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那是一個奇異的時代


按：女作家王安憶是五十年代生人，在八十年代即已成名。1983年，王安憶和母親茹志鵑應邀赴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這次訪美對她沖擊很大，回來之后，她的小說風格和審美趣味發生了重大改變，開始寫出《小鮑莊》等小說，我們來看看她對這段奇異的充滿變數的歷史是怎么說的。

譚：現在社會上讀者的口味改變了。他們似乎對通俗的文學或非文學更有興趣。外界其它的東西也分散了他們對文學注意力，文學成了大眾文學的時候，對作家有什么影響？

王：這個時代是一個我不太喜歡的時代。它的特征是外部的東西太多了。物質東西太多，人都缺乏內心生活。我甚至很懷念文化大革命我們青春的時代。那時物質真是非常匱乏，什么都沒有。但那個時候我們的內心都非常豐富。我想我們都是在那種內心要求里開始學習文學。在今天的社會里，我覺得年輕人都非常性急，性急地想從閱讀里得到快感、性急得沒有一點耐性說我靜下來好好地去想一想、慢慢讀、慢慢地去得到這種樂趣。他們要快速地得到樂趣。在這種狀況下，讀小說變成一種奢侈的東西了，成了一種奢侈的娛樂。讀小說要有一種準備。你要慢慢地進入小說里面。因為要從一個現實的世界進入到一個虛構的世界里，這種準備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愿意做。他們愿意一下就切入到一個使他們驚奇、吃驚、震驚的世界里去，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愉悅與刺激。這種情況下，讀小說的確變成一件很艱苦的事情。我個人比較幸運。我在八十年代已經成名。成名起碼使別人對我的小說帶有一份信任。讀者拿著我的小說不會像對其他年輕作家，有一種試試看的心情。他們還信任你，耐心地讀你的小說，相信讀這小說不會白費時間。現在一些年輕沒有成名的人寫小說是要花很大的決心去選擇的。他們的確很困難，必須說出一些很古怪的話，做出一些很古怪的姿態，吸引別人的注意力，讀者才會有耐心去讀它。所以說這個世界變得非常即興?？雌饋砗孟蠛軡M，很多東西，其實都很單調。我覺得這個時代做小說家，我還是比較幸運的。我對自己的小說比較有自信，別人還信任我的小說，我還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但是我對整個文學的前進與狀況是非常悲觀的。

我比較幸運，生長的時代是比較匱乏的時代。我們好象得到一種訓練，一種精神生活的訓練?，F在的年輕人已經沒有這種訓練。我看到今天周遭的孩子，他們的娛樂消遣，全都是和消費有關的：去唱歌、去吃飯、去旅行，都要花大筆大筆的錢，好象沒有一樣事情是我什么都不要借助，我一個人就可以使自己快樂的。所有的孩子都沒有這種訓練，所以他們不會。你跟他說，你可以看書、思考、找一個地方一個人坐在那兒、不要跟別人聊天，他們不會。這種訓練往往是在一個艱苦的環境里得到的。這真是個奇怪的時代。

