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受托洛茨基影響很大，文中對改開性質“未完成式”的判斷，寄希望于中特社回到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立場等觀點，是不符合馬列毛關于階級斗爭的一系列論述的。但盡管如此，作者對李陀文的批評頗為全面，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現予以發表，供廣大讀者進一步深入討論。
摘要：社會主義的實驗，應該是廢除私有制，廢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將勞動從異化中解放出來的實驗。從這個思路出發，以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為核心，恢復雇傭勞動和小生產積累的新經濟政策絕不可能是一次社會主義的實驗。進行新經濟政策是一次冒險，這一冒險并不體現在提出新經濟政策的政策本身這一點上，而是體現在進行新經濟政策的同時，防范資本主義復辟，維護無產階級政權這一點上。因此，如果列寧在這個階段有什么“社會主義實驗”的話，它絕對不是新經濟政策本身，而是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同時，并行的維持無產階級專政，維持無產階級政權的努力——二者組成一個整體，是為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實驗。
一
社會主義制度是什么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借鑒了空想社會主義的經驗，分析了人類歷史，并結合對19世紀一系列階級斗爭的歷程，提出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即：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表現為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1.集體的，以其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就是說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就是說公有制，私有制是無可置辯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征。
2.消滅商品生產，消滅商品關系。商品關系占主導地位，就不是社會主義；勞動力如果繼續被作為商品進入市場，就不是社會主義
3.耗費在產品生產上的勞動，在這里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就是說勞動已經直接的作為社會總生產的一部分，不必再迂回的通過產品的方式表現
4.按需分配
私有制廣泛存在，就不是社會主義；商品關系廣泛存在，就不是社會主義；用產品、利潤作為衡量勞動的尺度廣泛存在，就不是社會主義；按資分配廣泛存在，就不是社會主義。
由此延伸的，如果私有制、商品關系、按資分配這些方面的發展，絕不是社會主義的發展，而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了這些共識，我們才能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錨點，以此來審視李陀老師就社會主義做出的討論。
二
私有制，商品經濟和雇傭勞動在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是一定要消滅的？這是肯定的，但同時，正如李陀老師講到的：不能追求直接實現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在唯物史觀的認識中，歷史的發展是螺旋上升的，這不僅意味著歷史的發展有進步和反動的階段，還意味著歷史的每一步都必然受上一步，乃至以前發展狀況的影響，這就是說，布爾什維克黨人盡管學習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卻不能應用在尚處在農奴殘余和機器大工業脆弱的蘇俄。
按照馬克思主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革命的理論，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城市化高度發展，無產者和資產者的階級斗爭主要發生在工業城市中。無產階級應該進行武裝斗爭，奪取全國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國家機器，把生產資料，如機器、鐵路、港口奪取到無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應該立即成為工廠和鐵路的主人，在階級內組織無產階級民主，選拔無產階級性質的官員。在階級斗爭上，使用無產階級國家機器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最強大的無產階級國家機器是紅軍。
列寧根據歐洲各左翼黨斗爭的經驗，提出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即：工人階級具有階級斗爭的自發性，工會就是自發斗爭的重要機構。但是，僅靠自發斗爭的階級覺悟是不足以戰勝資產階級的，必須激發無產階級的自覺性——所謂自覺性，就是說還沒被資產階級逼到無以為繼的地步，但是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存在的本質沖突，認識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必然命運，而能夠自覺地起來對資產階級進行斗爭。從自發性到自覺性，是無產階級意識的廣泛覺醒。
要喚醒廣大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必須有高度組織的戰斗機關。不同于布朗基主義的職業革命家，無產階級的戰斗機關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存在，來自于無產階級，為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奮斗，是為無產階級先鋒隊。先鋒隊領導革命斗爭，依靠的不是機會主義慣用的刺殺，密謀的方式，而是通過組織罷工，組織工人武裝，通過發動工人階級，以階級斗爭的方式進行革命。革命與反革命戰爭是烈度最高的階級斗爭。
列寧主義適時遇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隆中對”，即德國馬克思主義者帕爾烏斯最早提出，由托洛茨基發展和完善的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強調兩點，①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可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率先實現②只要帝國主義國家還沒有消滅，已經完成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必須支持資產階級依然掌權的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按照這兩點，帕爾烏斯在1895年就預言了俄國革命的勝利。這些暫時可以不表，我們只需要跳到1921年，這一年，內戰嚴重破壞了俄國工業，按照列寧的說法，無產階級是遭受戰爭和饑荒危害最重的階級。俄國無產階級不是不想奪取生產資料，而是已經奪取了，但奪取了遠不足以發展工業化的生產資料。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20年，托洛茨基提出農業稅制度，指出應該率先恢復農民生活，發展小生產，才能為發展大工業生產準備所需的資金、糧食和燃料。同年，列寧論述了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實行租讓制的空間，旨在首先恢復大生產，以對抗迅速興起的小生產。
