政放權、減稅讓利、撥改貸，還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利改稅、廠長經理負責制、《破產法》、優化勞動組合、勞動合同制、承包制，還是九十年代初的破三鐵、國營變國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老三會和新三會之爭、淡化轉變原工會職能、出臺勞動法，還是以后的抓大放小、鼓勵兼并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還是新世紀初的MBO收購、確立私有經濟平等競爭的市場主體地位、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都是逐步取消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放任市場經濟的過程。開始是陳云的鳥籠經濟：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后來干脆改為鄧小平、江澤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所謂擴大企業自主權、廠長經理負責制、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是擴大廠長經理享有的特權，使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的公權力私有化，加大國企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國家下放權力給企業，是將企業中的權力集中到廠長經理手里，而廣大工人群眾、一般管理干部根本沒有什么監督權、參與權、決策管理權，甚至連知情權都被剝奪掉。根本否定了鞍鋼憲法、大慶經驗，使工人階級失去了主人公的領導地位，并且用撥改貸、利改稅加重了國企的負擔，將企業經營的風險完全推給了企業，使國企無法積累資金進行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反而要拼設備拚資源拼人力，在全額負擔職工福利、全額負擔貸款債務、加大經營成本和改革成本的情況下，與私企民營外企進行不平等的競爭，以后又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下，搞砸三鐵、減員增效，用農民工頂替國企工人，使大批國企工人下崗失業，在社會上人為造成一支龐大的失業勞動后備軍。從而壓低市場的勞動力價格，明確了職工與企業之間只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職工與企業的生產資料再無所有權關系……
“所謂廠長經理負責制，就是廠長經理有權決定生產經營計劃、機構設置、人事任免以及經營管理決策，而變相廢除了以前的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廠黨委書記、工會、國企職工都要廠長經理的管理安排和調度，使黨委、工會、職工代表大會成為形同虛設的擺設。以后又將各級政府只有經營權，而產權歸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改成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可以委托私人經營，也可以出售的，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的國有企業……”
有人可能明知故問，也可能真的不了解國企改革的真相，便問他：“按你的說法，總而言之，這些年國企改革搞來搞去一無是處，不是越高搞好
逐步完善，而是越搞越糟，沒有什么希望和出路，更不應該全面轉向私有化。那么，國企改革還有什么必要，還有什么成效？”
王金星苦澀地笑了笑，搖搖頭：“可以說，從國企改革發展到國企改制以后為歸宿，不是發展國企、完善國企、壯大國企，而是縮減國企、取消國企，用私企代替國企。就像一個人有病，不是去給他治病，而是讓他死，用他殺或讓其自殺的方式對待國企。不知道這是國企改革的初衷還是后來不得已而為之。國企真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我看還不至于。”
2004年初，長山省委省政府在省內國企改革處于進退兩難的局面時，確認116戶省屬國有企業為改革重點。但截至9月份，只完成對其中的41戶的產權交接，進展艱難。但這時的大中型國企還是以國有絕對控股，搞社會職能移交和輔業分離改制為主。東鋼 的改制也是這樣，要將企業的“主輔分離”搞下去，將運輸、環衛等服務性職能分離出母廠，成立獨立的公司，不再依附于企業的鋼鐵主業的生產經營。
