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紀蘇按：這是現代文學史家袁良駿先的一篇文章。袁先生最近被書評人謝某硬往嘴里塞了一句他沒說也不會說的話——說張愛玲是“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袁老先生是社科院文學所的退休研究員，屬于謹嚴儒雅的學者，遣詞造句很講體面，平日來信古色古香，我還得查字典呢。將這樣一位規行矩步的老先生編排成紅小兵一樣的角色，是不是有點欺負人呢？袁老的文章投給發表謝某文章的某報，一直沒有回音。袁老字不會打，網不會上，電腦沒有一臺，只有無奈。我替袁老一字字敲入這篇文章，其間從容體會了他的正直和厚道。謝某的書評也百度來看了一下，他的核心觀點很簡明：如今張愛玲那么紅那么火票房那么好，她嫁的還是漢奸嗎？！這樣的思路或眼光遇上踽踽獨行的袁老，能不欺負欺負么？
誰說張愛玲是“狗屎堆”？
——請教謝其章先生
袁良駿
對于文壇的青年才俊，老朽一向敬重之不暇，因為他們文思敏捷，才華橫溢，為老朽所望塵莫及。謝其章先生正是這樣的青年才俊之一。
然而，他的大文《重讀張愛玲的新發現》（《中華讀書報》10月21日）卻使我大感困惑，不得不請教一二了。
一、 謝文說：“這就不好再因為張胡有過短暫的婚姻而罵之以‘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袁良駿語）。”請問謝先生，閣下在老朽的哪篇文章或哪些講課中看到、聽到了我罵張愛玲的這句話？請道其詳。如果真有，我當自認倒霉，要向張愛玲的在天之靈和所有“粉絲”公開道歉。即使張的“粉絲”們將老朽亂棍打死，碎尸萬段也在所不辭。我擔心的是謝先生或道聽途說，或看花了眼，或干脆就是無中生有。我寫過一篇《胡蘭成欠張愛玲多少感情債》（《臺灣文學選刊》2005），強烈譴責胡蘭成對張愛玲的感情背叛、張愛玲的遇人不淑。這樣一種基本態度，貫穿在我所有涉及張、胡之戀的文章以及即將出版的《張愛玲論》中，怎么可能罵張愛玲是什么“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呢？老朽雖然不才，但也不致不才到如此程度。別說對張愛玲，就是對胡蘭成這個怙惡不悛的鐵桿漢奸，我也只是進行了民族道德和個人道德的譴責，并未罵他是什么“狗屎堆”——盡管他當之無愧是“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
二、 謝文還說：“這就不好再因為張、胡有過短暫的婚姻而罵之以‘一對狗男女’（何滿子語）”。因為何滿子先生已于日前仙逝，作為何先生的晚輩和朋友，我也不能不順便代何先生向謝先生請教，罵張、胡為“一對狗男女”究竟是何滿子先生的“發明”，還是他引用滬上當年進步人士的話？據何滿子先生給我的信（2007年10月1日），很明確是引用而非“發明”。信曰：“張嫁胡并去南京招搖，引起一片罵聲，有人逕斥為“一對狗男女”也。”當然，何先生是認同這種說法的，因為他認為張嫁胡乃“賣身投靠”，“政治投靠”，是丟盡了中國女人臉的。但畢竟他是引用、認同張嫁胡時上海進步人士的話，不可以說是“何滿子語”。
三、 謝文還說：“《重讀張愛玲》是一本很有內容的書。2005年9月，張愛玲逝世十周年（誕辰八十五周年）之際，原定在上海召開的‘張愛玲與上海：國族、城市、性別與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因故未能舉行，此‘故’非天氣之故，遂留下一歷史笑柄。”
“歷史笑柄”一語，頗為含混：什么“笑柄”？誰的“笑柄”？據我所知，有關張愛玲的國際研討會，打著“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旗號，要在上海召開。同事還要將張、胡當年的“香巢”辟為什么“張愛玲故居”掛牌開放。不知謝先生文中的那個“會”是不是這個“會”？這個“會”的確讓滬上一些學者反對掉了。他們認為：張愛玲沒有資格跟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掛鉤，打著紀念“抗日戰爭六十周年”的旗號，實際是紀念嫁給大漢奸的張愛玲，這是對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褻瀆和嘲弄。