這一年是俄國革命勝利的第四年，同時是德國革命失敗的第四年，匈牙利革命失敗的第二年，華沙戰役慘敗的第二年。這一年，列寧在《論農業稅》一書中闡釋了被李陀老師謳歌的社會主義實驗“新的方向”的新經濟政策。
三
要正確的，采用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認識新經濟政策，就必須深入到新經濟政策的歷史背景中，并且就新經濟政策中階級力量的對比變化，來判斷新經濟政策的性質。如果只因為新經濟政策是列寧提出的，或者是在布爾什維克黨決策層得到多數支持的，就說這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運動，那就是英雄史觀，是沒有遵循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認識。
新經濟政策前夕的蘇俄階級狀況的要點主要有兩個：
1.蘇俄“只有兩個階級存在，——一個是無產階級，……；另一個是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小農。”，同時“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已徹底遭到剝奪”；
2.一戰和內戰，俄國的機器大工業和運輸業遭到嚴重破壞，俄國的無產階級正處于“因喪失階級特性而大傷元氣”的狀態中。
總的而言，新經濟政策實施前夕的蘇俄，是一個無產階級政權，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已經在國內基本肅清。然而蘇俄有規模龐大的小農階級，即包括土地革命后的農民和小資產者。經過了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干涉下的內戰，蘇俄的機器大工業遭到嚴重破壞：機器損壞和運輸業的長期停擺導致無產階級長期遠離工業生產一線，磨滅了無產階級意識。無產階級雖然控制了政權，但是面臨帝國主義的聲勢浩大的復辟壓力和國內農民的對戰時共產主義的激烈反彈。
《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工業社會能夠組織機器大生產的先進階級。列寧深刻地認識到：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路線，如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不過是“地主和資本家的奴仆。”只有強大的工人階級能夠領導好蘇俄，只有強大而不是虛弱的工人階級可以保衛蘇維埃政權不在帝國主義傾軋下覆滅。
論農業稅中，列寧指出了蘇聯的主要社會經濟結構成分：
1.宗法式的，屬于自然經濟的農民經濟
2.小商品生產（包括出賣糧食的農民）
3.私人資本主義
4.國家資本主義
5.社會主義
列寧指出當前蘇俄國內主要的經濟方面的斗爭，不是4與5的斗爭，而是小資產階級與私人資本主義聯合在一起——既對抗國家資本主義，也對抗社會主義（后兩者是國家干涉的經濟結構）。小資產階級抗拒任何形式的國家干涉，為了發展私人資本，小資產階級中產生了“投機商，奸商和壟斷制破壞者”，資本主義的“投機活動正在取代國家壟斷而滲入我國社會經濟生活的每個毛孔。”
如上，便是新經濟政策提出的歷史背景和階級力量對比，我們不應忘記新經濟政策是革命導師托洛茨基提出的。
四
李陀老師文：“……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這一段歷史實踐的重大意義——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而且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
李陀老師如上的表述，便是將新經濟政策看作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新的方向”，這種說法究竟是不是使用了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得出的認識，我是感到懷疑的。因為關于這一點，列寧多次強調新經濟政策是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嘗試。筆者認為，新經濟政策遠稱不上一次社會主義的實驗，充其量是無產階級監督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實驗。如果把與商品關系，與雇傭勞動關系深刻綁定在一起的新經濟政策看作是社會主義實驗，無疑是嘗試在社會主義的藍圖中為商品關系預留位置，而我們都清楚，勞動力的商品化，勞動的異化分明的是社會主義要最終消滅的。
社會主義的實驗，應該是廢除私有制，廢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將勞動從異化中解放出來的實驗。從這個思路出發，以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為核心，恢復雇傭勞動和小生產積累的新經濟政策絕不可能是一次社會主義的實驗。進行新經濟政策是一次冒險，這一冒險并不體現在提出新經濟政策的政策本身這一點上，而是體現在進行新經濟政策的同時，防范資本主義復辟，維護無產階級政權這一點上。因此，如果列寧在這個階段有什么“社會主義實驗”的話，它絕對不是新經濟政策本身，而是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同時，并行的維持無產階級專政，維持無產階級政權的努力——二者組成一個整體，是為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實驗。
新經濟政策主要有三個措施，分別是糧食稅、地方有限度的貿易自由、國家資本主義。
現在，我們必須分類討論這三項措施，來看看他們究竟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
內戰中，布爾什維克領導完成了土地革命，農村中農數量增加，列寧指出：小私有者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加強了。戰爭破壞和1920年的歉收迫使蘇俄無產階級政權必須立即改善農民生活和提高農民的生產力，糧食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
1920年一月，托洛茨基在《糧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問題》報告中首次提出了糧食稅政策，即：無產階級政權只征收維持工業生產和軍隊運轉所必須的糧食，剩下的留給農民。這就是說允許私有制基礎下的小資產階級的積累。
同時，如果希望農民發展小生產，恢復生產力，積累糧食和燃料以備發展機器大工業，那就必然需要農民把積累的糧食拿去交換。列寧指出：商業的發展，……在有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必須配套以相應的貿易自由。
列寧是怎樣看待這些政策的呢？
既然有交換，那么，小經濟的發展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發展，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是政治經濟學的初步原理，而且被日常經驗甚至是普通百姓的觀察所證實。
列寧坦率地承認：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私有制部分恢復的基礎上，讓商品關系重新發展起來，這是無可爭辯的私人資本主義。僅從糧食稅和貿易自由的角度來看，新經濟政策是無可置辯的發展了自發性的資本主義。
而關于蘇維埃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是怎樣發展的呢？由于我們上文已經提到，資本主義小生產的復蘇必然伴隨著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重新出現，蘇維埃政權為了反對這樣的私人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于是與國家資本主義訂立同盟——這就是蘇維埃制度下的租讓，承租人則是資本家。
