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欣賞09年10月上旬刊
《廢都》的出版，是中國文學進入傳媒時代的經典個案，也是上個世紀末在作家策劃、新聞炒作和商業驅動下中國文壇最為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它未出爐，便打著“當代《金瓶梅》”的幌子，它的命運和《金瓶梅》也有點相似，《金瓶梅》的作者“敢于對性生活作無忌憚的大膽敘述，便使社會上一通假道學先生感覺到避脅而予以擯棄，甚至把它刻板行世會有墮落地獄的危險，但終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藝術成就。另一方面一通神經過敏的人又自作聰明地替它解脫，以為這本書是別有寄托，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壯凄烈的故事。”[1]《廢都》問世以后，在當時聲勢浩大的“圍剿”中，據賈平凹自己講，有兩個人給焦頭爛額的他以巨大安慰，其中一個是季羨林老先生。季老講：“二十年后，《廢都》會大放光芒。”[2]彈指十多年，季老關于二十一世紀是東方文化的世紀的預言已值得推敲和懷疑。到目前為止，《廢都》也絲毫沒有露出“涅槃”的跡象。除了極少數人重讀之后矯情的吹捧，它的命運依筆者之見，似乎和衛慧的《上海寶貝》、棉棉的《糖》、九丹的《烏鴉》、木子美的《遺情書》一樣，如同米蘭·昆德拉批評電影的改編者違反作者的精神權利時說的，“將千年的遺產溶解在它粉紅的口水里的廣告”[3]，依靠“性”的轟動效應，在紅極一時后便寂寞了下來。有感于季老十多年前的預言，筆者重新閱讀了《廢都》，并把它和《金瓶梅》對讀之后發現，《廢都》的藝術成就，不能不令人慨嘆。如果說其有藝術成就的話，也許如同魏塞知道自己的《理查三世》重復莎士比亞的劇本之后所說的：“——不過，剽竊莎士比亞，或許還算一項功勞呢。”[4]不過，《理查三世》是無意的。
《廢都》甫一出版，褒者說其：“化合之功夫到家令人驚嘆，可以說深得‘紅樓’、‘金瓶’之神韻。”[5]貶者說其“是明清文字的拙劣承接，是典型拼接的一個范本。”[6]實際上，上述的褒貶，用《金瓶梅》中的趣語說，不是踩小板凳糊險道神——差著一帽頭子哩，而是提傀儡兒上場——還少一口氣哩。大多評論者“不是緣于翔實資料的科學分析、實證化的比較研究和邏輯推理，而是顯示出一種近乎文學的激情、神秘知覺的思辨和非理性的獨斷”[7]，因而一直在兩個極端誤導讀者。張竹坡說：“看《金瓶梅》，把他當事實看，便被他瞞過，必須把他當文章看，方不被他瞞過也。”[8]讀《廢都》，若把它當作深得《金瓶梅》之神韻，便被它瞞過，把它當成《金瓶梅》的承續和拼接來看，亦被它瞞過。須把它看成對《金瓶梅》的拙劣仿制，才不被它瞞過。這并不是筆者心血來潮的囈語，而是在仔細研讀之后得來的結論。
納博科夫說：“一個讀者若能了解一本書的設計構造，若能把它拆開，他就能更深的體味到該書的美。”[9]拆開《廢都》，我們會發現它的精神氣氛、整體結構、人物塑造、細節描寫和《金瓶梅》驚人的相似。《金瓶梅》寫的是明末資本萌芽以后頹廢淫糜的市井生活，《廢都》寫的是社會轉型時期西京城一幫文人的無聊生活，它們似乎都有一個倫綱崩壞、人欲橫流的社會背景，在這一點上，都體現出了作家的敏感。《金瓶梅》寫的是清河縣，《廢都》寫的是西京城，但很少能看到現代城市的氣息，最多也只是市郊的區鎮。《金瓶梅》以武大郎的官司和西門慶親家陳洪大的被參為線索，《廢都》以景雪蔭的名譽侵權案為軸心；《金瓶梅》以西門慶的恃財作惡為全書的脈絡，《廢都》則以莊之蝶仗“名”淫亂為中心；西門慶“作為一個淫欲的殉難者耗盡自己的精力而死去”[10]，莊之蝶在縱欲放蕩之后，最后被戴上精神的十字架苦悶寂寞的死在火車站。海明威說：“真正優秀的作品，不管你讀多少遍，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寫成的。這是一切偉大作品都有的神秘之處，而這種神秘之處是分離不出來的。”[11]這并不是宣揚藝術上的神秘主義，而是因為“優秀小說講述的內容和方式構成一個不可摧毀的統一體。”[12]別林斯基認為，對于作品內容來說，“它的形式對它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它自己所特有的那種內容的發展。”