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與抗戰文化
作者：賈斌昌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五千年民族文化，鑄就了偉大的民族精神。
一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的社會意識，是一個民族對其社會存在、社會生活的反映，是其民族文化最本質、最集中的體現。
對于一個民族自身來說，民族精神是這個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鑄造出來，為大多數成員所認同和信守的民族品格、道德觀念和價值準則，是一個民族心理特征、文化傳統、思想情感、意志品格的集中體現和綜合反映。相對于其他民族來說，民族精神是這個民族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認同，是民族集體人格的體現，是這個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質。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延續的血脈、發展的動力、崛起的支撐、挺立的基石。民族精神是國魂，是民魄，它對內動員民族力量，對外展現民族形象。
民族精神是民族特質的凝聚和集中表現，是一個民族的漫長歷史的積淀和升華，是民族的文化、宗教、倫理、風俗、科學、藝術等具體內容的共同特質和印記。它滲透到民族的整個機體里，貫穿于民族的全部歷史長河中。中國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實踐活動中，為偉大的民族文化的創造和發展以及中華文明的繼承與弘揚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經過長期的相互吸收、演化、發展與融合，共同鑄就了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
古往今來，中華民族精神大致經歷了古典民族精神、近現代民族精神和當代民族精神幾個階段。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各民族自然經濟、宗法社會條件下道德至上、貴和求穩的守成精神；近現代民族精神體現的是各民族在內憂外患的苦難中救亡圖存、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精神；當代民族精神表現為經濟全球化和改革開放背景下建設現代化國家與時俱進的開拓創新精神。團結統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博大寬和、兼容并蓄、勤奮睿智、剛健有為、堅忍不拔以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都是貫穿古典、現代、當代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
中華民族精神既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積淀，又是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所創造的精神的凝聚。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這個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民族文化是培育和發展民族精神的載體，擔負著傳承民族精神的莊嚴使命。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不斷創新、發展繁榮的血脈，也是民族文化所千古傳頌的主題。繼承發揚民族文化，是新世紀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的有效舉措和重要保證。
古今中外，民族文化的先進與落后，要看它能不能適應時代精神，能不能跟進歷史潮流。世界上曾經產生過的20多個不同的古代文明，大部分都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究其原因，不是因為這些文明和文化沒有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的支撐，就是因為這些文化沒有順應歷史的發展潮流，就是沒有融入世界文化當中，孤立出來以致于失去活力，而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磨難，奮發圖強，最終走上了民族振興的大道，靠得就是與時俱進的精神品質、有容乃大的民族文化底蘊、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
五千年民族文化傳承了龍的精神，匯成一部偉大的英雄交響史詩。抗戰文化無疑是其最為壯麗的篇章，奏響了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華章的最強音和主旋律。
抗戰文化是以民族大義為前提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文化。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抗戰文化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斗爭和文化運動對抗戰的宣傳和鼓舞、支持和推動是分不開的。毛澤東指出：“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①]“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②]
正因為認識到了“文化的軍隊”對于抗戰的極端重要性，中國共產黨不僅在解放區極為重視發展抗戰文化，而且在國統區同樣將抗戰文化運動作為“很可能廣泛發展與極應該廣泛發展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認為它“目前有頭等重要性”，進而要求在國統區的中共黨組織對發展抗戰文化要“特別提起注意”，“經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把運輸文化食糧看得比運輸被服彈藥還重要”。 [③]
隨著抗戰斗爭的不斷深入，抗戰文化在抗戰的不同時期有了不同的主題和內容，大致可分為抗戰救亡文化、統一戰線文化和新民主主義的政黨文化三個層次。
處于最外層的是救亡文化，是抗戰文化的基礎。“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三省陷落。東北三省人民淪為亡國奴的事實和迫在眉睫的亡國之禍，激發了中華兒女的抗日救亡意識和愛國熱情。救亡文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作為抗戰文化初始階段，救亡文化通俗易懂、生動形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深受群眾歡迎。把國仇家恨溶為一體，激發了最為悲壯的民族情緒，激勵著億萬軍民共赴國難、奮起救亡。使一批又一批中華兒女前赴后繼，奔向抗日的戰場。它所體現的民族精神是任何物質的東西所不能替代的。
