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王立華同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王立華同志近些年在宣傳毛主席豐功偉績和毛澤東思想方面做了極其大量的工作，寫過許多文章，做過多次演講，是全國紅色網友非常敬佩的捍衛毛主席、捍衛毛澤東思想的杰出的戰士。近日微信上看到朋友發來的王立華同志發表在昆侖策網10月7日的一篇文章《“市場決定作用”究竟由誰來決定》（見附錄），讀后不大同意王立華同志的見解。本著學習討論的態度，現寫拙文，與王立華同志商榷。
一、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完全是等同概念
王立華同志論證“‘市場決定作用’究竟是由誰來決定”這一命題的大前提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科學”的概念。在這一大前提之下，討論決定市場經濟的主體究竟是誰？那些主張堅決主張私有化、市場化的人，主張決定資源配置的起決定作用的主體就是資本，就是企業家。王立華同志嚴厲批駁了這種觀點。主張在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決定經濟資源配置的包括三方面主體。第一主體是“人民”或者說“居民”，第二主體是企業，第三主體是政府。筆者不大贊同王立華同志的這一觀點。要害就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概念？
王立華同志說：“什么是市場？市場的本來意義，就是商品交換的場所。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機制，即指通過市場交換中的供求、價格、競爭、風險等要素之間互相聯系及作用機理，把人財物等資源吸引和配置到社會所需要的產品相對短缺、效益相對較高的生產部門或類別去，從而自動調節社會供給與需求平衡。這種社會供給與需求關系背后，實質反映的是社會生產部門之間及其與社會需要之間的比例關系”。這一概念是對的，但必須分清封建社會的市場、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市場。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封建社會就已經存在“市場”。但封建社會不是“市場經濟”，它本身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它存在勞動者把部分勞動產品拿到市場上交換，但不是主導部分。封建社會為資本主義代替之后，不僅把全部或大部分勞動產品拿到市場用來交換，而且把勞動力和土地也拿到市場交換，這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講得清清楚楚。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市場與封建社會市場的本質區別。但馬克思《資本論》中沒有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的這種“市場”就是“市場經濟”。
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明確把這種“市場”就稱之為“市場經濟”。他說：“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實行巨大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同時把所有的土地、工廠、工具的所有權都轉交工人階級，才能消滅一切剝削。”（《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列寧全集》第10卷第407頁，黑體字為筆者所加）。從這個意義說，資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三個概念，本質是一回事，三者完全有同一性。（見筆者《資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等同性》一文，可上網搜索）。
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建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但社會主義不可能消滅商品。毛主席講得非常多了，但這種商品只是部分勞動產品拿到市場交換，但不包括勞動力和土地。整個社會生產不是按照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剩余價值規律進行，而是從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有計劃按比例地進行，因此這種體制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原蘇聯及中國前三十年就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原蘇聯正是按照這種經濟體制，在短短五、六十年，把自己建設成與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學者為了掩蓋資本主義赤裸裸的經濟剝削現象，把世界上存在的主要國家區分為“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兩類國家，開始使用“市場經濟”概念。他們把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既完完全全的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國家。把社會主義國家稱之為“計劃經濟”國家。資本主義不僅把本國變為市場經濟，也力圖把整個世界變為市場經濟。而且上世紀聯合國所劃分的“市場經濟”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標準就是把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劃為“市場經濟”體制國家，把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劃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國家。
二、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創新”出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完全是驢唇不對馬嘴的“指鹿為馬”式的概念
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以后，官方媒體把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污蔑為“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而造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于是某位大人物南廵講話中，就開始鼓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首先說，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講到這里完全是對的。但“手段”不等于“體制”，他卻由兩個不同“手段”偷換概念、無任何邏輯地推論出“市場經濟”體制既可以與資本主義相結合，也可以與社會主義相結合，于是就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社會主義不僅可以把勞動產品推向市場，也可以把勞動力，把一切生產資料推向市場。這典型地把“市場”與“市場經濟”混為一談，因為后者不是手段，而是體制，由此形成了這樣一個極其荒謬的驢唇不對馬嘴的“指鹿為馬”式的概念。恩格斯曾經批判杜林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方法，把毫無聯系的任何兩個事物主觀捏合一個“創新事物”時說：“如果我把鞋刷子綜合在哺乳動物的統一體中，那它決不會因此就長出乳腺來。”