他（資本家）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是為了獲得利潤，他同意和無產階級政權訂立合同，是為了獲得高于一般利潤的額外利潤。
蘇維埃政權培植租讓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以贏得資本家的資金，設備和管理經驗，最終的目的是發展大生產，反對農村復蘇的小生產，列寧繼續談到：我們給世界資本主義一定的“貢斌”，在某些方面向他們“贖買”，從而立刻在某種程度上使蘇維埃政權的地位得到加強，使我們經營的條件得到改善。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讓蘇俄的礦業、林業、工業被資本家承包了去。資本家掠奪了蘇俄的資源，掠奪了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通過在蘇俄的經營——但列寧同時指出這是一種贖買：是用一段時間工人階級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來交換資本家的設備和管理經驗，馬克思同時指出：設備（即資本）和管理經驗是一種積累起來的勞動。
我們不應忘記新經濟政策所要達成的另一個任務，那就是發展和恢復無產階級的力量，就必須增加工人的數目，這一點上，我們還是要看馬克思的敘述：資本只有同勞動力交換，只有引起雇傭勞動的產生，才能增加起來。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種權力加強時，才能和資本交換。因此，資本的增加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增加。
馬克思指出：只有雇傭勞動更多的出現，才會引起資本的增加。同時，資本的增加反過來加強了自己奴役無產階級的力量，資本的奴役力量加強，他就吸引更多雇傭勞動的出現，他就需要創造更多生產資料以適應雇傭勞動數目的增加。
蘇俄政權需要的是大生產的物質基礎，即更多更好的機器，需要大生產的管理經驗和更多更具有階級特性（也就是更純粹的工人階級），那么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展資本主義。對于蘇俄此時的需要而言，只有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是社會主義或者小生產的發展可能滿足。不是新經濟政策被資本主義所利用了，而是新經濟政策只有作為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才有可能滿足蘇俄真正的需要。
從這一點出發，新經濟政策絕對不是一次社會主義的實驗，而是為社會主義實驗所做的準備，并且是一次徹底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運動。新經濟政策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是列寧多次，反復，明確強調過的，我們來看看革命導師列寧如下的幾段論述：結果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就會在一定的（即使只是地方性的）貿易自由基礎上復活。這是毫無疑問的。無視這樣的事實便太可笑了。
或者是（這是最后一種可行的和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試圖禁止或堵塞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努力把這一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這在經濟上是可行的，因為凡是有自由貿易成分以至任何資本主義成分的地方，都已經有了——這種或那種形式、這種或那種程度的——國家資本主義。
全部問題，無論是理論上的還是實踐上的問題，在于找出正確的方法，即應當怎樣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內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靠什么條件來做成這件事，怎樣保證在不久的將來把國家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
上述的論述，列寧指出蘇維埃政權所做的就是要恢復小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誰若是說新經濟政策是一次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那就是沒有腦子。從政治經濟學原理來看，蘇俄在新經濟政策前夕所需要的是恢復和發展國內的大工業生產，而大工業生產是絕不可能建立在糧食稅政策后的農村小生產的基礎上的。蘇俄迫切需要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蘇俄必須立即發展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發展資本主義意味著資本的增殖，而資本的增殖意味著競爭的加劇，資本家就會迫切的追加生產。在蘇俄，大工業資本增加，雇傭勞動增加，無產階級就得到恢復和壯大，這就是為什么蘇俄一定要發展國家資本主義。
蘇俄是必然選擇了資本主義。在當時蘇俄的客觀條件下，蘇俄想要達到發展大生產的目標，只有發展資本主義一條道路。如果蘇俄所恢復的大生產是資本家領導的，也就是仍然是雇傭勞動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話，那就一定是商品關系復蘇的，勞動力被商品化的的，而商品化，毫無疑問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特征。
我們知道，發展大生產是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做準備，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新經濟政策是發展社會主義的。我們再重申一次：蘇俄必須要發展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的一系列目標，包括恢復農村生產，發展大生產（設備和管理經驗），增加無產階級數目和重鑄階級特性，這些目標就是要通過發展資本主義的方式來實現。
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準備工作，同時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對此，列寧保持了十二分的警戒，為了防止新經濟政策所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脫離國家控制，為了防止新興的資本主義因素在政治上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挑戰，列寧著重從幾個方面作出指示：
在實踐上，列寧的表述為：當訂立租讓合同時，一切都要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權衡，而訂立之后還要善于監督該合同的執行。這方面困難無疑是有的，而錯誤在初期大概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何讓資本主義的發展能處于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這是列寧感到棘手的問題，怎么把握發展資本主義的度，列寧同時指出：租讓也是一種斗爭形式，是階級斗爭在另一種形式下的繼續，而決不是用階級和平來代替階級斗爭。至于斗爭的方式如何，將由實踐來表明。即租讓仍然是圍繞階級斗爭展開的，無產階級政權在租讓制下就要面臨資產階級的反攻，列寧的表述和新經濟政策是發展資本主義這個觀點是吻合的。
在1921年6月，列寧就清黨問題的表述是：一切可疑的、不可靠的和不堅定的俄共黨員都必須清除出黨，但他們經過進一步審查和考驗以后有重新入黨的權利。同時允許黨員在得到推薦人擔保的情況下重新入黨，推薦人中必須有幾個5-7年黨齡的工人。
