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從“文革打手”到“色眼看世界”的變遷
魯迅 先生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曾經說過：“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中國是一個盛產流氓的地方。上海學者朱大可，直接用“流氓”作為他的立論與解析中國文壇的基礎，充分顯示出一個上海學者對自己的清醒認識，對同行的鞭辟入里的判斷。
按此標準，陳思和非常適合于一個“流氓”的定義。當然，我們在這里用朱大可的解釋，就是說流氓并非是一個在刑事犯罪概念里的元素，而是用魯迅的定義燭照出的一種精神上的變色龍的質地。
陳思和有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其中對文革文學部分的敘述，充滿著常識性的荒謬，與鴕鳥式的選擇態度。
正是因為陳思和這種別有動機的對文革文學的遮掩，導致中國文革文學研究，成為世界文革研究中的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
可以說，中國文革研究在海外，同樣，中國文革文學的研究，絕不在國內的 那些 教授們的講義里。
一直奇怪陳思和為什么對當代文學的研究，要回避掉文革那一段，甚至，他還不如北大洪子誠的中國文學研究，更理性地對待文革期間的文學。在陳編寫的教材中，文革正統出版的文學著作，除了有限的如《金光大道》提到外，其他的根本沒有提及。
這樣寫的文學史，顯然是對歷史的一種不負責任，對中國文學的不負責。
為什么會出現的原因？陳思和為什么如此懼怕去直面文革期間的文學？
其實，我們有必要把陳思和發表在“朝霞”1976年第6期上的一篇文章拿出來，從中發現陳思和一生所使用的思維方式與邏輯特征是如何在這樣一篇的抨擊“XXX”的檄文早已潛伏了基調。
[引文開始]
且談“黃絹之術”
凡看過《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人，都知道“黃絹之術”是白骨精為吃唐僧肉使出的最毒一招。它是在妖怪的一系列的“術”都遭到破產后出籠的。白骨精善于偽裝，它一會兒化作美麗的少女，手捧白饃，誘以物質刺激；一會兒又變成慈悲的翁媼，哭哭啼啼，用眼淚騙取人們的信任。當這些花招在具有一雙火眼金睛的孫悟空面前相繼失敗后，就使出了最后一招。請看：好端端的天空突然冒出了一朵彩云，彩云里飛出一條黃絹，悠悠晃晃，向唐僧的頭頂飄蕩下來，上面寫道：“佛心慈悲，切忌殺生，再留悟空，難取真經。”黃絹者，佛旨也。既然是佛祖降罪，警惕性不高的唐僧則很容易受騙上當。結果，降妖的堅強戰士被趕回了花果山，“妖為鬼蜮必成災”，唐僧在假天王廟里被捉，差點喪失性命。
小小一條黃絹，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危害性呢？推想起來，黃絹的功能，無非是造謠。不過這個謠決非是一般長舌之婦在街頭巷尾所能造出來的。它有它的特點：一是來勢大，黃絹是借佛祖的名義傳下來的，不由對方不信。這也是所謂“人民受大謊的騙比受小謊的騙更容易”吧。其二是貌似公正，乍看起來，“佛心慈悲，切忌殺生，”，好像反對一切暴力行為，不偏不袒，頗為折中。其實，只要仔細讀下去，真相也就大白了：“再留悟空，難取真經。”說穿了，就是以“取真經”為名，不準孫悟空對妖怪實行專政，至于妖怪吃人，那是天經地義，當然合法羅。公允之狀掩飾著猖狂的進攻，堂皇之貌包藏了離間的禍心。