（《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頁）這種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杜林的主觀主義的綜合思維法。其實行的前提必然是把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推向市場，由此導致這種“經濟體制”必然是私有化、市場化。這難道不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行資本主義之實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踐難道不是沿著這種私有化、市場化的道路飛奔嗎？當然這種“社會主義”有兩種：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它與市場經濟“風馬牛不相及”。另一種就是某位大人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觀念。這種離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荒謬的“社會主義本質”概念確實與“市場經濟”能內在結合在一起，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變成純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了。其運行的出發點完全變為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實則“人本性自私論”。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搞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是私有化、市場化的改革趨勢。那些熟知“市場經濟”的私有者、私有觀念的人必然把支配和調節資源配置的主體歸結為掌握生產資料、土地、勞動力的企業家。建立在私有經濟基礎上的所謂“政府”不可能“以人民為中心”調節資源的配置。近幾十年來住房、醫療、教育市場化中，究竟是“人民為中心”，還是“金錢為中心、資本為中心”，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也正是這種市場化、私有化的改革進程，導致私營企業即官方講的所謂“民營企業”客觀上已經占主導地位。“兩個毫不動搖”實質已經變成“一個毫不動搖”。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僅導致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發生質的變化，而且形形色色的私有觀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華大地的各行各業、各個角落、各個階層、各個領域蔓延和泛濫開來，尤其極其嚴重地滲透到各級官員、知識分子和軍隊系統。2010年，由原海南省軍區政委撰寫、由中央黨校出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社科界諸多大佬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流媒體竭力吹捧的《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東西》一書赤裸裸地宣揚剝削階級的人本性自私論，且要用這種“人性自私論”改造我們黨和軍隊的階級教育和“為人民服務”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這難道不是市場化對黨和軍隊的極其嚴重的腐蝕作用嗎？由此導致軍隊系統的腐敗現象絕不亞于地方各級黨政系統。（見筆者論文《<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東西>究竟是什么貨色？》，網上可搜索）在這種大環境下，談何“以人民為中心”？談何“人民之手”？談何“人民支配資源的配置”？這難道不是天方夜譚嗎？
三、只有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才能由人民決定資源的配置。
在官方、主流媒體和相當多的唯權力至上的學界知識分子甚至包括許多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學者”一浪高一浪、一波高一波的喧囂聲中，似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不可動搖的板上釘釘的“客觀真理”。但真理是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它絕對不會因為因為權力、勢力而丟棄其客觀的本性。謬誤就是謬誤，它絕對不會因權勢和披上多么漂亮的外衣而變成真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就是地地道道的謬誤和謊言，“看不見的手”實則“人本性自私論”，永遠不能成為“人民之手”。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是中國共產黨人、中華民族實現人民幸福、民族復興的死亡之路，是奔向共產主義的死亡之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它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補充和完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主席講過許許多多遍，且已經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取得了了極其突出偉大的成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最終標準，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制，才能真正由人民及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民政府支配資源的配置，才能真正促進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復興，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共產黨人建黨初期形成的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的初心、使命，才能真正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
2024年10月10日
附錄：
王立華：“市場決定作用”究竟是由誰決定？
作者：王立華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4-10-07 10:09:56
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到二十大報告明確“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再到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進一步強調：“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到底應該怎么理解“充分發揮市場決定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已成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大關鍵性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討。
首先，要站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高
