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1962年中印之戰中，毛澤東恰當地把握了國力伸縮的時間和空間：我方長距高寒的空間劣勢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大張大合的時間優勢而彌補，等到爭執于古巴的蘇、美和國會爭吵不休的印度三家醒過神來，毛澤東已全勝收兵。一仗下來，既贏了面子——中國人打出了威風和氣勢，也贏了里子——中國人在西南打出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與安定。
02
1962年10月20日，就在美國宣布封鎖古巴的當天，中國宣布對印反擊戰開始，其攻勢之猛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下了“解除”動員令。當天（11月21日）中國政府宣布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 此后，中國軍隊又靜若處子。一月之內這一動一靜，保證了戰爭的有限性，也保證了反擊戰的戰術性，最終還保證了對周邊各種對中共政權不軌企圖的震懾性。最重要的更是中國適時啟合戰機，既贏得了戰爭又贏得了和平；在國際輿論中既是勝利者又是和平的使者。
03
1962年在北方蘇聯、東南蔣介石、西南印度的三面壓力中，毛澤東虛修東南“棧道”——布兵東南，多多益善，實度西南“陳倉”——出手西南，迅猛如雷且攻其不備。結果是高調輕拳從西南打開四面僵局，其手法似是“四渡赤水”的重演。
04
與同期的美蘇領袖比，毛澤東穩蹲“馬步”，善亮短劍，劍鋒所向，攻其不備。即使長期出境作戰，也兵不出周邊，而不是像杜魯門和赫魯曉夫那樣勞師征遠。這使戰爭在時間上的長期劣勢得到戰場空間的近位優勢彌補。這些軍事藝術終使新中國沖出先是美國后是蘇聯的圍追堵截，其過程似是“四渡赤水”的重演。
05
中印邊界的地形對中方并不是十分有利。基辛格說： “中印邊界沖突中，軍事后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于遙遠。”[1]
1962年底，我軍橫掃盤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軍后為什么馬上退回來呢？地形不行。喜歡讀《三國演義》的毛澤東[2]自然會注意曹操占領漢中后又不得不放棄漢中退回秦嶺的原因：藏南孤懸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難，且后援難以為繼。如陷南地，無以回旋，極為被動。由南而北，則是攻難守易。毛澤東深知“我們的后勤是比較原始的，印軍是近代的”[3]的限制條件，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這種特點，對入侵者發起凌厲的攻勢，勢如破竹，速啟速合，沒有留給印軍占其地利以逸待勞的時間。
06
關于1962年中印戰爭，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其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一書中以贊賞的口氣評價道：
從戰斗的特點看，中國的損失無疑小得多。許多印軍小隊在突然襲擊下倒下，其余的逃走。在政治上，北京給新德里以最后的羞辱，不僅無償歸還全部東北邊境特區，而且歸還全部戰俘以及開列出詳細清單的卡車、大炮和彈藥。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同赫魯曉夫處理古巴問題的暗中對比中，毛既不是“冒險主義”，也不是“投降主義”。他獨一無二的結束戰爭行動的做法，排除了“帝國主義”或“修正主義”替尼赫魯采取任何行動的可能，而同時保住了具有戰略意義的阿克賽欽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從那里通過。[4]
有比較才有鑒別。
反觀同期的赫魯曉夫整個一 副“欲學鯤鵬無大翼”[5]的樣子，沒“金剛鉆”卻在古巴楞要“攬磁器活”，充好漢，結果弄得蘇聯在1962年底的世界大國政治博弈中風頭出盡后便是洋相十足。同期的國際政治，在赫氏手中玩成了外交包袱和國家恥辱，而在毛澤東的手中則玩出了藝術和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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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頁。
[2]1962年1月12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由顧問鈴木茂三郎率領的訪華代表團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么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頁。
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在接見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率領的代表團，在被問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過軍事著作時，毛澤東回答說：“一本也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孫子兵法》沒有看過。打過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為了總結經驗，看了一些中國的、外國的軍事書。書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創造自己的經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下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頁。
[4]［美］R•麥克法夸爾、費正清主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555頁。
[5]1963年1月8日，毛澤東寫作《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草稿中有“欲學鯤鵬無大翼，蚍蜉撼樹談何易”句，此句后改為“螞蟻緣槐夸大國”。參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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