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被流產”的簽名售刊

          一次“被流產”的簽名售刊
                         劉國震

              
           

  

   大約在2000年初，我從山西調回石家莊不久，去省作協看望一個作家朋友。閑聊中，他告訴我，花山文藝出版社的《名家》雜志，去年出版了一個浩然爭鳴專號。我對浩然先生心存敬佩，曾寫過兩篇有關浩然的評論，發表在省作協主辦的《文論報》上；在山西工作時，浩然先生也數次給我寄贈他主編的《蒼生文學》季刊，因而，很想得到這期《名家》雜志。 
   我找到位于省城和平西路的花山文藝出版社，說明來意，一位編輯同志很熱情地從資料室給我找出一本1999年第6期的《名家》。這就是那個出版社精心策劃的浩然爭鳴專號，封面上，是浩然先生60歲生日時的一幅留影：身著紅色毛衣，坐在藤椅上，手持一本《蒼生文學》，笑容滿面，精神矍鑠。剪得短短的小平頭與脖子上打的領帶倒顯得有幾分不協調。這個專號摘編了當時國內一些媒體“爭議浩然”的一些觀點，主打文章卻是一篇記述浩然生平和創作生活、藝術成就的中篇紀實文學《“浩然”正氣，笑傲文壇》，作者是女作家、原花山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祁淑英。雜志的傾向性是顯而易見的：為浩然辯誣。
   那位編輯說，出版社當時曾想把浩然先生請到省城，搞一個簽名售刊活動，以便擴大雜志的社會影響。“他來了嗎？”我問。“來了，但簽售活動沒有搞。”我問為什么，那位編輯同志說，浩然的身體不行了。
   浩然當時雖年逾花甲，也曾兩度中風，但身體真的到了不能執筆簽字的地步嗎？如果不能，為什么又拖著病體，一路顛簸地從三河來到石家莊?
   直到10年后的今天，我偶然讀了原花山文藝出版社社長、總編輯兼《名家》主編李世琦的文章《我與浩然的一段交往》，才解開了這個謎團。文曰——

 

   《名家》編輯部決定作為第6期提前在國慶節前出版，利用國慶節的機會請浩然來石家莊簽字售刊，一可以擴大刊物的影響，二可以促進刊物的發行量。浩然很高興地來到石家莊。他到石的那天晚上，社里在省委招待處天鵝湖酒店為他接風，由于他是省作協的顧問，鐵凝又是《名家》編委會主任，我們請省作協主席鐵凝、書記李剛來作陪。那頓飯氣氛非常熱烈，充滿歡聲笑語，記得有同志說“我們河北作協有鐵主席、‘剛’書記，是真正的鋼鐵公司”，浩然、鐵凝和大家笑成一團。沒有想到的是，飯后不久，省新聞出版局主管副局長給我的手機打來電話，說浩然是“文革”的受益者，現在對于浩然的爭議很激烈，你們刊登他的傳記就可以了，再請他來省會簽字售刊，太招搖，希望你們慎重考慮。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只好取消了原來的計劃。當我們把情況向他通報時，他非常理解，絲毫沒有流露出埋怨、失望的情緒。由于那時對他的爭議，出現這樣的情況也許在他的預料之中。

 

   李世琦的文章，道出了這次簽售活動“流產”的真正原因。
   一個年老多病、享譽海內外的著名作家百忙之中應出版社的邀請前來簽名售刊（90年代初，浩然曾經因忙于文藝綠化工程，婉拒中國作協請他出國訪問的邀請），卻被來自“上面”的一個電話就制止了。我不知道，在號稱“少干預”、“少介入”、“寬松”、“多元”的改革開放新時期，有幾多作家或明星、“大腕兒”有過這種遭遇。而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尷尬與屈辱，老人卻“非常理解”，“絲毫沒有流露出埋怨、失望的情緒”，這正體現了他的寬厚、善良和極有涵養。毫無疑問，老人一定是體諒出版社和編輯部的難處，才把那些常人定會寫在臉上掛在嘴上的東西，默默地吞咽到自己的腹中。
    浩然逝世前，曾有四五年的光陰臥病在床，口不能言，形同植物人。個中滋味，常人難以想象。有位老作家說，浩然的身體弄成那樣，跟他的心境有關。我信。
    李世琦的文章還披露：“讓人感到欣慰的是，此后不久，10月中旬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的北京‘金秋書市’，邀請《名家》和浩然舉行簽字售刊，讀者排起了長長的隊伍，浩然興致勃勃地為大家簽字，許多讀者激動地和浩然合影留念，仍然可以看出浩然在讀者中的號召力。”
   這正應了毛澤東的那句名言：“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