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朋友們：
三大洲社會研究所向您問好。
如何理解2016年以后特朗普成為重要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人們一直普遍感到困惑。特朗普絕非孤立現象，他是與歐爾班（2010年起任匈牙利總理）、埃爾多安（2014年起任土耳其總統）和莫迪（2014年起任印度總理）等其他強人一起上臺的。像這樣通過自由體制上臺并鞏固其統治的人，似乎不可能通過投票箱徹底除名。自由民主國家顯然正在發生右傾化，這些國家的憲法在強調多黨選舉的同時，也允許逐步建立一黨執政空間。
自由民主這個概念在過去和現在一直都備受爭議，它產生于18和19世紀的歐洲和美國等殖民強國。其內部多元化和寬容、法治和政治權力分立的主張是與殖民征服和利用國家維持對本國社會的階級權力同時出現的。北約國家占全球軍費開支的74.3%，這一事實很難與當今的自由主義相協調。
憲法上強調多黨選舉的國家越來越多地逐步建立起實際上的一黨執政。這種一黨執政有時會被兩個甚至三個黨派的存在所遮蔽，掩蓋了黨派間差異越來越微不足道的現實。
顯然，新型右翼不僅通過選舉，且通過在文化、社會、意識形態和經濟領域發揮主導作用而興起，此外，這種新型右翼并不一定要推翻自由民主規范。這就是我們根據已故資深研究員艾賈茲·艾哈邁德的著作所稱的“自由主義與極右翼之間的親密擁抱”（the intimate embrace between liberalism and the far right）。
“親密擁抱”的說法讓我們明白，自由主義與極右翼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事實上，自由主義并不是極右翼的擋箭牌，更不是其解藥。要理解“親密擁抱”和特殊類型極右翼的崛起，有四個理論要素至關重要：
1. 在實行自由選舉制度的國家，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摧毀了使自由主義情懷得以存在的社會福利計劃。國家未能關照窮人，變成了對窮人的苛刻。
2. 如果不認真致力于社會福利和再分配計劃，自由主義本身就會陷入極右政策境地。這類政策包括增加國內鎮壓機構的開支，這些機構負責監管工人階級社區和國際邊界，同時越來越吝嗇地分配社會福利，只有在受助者允許自己被剝奪基本人權（例如“同意” 強制使用節育措施）的情況下才會發放。
3. 在這種情況下，一種特殊類型的極右翼發現，由于自由主義政黨轉向極右翼所主張的政策，極右翼作為一支政治力量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換句話說，這種借鑒極右翼政策的趨勢使極右翼成為主流。
4. 最后，自由主義與極右翼政治力量全面聯合，削弱了左翼對制度的掌控。極右翼與自由主義同僚在階級方面沒有根本的經濟差異。在帝國主義國家，維持美國霸權、敵視和蔑視全球南方國家、沙文主義抬頭等觀點高度一致，這點從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提供全面軍事支持中可見一斑。
1945年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失敗后，西方評論家們擔心極右勢力會在他們的社會中滋生。與此同時，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極右翼并非憑空出現，而是出自資本主義本身的矛盾。納粹德國的瓦解只是極右翼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階段：極右翼會再次出現，也許會披上不同的外衣。
1964年，波蘭馬克思主義者米哈伊爾·卡萊基撰寫了《我們時代的法西斯主義》（Faszyzm naszych czasów）一文，這篇文章很有啟發性。卡萊基在該文中說，當時出現的新型法西斯團體“吸引了廣大民眾中的反動分子”，并“得到大企業中最反動團體的資助”。然而，卡萊基寫道，“統治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即便并不珍視法西斯集團奪取政權的想法，也沒有努力鎮壓它們，而只是斥責其過分熱衷”。今天，這種態度依然存在：整個統治階級并不擔心這些法西斯集團的崛起，而只是擔心他們的“過度”行為，而大企業中最反動的一派則在經濟上支持這些集團。
1980年，當里根即將成為美國總統之際，伯特倫·格羅斯出版了《友好的法西斯主義：美國權力的新面孔》：該書大量借鑒了查爾斯·賴特·米爾斯的著作《權力精英》（1956年出版）和保羅·巴蘭與保羅·斯威齊合著的《壟斷資本：論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秩序》（1966年出版）。格羅斯認為，由于大型壟斷企業扼殺了美國的民主體制，極右翼并不需要長筒靴和納粹萬字符：這種傾向將通過自由民主體制本身產生。有銀行做臟活，還要坦克做什么？
卡萊基和格羅斯的警告提醒我們，自由主義與極右翼間的親密關系并非新現象，而是產生于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起源深處：自由主義從來就不是資本主義正常殘暴的友好面孔。
