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米的猜想》幾篇影評

《李米的猜想》：“金錢至上”時代主旋律的自供狀　　

這世上是凡什么不是好東西，都可以與毒品來等同。如股票。人們常說，遠離股市，猶如遠離毒品。　　

毒品意味著什么？在《李米的猜想》中，毒品等同的是錢。　　

影片里的所有人物，最后都不約而同地卷入到毒品的沖突中去，包括李米。如李米給予的那一片止疼藥，導致了中年毒販大裘的死。實際上，這一情節像電影里大多數情節一樣，同樣令人質疑，因為用肛門運毒的人，至少可能在運送前得到一次提醒，不能服用任何東西吧。但既然電影《李米的猜想》需要李米意外地殺死毒販，那就讓劇情再次弱智一回吧。　　

但影片里的所有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吸毒者，他們對毒品的迷戀，是看中了毒品所蘊含的巨額財富。二裘，是運送毒品的，他們并不了解毒品，他們需要運送毒品后的高額工錢；方文不吸毒，他離開李米四年，也是為了販賣毒品。電影最后交待給我們，二裘販送毒品，是由方文操縱的，但似乎方文也只是毒品販送鏈中的一個小嘍羅，不過，從影片的范疇里看，方文基本代表著著一個毒品販。二裘是出于生計而被動介入販毒，而方文出于何因販毒？實在看不出來，這四年里究竟發生了什么？電影沒有交待，而最為關鍵的，決定著李米的所有痛苦與追求的這四年，電影卻拿出一個站得住腳的理由，告訴我們這之前發生了什么，他們的分手究竟是誰造成的？我們能夠原諒方文嗎？難道李米的苦苦追尋的四年，方文不知道李米究竟需要什么嗎？二裘因為沒有基本的生活權利，無法回到家鄉，無法找到自己的愛情，在他們那里，暫且可以說是“毒品大于愛情”，因為他們的愛情——對家鄉的愛，對小香的愛，都必須借助于毒品背后的金錢來支撐，但是，方文的愛情，沒有金錢就不能存活嗎？電影在二裘的處理上，由于把他們處理成兩個帶有滑稽性質的傻瓜來表現的，所以，尚讓人不應該煞有介事地討論真假，但是，當電影把它的基調放在李米與方文的愛情上的時候，便顯得立論站不住腳了。　　

出現這樣的天大漏洞與破綻的原因，恰恰是編導胡編濫造、教條化地衍生劇情所生成的。從電影背景介紹中得知，電影原來的故事原形，就是兩個毒品販，綁架了出租車司機，后來，毒品販放了女司機，而女司機感佩毒販的手下留情，看望毒品販，終至好友的故事。這基本是電影的前半部分故事，因為取材于新聞真實，給人一種很合理很真實的感覺。但是，編導自作多情地在這個原型新聞上，又炮制了一個莫須有的愛情故事，就是李米四年來對男友的追尋，而這個男友就生活在她的身邊，從事著另一種販毒的罪惡生活，而他這四年隱名埋姓的努力，就是為了掙錢讓李米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個故事的立論基礎，就是當今中國電影非常流行，乃至現實生活里普遍風行的一種理念，就是為了金錢，可以拋棄掉感情，可以沒有誠信，可以不擇手段。為什么毒奶粉事件能夠出現在中國？就是商家為了追求利潤，喪失了基本的誠信觀念。用金錢衡量價值與成功的潛在意識，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一種約定俗成的共識。　　

《李米的猜想》是歌頌愛情的嗎？表面上看，李米與方文分手四年，兩個人在兩個空間里，各自關懷著對方，一個天天在城市里尋找昔日的男友，另一個影子似地偷窺前女友的一舉一動，不過，叫不叫愛呢？我看，這叫監視女友更為合理，目的好像是防止前女友紅杏出墻。但是，他們的愛情的隔閡是什么？如果在三十年代的故事，會說是父母反對他們結合；如果是四十年代的故事，會說是戰亂導致了分離（《一江春水向東流》）；如果是五十年代的故事，會說成是反右造成了分手；如果是六十年代的故事，會說成是文革導致了愛情破裂，但是發生在當代，找不到遷怒于人的理由了，于是，便像時代的主旋律一樣，歸罪于對金錢的向住。好像在今天這個時代，一個更大的偉大的指揮棒，就是金錢。為了這個金錢的目的，任何愛情，都可以棄置在一邊。　　

從方文這一面來說，當年他與李米沒有考上大學，可能失去了一種理想實現的機會，但并不是說他們沒有辦法在社會上謀取生存的可能。從影片來看，李米從事出租車的工作，自食其力，其實生活也是其樂融融，雖平平淡淡，但也屬正常吧。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就是這樣平凡而帶著一點辛苦地工作嗎？沒有太多的意外之財，但是擁有親情，活著很快樂。　　

但是，在電影的理念中，或者說在精英的悲憫的眼光中，這樣的生活是難以容忍的。必須有錢，必須有自己的產業，比如方文賺錢的目的，按影片里的說法，就是讓李米能有一家超市，也就是說，李米的追求，是一個產業，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私產。為了讓李米成為一個女大款，方文離開了四年，去艱苦奮斗，去滿足女友成為富婆的愿望。　　