在新經濟政策實行兩個月后，列寧再次強調到：只有當這種妥協支持工人階級專政并且成為一種消滅階級的手段時，它才是可以容許的、正確的和原則上可行的。如果不這樣看，那么工人階級和農民妥協這個公式自然就會成為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敵人和專政的一切敵人按照自己的觀點所理解的公式。新經濟政策必然要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又必然的要引起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發展，列寧又重申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實際上是處在一種危機感中的。
五
在《論合作社》中，列寧提到有些青年認為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蘇俄制度不能叫做“國家資本主義”，列寧隨后表述：我國新經濟政策的實際目的就是實行租讓；在我國條件下，租讓無疑就是純粹的國家資本主義類型。我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看法就是這樣。列寧毫不避諱發展資本主義的事實，因為敢于承認這個事實便是敢于直面這個事實。不承認新經濟政策是發展資本主義，就好比蔡桓公不承認自己有病，那就不可能發現自己的癥結，更不可能解決。
總之，列寧的態度是使用新經濟政策的同時，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影響做出了最審慎的嚴防死守。只有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才是發展社會主義的；若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即使其目的是為發展社會主義做準備，那也仍然是發展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是無產階級領導和監督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政策，列寧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并且是毫不松懈的。
新經濟政策絕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探索，這是毫無疑問的，列寧本人更是多次強調新經濟政策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
對日丹諾夫體系的批判，這些年已近走向極端化，為了彰顯與日丹諾夫體系的決裂，越來越多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刻意強調上層建筑，而忽視經濟基礎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如果僅憑新經濟政策時期的上層建筑，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斷言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實驗，那就是否定了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
馬克思指出：“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系，構成為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為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依據這段論述，我們必須達成的共識是：新經濟政策是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是恢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關系的——忽視這個事實而斷言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實驗，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原理的。
中醫有一種治療思想，是說如果病人體質孱弱，那就應該先溫補病人身體，待其身體恢復再對癥治療。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李東垣所著《脾胃論》中，李東垣主張在治病前調理脾胃，增強體質。這也近似新經濟政策要發展資本主義的思路。但是，正如調理脾胃絕不可能治療真正的病癥一樣，新經濟政策是絕非社會主義性質的，更不可能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強調從歷史背景入手，從歷史轉變的緊要關頭，觀察歷史人物們面臨的種種局限性。只有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入手，才會發現不是列寧選擇了新經濟政策，而是歷史選擇了新經濟政策。列寧個人所做的努力，或者說列寧的底線在于維持國家資本主義仍處于無產階級政權的控制之下。從這個角度來看，列寧的社會主義實驗，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鉗制資本主義發展，是為無產階級政權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經濟做的一系列準備，包括清黨治黨，對新經濟政策定性以及保持黨內民主和批評聲音上。
不錯，新經濟政策時代的列寧，是進行了社會主義的實驗的，但這實驗并不是新經濟政策本身。新經濟政策是大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天災和俄國長期以來作為帝國主義最薄弱的一環的歷史客觀條件決定的。列寧所作的努力，恰恰是對新經濟政策做出的否定，即：列寧嘗試從無產階級立場上，來反復確認新經濟政策的資本主義性質，竭力確保無產階級能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事實下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不是后退到資本主義）。列寧所做的社會主義實驗便是此項。列寧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對歷史必然選擇的資本主義做出了無產階級的否定，即：無產階級可以取代資產階級領導國家工業化，新經濟政策只是為無產階級工業化建設準備條件。
列寧所做的努力，或者說社會主義性質的實驗便是對新經濟政策的否定，而不是新經濟政策自身。
如果說戰時共產主義是正題，那么新經濟政策就是對戰時共產主義的否定。如果僅僅因為蘇俄的無產階級政權面臨著窮困潦倒，強敵環伺的環境就必然要被資本主義消滅，那么歷史實際上是沒有進步的。也就是說，如果新經濟政策真的導致了資本主義復辟，那么歷史就證明了他在這個階段還是只能停留在資本主義中的。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所做的努力，恰恰是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完成了對于新經濟政策的否定。過往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是這樣：最后往往在內在資本主義復辟和外在帝國主義的傾軋下覆滅，李陀老師談到的巴黎公社，紅色維也納就都是這樣的，德國的十一月革命也是這樣的。歷史在前進到蘇俄的篇章時，又產生了對戰時共產主義下無產階級政權的否定，這一否定就是新經濟政策：如果新經濟政策就是這樣把無產階級政權否定掉了，譬如新經濟政策中崛起的資產階級重新奪取政權，那歷史自然就又在這里陷入輪回了。
