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文學向上，還有什么向下？
曹征路
我印象中近兩年文壇有兩件事情一直在熱鬧，一是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討論，二是關于“純文學”的討論。這兩個看似文藝學領域的專業話題，實際上與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領域發生的許多事情一樣，都是中國社會急遽分化斷裂時期的文化癥候。在網絡上，口水戰的雙方往往被簡化為左派右派，事實當然不會這么簡單，但其中的確折射出當代文壇六神無主的精神亂象。
我相信這是一個絕佳的小說題材。我們恍然回到百年之前，換上長衫布鞋，端著大煙斗舉著雪茄煙或慢條斯理或面紅耳赤地討論“為人生”，還是“為藝術”？只是我們再也不會像當年創造社、文學研究會的先生們那樣單純，那樣憤激。我們已經比他們精明了很多，也蒼老了很多。
最近在網上讀到郜元寶先生的宏論《誰剿滅了“純文學”》，加深了我的這個印象。這篇文章先在《新京報》發表，緊接著又出現在《南方都市報》上，隨后《文藝研究》和《文藝爭鳴》也同時刊出（盡管使用了不同的標題），可見其重要。其中《南方都市報》還配了一幅漫畫：一個大拳頭惡狠狠地砸在書上。
仔細讀了，原來是批評孟繁華《中國的 “文學第三世界”》的。郜先生不欣賞工農出身的作家寫作，也不同意把反映底層生活的作品說成“第三世界”。照說在這個時代一個學者持什么樣的立場有什么樣的趣味，本不是一件稀奇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起初使我驚訝的是，一個學者在捍衛自己的理想時，為什么不是學理的言說，而采用小孩子“學嘴”斗狠的修辭方法來證明自己正確？
深思下去，才明白確實來頭不小，所以才表情特別豐富。他是針對前些時候持續升溫的關于“純文學”討論的。在他看來，京滬一些學者的討論打破了文壇近二十年來的既定方針，“這一次關于純文學的討論，我看先是李陀沒有想好就說了一大通，后是許多人沒有聽清楚，跟著鬧了一大通。”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了，于是有人要出來收拾局面，于是才有了郜先生這篇卻非同尋常的檄文。郜先生說：“這些本來淺近的道理，之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反而變得異常曖昧，我覺得是有許多人故意要造成這種曖昧。”
這種底牌被揭開的惱羞口氣有點耳熟，與前不久經濟學家張維迎回應某事的語氣十分相似：“這本來都是內部達成共識的事！我不和無恥的人辯論！”
那么郜先生的“淺近道理”是什么呢？他指出：“我們活在當代，凡有發言，當然須以當代生活的感動為燃料，為素材，但之所以在投訴電話、‘人大’提案、‘記錄片’、‘三農研究’、‘國企改革對策’、‘環保倡議’之外，還需要文學，是因為文學能夠將這一切上升為人類普遍的情感，表達出來，期望超越個體生存的局限，被不同處境中的讀者普遍地感到，懂得，于是有心靈的溝通，共鳴，于是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在文學中得到某種共同的維系，于是而有‘文學性’、‘純文學’、‘藝術自律’種種未必高明然而也絕對有所實指的說法。”如果你覺得這個說法還有些模糊，他進一步為“純文學”下的定義是：“文學，向下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考證家們還原為若干的‘本事’，并且可以參與實際的社會生活的改造，可以‘為人生’。但文學還不止于此，因為向上，文學可以一面將人生的一切實際問題包含著，一面卻將諸般的信息轉化為心靈語言，從而‘改變精神’。”
郜先生斷言“純文學”是向上的，其它的種種都是向下的。似乎這樣一來質疑這種純粹的向上的文學就落入陷阱，不攻自破，不值一駁。然而連討論都沒有必要的“純文學”今天居然還有人要剿滅它，不是該回以重拳嗎？
我不清楚有誰膽敢剿滅“純文學”。 “純文學” 不是正執掌著話語權且風頭正健嗎？說實話我自己也“純”過，作為一個從八十年代過來的小說作者，我自認還是知道一點當時的情形，以及“純文學”觀念在后來的創作實踐中的影響和變異。因為郜先生在文中點到了我的名，所以不得不站出來說幾句。要是我連答辯的勇氣都沒有，好像也太露怯了，連哼都不敢哼一聲？