王金星記得2005 年初鄰近春節前半個月，東鋼集團公司派他率領東鋼 幾個部門的十幾個同事風風火火到河北承德鋼鐵廠考察。那時候他對國企改革的最后歸宿還沒有完全認清，對國企改革的方向和程序還沒有完全看明白，只覺得按當時的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去實施就可以了。
經過十幾天的考察取經，結合東鋼 的實際情況，王金星從千里迢迢的承德鋼鐵廠回來，便在春節前后全力以赴日夜兼程地制定主輔分離的改制方案。他們連大年三十都沒休息，除夕夜的中央電視臺的春晚節目都沒看仍在討論，力爭早制定早實施。
主輔分離是在2005年5月實施的，是跟東鋼集團大規模壓縮人員一起進行的。共有原東鋼集團的汽車公司、安裝建筑公司、17所自辦學校以及醫院等34戶輔業單位完成改制剝離。同時主業進入改制后34個機構壓縮為18個，使3.5萬人減到2.4萬人。
當時在東鋼，不論是被裁掉的下崗職工，還是留在工作崗位的但已轉變身份的職工，普遍存在著耿耿于懷的憤恨、不滿和積怨。
很多人知道這是為宇虹進入東鋼重新所做的前期準備，是應宇虹向省國資委提出“先改制后重組”的原則，提出只有對東鋼減員增效他才能入主的要求而實施的裁員。
其實，對于東鋼的改制日程，作為能夠實際接觸省國資委領導并在東鋼集團潘鳳鳴領導下的一位不大不小的辦事員，王金星比較了解東鋼改制的內情，了解東鋼改制經歷過的一波三折的變化：
自從2005年1月，莫奇志由外省調入長山省任代省長，不久他就提出決策本省的國有經濟從比重為80%下降到20%，要求用國企改制的大手筆大運作，要求用重力神速推進，全面普及“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經驗。由此長山省掀起一股國企改制的浪潮，要求816戶省屬國企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在年內完成改制。當然，東鋼也名列其中被作為重點企業實施全面改制。
當年2月，春節剛過，長山省國資委在春湖市召開過一次相關會議，明確提出改制企業引進多元化投資，改變國有企業獨資局面。王金星陪同東鋼集團幾個高管參加了會議。返回東鋼以后，為貫徹落實省國資委的新精神新舉措，東鋼集團成立了改制工作領導小組。下設三個分組：分別是綜合組、資產組和人事組，王金星被安排人事組組長。
經過多次討論研究，當時東鋼集團高層形成一個全民控股的改制思路，即將東鋼職工的國企職工身份全部置換成民營，所有職工按崗位、職務等分成不同層次發放經濟補助金，再將其轉成企業股權，同時定崗定編裁減職工1萬多人。很快潘鳳鳴代表東鋼集團向省委省政府領導匯報了這一方案。經過省里專門研究，時任長山省副省長惠昌、省國資委主任唐繼發，給了這個方案較高評價，但沒有完全同意實施MBO由東鋼高管持股，
而是要求由省國資委控股并引進戰略投資伙伴。
隨后被擢升為長山省省長的莫奇志介入了東鋼 改制，使其方案再次面臨較大調整。莫省長通過黃希林的引薦將私企宇虹集團介紹給東鋼，確定為擴股談判對象。
進入5月份，東鋼集團召開職工代表大會，主要議程是討論引進民營企業重組方案，員工關系處理、資產處理、分流方案等等。當時工會、職代會和相關代表都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很多人不接受這一方案。
當時東鋼 文化宮的會場里主席臺上的講話聲壓不住下面上千職工的議論、一些喧嚷聲、騷擾聲、謾罵聲夾雜在一起，偌大的會場儼如開了鍋似的沸騰起來，無數個疑惑質問頃刻間產生出來。因為東鋼改制的方案涉及到東鋼 在今后的成敗轉向中何去何從，涉及到東鋼全體職工家屬能否有穩定的收入，能否有不被人奪去的飯碗，大家都極其認真地參與到這一討論中來，極其熱心地關注這一方案的具體內容及是是非非。
“宇虹是個什么樣的企業，它有多大的實力來重組我們省屬大型國企？”
“憑什么讓這個私企來跟我們東鋼重組，它到底能拿出多少資金，有多少資產？”
“為什么這個私企一進來重組，就非得讓我們東鋼 職工下崗裁員？”
“內部退養給我們每月開多少錢？東發市就這么大地方，我們退下來到哪兒去找工作？我們在東鋼 干了三十多年，我們不會干別的活兒！”
“這個宇虹私企是來揩我們國企油的還是來幫我們的，黃鼠狼給雞拜年能按什么好心？”
“堅決不能讓這個方案通過，通過我們的厄運就該開始了。”
“弄不好又是一個玩空手道的私企，不知跟省里哪個領導沆瀣一氣勾搭成奸？”
“這幾天沒做好夢，這個重組的事不是什么好兆頭！”
“也不一定，咱們得識時務，現在全國的形勢都是這樣，幾乎各地都拿私有化當成了潮流！”
“國企的弊病太多，比如圍鋼經濟就是腐敗造成的。因為產權不清，不像私企那樣廠子的一針一線都是資本家的，他不會允許外人偷他的資產，不會允許采購員吃回扣提高材料成本！還是私有化能救國企!”