譚：你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寫作，會不會感到寂寞？

王：今天的危機是這樣的。我們年輕的時候總覺得缺乏，什么都缺，那時候真是覺得我缺的東西太多了。我第一次到愛荷華來好興奮，美國真富裕。但就是這種匱乏訓練了我們一種精神的能力。我現在特別擔心大陸上的年輕人。他們現在生活的環境很危險，他們自己并不意識到這種危險。他們都那么樣的時尚、潮流。我記得很清楚那年在愛荷華，陳映真先生討論到我們大陸上思想沒有自由、思想太意識形態化。然后他就說：「你以為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就有自由了嗎？事實上所有你的行為都是在一種強的暗示下：廣告、媒體、流行。」他當時說這話我覺得是「站著說話不腰痛」。他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里，跟我的是很不一樣的。但是經過這十多年，我再看到陳映真的時候我對他說：「你以前說過的話一一在兌現。」大陸上這幾年來變化得太厲害，這種變化很可怕。我昨天在看，愛荷華也在變，但它的基本格局是定了的。它再怎么變，還是和諧的、沒有破壞性的，而大陸上的變，破壞性很大。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很可憐。他生活在強烈的暗示底下，他們以為他們有選擇，其實他們沒什么好選擇的。在我看來，他們的生活非常無聊，完全沒有內心的一個人的生活。我碰到許多年輕人。他們寫小說，喜歡文學，但完全不看名著。你會很奇怪，他們憑什么喜歡文學呢？既然不看托爾斯泰，不看紅樓夢，憑什么喜歡文學呢？喜歡文學的什么呢？他們有時候說得很坦然：「我要成功?！惯€有的很好，他們說：「我要把自己的話說出來。」但是當你聽他們說的話，他們互相都很相像，很少有獨特的東西。所以我為這些年輕人感到緊張，他們自己不覺得。而且大陸這種發展太快速了，不像美國的發展，它有一種積累，慢慢慢慢的，所以它還是非常合理地進行。大陸的發展是破壞性很大的，代價很大。這種發展底下成長的年輕人，他們缺的課太多太多了。而且他們是一種從根本上的缺，要是在表面上缺一樣東西可以補上。他們缺的是一種吸收的能力，是缺少根子上的東西。我挺為他們擔心的。

譚：十八年前在愛荷華你也為年輕人擔心，但擔心的是不一樣的事情，這是有一份關懷的作家才會有的擔憂。作為一個對比很有意思。不知你還記得否？那時你說看到年輕人傍晚靠著電燈柱著頭磕瓜子或抽煙，因為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不知自己的將來在哪里。今天你說的也是年輕人，可是另外一輩的年輕人了，他們被腐化還不自知使你擔憂。聽了很感動。

王：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那年在愛荷華我快要離開了。在你家你很認真地跟我說不要留下來。當時所有人都覺得人已經出來了，再回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但只有你一個人說：「你回去，不該留下來?！惯@十八年來如果不回去看不到這么多的變化。當然，我覺得我那一輩的年輕人都很苦悶，但現在的年輕人怎么那么高興呢？其實他們的高興里潛伏著很大的危機。當時我們苦悶至少是清醒的。對自己總不滿意，總在尋找。然而今天的年輕人，他們很滿意很滿意。尤其我生活在上海，這種現象使我擔憂的心情非常強烈，像上海這種地方，好的就好到不可思議的好，你走出去，不要多遠，只要幾哩路，你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種情形──失去土地的農民，那些年輕人才叫慘呢！所以你會覺得上海這個孤島上的興高采烈的年輕人，他們的時尚、追求、現代化全像做夢一樣，很不真實的。這真是個奇異的時代，很不容易表述清楚。人活在這種時代里感到無所適從。我感到現在當作家蠻難的，你對你生活的認識吧，這么千差萬別。你不曉得哪個是真的，哪個是不對的，看不清楚。你要是聽我來描述現在的中國是一種樣子，你要是聽另外一個生活在內地像山西的作家，他描述的又是另外一種完全不一樣的中國。就在這么一個很不平衡的時代，我們快速地向現代化前進，很可怕的。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譬如說，當時八十年代初期很多鄰鎮大力搞發展。有些人很擔心我們的資源、環境。但我們沒想到這么快就得到了報應。年年的大洪水、旱災、蝗災、水污染、土地流失，大家都很吃驚，沒想到這么快就有了報應。往往我們指的報應都是很遙遠的、很抽象的，可是我們現在那么快就到眼前來了，這是很令人焦慮的。

譚：這有個詞，叫「大地反撲」，倒霉的還是人。宋澤萊在八十年代寫過一本小說叫「廢墟臺灣」。當時大家認為他危言聳聽。可是看看今天的臺灣，我覺得他作為一個作家，是有遠見的。

王：臺灣的情況大概要比大陸的好一些。大陸人口太多了。我都覺得土地喂不飽我們。大陸要是遠看是很可怕的。近看每個局部都還好，都還可以生活。富人過他花天酒地的生活，窮人也能掙扎下去。但看前景是蠻令人擔憂的。

譚：殖民時期過去了，但今天西方的價值觀以及文化表層的東西又以另一個方式來殖民.