正如郜先生所言，“純文學”在八十年代是“絕對有所實指的”，指的是在文學創作界理論界共同推動下形成的一股文學思潮。當時的始作俑者錢理群、李陀等人都有過很清楚的說明和反思，它指的是文學要從僵硬的意識形態束縛中解放出來，要從單一的文學創作模式中解放出來，回到心靈，回到文學本身。應該說這一文學主張當時起到了很正面的作用，所以才有了“純文學”“文學性”“藝術自律”等等說法。但由于這一說法帶有很強的政治功利色彩，本身就是一種“去政治化”的策略，所以到了九十年代副作用逐漸顯現，以至于它自己也成為以經濟為中心的新意識形態“有益無害”的一部分。所以才有了近幾年的質疑和討論，和文學自主性的要求。盡管討論的各方角度不同，觀點各異，否認這一事實的好像還沒有。
但“純文學”的虛幻性是顯而易見的，許多批評者借用布迪厄的“場域”概念，來說明文學無論如何都處在一個復雜的權力網絡之中，不可能有一個純粹的自足的文學空間。文學從現實中逃離出來，只不過進入了另一個圈套而已。不折不扣地完成了由批判“工具論”開始，發展成為另一種工具的全過程
“純文學”觀念在學理上也是無法自洽的。如果說它“向上”，大約還有唯美主義的一面。然而美學也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既要“唯美”，就不可能顧及“真”和“善”。朱光潛在引用經驗主義美學時舉過一個例子：一艘輪船在海上航行時遇到了大霧，太陽光的映照下這些霧在不同人的眼里功能是不一樣的：有經驗的船員考慮到暴風雨即將來臨，船主立刻想到這艘船可能被毀滅，而旅客卻在欣賞難得一見的美景。（大意）此時的旅客就在唯美主義的迷思之中。
近年來有些人喜歡引用韋伯來說明“藝術自律性”。韋伯把人類的經驗分為知識、倫理、審美三個部分，以此論證彼此分工是必要的。讓科學去求真，讓道德去求善，讓藝術去求美，互不干涉。即純文學應該回到文學自律原則上來，只要美的原則而無需考慮真和善。因此我們看到，在“純文學”的視野中，沒有時代真相和道德判斷，沒有生活邏輯和公平正義，更沒有知識分子立場和人文關懷。這也反過來證明，在真相被刻意遮蔽的歷史條件下強調“純文學”，實際上就是主張虛假的文學，主張瞞和騙的文學。它“向上”還是“向下”是一目了然的。當然，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見到哪位唯美主義者敢于公開承認自己喜歡謊言，是玩兒虛的。“純文學”就像櫥窗里不停變幻時裝的塑料模特兒，美則美矣，愛它很難。現在有人指出假來了，所以郜先生急眼了。
事實上，在二十年“純文學”的創作和批評實踐中，我們只要看一看它的發展演變過程也就明白“向上”“向下”了（以某些被商業資本炒作和郜先生喜愛推薦的作品為例）：
就表現對象而言，“純文學”大體經歷了心靈敘事——個人敘事——欲望敘事——私人敘事——隱私敘事——上半身敘事——下半身敘事——生殖器敘事這樣一個發展路線圖。依我推測向下還有發展余地：還可以有精子敘事和卵子敘事，肯定會更加本質純粹。當代小說的女性化色情化傾向其實是被誘導出來的，它滿足的是中產階級處于暴發期的狎褻趣味，它和舊時的名士做派還不太一樣，別不好意思承認。總之“純文學”王國是有特定邊界的，已經形成了特有的排斥機制，凡與時代有關與歷史社會內容有關與公共話題有關的指意均被排斥在外，因為它們不“純”。
就表現形式而言，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當代小說進入了一個主義轟炸、形式至上的時代，寫什么不重要了，怎么寫才是第一位的。說白了就是移植模仿西方小說的“寫法”，因為當時認為讓文學回到自身的惟一通道就是形式變革，解決技術落后問題，趕超世界一流。所以要玩博爾赫斯、玩福克納、玩卡夫卡。一句“多少年后，×××想起父親在他十幾歲時說過×××”，曾經迷倒了一代作家，出現無數個“過去現在未來時”的敘述文本。九十年代趣味又變了，開始玩“輕”的，玩米蘭昆德拉、玩卡爾維諾、玩杜拉斯。總之人家老外就是這么玩的，咱們得跟上趟。后來大家都記起來，第三個把女人比作花的人，是蠢才。這才覺得總是模仿也不行，寫來寫去都是人家的“副本”，得變，變了才叫創新。我非跟你不一樣，我非把鋼板掐出水來，我非把漢語敘事搞成全球一體化。總之要“往狠里寫”，要“生冷怪酷”。你不是魔幻嗎？我玩怪異。你不是荒誕嗎？我玩迷宮。你不是黑色幽默嗎？我玩黃的。
這樣的回顧，絕對不唯美，但它是事實。
據說郜元寶先生是把自己定位于“60后”一代先鋒作家行列的（陳思和語），而且善于將年齡、性別、籍貫等等非文學因素納入批評標準。又聽說郜先生是研究魯迅的專家，十分想“靠近”魯迅，不知他對魯迅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怎么看？
愿意討教。
(該文已于2005年11月17日《文學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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