這就是中國現實生活里的最普及的理想。如何實現這個目的？去販毒。用毒害別人的錢，來實現自己的成為資本家的夢想，所以，《李米的猜想》里的價值理念，恰恰是當今現實社會“金錢至上”主體意識的一種折射。甚至我們可以在最近遍及全國的毒奶粉事件中看到一脈相承的理論基礎。要成為資本家，就必須損人利已，即使制造毒品也在所不辭。就像方文為了所謂的愛情，而去販毒一樣。　　

方文與三鹿奶粉的董事長有沒有精神與追求的一致？　　

所以，有人說《李米的猜想》是歌頌的愛情，實在是令人可笑，如果說電影里有愛情，我們只能說那就是矯情。什么是真正的愛情？真正的愛情典范就是“不愛江山不愛美人”，就是拋棄富貴享受唯我的兩人世界，就是遠離塵世，擁有真正的世外桃源的清境。但是，影片里的方文竟然視愛情不見，而踏上了追求金錢的不歸路，雖然他表面上是為了愛人的目標實現，但是，他懂不懂得，他的離去，直到他的死去，給予他的愛人，是一種怎樣的徹底的毀滅性的打擊？他就不懂得愛情就需要維護，而不是撕毀嗎？就不知道愛情更需要的是兩個人的相依相偎，而不是一筆并不干凈的財富嗎？　　

用這樣的根本不知道愛情的珍貴的男人，用最后李米的含情脈脈的原諒，來說明愛情價值，總使人感到，中國電影已經不知道什么叫愛情了。明明那一份很美的愛情在身邊，不知抓住，卻去鋌而走險，涉入毒海，就像中國的奶制品業一樣，明明有一個廣大的市場在這里，卻不知去善待它，經營好它，反而一次次投毒，徹底地傷害了消費者的心。　　

中國電影的愛情意識的落后，并非是在本片中第一次出現了，周迅當年出演的《戀愛中的小寶貝》在作為情人節特供片放映時，曾經讓情侶觀眾看的毛骨悚然。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的愛情片的美好與溫馨程度，甚至不如好萊塢電影對愛情的執著與理解。實際上，這本質的原因，還是中國社會對愛情接受的太遲太慢，我們太缺少對于愛情一些基本元素的執著了，至少如果我們在使用愛情這個概念的時候，也應該接受一下愛情概念中約定俗成的“愛情至上”的觀念吧。在我們這個僅僅走入近代社會才一百多年的古老國家，我們其實是相當缺乏“現代愛情”的觀念的，真正的現代“愛情”定義，完全是西方舶來的，這就導致了我們“愛情”理念上的落后性。回想上一世紀初，當中國人發現了愛情之后，一下子涌現出那么多為了愛情而去盲流到城市的現象，像丁玲就是一個代表的典型，因為逃婚來到了上海與北京。巴金的小說中也多寫到這樣的類型。初初來到中國的愛情概念，一下子啟蒙了中國青年男女，讓他們拋棄了家庭與財富，而去選擇純粹屬于自己的愛情。但是，在新世紀拉開帷幕之初，我們依然看到陳腐的中國愛情沉渣依然不斷地泛起，在我們的銀幕上充斥著“金錢高于愛情”的無恥說教，令人痛感中國電影的意識觀念已經落后西方何止于百年？　　

《李米的猜想》中，一個有著原形的現實故事，一旦回到愛情概念上的時候，便讓“金錢”壓制了“愛情”，集中地折射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體思想。我們的電影工作者在膠片里，苦口婆心地傳導著“愛情不敵金錢”的理念，實際上承擔了一種資本主義野蠻階段的道德說教功能。《李米的猜想》里缺少著情，并大言不慚地為一個毒品販子拋棄愛情歌功頌德，這與我們為三鹿奶粉的毒死嬰兒而大聲叫好，其實是一個性質的問題。　　

影片從技術手法來看，承接了一點好萊塢電影的最流行技巧，如奧斯卡最佳影片《撞車》中那種多頭線索交叉遞進、合成一線的方式，被影片學舌了一回，但外國人運用得很自然的這種手法，被中國電影人用起來的時候，就給人一種破綻百出之感。城市很大，但陰錯陽差似的，幾個有關聯的人，都突然間在城市里相碰撞了，或者說叫“撞車”了，這種概率大概與神七飛船碰到流星雨一般渺小吧。李米找了男友四年無果，但是，在一座立交橋上，所有的人物，包括：她的男友，男友雇傭的二裘，二裘尋找的接頭人——那個所謂的詩人，都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剎那間“撞車了”。這里面有兩個環，李米的環，李米男友所在的那個販毒的環，突然在這一刻，發生了交叉。而四年這么長的時間里，這兩個環在城市里相安無事，但在一秒中內，全部爆發了，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從戲劇性上看，確實是前無古人，甚至比《雷雨》中來得更不可思議，畢竟《雷雨》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家庭在那里，而《李米的猜想》中的所有的交叉點，都在沒有固定著陸點的城市街頭，在動蕩不定的城市街頭，找到有著前因后果關系的一幫人的“撞車”那是何其概率渺小啊。因此，《李米的猜想》中對戲劇性的追求，看似符合藝術規律，但卻給人一種“偽”的感覺，帶著一種人為的楔合的硬傷。如果說周迅的表演太過火的話，那么，編導何嘗不是在情節上做的太過了一點呢？編導的主體意識過于強大，甚至壓制了電影所追求的紀實效果，導致電影有一種偽真實。　　