救亡文化以感性認識為主，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明顯的自發性和分散性的特點。“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很快就發表了抗日宣言，召號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反抗日本侵略，以堅定的抗日立場，成為救亡文化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救亡文化高揚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旋律，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全民抗戰的實現，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處于中間層的是統戰文化，是抗戰文化的主流。“七七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燃起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企圖，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在中國共產黨和抗日進步力量的推動下，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隨著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救亡文化由自發變為自覺，分散變為集中，無序變為有序，最終形成了統一步調和行動的浩浩蕩蕩的抗戰文化大軍。
統戰文化是抗戰文化的主流文化，它求同存異，具有非常強的凝聚力。文藝界明確提出了“抗戰、團結、民主”為文藝創作的三大目標。左聯、社聯等左翼作家、社會科學工作者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在國民黨統治區人民中積極傳播進步思想，促進抗日救亡運動。他們的許多作品成為了經典的傳世之作。與救亡文化相比，統戰文化對日本侵略者已不只是表層的控訴和描寫，而是從各個角度進行深層次的剖析與抨擊。
處于核心層的是政黨文化——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政黨文化是中國共產黨人經過了血與火的洗禮，在全國人民的抗戰實踐中不斷總結和發展，由感性的文化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文化。它代表了抗戰時期民族文化的前進方向，成為抗戰文化的先鋒和領導者。
抗戰中以國共兩黨為代表，包括其他民主黨派在內的各政治力量和團體，都力圖在抗戰中宣傳自己的理論和主張，擴大自己的影響，以使本黨的綱領、路線、政策和方針成為抗戰文化的主流和主體。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針對國民黨的態度，在抗戰的不同時期，分別采取了靈活機動的策略。積極宣傳自己的政黨文化，利用電臺、報刊等國內外傳播渠道及不同場合，闡述共產黨的主張，展現共產黨人的形象，擴大政治影響。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以翔實的論據，科學的論證，嚴密的推理，批駁了速勝論和亡國論，統一了全國人民的思想，增強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為全民的持久戰奠定了理論基石。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向何處去，闡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毛澤東明確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文化。”[④] 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⑤]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綱領。抗日戰爭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階段，毫無疑問，這也是抗戰文化的基本綱領。
在領導文化運動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了與抗戰實際緊密聯系的獨特的文化理論體系——抗戰文化理論體系。同時，共產黨人還充分的認識到了抗戰文化政策的重要性。毛澤東強調:“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⑥]中國共產黨不僅注意發展了解放區的抗戰文化運動，而且在國統區和淪陷區也開展了進步文化運動、文藝救亡運動。根據文化人、文化運動和軍隊的特點，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全民族抗戰的文化方針政策，極大地調動了全民族的抗戰熱情。對促成、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鼓舞和激勵全中國人民英勇獻身于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發揮了巨大作用。
救亡文化、統戰文化、以及政黨文化共同構成了抗戰文化，政黨文化是抗戰文化的核心，救亡文化是抗戰文化的基礎；統戰文化是抗戰文化的主體，是救亡文化的延續和深化，又是抗戰文化核心層的政黨文化充分展開的舞臺和依托，也是聯系政黨文化與救亡文化的橋梁與紐帶。正是中國共產黨人代表了中國先進文化，堅持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方向，牢牢抓住救亡文化，巧妙推動統戰文化，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推向了高潮，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中華文明與民族文化，造就了大唐盛世，創造了中世紀令其他國家都望塵莫及的無與倫比的輝煌，并一直延續到17世紀的康乾盛世。可是從康乾盛世到鴉片戰爭短短的不到200年的時間里，就從世界強國跌落于任人宰割、飽受凌辱與蹂躪的深淵。唐宋之前，中國文化保持了世界的絕對的領先，中華民族的強盛取決于掌握了先進的文化，而到后來的康乾帝國卻陷入了閉關鎖國、固步自封的自高自大的境地。民族于危亡之際，共產黨人高舉抗戰救亡與新民主主義的抗戰文化的大旗，統領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挽救中華民族于危難之中。
抗戰文化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先驅和重要組成部分，充分顯示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強大凝聚力、戰斗力和生命力。抗戰文化傳播了進步文化，激發了民族精神，弘揚了愛國主義，統一了全國人民的意志，吹響了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號角。它是中華兒女用血與火的歷史寫成的偉大的篇章，成為了中華民族最為寶貴財富和珍貴文化遺產，世世代代從中汲取不竭的精神力量。啟迪當代，警示后世。
高昂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復興的不竭動力 民族復興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抗戰文化所激揚的文化內涵，就是高昂的民族精神。沒有抗戰文化所激揚的民族精神的激勵，我們的偉大中華民族和民族文化面臨的就是消亡。抗戰文化所激揚的民族精神，在過去，是我們戰勝任何的苦難的精神力量；在現在，在將來，永遠是我們民族振興的不竭動力。
先進文化是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搖籃 沒有先進文化的支撐就沒有強大的民族精神。“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中。[⑦]”先進文化建設的目的，就是要通過文化所具有的生動的形式、無所不在的影響、強烈的感染力來塑造健康的民族性格，鼓舞民族精神和斗志，增強國家的綜合國力，促進民族的復興。只有突出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這個主題，文化建設才能符合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力配合民族復興的大局，發揮出促進社會進步的歷史作用。