曾幾何時，白骨精的“黃絹之術”從神話境地傳到了現實世界。從古到今，從中到外，一切反動派無不是這樣的“謠言世家”。“白壁何辜，青蠅屢前，群輕折軸，下沉黃泉，”唐朝詩人李白就對當時儒家保守勢力的造謠行徑發出悲憤的抨擊。到了中國大地上激蕩起社會主義革命風雷之時，黨內更有那么一些“精生”于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白骨堆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跳出來興風作浪。君不見，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XXX，不正是把散布謠言作為他們搞右傾翻案的一個重要手段嗎？去年夏季前后，他們拋出謠言，配合向無產階級進攻；今年春天，他們又拋出謠言，掩護反撲。這些政治謠言都是由X記謠言公司炮制出來的，XXX就是一個最大的謠言制造者。這些謠言利用了人民群眾對毛主席對黨中央的熱愛，具有較大的欺騙性。同時，它又是反動階級的垂死掙扎，就在謠言猖獗之時，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劍出鞘”了，他們公然在天安門廣場上制造法西斯的暴亂，赤裸裸地張開了妖怪吃人的血盆大口。真是今非昔比，白骨洞里出產的“黃絹之術”，顯然“高明”，但在X記謠言公司的產品面前，也不由得相形見絀了。
然而，正如魯迅所說：“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白骨洞里出產的“黃絹之術”固然一時也能蒙蔽唐僧，但最終不是被孫悟空口吐神火，燒得原形畢露嗎？而今，試看全國上下同仇敵愾，批X的神火遍地燃燒，戰無不勝的馬列主義如同銳利的火眼金晴，使億萬工農兵在尖銳復雜的斗爭中識別一切偽裝的敵人；又如同無敵的千鈞大棒，掃滅妖霧魔焰，澄清萬里塵埃，指引人民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進行到底。一小撮制造反革命謠言的現代“ 白骨精”們，在這場革命風雷中的命運，能比神話中的好些么？癡心妄想。[引文結束]
這個《朝霞》雜志是什么概念？陳思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提到：“受‘四人幫’及上海市委控制的《朝霞》叢刊”。
通過陳思和自供狀式的歷史背景的提供，我們知道，1976年，年僅22歲的在一家圖書館工作的陳思和同志，自投羅網，投入到由“四人幫”控制的雜志，掄起了他的繼承于姚文元、青出于藍、更甚于藍的大棒，祭起了幫八股的帽子工廠產品，用火藥味十足的語言，瘋狂地掃射，癡癲地亂砍，渾身上下洋溢著一副痛打落水狗的豪氣與派頭。這篇文章，估計當時會讓很多人看得毛骨悚然，戰栗不止，足以使巴金這樣的老作家心膽俱寒，發出生不如死的慨嘆。幸好，巴金撐過來了，而沒有被陳思和的大棒嚇倒。
當然陳思和可以辯解道，他那時候還年輕，世界觀還沒有確立。但是，我覺得年輕不應該成為你赤膊上陣、充當打手的理由。你如果自己認為自己年輕，尚未形成基本的世界觀，你完全可以超然物外，靜觀事態，沒有必要把自己的大名署在這樣一篇沒有什么文采、也沒有什么邏輯推理、純粹是胡亂攀附、羅織罪名的文章中。論年輕，在同樣的年齡上，也出現了受到陳思和激贊的遇羅錦、遇羅克這樣的清醒者，為什么你陳思和卻在這樣的年齡上如此的糊涂、如此地把握不了自己、如此地與那些先行者們差距巨大呢？
中國有一句俗語，“從小看八十”，對于陳思和這一篇寫于22歲的文章，我們倒有必要細細地品味一下，從中倒可以看到影響了陳思和一生的思維方式。
富于喜劇意味的是，陳思和對文革文學采取鴕鳥式的視而不見的方式，是不是與他自己在文革期間的不光彩的行為有關呢？
是否他想對文革期間的所有文學，采用“封堆”式的處置方式，將它們一古腦地埋入地下，不讓人們一睹呢？
是不是他想表現他與文革期間的“我”徹底地劃清界限，從而洗清他的寫作歷史上曾經有過的行使文化暴力的污點呢？
然而，從考據學的角度，陳思和的早期的戰斗檄文，卻決定了他的一生的研究思維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這篇早期的文章，就不僅不應該像陳思和自己所干出的那樣，采取“封堆”式的佯裝不知，而是應該拿出來，從中來分析一下這篇文章與之后陳思和的文體風格，存在著何種內在形式與邏輯風格上的一致性。也許這樣，才可能把日后風光八面、但又誤人子弟的陳思和的真正本色，給照耀得難以遁形。
從《且談“黃絹之術”》一文中，我們看出該文與陳思和今后的研究特征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一是不懂文學，政治掛帥。