正是列寧等人的努力，革命性的完成了一個創舉：即在歷史的反動否定掉無產階級政權的時候，列寧主義者們通過對國家機器的掌控，通過科學的使用集體化和無產階級專政等策略，完成了對新經濟政策的否定，也就是對歷史反動的否定。從1928年，蘇俄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集體化改造，這一過程在托洛茨基看來，應該是從1924年就開始的。蘇俄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前例可言，斯大林開始的太晚，進行的又太急，造成了一些浪費和破壞，但歷史總歸是往前走了一步，這一步便是——帝國主義沒有吞噬掉新生的工人階級政權，在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努力下，無產階級政權戰勝了歷史的反動，達到了辯證法的突破。
這一合題，其實列寧早有論述，蘇俄的無產階級不辱使命的完成了他們肩膀上最艱巨的任務，如下：
無產階級(它由于自己的根基即大機器工業遭到破壞而傷了元氣，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階級特性)肩負著一項極其艱巨而偉大的歷史任務，這就是:不為這種動搖所左右，把從資本桎梏下解放勞動的事業進行到底。
李陀老師恰恰是忽視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后繼人領導下的這一艱巨而偉大的歷史任務，反而把服務于無產階級政權的新經濟政策倒錯于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之上。事實證明，只有新經濟政策和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造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社會主義實驗。把社會主義改造分離出去，單拎著新經濟政策說這是“社會主義實驗”，并把恢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當成是社會主義的“新的方向”，是錯誤的。
歷史選擇了新經濟政策，在歷史選擇的前提下，列寧領導布黨和無產階級完成了在這一前提下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艱巨而偉大”的任務，從這一點看，否定新經濟政策才是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實驗的創舉。
六
李陀老師在文中表達了一個有趣的觀點：以80年代啟動的改革和列寧當年的新經濟政策的關系而論，中國明顯是列寧思想的繼承者。隨后又補充說：中國的改革和當年列寧的做法有很大區別，以至在具體實踐中，……也自然形成種種區別。到這，似乎李陀老師打了一個太極，好像是在說改革與新經濟政策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但是李陀老師又談到：
比較一下列寧和毛澤東，他們的革命在道路、方針、方法、策略上明顯有很多不同，正是這些不同，歷史地形成了中國革命復雜性的有機成分，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改革復雜性的有機成分。
李陀老師為什么要提到列寧和毛澤東呢，其實還是要論證：雖然新經濟政策和改革開放不盡相同，但是列寧和毛澤東同樣也不盡相同。用列毛的關系，類比新經濟政策和改革開放的關系，這一類比是否正確呢？
新經濟政策是經過列寧導師深思熟慮，經過了列寧如履薄冰的斟酌；但是國內的經濟改革卻沒有毛澤東的參與。同樣，蘇俄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同時，為了防范可能的資產階級復辟，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更進一步的；但是國內的經濟改革，卻沒有相應的無產階級專政加強的過程。此外，就客觀條件而言，蘇俄新經濟政策是戰爭對工業的嚴重破壞和糧食歉收后發生的；而國內經濟的改革卻是在多年和平，糧食生產和工業有長足發展的條件下開始的。
在革命的成果上，相比列寧，毛澤東額外多取得了一個成就，就是贏得了中華民族乃至各少數民族的民族解放。此外，列毛領導的成果均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兩人都領導建立了無產階級國家，都完成了對國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徹底剝奪，都戰勝了試圖染指國內政治的帝國主義，并且追出國門，將來犯的帝國主義痛打一頓——主要是蘇聯的對德戰爭和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
但是在斗爭的方法，策略，路線上，兩人存在很多不同之處，列寧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最初的領袖，而毛澤東卻是中國共產黨歷經多年探索才開始領導中國革命的。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是典型的城市革命，而毛澤東則領導了一場農村革命。列寧領導的革命是首先奪取了全國政權，然后鎮壓反革命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而毛澤東則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通過多年革命戰爭繼而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化道路。
中國寫意繪畫，講究形散而神不散，在形上，列毛二人所采用的實踐不盡相同，但是在神上，列毛二人有相似的理論基礎：都依靠工農聯盟，都堅持工人階級領導，都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因此“神”是一致的，可以說，列毛領導的革命活動，是神似而形不似的。
假如要從形與神的角度思考新經濟政策和改革開放之間的異同，就要發現，盡管策略上都是一定程度的恢復雇傭勞動，引進資本，允許積累和發展農村小生產，也就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和小生產，從其階級關系和社會主要生產關系的變動中，我們很難說二者有類似的軌跡。單從時間上，新經濟政策僅實行七年，而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超過40年，這就很難說二者有相同的“神”。
從最近的油罐車事件來看，各路媒體爭相抨擊國營企業中儲糧，反而下架油罐車軌跡查詢功能，對私有食用油企業和私人運輸公司避而不談來看，這與新經濟政策中聯合國家資本主義反對小生產和私人資本主義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因此，李陀老師把新經濟政策和改革開放的聯系，類比成列寧和毛澤東的關系的談論，是本末倒置的。前兩者的關系是形似而神不似，后兩者的關系則是神似而形不似。
成就新經濟政策的不是新經濟政策本身，該政策本身無非是一場鼓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的政策。成就新經濟政策的是新經濟政策的及時結束，正是無產階級在通過新經濟政策適度發展經濟后，又能及時恢復無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全面專政。我們還是要強調，新經濟政策絕非一次社會主義實驗，只有新經濟政策和布黨為了維護無產階級專政做出的努力，以及后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合在一起，才是一次社會主義實驗。只進行新經濟政策，不維護無產階級專政，不在恢復生產的目的達成后及時廢止新經濟政策，或者把新經濟政策孤立出來，忽視作為一個整體的蘇俄經濟探索的過程，而只說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實驗，那是主觀主義、唯心主義得出的結論。
中國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大工業國，中國有最龐大的工人階級，但是中國遭受到的來自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力同樣史無前例的龐大。改革還未塵埃落定，李陀老師就急躁的要把改革當成是一次社會主義實驗，恐怕不妥。