至于什么“張愛玲故居”，也完全不應該于此時掛牌開放。他們將意見反映給了上海市有關部門，獲得采納，這個名不副實的研討會也就胎死腹中了。要說“內幕”，這大概就是“內幕”；要說“笑柄”，這大概也就是“笑柄”了。然而，誰的“笑柄”？難道不是那些褻瀆和嘲弄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個別利令智昏者留下的歷史笑柄嗎？你挑什么日子紀念張愛玲不好，為什么偏偏選中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的神圣時刻？在這樣一個神圣時刻紀念張愛玲（沒準兒對那位胡蘭成也一并紀念之）全體中國人民舒服嗎？幾千萬英勇犧牲和被殘酷殺害的烈士和同胞答應嗎？謝先生所說的“內幕”是指這些嗎？但愿他另有所指。
海外個別堅持“反共反華（新中國）”立場和“冷戰”思維模式的學者，不僅肆意吹捧張愛玲的反共反華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而且制造張愛玲是“近幾十年來最有尊嚴的中國人”、“張愛玲人品和文品均在魯迅之上”、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祖師奶奶”等“張愛玲神話”。但愿謝先生等青年才俊不要被這種神話鬧得昏頭脹腦，更不要挾制造神話的幾個假洋鬼子而自重。 2009年10月25日于獨行齋
附錄
重讀張愛玲的新發現
謝其章
前些天魯迅博物館有個版畫展覽,邀了一幫好友去參觀。博物館里有個魯迅書店，至少有二十年的店史了，我到“
魯博”的動力有很大的原因是沖這書店去的，這里可買到與魯迅有關聯的新舊書。這天一進門，碰到一個大半年沒見的朋友，劈頭第一句說我“你最近夠熱衷炒作張愛玲啊”，我一聽話頭不對，辯了幾句就岔開了。“炒作”是近年來很好使的一頂帽子，只要多談了幾句誰，就是炒作，帽子就飛過來了。我覺得這帽子我戴不合適，炒作是很費力費錢的事，我不配。再者，張愛玲之熱，無關炒作，但凡炒作，熱得快，涼得也快，張愛玲持續熱了二十幾年（只算80年代至今，不算40年代也不算港臺的早熱），就不宜以炒作一言蔽之。《紅樓夢》熱了二百多年，自有其內在的偉力，只憑炒作豈能持久。事有湊巧，就在這位朋友的眼皮旁邊，我買了《重讀張愛玲》，坐實了他炒作的判斷，至少“熱衷”是罷。
《重讀張愛玲》是一本很有內幕的書。2005年9月，張愛玲逝世十周年（誕辰八十五周年）之際，原定在上海召開的《張愛玲與上海：國族、城市、性別與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因故未能舉行”，此“故”非天氣之故，遂留一歷史笑柄。會未開成，然論文紛至沓來，遂有《重讀張愛玲》之公開出版，想必文字的耐久性，遠勝舟車勞頓的開大會。幾十位論文作者都是兩岸三地資深張愛玲研究專家，資格最老的是夏志清先生；高全之是唯一參與安葬張愛玲的“扶棺人”；余斌是《張愛玲傳》作者（李君維稱“我最傾倒的是南京大學教授余斌的《張愛玲傳》”）；李君維是成名于40年代的作家，筆名“東方蝃蝀”；李歐梵是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河本美紀是日本近畿大學教授；林維欣是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吳國坤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假如真有炒作這回事的話，這些知識界的優秀代表都不免嫌疑。