“不搞私有化沒有別的出路，人家別的地方都搞起來了，咱們怎么不能搞？獎勤罰懶、能者多勞多得就是要拉開分配差距，人家私企高管的年薪都達到了幾百萬！”
“即便省里領導要辦的事，誰也阻擋不了，按現在中國的國情，哪個老百姓哪個國企職工能說了算？”
“聽天由命吧！走到哪兒說到哪兒，胳膊擰不過大腿，咱們要不來民主！”
“私企資本家都有一個精明的腦袋瓜，也許咱們跟私企重組能有一個好領導，讓東鋼以后不再虧損，實現扭虧為盈，咱們掙得能比過去更多些！”
其實，大家這么七嘴八舌地議論，誰也不具體了解這個私企民營宇虹集團的真實情況，誰也不具體掌握這個私企民營宇虹集團的底細。只是對于這么個私企進入東鋼 重組心里都多少感到有些突然，感到有些驚慌失措。
然后，由省市國資委出頭主持，從高層、中層、在職職工、離休干部、各個層面反復開了好幾次會，做了不少說服工作，似乎是向大家交了底，讓大家吃了定心丸。使得在職工代表大會上沒有及時履行的簽字手續得以完成，從形式上進行了這個程序。
到了7月下旬，省國資委發布了《關于對東發鋼鐵集團整體改制重組實施方案的指導意見》，稱東鋼集團的整體重組要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將在兩年內形成1000萬噸產能的總體目標要求，并要求提高經營者和職工持股比例。
這種上下互動的意向性消息早在東鋼 職工中不脛而走，傳播的很廣泛。雖然弄得大家人心惶惶，難得有個歸屬感，但是具體分流方案的實施條件，什么人該裁下來，什么人不該裁，誰也說不清，連作為改制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事方面的王金星都不甚了了。
又過了兩個月，宇虹集團老總章煥良開始跟潘鳳鳴等人接觸并商談具體的重組事項，章煥良提出目前東鋼的職工人員仍然太多，要求在宇虹進入前大面積壓縮。這樣才出臺兩條裁員標準：一是30年以上工齡職工，二是年滿50周歲以上職工，凡是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即可“一刀切”全部按內退裁員，每月領取300元生活費。
回想起來，王金星感到很憤怒，作為領導改制工作的人事組組長，連這個政策的出臺都沒有跟他商榷。按上述兩個條件，意味著東鋼1975年參加工作的職工全部要下崗，只能領取那么一點點微不足道的生活補貼，按這種標準，東鋼 職工的裁員比原方案還要增加六七千人。
王金星對宇虹的苛刻條件感到氣惱、愕然，全東鋼的職工對宇虹的入主條件也同樣感到驚詫、不解，憤憤不已。
在省國資委領導的眼里，私企老板的要求就是圣旨，就是法令，就是不可逾越的原則。神速改制就要立即裁員，執行出臺的省國資委政策就是了卻私企老板的心愿：為了私企老板提供一個以更低的資本雇傭更少的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剩余價值的場所和機會，達到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的目的。
然而，我們國家憲法上還是白字黑子地寫著中國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是領導階級呀，怎么能說解雇就解雇，說下崗就下崗了呢？其實，工人階級早已成為改革開放中的弱勢群體，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政治上文化上都已被剝奪了應有的權利。難道他們還沒學會反抗，他們會進一步成為坐以待斃等待宰割的羔羊嗎？關鍵是他們還沒有完全覺醒起來，他們剛剛被突然襲來的悶棍打得有些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所以開始他們只能忍受忍讓，只得屈服順從，讓省國資委和私企老板們一時得逞，從而彈冠相慶得意忘形。
2005年11月27日午夜，剛剛調到省國資委的黃希林乘一輛黑色的奧迪A6從春湖市出發，長驅三個多小時后，翌日凌晨來到東發市東鋼賓館。
在東鋼賓館8層的會議室，東鋼集團潘鳳鳴、徐榮升等人正跟宇虹集團的章煥良，還有將代表宇虹駐東鋼出任新東鋼集團副總經理的申玉駒，商談重組具體方案，敲定一些具體細節。
“我希望你們今天能以最快的速度搞定合同文本，我好打電話向省國資委，向委省政府莫省長匯報這一令人興奮的結果！”黃希林剛到賓館不久，沒等坐熱了屁股就急不可耐地對潘鳳鳴和章煥良催促說。
潘鳳鳴正在審視剛剛打印出來的非正式合同文本，連眼皮都沒抬不屑地回復他：“再快，我們也得一條一條來。”說完，他轉身跟章煥良爭辯說：“我看有關東鋼那1、2、3號高爐的資產評估能不能再考慮一下？這三臺高爐雖然快到折舊年限，但由于連年投入巨資大修，現在可是仍完好如新。總不能按零資產對待吧？！”
章煥良沒有吭聲，把征詢的眼光投向黃希林。
黃希林從隨身帶的皮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扔給潘鳳鳴：“你看完馬上給我。這是一份機密材料——省政府專題會議紀要。莫省長已經有話在先：為了招商引資的需要，資產評估不過是個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政策不能不向私企方面傾斜。不然，誰到你這兒來投資擴股？！”
對黃希林的舉動，章煥良仍然默不作聲，只是皮笑肉不笑地聊博一哂。
潘鳳鳴坐在沙發上緊皺眉頭，認真看完了黃希林給他的材料，然后起身將這份材料遞給正在一旁整理文案的王金星，示意他復印一份。
黃希林機警地注意到潘鳳鳴的舉動，揣摩到他的意圖，于是終止道：“機密材料不能復印，這是省里交待的!”