[13]《廢都》在作品的內容上，有著嚴重的與現代生活悖逆的、互相掣肘的并不合理的趨古傾向，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三百多年前的清河縣，而不是西京城。在講述方式的一味謄寫和照搬，更使我們懷疑應該與講述方式水乳交融、不可剝離的內容的可靠性。除此之外，《廢都》盡管摹仿，但并未得《金瓶梅》之“文”心，《金瓶梅》結構鋪張，文心細如牛毛繭絲，縝密周全而滴水不漏，往往草灰蛇線，伏脈千里，可以說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嘆為觀止。《廢都》用大小段落連綴，欲將模仿之痕跡隱于無形，結果破綻百出，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而且在細節上常常重復。如唐宛兒的發卡，在和莊之蝶初次見面時“冷丁發卡掉在腳下碎了”[14]，在“感覺到莊之蝶就在院門外徘徊”后，穿著拖鞋望外跑，又掉了下來（第145頁）。
如果說在結構上的類比牽強的話，在人物塑造上，也有明顯的復制痕跡。《廢都》和《金瓶梅》和同樣是把沒有靈魂的事情寫在沒有靈魂的人身上，只不過《廢都》給人的感覺是做一個現代人比做一個古代人困難得多。我們的時鐘是向前走的，作者的指針是向后退的。《廢都》在一開始，在人物上就和《金瓶梅》中的人物存在著對應。《金瓶梅》的第一回中“西門慶熱結十兄弟”是在玉皇廟，西門慶對希大說：“這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廟里的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官與我熟，他那里又寬廠，又幽靜。”（第19頁）《廢都》中則是兩個兄弟抱了個花盆，去請教“孕璜寺”里的老花工（第1頁）。“玉皇”和“孕璜”，明顯是用了諧音。《金瓶梅》開頭用《金剛經》中的“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第12頁）來警世，《廢都》中的孟云房讀的恰好也是《金剛經》（第8頁）。如果說《金剛經》是和尚必讀的經典的話，那還有可能是巧合，而孟云房不是和尚也不是道人，而且《金剛經》在兩書中出現的位置也差不多。西門慶熱結的十兄弟，排在前面的依次是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他們結拜時，“上面是昊天皇闕玉皇上帝，兩邊掛著紫府星官，側首掛著馬、趙、溫、黃四大元帥”（第23頁），雖然熱結了十個兄弟，實際上作者是以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這“四大元帥”為中心。《廢都》在這一點上參透了《金瓶梅》，直接通過他人之口，介紹了西京的四大名人莊之蝶，孟云房，龔靖元、汪希眠，和《金瓶梅》中的“四大元帥”對應關系大致如下：
莊之蝶-----西門慶
汪希眠---謝希大
西門慶不是目不識丁的無賴，牙婆稱贊他“諸子百家、拆白道字、眼見就會”，揚州苗員外稱贊他“性格溫柔，吟風弄月”。和莊之蝶不同的是，他的財富是巧取豪奪積累的，莊之蝶是靠爬格子得來的。西門慶是“四大元帥”之首，莊之蝶是四大名人之首。西門慶有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之流的爪牙，莊之蝶也有孟云房，周敏、趙京五、洪江一類的“幫閑”。西門慶“無一親人，上無父母，下無子孫，中無兄弟。”[15]莊之蝶也是“無一親人，上無父母，下無子孫，中無兄弟。”西門慶是一個永不停歇的性機器，他沒有真正愛過一個女人；莊之蝶也只有肉欲的發泄，絲毫看不到靈魂的脈動。西門慶的放縱行為不同程度的受到金錢關系的制約，莊之蝶和被誘奸者總是靠一個“名”維系。西門慶勾引女人是送衣物，給飾品和贈粉脂，莊之蝶吸引女人則是送鞋子、贈餐具，送銅鏡，看手相，再加上贊美和幽默。莊之蝶和西門慶一樣，他有錢有勢，“大體說來，他不是作者嘲罵的對象。我們對他的最后印象是：他是個討人喜歡的人物，脾氣好，慷慨，能有真正的感情。他經常從事無法無天的交易，但同時他也給我們慷慨好施的印象。他誠然是個臭名遠揚的誘奸者，但作者也明白表示受他誘騙的婦女都是自愿上鉤。”[16]楊戩被宇文虛參倒之后，西門慶用金錢討好蔡太師，他先走其管家翟謙的路，給他送了個漂亮的丫頭做妾；莊之蝶為了在官司中取得主動權，把柳月送給市長的殘疾兒子大正作為籌碼，這種人口販子似的卑劣行徑和西門慶沒有什么區別。