李陀老師舉了許多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吃虧也要辦大事的例子，是想要說明改革開放發展的是社會主義經濟，正如他想要論證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實驗一樣：想要把一段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恢復雇傭勞動和小生產的階段說成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但是這是不足夠的，李陀老師論證中國的基建，例如“八縱八橫”和貴州的橋，是一些社會主義經濟的證明，從西方經濟學角度來看，這些建設雖然不符合私人資本主義逐利的本質，但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體系下是完全說得過去的。西方講宏觀經濟學，就是政府要主導投資，修橋和八縱八橫，仍然可以用凱恩斯主義下的政府投資理論來解釋。
李陀老師文曰：如果用資本的眼睛看，出于什么樣的理由，一個規模巨大的投資，會去做這種長期得不到回報，甚至最后可能打水漂的事呢？當然不會，因為這壓根兒就違反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如果沒有了利潤的追求，資本的回報率可以忽略，那么所謂市場主體、所謂市場必需的自由競爭，有什么理由存在？此處李陀老師缺乏對政治經濟學原理最基本的了解，雖然私人資本對這些吃力不討好的買賣不感興趣，但卻是國家資本、國家投資所擅長的領域。所以中國的基建建設并不是沒有資本的參與，只能說是并沒有廣泛的私人資本的參與，但是卻是國家資本主導的。
國家資本的一大特征，就是其受市場機制調節，雖然所受影響程度比私人資本小。這些年基建降溫，土木工程變為冷門專業，還是印證了中國的基建仍然受市場機制影響這一點。
如果要說某些經濟成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那就不能首先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那就是要廢除其中的雇傭勞動關系。在中國的各項基建工程中，雇傭勞動關系仍然非常普遍，用雇傭勞動的事例，來論證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這是毫不相干的。
李陀老師引用的幾個例子，實際上是說明了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強大。在李陀老師文的十三、十四節中，李陀老師舉了大量的例子，僅僅論證了中國當下的經濟并不是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從這一點看，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聯盟依然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醫院、石油、運輸等仍然掌握在國家手中。認為中國已經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正確。
中國的當下的經濟，不僅不能說是私人資本主義的，還只有很少的部分是社會主義的。
我們回看李陀老師在第十三節末尾所說的：“可以肯定，這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發展帶來了新的可能性。想想看，這一切難道不都是現代歷史中一個空前的大實驗嗎？這個大實驗的結果如何？我想就不用多說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經給出了答案。”
回到我們的議題，現在中國的改革，可以說還是處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中的。堅持為人民服務，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那么改革本身，連帶無產階級在這一歷史時刻發揮的全部歷史作用，便能統稱為一次社會主義實驗。如果看不到社會主義實驗和無產階級領導的休戚相關的命運，單獨的把改革當成是社會主義實驗，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和部分的辨證認識的。
要是改革已經徹底按照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道路走了，那就不是實驗，而是復辟，這一點是所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共識。
區分復辟和實驗的方式，在于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恢復是否是處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
七
改革開放是不是發展資本主義？我們秉持列寧的態度，紅就是紅，白就是白，承認白的存在，我們才有把白的變成紅的的態度。恢復雇傭勞動，恢復選拔性質的考試制度，恢復按資分配，從這些方面出發，改革開放只能是發展資本主義的嘗試。
改革開放是不是資產階級復辟？關于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回到新經濟政策中思考，新經濟政策后期，在商業中“私人資本以商業中間人的資格所經營的貿易大大超過了全部貿易額 的1/5”“一般消費者所需商品有50%以上是來自私人資本家”，在工業中，“各種非國營工業加起來占全部商品生產的1/5，占全部市場商品的40%左右”，在農業，“占農村15%到20%的富裕農戶，約占全部牲畜和機械的40%到60%”“3/4的出租土地集中在16%的上層農戶手中”，“農村余量的98%集中在6%的農戶手中”，耐普曼（私人資本主義投機分子）已經成了布爾什維克黨內公開討論的現象，1925年，富農和耐普曼階層在布爾什維克高層的代表也出現了，這代表便是在公開報道上提出“發財吧！”這一口號的布哈林。
1923年，托洛茨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開始質疑并要求結束新經濟政策，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上的發言》中，托洛茨基就特別強調：“在我國已有相當廣泛影響的商業資本同開始逐漸支配其他手工業者的富農小手工業者的結合，可能第二次在我國造成真正俄國的土生土長的資本主義。”“我們將使我們的國庫、稅務機關日益適應農民經濟和小手工業經濟的各種特點，即更多地壓制富農和富農小手工業者。我們將千方百計地幫助農業和小手工業的發展，同時盡力使這種發展納入一定的軌道，把它同我們的國營經濟聯系起來。”
列寧逝世后，新經濟政策產生了復辟資本主義的傾向，這主要表現為私人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并在工農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以發家致富和原始積累為宗旨的社會階層出現，資產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內也尋找到了名為“右翼反對派”的政治代表，如果說這些傾向還不能說明新經濟政策時期存在的資本主義復辟，那就是鴕鳥主義，把頭埋在沙子里，拒絕面對資本主義復辟的事實。
在左翼反對派開始要求結束新經濟政策時，布哈林代表的右翼反對派和斯大林代表的中間派聯合起來反對左反，這就是中右聯盟。在這次黨內斗爭中，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失勢，新經濟政策繼續到了1928年，斯大林才幡然醒悟，這時布哈林還在熱情謳歌新經濟政策，斯大林意識蘇俄正處于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中。這一年，新經濟政策被斯大林采用行政手段打斷了。
蘇聯的集體化歷來為西方詬病，原因在于此時農村富農和資產階級已經成了氣候，無產階級政權不得不進行一次次革命鎮壓。中亞的許多地區不得不采用官僚獨斷的方式進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烏克蘭發生饑荒，小生產被取締也導致農村經濟的破壞。公有制經濟建立起來了，伴隨著饑荒和凋敝。