《朝霞》雜志，文革期間究竟屬誰控制， 陳思和 教授自然比誰都清楚，這也就不提它了，但它至少屬于文學雜志，里面刊載的文章，至少應該有一點文學色彩。
文革期間浩然的作品，至少還使用的是文學語言。但陳思和這篇大作倒好，通篇皆是干巴枯燥的政治術語，估計全文大部分是從“四人幫”的幫八股里抄襲過來的，與上海的 朱學勤 教授以抄襲為已任的偉大作為可謂是異曲同工。
既然你的雜文是發表在文學雜志上，那么，你的雜文至少要有一點文采，但通觀陳思和的文章，我們幾乎看不到一點文采，而只有政治上的術語的堆砌，而這卻決定了陳思和大半生的思維方式和用筆風格。
陳思和對當代文學的研究及之后的習慣思維方式，可以說，是始終以政治的立論來決定文章水平的高下。
比如，陳思和在《我們的抽屜——試論當代文學史（1949—1976）年的潛在寫作》中，在分析了文革期間文學的“六個層次”之后，武斷地作出結論：“以其文學性及思想內容而言，愈靠近民間者愈具有文學史的歷史及美學價值。在一些特殊的年代，潛在的寫作具有比公開發表的創作更值得保存的藝術品質。”
在這里陳思和信奉的依然是一種題材決定論，而不是藝術中心論，在他的武斷的簡單化的思維方式中，是凡在文革期間屬于潛在的也就是不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一律要比那些公開發表的作品具有價值。
可以看出，陳思和是用題材本身來決定文學水平的低劣與高低。這種思維方式，是與文革期間他的思維習慣一脈相承的。
在“四人幫”統帥文壇時期，陳思和是站在那些所有的出版的文學角度的，在他的眼里，那些潛在的文學無疑是毒草，屬于反革命的，這時候，陳思和眼里的藝術品質，是那些受到幫八股首肯與贊揚的文體。
一旦四人幫垮臺了，當年的出版物，立刻沒有藝術價值了，而陳思和很快轉換了自己的立場，立刻宣布，那些“潛在的寫作”要比當年的公開文學出版物更有藝術品位。可見，在陳思和的思維里，存在著一種非此即彼的政治先行的模式，考察文學的藝術品味，不是去深入探討文學本體的藝術內涵，而完全是用一種政治的框架與模式，去套用紛繁復雜的文藝現象。
即使如文革期間的公開文學，浩然的《金光大道》與諶容的《萬年青》就不可同日而語，浩然的文學中有著豐滿的人物，而諶容的文革小說里只有概念化的圖解。按陳思和的思維方式，他現在對這些文革期間公開出版物，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都認為它們是沒有任何藝術價值，這本質上都反映了陳思和骨子里的繼承于文革思維的政治掛帥的幫八股遺毒。
二是胡亂攀附，亂扣帽子。
陳思和文革期間的戰斗檄文，讓我們充分見識到了陳思和無中生有、亂扣帽子的超級才能，讓我們看到了他把沒有關系的事情生拉硬扯地聯系到一起的超高本領，其“無知者無畏”的大言不慚實在令人嘆為觀止。比如，在陳思和的文章中，那個假冒圣旨的“黃絹”，被陳思和別有用心地運用時，卻拉扯到“謠言”上去，實在令人感到牽強附會，缺乏基本的說服力。可以看到，陳思和從年輕的時候，就有超高的主體覺醒意識，興至所來，根據自己的需要，任意地改編原意，為我所用，然后扣上帽子，進行毀滅性地打擊。
這樣的才能，陳思和在離開文革之后，依然原封不動地保留著。因為這個世界上“狼行千里要吃人”的“本性難移”的真理，并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被打破與砸爛的。
隨便地找一個例子。
在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對《鐵道游擊隊》有一段這樣的評述：“主要英雄人物（劉洪）與一個準風塵女子（芳林嫂）的戀愛也變得可以理解。”
這一段評論簡直令人觸目驚心。什么叫風塵女子？我想就是賣身的女人吧，實在搞不明白，一個支持抗日的女人、一個曾經無畏地與侵略者戰斗的女人，至少應該算得上的民族英雄吧，怎么到了陳思和的筆下，突然變成了一個“準風塵女子”呢？
究竟是陳思和的學術淺薄，不知道“風塵女子”的涵義，還是他有意向抗擊侵略者的民族英雄進行蓄意地潑污水呢？
我查了一下“鐵道游擊隊”原著，無論如何看不到芳林嫂有任何的“風塵女子”的行為。再看看芳林嫂這個人物的原型，更是一個典型的良家婦女，連與游擊隊員戀愛的事都沒有。