在《金瓶梅》中，頭號幫閑應該算應伯爵了，他從第一回起，一直如同影子一樣跟著西門慶。西門慶嫖妓納妾，走狗下棋，興獄經商，幾乎都有他陪同當參謀。孟云房也是拉大旗做虎皮的角兒，莊之蝶寂寞時，他陪他尋訪楊貴妃墓，幫他拉皮條找妓女，莊之蝶打官司時，他跑前跑后拉關系。應伯爵找到王婆，和潘金蓮接上了線，為西門慶立了大功。孟云房把唐宛兒介紹給了莊之蝶，討得莊之蝶的喜歡。應伯爵把李嬌兒介紹給西門慶做妾，孟云房和莊之蝶一起去訪問阿燦，當他從他們的談話中嗅出味道之后，便識相的借故離開，成其好事。應伯爵的丑事太多了，他明拿暗偷，大敲竹杠，什么壞事都干得出來。在西門慶家吃飽喝足之后，還要偷一把。孟云房也一樣，白吃白拿，所以連柳月也挖苦他：“你什么時候是帶了東西？那一次來了又不是吃飽喝醉？”（第152頁），四大名人和“四大元帥”一樣，都是密而實疏的酒肉朋友。西門慶趁火打劫，不僅勾引了瓶兒，而且霸占了其財產，花子虛最終被活活氣死；莊之蝶趁著龔小乙抽大煙的當兒，巧取豪奪了龔靖元所珍藏的得意之作和名字古畫，龔靖元也被氣死。周敏忙碌的像賣燒餅的武大郎，每天早出晚歸，愚蠢的則如花子虛，對所謂的哥們朋友勾引自己的女人渾然不知。
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廢都》和《金瓶梅》一樣，也是以莊之蝶為中心的“賢妻美妾俏丫頭”的模式，只不過去掉了潘金蓮這個潑婦，但她和西門偷情的情節則被移植到和李瓶兒對應的人物唐宛兒身上，關系大致如下：
牛月清----吳月娘
柳
女性人物僅在名字上作了細小的變動，如把月娘改成月清，瓶兒和碗兒也是戲仿。更為重要的是在人物的命運上也如出一轍。《金瓶梅》以月娘為正房，《廢都》中以牛月清為正宮；吳月娘好佛，牛月清雖不怎么好佛，但她有個神神鬼鬼的母親。《金瓶梅》中多處些到尼姑到西門慶家里講經，西門慶看到不是溜掉就是裝作沒有聽見，《廢都》中莊之蝶對岳母和妻子對神佛的篤信也不屑一顧。《金瓶梅》中的女人多愛罵人，但幾乎都在背后，月娘罵人卻是當面的。《廢都》中的女人也一樣愛罵人，月清也是當面罵的，而且是理直氣壯的罵。她和月娘一樣，“天生并不聰明，加上對自己的德行有信心，于是表現出所謂‘愚而好自用’，問題不甚會解決，而不住的與人吵嘴生氣。”[17]月娘除過關心西門慶的飲食起居，幾乎對其他事情毫不過問，她主持家務，公正賢明，尤其是私生活端莊自持，無懈可擊。西門慶結交一群狐群狗黨，出入花柳煙巷，她雖然了然于胸，但從不過問，而且沒有微詞，她似乎很忠于西門慶，實際上是助紂為虐。所以張竹坡說“西門慶殺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盜賊之行也。其夫為盜賊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違其間，視為路人，休戚不相關，而且自以為好好為賢，其為心尚可問哉！”[18]牛月清和月娘一樣，也是靈魂上的植物人。她對丈夫莊之蝶也是百般遷就，從沒有想過除了吃飯穿衣之外能為莊之蝶做些什么。她樸實善良，沒有架子，不善交際，也不愛打扮自己。“她對自己是否討莊之蝶的喜歡也似乎也不怎么在意；她更象是莊之蝶的母親和保姆；她關心的是他是否能吃飽穿暖，是否有營養，卻從不關心他寫的是什么，他在精神上的喜怒哀樂。”[19]她的存在，似乎在于為了說明莊之蝶追逐女人的合理性。她的烹殺信鴿和后來忍氣吞聲的離婚似乎比月娘更有光輝，而其實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一丘之貉。張竹坡說：“月娘雖有為善之資，而亦流于不知道大理，即其家常舉動，全無舉案之風，而徒多眉眼之處。蓋寫月娘，為一知學好而不知禮之婦女也。”[20]牛月清和吳月娘一樣，同為“為一知學好而不知禮之婦女也”。她對于莊之蝶的墮落，和吳月娘對西門慶的放縱一樣，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誤盡西門一生”，月娘首當其沖；誤盡莊之蝶一生，月娘難辭其咎。