度，全面而深透地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什么是市場？市場的本來意義，就是商品交換的場所。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市場機制，即指通過市場交換中的供求、價格、競爭、風險等要素之間互相聯系及作用機理，把人財物等資源吸引和配置到社會所需要的產品相對短缺、效益相對較高的生產部門或類別去，從而自動調節社會供給與需求平衡。這種社會供給與需求關系背后，實質反映的是社會生產部門之間及其與社會需要之間的比例關系。所以說到底，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不過是馬克思所揭示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核心的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社會化生產按比例規律的一種被動的實現形式。
那么，“市場決定作用”究竟是由誰決定？
有人說，由“看不見的手”決定。“看不見的手”是什么？是超人類的“上帝之手”嗎？否！當初亞當·斯密是把市場上引導社會供給調節的社會需求變化稱為“看不見的手”。而社會需求是人的需求，在社會主義社會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當然在市場經濟中沒有錢不行，現實中的社會需求只能是人民群眾有貨幣購買力的需求。我們見到的生產過剩、經濟蕭條，根源在于兩極分化所造成的資本生產過剩與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這是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的必然反映，是客觀規律的懲罰。可見，所謂“看不見的手”絕不是什么超人類的“上帝之手”，說到底就是“人民之手”。
有人說，由市場主體——企業決定。言下之意，市場決定就是資本決定，充分發揮市場決定作用，就得聽資本的，由資本說了算。回答是，同樣不能成立！市場決定作用不是靠資本決定，市場主體也不只是企業。且不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群眾史觀，就談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和常識。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有三大市場主體：居民（消費者）、企業（生產經營者）、政府（管理調控者）。
居民是市場第一主體，即社會消費主體。這也就是帶有客觀自發性的所謂“看不見的手”。市場決定作用，看起來是社會消費需求的決定作用，從根本上講，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對市場的決定作用。人民群眾手中有錢，就可以調節供給發展，帶來市場繁榮；人民群眾手中缺錢，就只能抑制供給發展，帶來市場蕭條。
企業是市場第二主體，即生產經營主體。這是受“看不見的手”指揮或懲罰的被動力量。企業作為市場第二主體，當然也互為生產者與消費者，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導和創造著市場供給和市場需求。但與第一主體比較起來，其所創造的市場需求只是派生性的，必須首先適應作為第一主體的居民消費者的需求。否則，一旦脫離了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實際需求，第二主體之間自我循環、自我膨脹，遲早要帶來再生產循環中斷，社會供求鏈條崩裂。所以從本質上說，資本對市場資源配置不但起不到決定作用，而且要受社會矛盾發展客觀規律的約束或懲罰。
政府是市場第三主體，即市場管理調控主體。政府既是公共需求的消費者，也是公共供給（包括管理和服務）的提供者，當然也是市場關系及其運行秩序的公共調節者。公共需求和公共供給，說到底都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也就是為最基本的消費者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服務的。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就是政府作為市場管理調控者的基本職責。當然，政府作為市場管理調控者同時也要為企業（生產經營者）服務，但為生產經營者服務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群眾消費者服務。
通過市場三大主體功能分析，可見“市場決定作用”中的“決定力量”究竟是誰？不是作為生產經營主體的企業，而是作為社會消費主體的居民；政府作為市場管理調控主體是為公共利益服務的，也就是為最基本的消費者——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服務的。一句話，所謂“市場決定作用”，不是由資本決定，而是由人民決定。正因為如此，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就必須在市場運行中，以人民為主體和中心，充分發揮由人民群眾需求引導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是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和前提。
其次，要著眼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市場
決定作用基礎上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進一步落到實處
前面已述，政府作為市場管理調控主體，企業作為生產經營主體，二者運行的根本目的都是為社會消費主體居民（即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而政府為企業服務，也正是為了保證企業運行不偏離這個根本目的。沒有有效管理的市場，就會變成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所以必須通過政府的有效管理，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和良好市場環境。
市場決定作用的發揮是存在微觀局限的。而政府的有效管理不僅具有微觀功能，更重要的在于其宏觀功能作用。在當下，充分利用智能化革命提供的新技術條件，借鑒已有的成功經驗和模式，建立全覆蓋的國家控制的電商平臺，成為能夠發揮市場決定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這應是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宏觀和長遠的決定意義。
市場配置資源機制，本質是價值規律和按比例規律的被動實現形式，不可避免地具有盲目性缺陷。而新時代的中國政府作為高水平市場經濟的管理調控者，一個極其重要的功能作用，就是要自覺遵循價值規律和按比例規律的客觀要求實施資源配置的主動性調節控制，防止發生經濟紊亂和動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所當然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有計劃是社會化大生產按比例規律的必然要求。改革只是改變計劃的方式和作用，而不能改變對計劃的客觀要求。指望自發的市場調節以達到最優，只能是“烏托邦”。建國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證明有計劃是社會主義特有的優勢，堅持市場決定作用和政府更好作用的有機結合，是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選擇，也是最優選擇。生產發展和市場需求推動并不斷進化出全新的計劃形態，一些企業家早就認識到社會“定制經濟”可以成為現實，抖音算法甚至能夠精準計算需求主動“按需推送”。我們的思想觀念必須跟上形勢發展，應當借助智能化提供的條件推動市場體系現代化，推動市場由盲目決定的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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