自由派使用“法西斯主義”一詞來與極右翼保持距離。這種用法與其說準確，不如說是道德考量，因為它否認了自由派與極右翼之間的親密關系。為此，我們就這一特殊類型極右翼提出了十條論點，希望能引發討論和辯論。這是臨時聲明，也是對話邀請。
論點一：特殊類型的極右翼盡可能地利用民主工具。它相信“通過機構長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這一過程耐心地建立政治權力，并在自由民主的常設機構中配備自己的骨干，然后將自己的觀點推向主流思想。教育機構也是特殊類型極右翼的關鍵，因為它們決定著各自國家學生的教學大綱。只要這些民主機構提供了通往權力的道路，不僅可以控制國家，還可以控制社會，那么這種特殊類型極右翼就沒有必要將其擱置一旁。
論點二：特殊類型極右翼正在推動國家減員，并將其職能轉移到私營部門。例如，在美國，極右翼傾向于緊縮政策，這有助于削減國家核心職能部門（如美國國務院）干部的數量和質量。這些機構的許多職能現已私有化，轉而由查爾斯·科赫、喬治·索羅斯、皮埃爾·奧米迪亞和比爾·蓋茨等新出現的億萬資本家所領導的非政府組織承擔。
論點三：特殊類型極右翼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使用國家鎮壓機器來壓制其批評者，并使經濟和政治反對派運動失去動力。自由主義憲法為這種手段提供了廣闊空間，自由主義政治力量長期以來一直利用這一點來鎮壓來自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左翼的任何反抗。
論點四：特殊類型極右翼煽動其政治聯盟中的法西斯分子在社會中采取順勢暴力，以制造恐懼，但恐懼不足以讓人們反對它。全球大多數中產階級都追求便利，對自己遭遇的不便（如騷亂等造成的不便）感到不安。但有時，暗殺勞工領袖或威脅記者不會被歸咎于特殊類型極右翼，極右翼通常會匆忙否認與法西斯邊緣團體（但這些團體與極右翼有機聯系在一起）有任何直接關聯。
論點五：特殊類型極右翼為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的孤獨感提供了部分答案。這種孤獨感源于不穩定的工作條件和長時間工作帶來的疏離感，由此侵蝕了建立充滿活力的社群和社會生活的可能性。除了與宗教團體的寄生關系之外，極右翼并沒有建立真正的社群。相反，它提出了“社群”（community）的概念，通過互聯網建立社群，或通過個人的大規模動員建立社群，或通過共同的符號和姿態建立社群。極右翼顯然解決了對社群的巨大渴求，而孤獨的實質則化為憤怒，而不是愛。
論點六：特殊類型極右翼利用其與私營媒體集團的關系使其言論正常化，并利用其與社交媒體所有者的關系提高社會對其思想的接受度。這種極具煽動性的言論制造了一種狂熱，動員部分人在網上或街頭參加集會，但他們仍然是個人而非集體成員。資本主義異化所產生的孤獨感暫時得到了緩解，但并沒有被克服。
論點七：特殊類型極右翼是一種無所不及的組織，其根基遍布社會各個領域。只要人們聚集在一起，無論是體育俱樂部還是慈善組織，極右翼就會在那里開展活動。其目標是通過邊緣化和妖魔化任何少數群體，在社會中建立植根于特定地方多數人身份認同（無論是種族、宗教還是民族意識）的群眾基礎。在許多國家，極右翼依靠宗教結構和網絡，越來越深入地將保守的社會觀和家庭觀植入其中
論點八：特殊類型極右翼攻擊作為其社會政治基礎的權力機構。極右翼制造平民而非貴族的假象，而實際上它是寡頭政治的囊中之物。它通過發展高度男性化的超民族主義制造平民化的假象，其頹廢在丑陋的言辭中表露無遺。極右翼跨過了這種超民族主義的男性荷爾蒙力量，同時在權力面前渲染其受害者形象。
論點九：特殊類型極右翼是一種國際陣營，通過各種平臺組織起來，如史蒂夫·班農的“運動”（The Movement，總部設在布魯塞爾）、呼聲黨（Vox）的馬德里論壇（總部設在西班牙）以及反對性少數群體的團契基金會（Fellowship Foundation，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這些團體植根于大西洋世界的一個政治計劃，該計劃加強了右翼在全球南方的作用，并為他們提供資金，使其在缺乏肥沃土壤的地方深化右翼思想。他們在以前不存在這種規模“問題”的地方制造了新的“問題”，比如在非洲東部大肆宣揚的性取向問題。這些新“問題”削弱了人民運動，加強了右翼對社會的控制。
論點十：盡管特殊類型極右翼可能表現為一種全球現象，但其在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在全球北方，自由主義者和極右翼都極力捍衛他們在過去五百年中通過掠奪（借助軍事和其他手段）獲得的特權，而在全球南方，所有政治力量的總趨勢都是建立主權。
在極化帝國主義（hyper-imperialism）時期，出現了一種特殊類型的極右勢力，它掩蓋了猙獰的權力現實，并假裝關心那些被其傷害的孤立個體。它深知人類的愚蠢，并以此為獵物。
熱忱的，
Vijay
附注：除非另有說明，本期新聞稿中的藝術作品均來自往期匯編《新衣舊線：拉丁美洲危險的右翼攻勢》（2021年）和《我們對拉丁美洲新進步浪潮有何期待？》（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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