唐宛兒在莊之蝶心中的位置，和李瓶兒在西門慶心中的地位是一樣的，結婚的次數和遇到男人的數目也沒有出入。李瓶兒原來是蔡太師的女婿梁中書的小妾，梁中書四后嫁給了花子虛，后來和鄰居西門慶勾搭成奸。唐宛兒的丈夫是個工人，她不堪他的野蠻和周敏私奔到西京城，在孟云房的介紹下認識了莊之蝶。她們判斷男人的能力比判斷女人的能力遲鈍多了，而且她們都患有輕信男人的“癡呆”癥。李瓶兒癡愛著西門慶，為了西門慶，她背叛自己的丈夫花子虛，背著淫婦的惡名，為西門慶吃過鞭子、上過吊，對西門慶說：“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的想你。”（第299頁）最后得了丑惡的血崩病，但她仍不思反悔，至死也沒有省悟。在臨死之前，她還癡情的喊著：“我的哥哥”。在六十七回她夢中訴說幽情，對西門慶說：“我的哥哥，你在這里睡哩，奴來見你一面。”（第1020頁）唐宛兒不堪丈夫的辱打，和周敏私奔來到西京城，瞞著周敏和莊之蝶茍合。她把莊之蝶叫“莊哥”，她和李瓶兒一樣，不可救藥的愛著莊之蝶，她的存在和李瓶兒一樣，只是為了給莊之蝶帶來快樂。她對莊之蝶說：“我會讓你快樂，永遠讓你快樂！”（第123頁）她對莊之蝶的玩弄感激涕零，“你真行，我真還沒有這么舒服過，你玩女人玩得真好！”（第86頁）她被莊之蝶作踐得“血水噴濺，她卻奮不顧身的說：‘你只要高興，我給你流血水兒，給你流血。”（第259頁）她處處替莊之蝶著想，在她懷孕后，自己去做手術為了讓莊之蝶“越發會拿她和牛月清相比，更喜歡了她的！”（第392頁）唐宛兒的形象只不過是對著李瓶兒照貓畫虎，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她這種火熱的獻身精神和李瓶兒不相上下，但她比李瓶兒不幸得多。西門慶至少為李瓶兒準備了一副棺木，在她死后傷心萬分；莊之蝶則連去潼關探望被丈夫抓回去毒打的宛兒的勇氣都沒有，只能奚落奚落周敏。
柳月是和龐春梅相對應的人物。在《金瓶梅》中，“瓶兒與月娘始疏而終親，金蓮與月娘始親而終疏。”[21]《廢都》中也一樣，唐宛兒與牛月清“始親而終疏”，柳月和牛月清“始疏而終親”。龐春梅被西門慶收用，柳月則在發現莊之蝶和唐宛兒偷情之后也被莊之蝶拉下了渾水，成了唐宛兒的死黨。龐春梅恃寵把月娘不放在眼里，柳月也是恃寵把牛月清不當一回事，并在給莊之蝶做生日的時候和牛月清發生爭執。西門慶死后，月娘為了拆開潘金蓮和龐春梅，把龐春梅賣給了周守備做夫人。牛月清發現莊之蝶和唐宛兒的私情后，也是把柳月踢了出去，作為莊之蝶打官司的通天之路，嫁給了市長的跛腿兒子成了新貴婦。龐春梅成為周守備夫人之后，在清明節寡婦上新墳的時候遇到月娘，恭敬執禮，以德報怨；柳月在成為新貴婦以后也一樣，對曾經打罵自己的牛月清也是不但不計前嫌，而且戀戀不舍。
在《金瓶梅》第十回，“金、瓶、梅三人，一現在，一旁侍，一趁來，俱會一處”[22]，《廢都》也是一樣，唐在，柳侍，阿燦“趁來”。阿燦的形象是和宋惠蓮對應的。宋惠蓮是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她清高自信，但所擁有的只有一顆純潔的心，是那個爛泥塘里一朵引人注目的蓮花。她無法拒絕社會的擺布，迫于父命，嫁給了廚工蔣聰，但她并不愛蔣聰，蔣聰也不愛她。后來嫁給了來旺，彼此十分相愛。在《金瓶梅》二十二回，西門慶調戲她，她“推開西門慶，一直往前走了。”（第341頁）她迫于西門慶的淫威，最終無法逃脫西門慶的魔爪，陷入泥淖。阿燦的處境和宋惠蓮是一樣的。她生活在貧民窟中，和丈夫離了婚，“年輕時候心比天高，成人了命比紙薄，落了個比我高的人遇不上，死貓爛狗又抖丟不離。”（第241頁）和宋惠蓮不同的是，她和莊之蝶初次相見便委身與他。她倒在莊之蝶的懷抱里說：“…你能喜歡我，我太不敢相信了”（第243頁），隨即“竟把衫子脫去，把睡衣脫去，把乳罩、褲頭脫去，連腳上的拖鞋也踢掉了，赤條條站在莊之蝶的面前。”（第243頁）她說：“我太激動，我要謝你的，真的我該怎么感謝你呢？你讓我滿足了，不光是身體滿足，我整個心靈也滿足了。”（第244頁）作者著力渲染阿燦的激動，實際上是對西門慶和宋惠蓮私通時那種得意嘴臉的變相，而且顯得虛假悖理。在清河縣，西門慶的大名又何遜在西京城的莊之蝶，何況還在自己的家里？西門慶慢火溫水，水到渠成，情理也在其中。張竹坡云：“做文章，不過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百篇長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個人的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則一個人的傳得矣。”[23]《廢都》未能“從一個人的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而是靠一個令人生疑的“名”來推動，人物的活動也就缺少合理性，所以我們感覺人物沒有“立”起來，像木偶一樣的被作者操縱。巴·略薩說：“當小說中發生的一切讓我們感覺這是根據小說內部結構的運行而不是外部某個意志的強加命令發生的，我們越是覺得小說更加獨立自主了，它的說服力就越大。”[24]《廢都》中的女性活動大都是被“名”命令發生的，所以沒有自己的聲音，僅僅成了充斥著禽獸般欲望的“單向度”的人。
