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中國這樣人口數量最多、小生產規模最大、無產階級基礎遠遠薄弱于歐洲國家、封建阻力遠遠大于歐洲國家、現代化程度低于歐洲國家、作為世界殖民體系中最廣闊的中心環節的國家，實現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而在農奴制改革完成之前的中國西藏地區——這樣一個封建勢力遠遠比中國其他任何地區更濃厚、生產力遠遠比中國其他地區更落后、社會發展進步的基礎條件最為薄弱甚至還存在奴隸制殘余的這樣的地區，消滅剝削階級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更是前人所沒有解決的難題。
在封建農奴制作為社會生產關系基礎、奴隸制殘余濃厚的地區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沒有回答和解決的前所未有的難題，甚至也是1956年之前的毛澤東本人都沒有解決的難題。解決這個難題，是毫無經驗可循的。但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艱辛探索之中，首次回答了、解決了這個問題。西藏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無疑是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的前無古人、迄今為止后無來者的豐功偉業之一。
毛主席領導我黨在空前困難的條件下搞成了社會主義，解決了空前困難的問題，毛主席無疑給我們留下了最好的經驗教科書。筆者通過這篇文章，梳理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人在西藏逐步消滅剝削、實現西藏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進程，總結其中的寶貴經驗。
一、謹小慎微的處理著和西藏多數人的關系
對于西藏問題的處理，毛澤東一直采取謹小慎微的態度，時時刻刻注意著團結西藏多數人、爭取西藏最多數人的支持，僅僅孤立西藏的英帝國主義反華勢力及其代理人。主席早就講過：“我們要用一切努力和適當辦法，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但也要準備對付壞分子可能率領藏軍舉行叛變，向我襲擊，在這種時候我軍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堅持下去。凡此均須依靠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以這一條最基本的政策為基礎，才能達到目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關于西藏問題的工作方針》）字里行間，我們都可見毛主席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盡可能避免流血犧牲、盡可能維護和平穩定的誠心。
作為精明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毛澤東掌握著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他指出：“拖下去，對我們的害處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種殘民害理的壞事讓他們去做，我們則只做生產、貿易、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定的問題。如果他們覺得小學不宜辦，則小學也可以收場不辦。”（《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關于西藏問題的工作方針》）這就是爭取人民支持的“對比戰術”，這也是實事求是。
1956年，在李維漢匯報到關于平息西藏地區部分叛亂的時候，主席說:“這個辦法很好，應當坐下來談判，我們有缺點就講缺點，有錯誤就講錯誤，這樣也才能說服拉薩方面。”（《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6年，六十三歲）李維漢講對所有叛亂分子要寬大處理、不咎既往、在平叛中和平叛后都不殺人時，主席明確說：“可以一個不殺，民憤很大的，拖他一二年，群眾氣平了，就可以不辦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6年，六十三歲）對叛亂分子都仁至義盡如斯、謹小慎微如斯、不忍心下手，可見毛主席處理西藏問題多么謹慎！
1956年，毛主席也提出了對西藏農奴制采取逐步贖買政策實現改革的設想，這無疑是世界共產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次創舉。“馬克思提出對大土地所有者實行贖買政策，列寧也主張對‘文明的資本家’‘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求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曾先后兩次提出贖買的主張……因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的‘贖買’方案，只停留在理論層面，沒有付諸實踐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首次把‘贖買’政策運用于對內地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踐中，實現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但當時全國范圍內絕大部分地區的土改并未運用贖買政策來解決，而是采用沒收辦法。鑒于西藏還處在封建農奴制社會，毛澤東創造性地把‘贖買’政策運用于西藏的民主改革。”（謝忠，劉建武：《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實踐》）
二、1959年平叛，已經退居二線的毛主席更是反反復復強調團結多數、謹慎處理西藏問題
對于西藏農奴制的改革，毛澤東一向堅持最謹慎的態度，他先要求對西藏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農奴制度的內容農奴與農奴主(貴族)的關系，產品雙方各得多少?有人說二八開，有人說形式上全部歸貴族，實際上農奴則瞞產私分度日，對不對……貴族對農奴的政治關系，貴族是否有殺人權?是否私立審判，使用私刑……有人說對反抗的喇嘛剝皮、抽筋，有無其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四卷）：《關于調查研究藏族情況給汪鋒的信》）可見，毛主席對西藏問題的處理態度是堅持實事求是的。他反對片面聽信各種傳聞，堅持實事求是，堅持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反對教條的運用國內多數地區的階級劃分于西藏地區，反對將一部分比較富裕的中等農奴也劃為農奴主。可以確定的是，毛澤東對比較富裕的西藏群眾也是持堅決保護態度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結合西藏社會的特點，西藏工委于9月7日制定《關于劃分西藏農村階級的方案》。《方案》確定了劃分西藏農村階級的標準，提出了不劃富農的政策……西藏農區基本上劃分為農奴主和農奴兩大階級，其中農奴主階級包括占農村總人口2%的農奴主和3%的農奴主代理人，合計占農村人口總數的5%；農奴階級占90%以上；另外，根據西藏封建農奴制仍處于初級階段，還存在奴隸社會殘余的實際情況，將5%左右的人定為奴隸成份。在牧區，民主改革期間的中心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牲畜，不劃分階級。不在寺廟劃分階級，實行依靠下層貧苦僧尼，團結愛國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打擊叛亂的上層僧侶的階級路線。”（謝忠，劉建武：《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在西藏民主改革中的實踐》）可見，團結多數、反對擴大化、謹小慎微的處理西藏問題，才是毛主席最真實的態度。