再細看看電影里的兩個“故事環”，每一個環的合榫程度，幾乎在達到一種“增之一分則長，縮之一分則短”的地步。就連奧運會開幕式上的空中表演，都無法達到這樣的匹配神效，所以才導致了一位舞蹈演員的失足。在影片里，二裘來到立交橋約會，恰好那位疑似接頭詩人掉下去了（為什么自殺？電影懶得交待了），恰恰好又落在毒販聯系人方文的車上，而二裘則剛剛在李米的車里，拿到了那本夾有方文照片的書，在立交橋上觀看的時候，又落到了方文的身邊，于是，這一切，都在這一“秒”里，神奇地不可思議、絕無僅有地相撞了。依靠這種幾乎不可能發生概率的一瞬來構置故事，是任何編導都知道的險棋。其實這種設置方式，已經相當不流行了。現在西方電影里比較流行的倒不是這種牽強附會、強奸式的巧合，而是突出一種不可控的意外。像科恩兄弟電影里，一個始終標心立異的基調，就是事件總是超乎人們的想象，走向不可預知的可能之外，其特點就是“反巧合”。因此，我們的編導越費力、越吃勁地編造這樣的巧合，越可以看出中國電影的生編硬造、缺乏柔性的劣質風格。　　

至于周迅的表演風格，應該說，在周迅眨動的大眼睛，用頗為探索性的好奇與二裘溝通的時候，尚帶著幾分周迅氣質中當年曾經感染過觀眾并確定其在影壇地位的清純氣質的影子，反映出周迅本色表演中，還是有著一種展現清純女孩的天賦。但是到了被綁架的時候，她的結結巴巴的夸張表演便把前面的游刃有余給破壞得一干二凈了，表演帶著一種過去的夸張，并且失控。而之后，再次在監獄里看到小裘的時候，她與王寶強的那種既回避又無奈的表現，頗有喜劇風味，也把握得富有節奏，體現出她身上對演藝技巧的技術性的成份，而這種技術性的演技，如果能匹合她的氣質，還是相當富有潛力的，而一旦離開她的角色需求，就必然導致她的失敗。像她在出演黃蓉時的失敗，就是因為她的氣質上除了清純一樣的感覺之外，根本缺乏的是一種女性的睿智式的聰明與智慧，她越吃力地表演，與本色拉開的距離越大，她越吃虧。要知道，周迅真正得到大家的承認，還是在《大明宮詞》中演的那個帶著清純的少年公主。周迅戲路并不是無限廣闊的。這一點，她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至于王寶強，我覺得他可以作為腦癱型的弱智運動員去參加殘奧會，這不是他的本色，只是導演需要他這樣，而導演對農民的認識，都是這樣的對城市一竅不通的、說話傻里傻氣的、從不計較前因后果的這樣類型。如果你帶著對王寶強的這樣的概念，到城市的工地上去找一找，你會發現那些與王寶強穿著同樣的衣服的一類農民們，其實他們的談吐相當正常人一樣，他們的喜怒哀樂并一定要通過癡漢一樣的表情體現出來，他們對愛情的享受與執守程度，并一定就像電影里那樣和盤托出。一個男人居然可以把女友“睡覺”的事情，都可以向一個陌生的司機說出，這可能只能存在于電影學院導演的想象中吧。　　

影片的鏡頭追求流暢，切換頻繁，在中國電影中屬于鏡頭比較流暢的吧，遠景、近景交差遞進，令影片尚不覺得生澀。但有幾處值得商榷。如硬切的地方較多，同一鏡頭下，人物表情不連貫，硬跳跳到下一鏡頭中去了，特別是在外景時較多。同一組鏡頭的連貫，在視覺上，會給人一種時間銜接的感覺，但人物的表情不同，就會產生一種“跳針”的疵點。看看好萊塢電影里，就少見這樣的毛病。本片導演在鏡頭運用上多與好萊塢接軌，應該在這些細節上再要求嚴格一點吧。還有的一些主觀鏡頭用得不夠合理，如王寶強下車的時候，鏡頭跟在他的后邊，是一種主觀視角，但反切到王寶強前面的時候，我們看到王寶強后面并沒有人。此處就不應該用跟拍王寶強的鏡頭，看看柯恩兄弟的電影中，他們甚至采用過一只狗的視角，快速地撲向人物，跟蹤人物的紀實鏡頭可以代表一只狗，但不能代表無物，不然就會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