《金瓶梅》中的人物，“栩栩欲活，歷歷如見”。《金瓶梅》“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25]《廢都》沒有燭微探幽，沒有寫出人物舉止動作和心理活動的深層聯系，只是沉浸在性的放縱中，因而人物形象平板呆滯，貌如僵尸，人物的行動前后也難統一。唐宛兒一會兒“淫態浪言，壓倒娼妓”，一會兒比林黛玉還多愁善感；一會兒連戲劇和舞蹈都分不清，一會兒卻讀李漁的《閑情偶記》和冒辟疆的《翠瀟庵記》附庸風雅，看到梨花就觸景傷懷，覺得是莊之蝶的化身，“遂緊緊抱了一會梨樹，回到屋里，一滴眼之雨珠就落在了翻開的書上。”（第145頁）還有那個保姆柳月，剛進莊之蝶家的門，還未受其熏陶，就能“認得西漢的瓦罐，東漢的陶糧倉、陶灶、陶繭壺，唐代的三彩馬、彩俑”（第92頁），比考古專家還要專業。類似如此的矛盾太多了。
在《金瓶梅》中，西門慶對潘金蓮的腳有著病態的喜愛，在《廢都》中，這種病也傳染了給莊之蝶。他象西門慶一樣，也多次賞玩唐宛兒的腳：
…莊之蝶驚訝她腿功這么柔韌，看那腳時，見小巧玲瓏，跗高得幾乎和小腿沒有過渡，腳心便十分空虛，能放下一枚杏子，而嫩得如一節一節筍尖的趾頭，大腳趾老長，后邊依次短下來，小腳趾還一張一合地動。（第53頁）
后來莊之蝶去唐宛兒家，唐宛兒讓周敏替莊之蝶跑腿支開周敏（這里情節頗似《金瓶梅》中第三回王婆避開去買酒），兩人偷情，莊之蝶又開始玩腳：
…婦人坐在他的對面，凳子很小，一只腿伸在后邊，一只腿斜著軟軟下來，腳尖點著地，鞋就半穿半脫露出半個腳后跟，平衡著凳子。莊之蝶又一次注視著那一雙小巧精美的皮鞋。婦人說：“這鞋子真合腳，穿上走路人也精神哩！” 莊之蝶手伸出來，卻在半空中劃了一半圈，手又托住了自己的下巴，有些坐不住了…（第83頁）
這個嗜腳的莊之蝶，實際上只不過是西門慶的拙劣翻版，《金瓶梅》中多次寫到潘金蓮的腳。如在第四回，西門慶“蹲下身去，且不拾箸，便去他繡花鞋頭上只一捏…”（第30頁），在第六回中，“西門慶又脫下他一只繡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杯酒在內，吃鞋杯耍子”（第106頁）（莊之蝶是把錢藏在鞋兜里的），第七回中薛嫂掀起潘金蓮的裙子來，露出小腳，“西門慶看了，滿心歡喜”（第122頁）。
如果說愛好是巧合的話，那細節的雷同就沒有法子解釋了。周敏和唐宛兒請莊之蝶和孟云房等人在家里吃飯，在《廢都》中，莊之蝶和唐宛兒相遇是這樣寫的：
…唐宛兒覺得這名人怪隨和有趣，心里就少了幾分緊張。等到周敏在下面喊她，急急下了樓來，不想一低頭，別在頭上的那只云南象骨發卡下去，不偏不倚掉在莊之蝶腳前碎了。（第26頁）
在《金瓶梅》中，西門慶和潘金蓮相遇是這樣的：
…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著。婦人正手里拿著叉桿放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桿刮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卻打在那人頭上。（第51—52頁）
細節驚人的相似尚且不言，“不偏不倚”和“不端不正”也沒有多大的區別。如果有的話，“不偏不倚”似乎比“不端不正”要古雅些。《廢都》中下來是莊之蝶打量唐宛兒“兩條細眉彎彎，活活生動”（第26頁），《金瓶梅》中則是西門慶端詳潘金蓮，“翠彎彎的新月的眉兒（第52頁）”。唐宛兒見了莊之蝶看著她微笑，說：“我好丟人喲！”（第26頁），潘金蓮見了笑吟吟的臉兒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誤中官人，休怪！”（第53頁）。莊之蝶看到院子里有葡萄藤，想吃酸葡萄，唐宛兒幫他摘了一顆，說：