王金星將潘總轉給他的材料粗略翻閱一下，就還給黃希林收起來。
對這個曾任過混江區副區長的黃希林，王金星一向沒怎么瞧得起。因為以前有人說過這位才疏學淺的半吊子官員眼睛總是盯著上面，奴顏媚骨勢利德薄，很會隨風轉舵。剛剛提升為省國資委副主任他就巴結到新來的莫省長，并堅決落實莫省長有關省屬國企改制的指示精神，不遺余力地為東鋼集團改制尋找私企合作伙伴。終于拜謁到這家私企宇虹集團的章煥良，很快引薦給東鋼集團的潘鳳鳴并居功自傲。不久前，這位黃主任又被任命為兼職的省國資委國企改制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代表私企的章煥良不聲不響地坐著想事情，時不時言簡意賅地說幾句：“我們的原則是東鋼必須拿出最優質的資產了合作，比如那幾個能出鐵礦品位較高的礦山，精品鋼基地……”
潘總對章總提出的問題覺得很為難，于是不好表態地裝作沒聽見。
黃希林很適時地催他一句：“潘總的意見呢？你們的合作應該是有誠意的。”
潘鳳鳴沉吟著又蹙起眉頭，討價還價地說：“東鋼的很多管理干部，國企和私企在資產評估中分別采取了兩種不同的會計制度，導致評估標準不一。當然這也是當前國有資產評估中常有的情況，因為有省領導的講話，咱們可以暫且不談，但是宇虹方面必須拿出現金參與重組，不能光憑那一部分蓮花城資產說話。”
章煥良不茍言笑地回應：“好的，我們的現金會到位，請放心。”
坐在稍遠一點的申玉駒補充著改換一個題目說：“新東鋼集團今后的經營管理，應該有我們的參與、監督、控制權。”
章煥良及時訂正屬下的說法：“不！不能僅僅是參與、監督，主要是控制，對財務和人事任免應聽取我方的意見。”
厚厚的合同文本幾經斟酌修改，雙方投資入股比例基本沒有變化。王金星作為文本的擬稿人之一，不止一次審閱過這一文本。他不用看都能背下來：省國資委控股占46.64%，華融資產公司作為東鋼債權人將債轉股為14.6%的股份，而宇虹集團將計劃出資8億元，加上原長山省蓮花城鋼鐵公司的6億元凈資產，擁有新東鋼集團36.19%的股份，另外，原東鋼集團高管經理層的股份為2.57%。
雙方重組合作的文本從27日下午6時延續到次日的上午11時，才最后商談定稿。中間的夜餐和早餐都沒有安排，直到中午雙方老總才率領各自的團隊，以一個新的總團隊的姿態下樓去賓館餐廳就餐。一同赴宴的還有省國資委和華融資產公司的官員。
宴席是十分豐盛的，白酒、啤酒、葡萄酒都是上乘的名牌。但是合同文本簽字以后，王金星心里沒有一點輕松的感覺，根本不是如釋重負，而是更加困惑迷茫。儼然大禍即將臨頭，東鋼整個命運將墜入萬劫不復的陷阱，東鋼職工面臨再次裁員下崗7000人的厄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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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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