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靈魂 創新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遺產，要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民族精神是歷史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是歷史之源與時代之流的統一。民族文化的創新發展，與民族精神的創新發展密不可分。我們黨領導人民在長期實踐中不斷結合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豐富著我們的民族精神。革命戰爭年代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新中國成立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九八”抗洪精神以及2002年的抗擊“非典”精神，都賦予了中華民族精神新的內涵。
文化的融合是民族文化發展壯大的源泉 “太山不讓細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拒細流，故能就其深”。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定要克服狹隘的民族主義，勇于借鑒和吸收各民族優秀的精神文化成果。任何一個民族，其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離開世界文明的包容。弘揚和培育新世紀的中華民族精神，以一種開放、積極、進取的心態，善于從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吸取營養。
“和而不同”，有容乃大，這正是中華民族所固有的氣度和風范，也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的關鍵之所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以信息為載體的各種文化和思潮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傳播。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這也正是我們廣泛地學習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一切文明成果的有利條件。
先進文化建設必須要有正確的理論方向和堅強的領導核心 抗戰文化中最光彩奪目的篇章是新民主主義理論。抗日戰爭所以成為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關鍵是有中國共產黨這個中流砥柱。
新時期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了新的發展，不斷豐富著新的時代先進文化的內涵；“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進一步確立；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事業的宏偉理想深入人心；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政治體制改革，沿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穩步有序地進行。這一切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六十年前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雖已完成，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所鑄就的愛國主義精神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珍貴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從那段悲壯的歷史中汲取偉大的精神力量，就是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努力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事業。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偉大旗幟，萬眾一心，奮發圖強，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主要參考文獻：
[1]《十六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
[2]《全民建設小康社會專題講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12月
[3]蓋軍 《中國共產黨80年歷史簡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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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馬克林 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凝結與時代升華，《光明日報》2004年6月2日
[7]蔡澤軍/張紅 試論抗日戰爭時期內遷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原因，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3期，第7～12頁
[8]唐正芒 略論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文化理論體系，《湖湘論壇》2002年第5期，8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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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天行 論抗戰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58～63頁
[11]高向遠 論抗戰文化運動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陜西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7年第3期，169～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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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42年5月2日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②]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47頁
[③] 1940年9月10日,黨中央《關于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
[④]《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98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08～709頁
[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20頁
[⑦]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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