“他們說你愛吃酸，我不信，一個大男人家怎么愛的吃酸，又不是犯懷抱的。果然老師愛的！”（第28頁）
《金瓶梅》中寫王婆招待西門慶：
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多加些酸味兒。”（第55頁）
《金瓶梅》中第四回的偷情，也很相似。《金瓶梅》中是這樣寫的：
…只見西門慶推害熱，脫了上面綠紗褶子，道：“央煩娘子，替我搭在干娘護炕上。”這婦人只顧咬著袖兒別轉著，不接他的，低聲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門慶笑著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卻故意把桌上一拂，拂落一只箸來。卻也姻緣湊著，那只箸兒剛落在金蓮裙下。…于是不由分說，抱到王婆床炕上，脫衣解帶，共枕同歡。…（第79頁）
《廢都》中是這樣寫的：
…婦人卻臉粉紅，額頭上有了細細的汗珠沁出，倒說：“你熱吧？”自個起身用木棍撐窗子扇。窗子是老式窗子，下半截固定，上半截可以推開。…莊之蝶忙過去幫她，把棍兒剛撐好，不想當的一聲棍兒又掉下來，推開窗扇砰地合起，婦人嚇得一個小叫，莊之蝶才一扶了她要倒下的身子，那身子下邊卻下邊安了軸兒似的倒在了莊之蝶的懷里。…（第84頁）
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也難找出上述如此雷同的細節。這種驚人的相似，可謂沒有半點的藝術創造而言。如果放在高考的作文試卷里，評卷老師肯定會以雷同試卷判為零分；放在學術論文里，則是明目張膽的剽竊，又何談得《金瓶梅》之神韻？這樣的依葫蘆畫瓢之作，竟被我們的有些評論家奉為神靈，足見我們判斷能力的委瑣和遲鈍，也是文學的悲哀。這樣雷同的細節還有好多：《金瓶梅》五十一回吳月娘為了生子，向王婆婆、薛姑子討藥（第791頁），《廢都》中牛月清聽了母親的話找了王婆托她干表姐為她代生孩子（第61頁）。第六十七回，李瓶兒向西門慶夢訴幽情說：“我被那廝告了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漓，與污穢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減我三等之罪。”（第1020頁）莊之蝶吃了有大煙殼子的削面湯之后做夢，夢見了岳母說她見到唐宛兒了。“我昨天見到她了，她在一個房子里哭哭泣泣的，走也走不動，兩條腿這么彎著的。我說你這是怎么啦？她讓我看，天神，她下身血糊糊的，上面鎖了一把大鐵鎖子。我說鎖子怎么鎖在這兒，你不尿嗎？她說尿不影響，只是尿水銹了鎖子，她打不開的。我說鑰匙呢，讓我給你開。她說鑰匙莊之蝶拿著。你為什么有鑰匙不給她開？！”（第513頁）西門慶在九十七回和潘金蓮縱欲之后，早晨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昏暈，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著磕傷了臉。”（第1278頁）莊之蝶醉酒之后，柳月“忙扶他，扶不起，就跳到路邊攔出租車”（第507頁），好不容易將他弄上了出租車（柳月和春梅一直是對應的）。西門慶在六十一回趁醉燒陰戶（第903頁），唐宛兒被丈夫抓回潼關后，丈夫對她性虐待，也燒得是她的下身（第499頁）…
如果說賈平凹在寫《廢都》時，對《金瓶梅》不是爛熟于心的話，那可能就是背著一部《金瓶梅》對著寫的。萊辛批評魏塞說：“莎士比亞的作品只能研究，不能掠劫。如果我們有才能，莎士比亞作品之于我們，當猶如暗箱之于風景畫家，多往里瞧瞧，可以學習自然在各種情況下是怎樣投射倒一個平面上的，但他從里面什么也拿不出來。” [26]《金瓶梅》也一樣，是不能掠劫的，《廢都》也沒有拿出什么。如果說《金瓶梅》寫出了人性深處的惡魔，寫出了人物命運微妙的微積分，復制《金瓶梅》的《廢都》只是浮光掠影的寫出了人物在社會影響下的加減乘除。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說：“余嘗曰‘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27]弄珠客太注重道德上的警戒，過于刻薄。我們暫且把道德懸置起來，從藝術上說，“文學的作用就是在不同之間進行傳遞，不是為了消除差異，而是為了更加突出差異。”[28]即使“最瑣細的差別都具有無法估量的意義。”[29]齊白石說：“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實際上是在警告：機械的低水平的重復和照處方抓藥式的寫作，必定會遭到美學上的滅頂之災。
