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社會學家基本上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中國的勞動社會學家。在勞動社會學家布洛維之后，我已經看不到有勞動社會學家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了。事實上，勞動社會學的建立就是靠“批判”“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建立起來的。與其說是“繼承”，不如說是“修正”。在我看來，馬克思的勞動過程理論已經完成了它自己的使命，勞動社會學家如果能仔細斟酌這一點，大概也會承認這一點。勞動社會學家更清楚的大概會是，他們所謂的“修正”事實上更多是為了反對整體的馬克思主義而展開的。這就是說，社會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的意見比對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意見“更大”。
第一是，勞動社會學家既然承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勞動社會學的“起點”，為何又指認馬克思筆下的勞動者“只有階級的主體性”甚至“沒有主體性”呢？明明《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的勞動者既有“宗教”“地域”“性格”“教育背景”等豐富的“社會品格”（沈原），又有恩格斯苦心孤詣的大量的“田野調查”的呀？在我看來，原因大概有三點，在勞動社會學家眼中：（1）恩格斯是恩格斯，馬克思是馬克思；（2）馬克思是馬克思，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不是馬克思；（3）寫作大量時事評論（如《工人工廠狀況》《霧月十八》《法蘭西內戰》）的馬克思是這個馬克思，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資本論》）的馬克思是那個馬克思。總之，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譜系”（這個詞不一定準確）在勞動社會學家那里大概是“無意義”“多此一舉”的，或者說，社會學家的學術訓練并不強迫他們非得要擁有和非得要認可馬克思主義者的“譜系”觀念。
當然，馬克思主義也有“缺失”，（這里不用“缺陷”一詞只是為了說明，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由此這怪不得勞動社會學家只看見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馬克思”，而沒有看見“時事評論的馬克思”。只看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馬克思”，理所當然地會使勞動社會學家們認為馬克思筆下的勞動者只有“階級的主體性”和“沒有主體性”，因為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勞動者也首當其沖地作為“經濟的人”“階級的人”存在。怪不得勞動社會學家，在于，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盡管是《資本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線索之外另一條至關重要的線索（保羅·斯威奇，拉克勞，關鋒），但很遺憾，馬克思并沒有重視它，由此它只構成了《資本論》中幾個篇幅很小的章節，甚至在《資本論》之外的其他文本中也難以構成幾個章節。沒有重視的原因大概是，（1）馬克思迫在眉睫要做的是通過科學的剩余價值理論等，來完成對勞動者實現自身解放的科學考察；（2）被布洛維指認為“市場專制主義”的、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勞動過程”的“控制和反抗”命題，如此涇渭分明地被二分和被觀察到，如此涇渭分明地被資本家和勞動者分別占有，馬克思已經無需為此花費太多精力在這上面了。
第二，結構/機制的應用。結構/機制敘事是社會學常用的敘事，但結構/機制敘事不見得可以被馬克思主義研究者接受。如果在馬克思主義中引入結構/機制敘事，事實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等就難免受到沖擊：被切割，被解構，被二分，最終一地雞毛。比如，我們可以把馬克思對“革命主體生成”“資本的辯證運動”關系的理解（斯塔羅斯塔），置于社會學有關“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關系的范式中。基于此，何明潔在《大姐和小妹》一文中，理所應當可以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階級結構決定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的，馬克思把勞動過程中的“控制和反抗”命題放大為了整個社會的無產者和資產者的“全面對立”。這種說法不得不讓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們“毛骨悚然”，盡管馬克思主義者們盡心竭力地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當做“決定論”來理解，然而，結構/機制解釋仍舊被勞動社會學家們卡爾·波蘭尼式地“嵌入”進對馬克思主義的考察中了。這出于社會學家們的研究習慣，或許社會學家們并不熱衷于和馬克思主義者們進入同一個語境中，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卻一定要進入勞動社會學家的研究語境中。
如果社會學家進入了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中了，卻仍舊采取“決定論”的敘事呢？研究馬克思主義一定要“歷史地”“現實地”理解。馬克思主義不是現實的結論，而是一種指導，我們不能依據脫離了經驗意義的概念，來為馬克思主義進行尋章摘句地、考據性地應激辯護，更為重要的，一定是要看它和當下的現實有多大的貼合度，以此來說明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即經驗意義。事實上，社會學家們并不反對“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者所理解的“決定論”是“一決定一”“一決定多”，社會學家所理解的決定論是“多決定一”“多決定多”。正如“階級結構決定階級意識和階級行動”這句批評的產生，是因為勞動社會學家認為馬克思筆下的階級是一個“基本類別”（何明潔），或更根本的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單因敘事”，“生產方式”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隱形前綴（趙鼎新）。這就是說，勞動社會學家對馬克思勞動過程理論的批評首先是對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一決定……”的“決定論”。
之所以E.P.湯普森的階級意識研究在勞動社會學家眼中比馬克思更優越，在于E.P.湯普森反對將階級意識的產生置于“大工業的發展和應用”中，而是置于勞動者斗爭文化的傳承中，從而反對了“階級結構決定……”的“一決定……”論。這不僅與“社會影響工廠”關聯（何明潔），也與勞動者把豐富的“社會品格”代入勞動過程有關（沈原），顯而易見的則是勞動者對政治權利（比如公民權、參政權）的追求。更為重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在這兒變得朦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堆結構/機制敘事在發生作用。這些結構/機制敘事沒有不能發現的，只有還未被發現的，它們應該包括“對公民權的追求機制”“老鄉和斗爭組織度的關系機制”“教育程度和斗爭意愿的關系機制”等等。對“階級結構決定……”的否定，還將在于反對把眾多的結構/機制敘事粗暴地歸結為和“還原為”階級斗爭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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