即使是對農奴主，毛主席也采取了謹小慎微的態度——保證他們在接受消滅剝削所有制的改造的過程中生活水平不下降，保證他們不吃虧，這樣有利于西藏的團結和穩定。對于支持改革或者對改革持中立態度的西藏貴族問題的解決，主席講：“我看，對革命的貴族、革命的莊園主還有中間派的貴族、中間派的莊園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方面，就用贖買政策。現在是平叛，還談不上改革。將來改革的時候，凡是革命的貴族，以及中間派，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邊的，我們不使他吃虧，就是照我們現在對待資本家的辦法。并且，他這一輩子我們都包到底。”（《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對于抵觸改革的右派，主席也是仁至義盡：“還有右派，沒有同我們打，只要不同我們打，就還留有余地，你們就要對他們做工作。你們對中間派、右派做工作，比我們講話好。脫離人民是不好過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會吃虧。”（《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
甚至對達賴等人，毛主席也堅持仁至義盡：“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達賴，現在一個可能是回來個可能是不回來……據我看，達賴的聲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時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我們是留有余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余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其他的叛國分子，他們也可以回來，但是要改變態度。”（《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可見，毛主席對于西藏的貴族階級，也是盡可能地在采取團結和爭取政策。用謹慎小心、仁至義盡形容毛主席對西藏貴族的態度，毫不為過。
主席不僅對西藏貴族采取謹慎態度、仁至義盡的態度，而且對西藏宗教也采取保護政策，堅持宗教信仰自由。主席講：“關于宗教，我們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對宗教寺廟，過去人民政府就是保護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
三、極盡所能的反對“左”的錯誤，謹慎小心地進行著西藏的社會主義改造
對于西藏的改革，班禪額爾德尼都表示極其積極的時候，毛主席卻仍舊保持著冷靜和小心。班禪面對農奴解放后西藏的現實，開心的和主席講道：“今年平叛后，廣大的農奴得到了解放，情緒很高。由于對上層實行團結合作的方針和贖買政策，上層也高興。在宗教方面，實行宗教信仰自由和對寺廟的保護政策，受到了僧眾的歡迎。有些擔心改革后喇嘛生活困難的人，由于中央實行政府供給，喇嘛的心也放下來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59年，六十六歲）可見，班禪是極其擁護農奴制改革的。
但是，在和班禪額爾德尼的談話中，毛澤東卻極其擔憂的認為：“我對西藏的事情非常謹慎。現在你們那里要糾正‘左’的偏向。第一是現在只搞互助組不搞會作社，搞互助組，發展生產，使農民安定下來，生活得到改善。你們那里同內地不同，是由封建農奴制度進到個體所有制，經過個體所有制要多長時間，以后再看。第二是把上層人士的工作搞好，對愛國上層三千多人要搞好團結，長期合作，給他們安排一定的職位，安排好他們的生活。思想改造不要急，要作為長期的任務，要他們自覺地改造，急了改造不好……第四是反右必出“左”，不僅日喀則有，西藏其他各地都有，正在糾正，必須糾正。”（《毛澤東年譜》（1949~1976）1961年，六十八歲）可見，毛主席是最早反對在西藏問題處理上擴大化的“左”的錯誤的，他極盡所能反對擴大化、反對打擊面過多、反對打擊人數過大，極盡所能的減少流血的態度是很鮮明的。
要知道，西藏從奴隸制殘余都存在的封建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整個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是馬恩列斯甚至1956年之前的毛主席本人都不知道如何解決的難題。中共最有遠見而最敏銳的戰略領袖毛澤東尚處于摸索階段的時候，其他同志無疑會由于毫無經驗可循犯一些錯誤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五卷）：《十年總結》）但是，這些錯誤都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更是毫無經驗可循和極端復雜緊張的國內外環境所造成的。我們不為客觀存在的錯誤辯護，但是我們要明確的是一些錯誤的責任并不在一向反對錯誤和堅持糾正錯誤的毛澤東身上。
盡管經歷了比較艱辛曲折的探索過程，毛澤東還是領導中國共產黨和西藏人民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并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1975年，西藏社會主義改造終于完成）。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漸建立，西藏最貧苦最窮困且受壓迫最深的農奴階級無疑空前翻身解放、西藏無產階級力量也極其壯大、西藏工業化水平也大大提高、西藏生產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發展，這才是主流，這也是中國西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萬古巨變。西藏生產力的最快速發展，實際上就是1971年——1980年這十年，特別是1971——1976這六年。
何以見得？有《西藏經濟簡史》提供的數據為證。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