從1928年開始的集體化進程，開始晚了，進度急了，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之所以晚了，是因為資產階級復辟已經到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步，無產階級不得不聯合官僚階級進行對資產階級的鎮壓，同時，官僚階級的禍根也在全盤集體化中埋下了。
僅僅七年的新經濟政策就產生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了好多個七年，資本主義經濟，商品關系和雇傭勞動發展到現在的地步，難道我們有什么資格說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嗎？
去年有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魏加寧出來，大言不慚要共產黨放棄革命，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還說要把民企私企提到市場經濟的主體位置上。這難道不能說明我們的意識形態領域已經涌現出許多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了嗎？
學校里不立馬列毛的雕像，凈是些孔老二、愛迪生這樣的人物；電視臺的影視從不播放國際歌，資本家的廣告倒是天天投放；許多黨員、干部崇尚的要么是西方，要么是四書五經，要學什么“君臣父子”。物價上漲，工人的權利難以得到維護，討薪越來越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地方發生了為了不給工人高溫補貼虛報氣溫的丑聞。七月七日上海某區毛澤東雕像被強拆——發表這事情的文章還被多次審核刪除。
這些亂象分明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產生的，正是商品關系重新出現，正是無產階級又被迫把自己的勞動力變成商品進入市場競爭，就必然發生忽視無產階級權利，失去馬列毛主義指導的各種各樣的亂象。
一位前輩讓我思考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是不是已經完成了，我想實際上是沒有完成的，中國的國有經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是資本主義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發起的沖鋒也是愈演愈烈的，中國有一個和帝國主義、私人資本主義勾結在一起的官僚資產階級集團，這是我們都要面對的一個現實。
官僚資產階級潛伏在黨內，不敢脫去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他們擔當不起成為歷史的罪人。他們只敢偷偷摸摸的搞一些反黨反人民的活計，卻不敢公開的宣稱自己早已墮落的封資修思想，所以僅僅憑借官僚資產階級的出現，就斷言資本主義復辟了，那是忽視了人民群眾在當代中國的力量。但是中國人民是熱愛馬列毛主義，熱愛社會主義的。中國究竟往何方向去，要通過這一場涉及十幾億中國人的階級斗爭做出結論。
李陀老師說發展資本主義是什么“社會主義實驗”，這是完全錯誤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是有的，而且危險程度遠遠超出新經濟政策末期的蘇俄要面對的。蘇俄的集體化是官僚用強制權力參與的情況下完成的，而現在，中國已經有很大一部分掌握權力的官僚墮落到資產階級的一邊去了，我們必須丟掉幻想，我們的社會主義必須通過廣泛覺醒無產階級意識的人民群眾來完成。
八
李陀老師還談到了阿爾都塞，在《論再生產》一書中，阿爾都塞系統的闡釋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即：國家的國家機器不僅有強制性、鎮壓性的國家機器，例如軍隊和監獄，還有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意識形態的物質載體，這一理論的提出極大的豐富了階級斗爭的思路。
學校、報紙、出版社、廣播、教會等，都屬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他們的工作是為了宣傳統治階級的階級意識。假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資產階級就會開動這些機器大肆傳播具有資產階級意識的意識形態，譬如現在美國一些保守州要求大學生學習基督教理論等。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同樣是無產階級可以使用的宣傳無產階級意識的工具。在阿爾都塞的國家機器圖景中，學校是最強大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北大教授錢理群曾經談到：我們的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這就證明我們的初高中教育中，有相當的宣傳資產階級意識的教職工，他們把資產階級意識灌輸到學生中，這些學生再升入大學。許多高中都有的口號“多考一分，干掉千人”這種明顯具有社達主義的思想就是資產階級意識的證明。
飽受壓迫的中國初高中學子正在越來越發現馬克思主義，我認識許多高中生，對窒息的高中教育感到不滿，紛紛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就是所謂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現在中國的很多學校都開設思政課程，可是大學中總還是一批批的涌現資產階級意識的學生，從這一點看，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學校陣地，已經有許多淪陷在資產階級手里。
恢復高考是改革的一大舉措，從阿爾都塞的理論出發，恢復高考讓脫離群眾的資產階級思想開始在學生中充斥，唯學歷論的人不少，把學習成績置于孩子身心健康之上的家長很多，而從阿爾都塞的理論出發，我們發現改革目前在學校引起了很惡劣的影響。
李陀老師不肯實際的思考改革對我們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影響，這一部分只能由我來代工。短視頻行業涌現出許多擦邊主播，這些女生是新版的失足少女，只要觀眾打賞的足夠多，就會有額外的性服務；家長和教師用“不好好學習就只能掃大街”這樣的話，污蔑工人階級的同時傳播著資產階級意識。李陀老師謹慎的說：這種多層面、多空間、多方向的再生產，是不是構成改革經濟發展復雜性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當前改革中之所以有種種對立、沖突的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是讓我們難以看清社會上流行的經濟主義改革觀的原因？然而李陀老師所說的只不過是在攪混水，如果認識不到改革伴隨著資產階級意識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一系列染指，反而如李陀老師所言是什么“種種對立”“多層面、多空間、多方向”這些含糊其辭，那就好比不承認新經濟政策是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一樣，是不敢面對問題，只好逃避問題。
如果認識不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上事關國家、人民命運的階級斗爭，刻意的避免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反而一句“復雜性”一筆帶過，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背景下恢復和發展資本主義，使之服務于社會主義，這是革命導師列寧認可的。恢復和發展資本主義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服務于社會主義，換言之，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展開。