如果將《廢都》當成當代的《金瓶梅》，僅指它的性描寫可能比較恰當，《廢都》甚至有超越。《廢都》體現了全球化時代人類在性生活方面資源的共享和信息的便捷。《金瓶梅》中僅有土生土長的經驗，而在《廢都》中，“所有曾在《素女經》中讀過的古代人的動作，甚至學著那些狼蟲虎豹、豬狗牛羊的動作都試過了”（第303頁），而且“所有曾在錄像帶中看到的外國人的動作”（第303頁）都嘗試過了。《金瓶梅》中，性愛描寫“濃鹽赤醬淋漓酣透，極盡形容刻畫之能事，不給人留下想象的余地”[30]，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是刻畫人物貪嗔癡惡性格的需要。在《廢都》中作者對性愛描寫的不吝筆墨，大多是為了寫性而寫性，他的慷慨超過了《金瓶梅》和圣誕老人，而且還在文學史上破天荒的采用《金瓶梅》潔本的辦法，故弄玄虛的留下許多“此處刪去多少字”的框框。賈平凹自己承認：“在寫性的過程中，實寫一部分后，就沒有再寫了，因為我得考慮國情么，只是覺得稍微多寫一點罷了，而將未寫出的一部分以方框框替代。”[31]不同的是《金瓶梅》潔本是后人刪掉的，作者是實寫；《廢都》則是作者自己的掩耳盜鈴，并沒有寫。“從倫理學的角度講，一個人自身并沒有財富或有財富并不拿出來的，而只是向人們拋售虛假的烏有的東西，是一種欺詐行為，因而是不道德的。”[32]從藝術上講，這種“陌生化”的創新沒有任何藝術上的蘊藉，不僅玩弄了讀者的感情和期待，而且是對讀者的極端嘲弄和極不尊重。
當然，任何作家的寫作都得借鑒前人和傳統的經驗。富恩特斯說：“我不相信那是可能的，沒有傳統是不可能寫作的。創造所需要的條件是有一種傳統，傳統所需要的條件是創造。”[33]就藝術成就而言，《金瓶梅》是“小說家的小說，它把生活中的沙礫變成了金子，這種筆法現代中國作家仍須向他學習。” [34]曹雪芹“病《金瓶》之穢褻，力矯其弊，而撰此書。初不料代興以來，乃青出于藍，冰寒于水，一至于此！”[35]曹雪芹對“《金瓶梅》以降的淫糜承陳、色欲相矜、褻鄙襲言的小說是深惡痛絕的，他執意變鄙陋之頹風而裁之以雅正。”[36]在《紅樓夢》的卷首他莊嚴的昭告：“反對皮膚濫淫”，斥責“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最易壞人子弟”。《廢都》的作者卻棄其精華，將其糟粕照單全收。這種越過《紅樓夢》的借鑒短路，給人留下的更多是媚俗悅世之感。
就作者而言，“《金瓶梅》的作者是要昭示世人，西門慶的結局是他的貪毒的罪有應得的懲罰，而《廢都》的作者試圖喚起我們對莊之蝶的同情和憐憫，以及對現代都市文明的憤怒；《金瓶梅》的作者因為害怕社會的譴責成為文學傳統的敗類而匿名，《廢都》的作者卻受到公共傳媒的毫無節制的揄揚，”[37]《金瓶梅》將矛頭指向人性深處的毒瘤，《廢都》卻將責任完全推給社會。我在這里并不是想對《廢都》進行“鞭尸”式的撻伐，任何一部作品要流傳下來，商業宣傳的力量毫無作用，吹捧也是毫無作用的，《金瓶梅》和《紅樓夢》的例子已經充分的證明了這一點。文學作品只有依靠充沛的思想和情感的容量，以及精湛的藝術作為支撐，才能在歷史的長河中立得住腳。“任何意義上的對其它文學作品的模仿，對一部小說來說，無疑都是危害甚深的。原因在于，小說家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傳達對人類經驗的精確印象，而耽于任何先定的形式常規只能危害其成功。”[38]在《金瓶梅》之后，《玉嬌梨》之類的未能得其精髓的蹩腳模仿之作已屢見不鮮，《廢都》只是其中并不高明的一個。“神經過敏的人又自作聰明地替它解脫，以為這本書是別有寄托，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壯凄烈的故事”，那就大錯特錯了。當然，我們得佩服《廢都》作者暴露我們所處時代沉疴的膽識和勇氣，以及在搜集民謠方面所下的工夫，但就藝術成就而言，《廢都》遠不是作者用心血灌溉出來的文學奇葩，充其最大量也不過是一件草率炮制的、拙劣的仿制古董。
注釋：