本書的作者可分為三代張愛玲的讀者，第一代是與張愛玲同時代的老讀者（如李君維），第二代是五六十年代讀張愛玲的（如夏志清、劉紹銘），第三代是80年代以后的讀者（如陳子善、余斌、邵迎建）。對后兩代讀者來說就沒有“重讀”這回事，這書里只有李君維先生是“重讀”，因為他“我于上世紀40年代初，在《雜志》上讀到張愛玲的小說《茉莉香片》、《傾城之戀》、《金鎖記》，很欣賞她不新不舊、又新又舊，亦中亦洋的內容和風格都獨特的作品，幾乎入迷。1949年后，張愛玲這個名字已不見報刊，偶爾出現也變成筆名梁京了。聽說在上海書店上干部內部購書處尚能買到積存的《傳奇》，待我托滬上朋友前去購買，回信說抱歉得很，賣完了。直到1980年老友馮亦代赴美訪問，途經香港，帶回一本臺灣皇冠版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其實就是1946年的《傳奇》（增訂本）版本。”（《張愛玲讀者言》）
據陳子善統計,除了張愛玲自己的英文著作,她的中文作品已有英、法、德、意、日、韓等語種的譯本，甚至我們的鄰國越南也有了越文譯本，張愛玲的影響已是國際化的了，是為中國贏得一席顏面的作家,這就不好再因為張胡有過短暫的婚姻而罵之以“一對狗男女”（何滿子語）。還是據陳子善統計，1983年至2005年，最權威的現代文學刊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刊載的關于張愛玲的研究論文數量，于魯迅、老舍、茅盾、郭沫若、巴金、曹禺、郁達夫、沈從文、周作人、丁玲之后排第十一位；但是在2005年度內地發表的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論文總數統計中，“張學”之論文已躍居第二位，僅少于魯迅。很久以來似乎牢不可破的“魯郭茅巴老曹”文學大師排位，因了張愛玲的沖擊，已有松動之跡象（至少在清一色男性文學大師中加入一位女作家所引發的爭議要遠少于再加上一位男作家）。這就不好再因為張胡有過短暫的婚姻而罵之以“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袁良駿語）。
張愛玲研究當下到了什么程度，《重讀張愛玲》中有一篇《關于〈張人駿訃文〉》，很能說明問題，題目就令人詫異，這和張愛玲有關系么。此篇論文論述的是“以前我們討論張愛玲煊赫的家世，多是圍繞李鴻章、張佩綸、黃翼升等人展開的。對于清最后一任兩江總督、張佩綸的堂侄張人駿，注意的人并不多”。該文從一紙“張人駿訃文”入手，展示了精湛的考據功夫，無愧“超然遠覽，奮其獨見，爬梳剔抉，參互考尋”之譽。作為一個女作家，被研究到這等程度，足見她的重要性及廣泛性。看起來，僅憑謾罵是罵不倒杰出的女作家張愛玲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她占據一席并于前排就座，似乎已是板上釘釘的既成事實啦。
雖然已有如此廣泛，如此深入的張愛玲研究，但還是有一個不該算是“新發現”的新發現。《重讀張愛玲》中王羽教授的大論《范煙橋?丁諦?張愛玲——〈同學少年都不賤〉的三種詮釋》，文中說到的范煙橋，是民國舊派文人，1944年在周瘦鵑主辦的《紫羅蘭》雜志上寫過短篇小說《同學少年都不賤》，此人早被遺忘被邊緣了，這會子兒才有幸沾了張愛玲的《同學少年都不賤》的光，半個世紀之后被研究者重新提起。
其實，這位范煙橋，竟然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公開在文章中論及張愛玲的第一人，比之柯靈的《遙寄張愛玲》要早上二十幾年呢。1961年，范煙橋在《民國舊派小說史略》中論述了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語氣是拘緊的，篇幅是短小的，——“這時期，出了一個女作家張愛玲，是很受人注意的。她是香港同胞，愛好文藝，日寇占香港后到她到了上海，初以《沉香屑》投稿于《紫羅蘭》，一經發表，即以其獨特的風格，富于傳奇性的題材和濃麗的筆調，引起讀者的驚異。作者在那時刻接觸到一些女子的戀愛、婚姻的錯綜、復雜，而感到她們是‘屈服’于‘生命’的，是凄哀的。這種故事，用新的文字結構來描寫，也滲用了一些通俗小說傳統技法；流利的對話，又盡量使它自然，這樣就使人讀了有清新之感。”范煙橋死于1967年，終年74歲。他死后二十年，張愛玲以一發不可阻擋之勢，贏得了無數讀者的愛戴，這種勢頭，持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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