可以說，陳思和在這里充分顯示出他用“色眼看世界”，便看到天下皆色的的本色與本性。
在陳思和的文學評論中，屢有如此這般的驚人之語。他在對《駱駝祥子》的評析中，聲稱“祥子”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其立論的基礎就是因為祥子很欣賞自己，看看陳思和的分析：
“祥子一出場的時候就相信：我的身體多美，我多么健康，這就是從根本上肯定一個人，所以說祥子是一個個人主義者。”
按陳思和的邏輯推理，世界上任何一個健康的人，都是個人主義者，而凡是不健康的人，都不是一個個人主義者。
陳思和的文學評論中充滿著這些從常識來講，都很荒唐的簡單推理，如果他僅僅是在文學評論界，用他的文革遺風，進行胡亂攀附的話，那么，只會給中國文化界徒添幾份笑料而已，但現在可怕的是，他竟然是一個高等學府的教授，編寫著充滿著失實與臆斷的教科書，我們就不由不擔心，陳思和這種個人品性上的先天性欠缺，將會產生怎么樣的遺害眾生、誤人子弟的可怕后果。
三是學術淺薄，理論不經。
陳思和在建構他的學術理論體系的時候，有幾個他屢屢要加以提及的理論體系，比如，他發現了戰爭詞語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其實，用戰爭詞語來表現人類的行為，是中國人的傳統，比如，中國的傳統房中術中，就用“采戰”來表示男女交媾，并不是新鮮的玩藝，但陳思和卻像發現了新大陸似地，專門寫出長篇大論，來公布他的所謂的新發現。實在令人大跌眼鏡。
陳思和的另一個自命不凡的發現，就是對“民間話語”的確認。但是，陳思和在論述時，連他自己都被他所確立的“官方話語、知識分子話語、民間話語”這樣的分割法，搞得七葷八素，捉襟見肘。他在一篇文章中為了捍衛自己的理論的千瘡百孔，不得不聲明，他的所謂民間立場，只存在于文學作品中。原來討論來討論去，陳思和的民間話語，只是文學中找到的一個非常狹隘的虛擬的概念。
陳思和很可笑地把是凡寫到民間風俗的地方，都看著是民間話語。——其實，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完全歸納法，只有陳思和這樣頭腦混亂的學者，才會分出這樣的類型，所以，他一直被這樣的分類死死地牽制與壓制住，使他本人很滑稽地成為他的理論的犧牲品。
按照他的這個理論，浩然的文藝作品，恰恰是用民間話語對廟堂理論的超越與反撥，但是，陳思和在論述到浩然的文學時，卻視而不見浩然文學中的民間生動場景的還原與再現這一醒目的優勢，將他的民間話語理論棄置一邊，充分反映出陳思和學術建構的蒼白與無力，更看出他在進行文學理論闡述時的選擇性失明。
可以說，看陳思和的文學理論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他的文筆缺乏尖銳與深刻性，他對文學的認識相當淺薄，只不過是政治掛帥下的圖解而已，他的教科書缺乏基本的“識力”，而他所謂獨創的一些文學理論，充其量像是小兒科的拼湊而已，根本不能反映當代文學的本質。比如他對莫言的判斷，沿襲了中國文學界對莫言的共性的偏見，認為莫言學習的是《百年孤獨》，但莫言明明在自己的訪談錄中提到，他在寫《紅高粱》之前，根本沒有看過《百年孤獨》，好像是說，當時這個小說還沒有翻譯出版到中國來，而《紅高粱》中的情節與描寫，都來自于前蘇小說《靜靜的頓河》，但陳思和就沒有辦法對此作出正確判斷，所以，對陳思和的文學史寫作，不僅讀者嗤之以鼻，就是被評論的作者，估計也是不以為然的吧。從某種意義上講，陳思和的文學研究，屬于一種垃圾式的研究，沒有任何的價值與意義，就像文革期間他寫的那篇文章一樣，遲早被扔入無人問津的垃圾堆。這就是陳思和讓人感到可悲的地方，而被他嘲諷的浩然，卻會憑著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永載中國文學史冊。
歷史就是如此的殘酷，也是如此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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