我們現在的社會充斥著許多的聲音，有主張全面西方，當美帝國主義走狗的自由派；有討論馬克思主義極其衍生學說的左派；還有漢民族主義；粉紅帝國主義的聲音。這一復雜源于改革以來中國階級力量變遷的復雜。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復雜進行分析，只有回到經濟基礎中，也就是回到物質領域才有可能。不認識到現今的矛盾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意識不到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就不可能嚴謹的分析各種意識形態產生的起因、經過和結果，就會變成李陀老師在文末含糊其辭，只好用一些套話糊弄糊弄的窘境。
李陀老師對新經濟政策和改革的態度，很難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更難說是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的。這一點主要表現在李陀老師忽視了作為一個整體的蘇俄經濟變遷，更忽視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還“猶抱琵琶半遮面”。如果僅僅拎出明顯的恢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容忍雇傭勞動重新出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新經濟政策和改革而言，那就一定是發展資本主義性質的運動，而絕不是李陀老師談論的什么“社會主義實驗”。只有和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聯合為一個整體，我們才能說我們在經濟領域的一系列探索是一場龐大的“社會主義實驗”。
九
李陀老師分析是怎樣失去靈魂的呢？李陀老師討論說，他的文章是對“真正社會主義者”來說的思考。然而李陀老師的分析，無非還是小資產階級清談，打擺子，最后落到理論和歷史的堆砌上。這就好像用和人類身體一樣數目的物質堆在一起，卻不能造出一個嶄新的人來一樣，李陀老師的議論，缺少的是靈魂，這一靈魂是什么？即：無產階級專政。
一個使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當下的革命形勢，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絕不會丟掉階級分析這一武器。列寧旗幟鮮明指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李陀老師恰恰巧妙避免了提及無產階級專政，避免了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看待事實，才會犯了把新經濟政策孤立的看成是社會主義實驗的錯誤，才會在改革尚處在進行時中給改革下一個完成式才能下的定性。毛主席教導我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導師馬克思告訴我們：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只要階級斗爭還在繼續，這兩點是不會錯的。
我想起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開篇談及的神像化的問題:
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
革命學說對人民大眾是具有吸引力的，和資本家勾結在一起的機會主義者不能消滅革命導師們在歷史上所做的振聾發聵的斗爭。因而他們就把革命導師理論中無關緊要，僅是一些策略的討論保留下來，而把他們理論的斗爭靈魂換成庸俗的資產階級的理論。隨后開動——這時候幸虧我們講過阿爾都塞的學說了——自己控制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宣傳閹割過的，徒有革命理論其表而填充資產階級意識內核的閹割過的革命理論。李陀老師將新經濟政策的無產階級專政內核頗有心計的抹去，只留下恢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把恢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一行為彌補成所謂的“社會主義實驗”，這一認識是本末倒置的。
李陀老師所使用的，是失去階級斗爭靈魂的馬克思主義。此時的馬克思主義就蛻化為一種發展主義的成功學：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僅在于生產力的發展超過資本主義制度，還在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能擺脫資本的異化，勞動人民能擺脫資本在生產和分配領域的控制。社會主義不僅比資本主義生產的多，更是實現了人的解放——人的勞動力不再是商品，勞動被解放成為一種滿足人自我實現需要的人的生活本身，而不是人的生活之外的苦役，不是賴以謀生計的被迫的行動。
還記得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中告誡同志們的無產階級的任務嗎？——不為這種動搖（小農階級過渡時期的多次動搖）所左右，把從資本桎梏下解放勞動的事業進行到底。
但是忽視了勞動和人的解放這一點，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被扭曲為唯生產力論的優越性，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就蛻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發展主義理論——這便是李陀老師所使用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的實質。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善于運用階級分析這一方法，始終堅持階級斗爭這一馬克思主義的靈魂；而虛假的馬克思主義是從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糅雜的立場出發，以資產階級立場扭曲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靈魂，逃避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虛假的馬克思主義的產生不是巧合，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神像化，對歷代革命導師、革命先烈的庸俗化、神像化。舉個例子，李陀老師熱情的贊頌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勇敢做出的“社會主義實驗”，卻完全不結合實際的客觀條件，不結合俄國當時階級斗爭實際，因而李陀老師認識不到：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是歷史的必然，而不是什么列寧腦袋一熱，膽子一大做出的“古希臘英雄”式的決定。
不僅如此，列寧勇敢的迎戰歷史提出的考驗，列寧做出各方面的努力，奠定了蘇俄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防止新經濟政策蛻化成一次資本主義復辟的運動。沒有意識到列寧的出發點是維護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認識到列寧領導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實驗是從新經濟政策直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改造完畢這一整體這個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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