王：對，是這樣。在大陸特別渴望全球化。問題是在全球化里還是有階層的。在這樣的階層里，你會感到更沒保護，你就是處在一種被剝削的環境里，全球化我不知會帶來什么，我們馬上要入世了，入世以后會怎么樣也不知道。我們都是悲觀主義者。

譚：這的確是要思考的問題，而且是很嚴重、急迫的問題。

王：其實每個國家都有這種問題，再先進的國家都有。我對大陸擔憂的地方是，我覺得在一個比較正常的發展里面，它會有一批知識分子的菁英來對這趨勢作一種反叛的態度。這種反叛的態度天長地久，會變成一種社會的價值觀。我們現在向往現代化是所有人的向往，知識分子比平民更向往現代化。我很難聽到一個反叛的聲音，對這個時代采取抗拒的恣態。譬如在臺灣有陳映真。他再寂寞、孤獨，很多年輕人把他看成一個怪物。但有和沒有就不一樣，這就是說，一個社會需要有這樣的怪人在，大陸上現在特別缺少這樣的人，知識分子是很順應的。

譚：這是為什么？

王：就是太向往現代化。我們似乎有一個標準：一切現代化都是好的。包括小說，文學上的評判標準也是要現代化。東西好不好就在它現代化不現代化，落后不落后。就是這樣一種評判，這標準非常單一。其實他們所謂現代化就是美國化?，F在有很多國人到歐洲旅行?；貋硪院蠓浅Ｊ卣f：「歐洲很落后的?！顾麄冇X得現代化就是摩天大樓、高速公路，大家都有汽車，吃得好、穿得好，就是現代化。其實這也是沒法避免的。我這兩年的小說，始終有一種對現實提出懷疑的意思，但是它比較隱蔽。譬如我剛完成的小說，寫的是江南小鎮。我寫一個農村的孩子，這村落已經荒掉了，土地都被占用來開了工廠。勞動力、尤其是男性勞動力都是做生意、辦工業、辦廠。地也沒人種了。然后，他們的理想就是把小孩送到城里來讀書。這孩子的父母在溫州做生意，把小孩寄養在鎮上一個退休教師的家里。因為她低收入，幫人帶孩子可以幫補一些，這小孩就住到這小鎮來。這小鎮是怎樣的呢？河道已經被污染了，整個生活方式有巨大的改變，到處都是發財的夢，到處都是大老板。我就是寫的它們生活方式的對比。舊的生活方式吧，它還在很潛在地進行，但是已經式微了。新的生活方式帶有一種暴發的面目，以一種極度揮霍的面目出現。那么人呢，就是沒有歸宿。這小孩子第一步是從農村到了小鎮。她剛剛適應了這小鎮，她的父母又把她的戶口遷到城里去。她又得把她的歸宿拋棄了。這小孩居無定所，始終找不到自己的地方。當然我寫的是生活狀態。有人看了這小說可能說我寫的是鄉土鄉情。背后我想寫的其實是一種自然狀態的破壞。

譚：還有人際關系？

王：是，家庭關系、親情關系。就好象每一個家庭都在分離，分離，因為大家都在奮斗。奮斗些什么呢？也都不清楚。大家都處在一種破碎中，好象千瘡百孔。

譚：下面有沒有新的寫作計劃？

王：這個長篇剛寫完。我要有一個過度，寫些短的東西，短篇。具體的大的計劃目前還沒有，而且目前我還沒有找到一個像「長恨歌」這種份量的故事。這樣的題材是很幸運才能碰到的。有的故事嘛，它就決定你不可能寫太長，十萬、十五萬字差不多了。

譚：謝謝你給我們這么好的訪談。

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