[1] 吳晗：《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論金瓶梅》，吳晗、鄭振鐸等著，胡文彬、張慶善選編，文化藝術出版社，1984年。
[2] [31]
[3]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286頁，余中先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
[4] [26]萊辛：《漢堡劇評》，374頁，374——375頁，張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5]雷達：《苦悶之作·世情小說》，《廢都廢誰》，128頁，肖夏林編，華夏出版社，1993
[6]孟繁華：《擬古之風與東方奇觀》，《失足的賈平凹》，49頁，劉彬、王玲主編，華夏出版社，1994年。
[7] 呂靜：《陜北文化研究》，75頁，學林出版社，1994 年。
[8]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金瓶梅》，37頁，明·蘭陵笑笑生著，清·張道深評，齊魯書社，1987年；以下引文凡是出自《金瓶梅》者，均出自此版本，只在引文后注明頁碼。
[9]納博科夫：《文學講稿》，32頁，申慧輝譯，三聯出版社，1991年。
[10] [34]法·安德列·勒維：《評〈金梅瓶〉的藝術》，《金瓶梅評注》，63頁，64頁，蔡國梁選編，漓江出版社，1986年。
[11]海明威：《海明威談寫作》，152頁，董衡巽編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12] [24]秘魯·巴·略薩：《中國套盒》，22頁，23頁，趙德明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
[13] 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 ，55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14]賈平凹：《廢都》第26頁，北京出版社，1993年；以下引文凡是出自此書者，只在引文后注明頁碼。
[15] [18] [20] [21] [23]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金瓶梅》，41頁，32頁，32——33頁，28頁，39頁，明·蘭陵笑笑生著，清·張道深評，齊魯書社，1987年。
[16]夏志清：《〈金瓶梅〉新論 》，《金瓶梅西方論文集》，徐朔方編選校閱，沈亨壽等翻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7]孫述宇：《德行：吳月娘與武松》，《〈金瓶梅〉的藝術》，孫述宇著，時報文化公司出版社，1978年。
[29] 法·馬塞爾·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 在斯萬家那邊》，76頁， 李恒基、徐繼曾譯，譯林出版社，1989年。
[30]徐朔方：《〈紅樓夢〉和〈金瓶梅〉》，《紅樓夢研究集刊》第7集 ，1982年12月。
[32]曹文軒：《小說門》，59頁，作家出版社，2003年。
[33]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回憶與渴望》，朱景冬譯，《20世紀世界小說理論經典》下，606頁，呂同六主編，華夏出版社，1995年。
[36] 傅憎享：《〈紅樓夢〉與〈金瓶梅〉比較兼論性的描寫》，《金瓶梅評注》，157頁，蔡國梁選編，漓江出版社，1986年。
[38]伊恩·P·瓦特：《小說的興起》，6頁，高 原 董紅鈞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03年。
王鵬程：陜西咸陽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清華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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