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彭宇、李凱強想到《藥》、革命者

從彭宇、李凱強想到《藥》、革命者　　

2006年發生的“南京彭宇案”，根據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人性惡”、“無利不起早”、“人不為已，天誅地滅”以及“我要跟一位共產的支持者辯理，我就一定要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利了！（張五常）”的邏輯推理，彭宇送徐老太上醫院的行為屬于做賊心虛——“不是你撞的你為什么要送她去醫院”。因此，判決的結果是彭宇應賠償45876.36元。　　

無獨有偶，2009年12月，河南一位19歲大學生李凱強，因扶起倒地宋老太太被判賠7.9萬元。經記者多方查找，聯系上當天現場目擊證人之一——張師傅。他說，“我當時看不過去，給小伙子父親留了個手機號，說有啥事，我可以給你作證。”　　

“彭宇案”的教訓是：看見摔倒街頭的老人時，不要輕易去扶，否則就有可能引火燒身。　　

揚州一位老太太不小心摔倒，一位小伙趕緊上前攙扶，但小伙的伙伴卻嚷道：“趕緊松手，老太要是說是你撞的，麻煩可就大了！”小伙馬上松手跑掉，老太再次摔在地上，導致傷勢加重。　　

南京一位75歲的老漢在下關區三汊河公交站臺下車時跌倒，身后的乘客都不敢靠近。老漢急中生智:“是我自己跌的，你們不用擔心。”　　

這一切，在普通中國人民的眼里是道德淪喪，而在右翼精英的眼里卻是“理性思維”、“程序正義”和“法治健全”。　　

“撥亂反正”以來，高爾基的“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同志的殘忍”，雷鋒的“對待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待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冷酷無情”，魯迅的“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毛澤東的“斗爭哲學”——“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而且老老實實地認為：凡是耍著花槍，說什么要憐惜一下這一類惡人呀，不然就不合國情、也不夠偉大呀等等的人們，決不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等“極左”思潮被西方“普世”的人性論取而代之：　　

——“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1957年右派言論）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里說的‘人人’,既包括好人也包括壞人。”（律師錢列陽）　　

——“劉涌案改判死緩是為了保障人權。”（法學教授陳興良）　　

——“劉涌被順從‘民意’的最高法院改判死刑，司法界已在多次檢討，甚至有人認為劉涌之死是中國司法史上的恥辱。”（律師郭光東）　　

——一個社會如果連“壞人”的人權都能保護，那這個社會就是一個真正保障人權的法治社會。（郭光東）　　

——“在犯罪嫌疑人或者我們不喜歡的人們的人權得不到保障的地方，百姓的權利就更是蕩然無存。”（法學教授賀衛方）　　

——“不應將律師定義為正義的守護者，而應該認識到，律師的職責就是為當事人的利益服務。”（賀衛方）　　

……　　

于是，隨意法治的逐漸“健全”，貪官、黑社會、買辦、漢奸的人權也越來越得到關注和保障。同時，人民大眾的人權也越來越沒有了保障。既然壞人的的人權有了充分保障，那么“英雄流血又流淚”的報道也就必然屢見媒體。如果不是被“至少每次都能給洶涌澎湃的民意浪潮潑一點涼水，哪怕只是杯水車薪”的郭光東看作“不外乎沖動、急躁、走極端、缺乏理性、沒有判斷力和懷疑精神、夸大感情，等等”、“主觀暴戾“、“民粹的肆意”、“重刑主義、嗜殺情節”、“所謂的‘激情公審’——法治的最大危險”，被陳有西稱作“體現出來的人性丑惡的一面，是所有習慣于看傳統紙質媒體的人們都會大為震驚的”、“中國傳統道德中的寬憫情懷見不到”、“低俗的不分是非的仇富心理隨處可見”的網絡，“鄧玉嬌案”的結局也一樣會很悲慘。　　

南京彭宇、河南李凱強，在現實的法庭上敗訴，卻在網絡的道德法庭上勝訴。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相對于那些為國家和民眾而被處死或監禁卻成為民眾的眼福、談資甚至被民眾的饅頭沾了鮮血的革命者，也還算是幸運的。　　

魯迅先生1928年在《鏟共大觀》中描寫道——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報》上，又有一段《長沙通信》，……“是日執行之后，因馬（淑純，十六歲；志純，十四歲）傅（鳳君，二十四歲）三犯，系屬女性，全城男女往觀者，終日人山人海，擁擠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級，又懸之司門口示眾，往觀者更眾。司門口八角亭一帶，交通為之斷絕。計南門一帶民眾，則看郭亮首級后，又赴教育會看女尸。北門一帶民眾，則在教育會看女尸后，又往司門口看郭首級。”……　　

我一讀，便仿佛看見司門口掛著一顆頭，教育會前列著三具不連頭的女尸……。而許多“民眾”，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擠著，嚷著……。再添一點蛇足，是臉上都表現著或者正在神往，或者已經滿足的神情。　　

……　　

我臨末還要揭出一點黑暗，是我們中國現在（現在！不是超時代的）的民眾，其實還不很管什么黨，只要看“頭”和“女尸”。只要有，無論誰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亂，清末黨獄，民二，去年和今年，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經目睹或耳聞了好幾次了。」　　

革命者在法庭上視死如歸，凜然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情節，到了無良文人的筆下竟成了滑稽的丑角或神經質，普通群眾也多與無良文人“心有戚戚焉”。魯迅先生若在，必定還會有一篇《藥》一類的作品問世，主人公的名字大概會是“海紅”之類；諸似以下的故事情節也是必不可少的——　　

「“你要曉得紅眼睛阿義是去盤盤底細的，他卻和他攀談了。他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你想：這是人話么？……”　　

“義哥是一手好拳棒，這兩下，一定夠他受用了。”壁角的駝背忽然高興起來。　　

“他這賤骨頭打不怕，還要說可憐可憐哩。”　　

花白胡子的人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么可憐呢？”　　

康大叔顯出看他不上的樣子，冷笑著說，“你沒有聽清我的話；看他神氣，是說阿義可憐哩！”　　

……　　

“阿義可憐——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說。　　

“發了瘋了。”二十多歲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說。　　

“瘋了。”駝背五少爺點著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