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當代政治哲學重新興起的過程中，作為“愛這個世界”的阿倫特和“追求人類解放”的馬克思是兩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政治觀”都對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由于阿倫特對“政治”的理解，走的是一條從哲學“沉思”開始，最后又回到哲學“判斷”的“政治的哲學解答”之路，所以她無法根本跳出“沉思生活”的領域。但阿倫特對人類“黑暗世界”思考的背后，卻巍然聳立著馬克思的形象。而馬克思通過其在現實“經濟”領域中闡釋“政治”問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根本上實現了對“政治的經濟學解答”，使政治問題在現實經濟事務中得到了實現，從而在實踐中“直接左右政治的發展”。在此意義上，當代政治哲學的走向，必然是一個從阿倫特“復歸”馬克思的過程。
關鍵詞：政治；政治哲學；馬克思；阿倫特
自20世紀70年代羅爾斯的《正義論》發表以來，作為尋求、探討和規劃最好的社會-政治制度的“政治哲學”正在重新興起，“哲學”實際上是在走向“政治哲學”，以致政治哲學幾乎成為今日哲學中的“顯學”。而作為“黑暗時代的一盞明燈”[1]的阿倫特和“漫長的政治哲學史上最具爭議性的人物”[2]的馬克思，他們的政治哲學思想和著作及其相互關系，也因此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確實，作為“愛這個世界”的阿倫特和“追求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之間有許多共性之處：在批判資本主義剝奪人類作為一個完全的人、自覺的人、屬于這個世界和在他人中存在的能力方面，馬克思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也許是無與倫比的資本主義批評家；在批判極權主義無論從哪方面來講都剝奪了人類作為一個完全的人、自覺的人、在世界中就像在家的感覺一樣的能力方面，阿倫特則是一個天才的極權主義批評家。因此說，“政治觀”就是阿倫特和馬克思相容之維的“入口”。[3]在一定意義上，當前對阿倫特與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關注和研究，正在直接影響和左右著當代政治哲學的發展和走向。
一、當代政治哲學興起中的
阿倫特與馬克思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著名美籍猶太裔女政治思想家，被公認為20世紀政治思想最獨特、最偉大、最不平凡和最具影響的“局外人”之一。這位“來自遠方的姑娘”(席勒詩)，作為生活在美國的“異鄉人”，一直堅持對人類黑暗世界的獨立思考。在西方，自《極權主義的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問世以來，阿倫特的政治思想就逐漸引起各領域的廣泛關注和研究。而后隨著政治哲學的再度興起，她的思想和著作又受到更多的關注，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阿倫特的著作及其影響更具有世界性而不僅僅是在歐洲和美國。她的著作“猶如一個采礦場，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發掘出一塊彌足珍貴的寶藏。”[4]在今日之世界范圍內，阿倫特名聲鵲起：“除她之外，還沒有一個20世紀的政治作家受過大家如此多和如此廣泛的關注。”[5]在國內，關于阿倫特的研究大致是在進入新世紀后才基本展開，但在這短短約十余年時間里，阿倫特的政治思想卻成了一個備受關注的理論“熱點”和“生長點”，大有“超過”甚至“取代”最富影響和盛名的羅爾斯之勢，以致當代的政治哲學研究無論如何都無法忽視或無視阿倫特這個“局外人”的存在。
實際上，作為“黑暗時代”的思考者，阿倫特決不是“局外人”，她已經成為21世紀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思想資源，以致美國最權威的阿倫特傳記作家揚-布魯爾，在阿倫特百年誕辰之時專門寫書強調“阿倫特為什么重要”：“阿倫特去世后的三十年里，無論理論家還是活動家，只要考察公民、國家或是國際關系的當代形態，無不把她奉為關于極權統治、革命類型、暴力與戰爭形態的權威分析家。”[6]但是，作為“不用扶手思考”的政治思想家，阿倫特也是公認存在爭論最多的：“阿倫特的思想所激起的問題遠多于它所提供的答案。”[7]因此，阿倫特的許多難以歸類、“不合時宜”的獨特思想，還有待于我們今天繼續深入挖掘和探討。其中，最需要我們關注的就是阿倫特與馬克思政治思想的“關系”問題。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阿倫特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置于同馬克思相比較的過程當中，把馬克思當作一個坐標軸，以此來錘煉自己的思想，以致在阿倫特著作和思想的背后，一直巍然聳立著一個高大的馬克思形象。作為19世紀和20世紀兩位最激烈批判資本主義和最關心人類生存境況而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愛這個世界的重要政治思想家，馬克思與阿倫特的生平和思想之間確實有著諸多相通之處。正如英國學者萊斯諾夫在評價阿倫特時所言：“在我們這個世紀，就一個政治思想家的生平對于理解其思想的至關重要性而言，雖然沒有誰能夠把這一點表現得比她更為真實，也沒有哪個政治思想家比她更好地反映著這個世紀的政治史。”[8]實際上，這一評價也完全符合19世紀的馬克思。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后人面前，一直是以多重形象存在的。但在筆者心目中，馬克思最完滿、最真實的形象，是一個充滿激情和斗志、擁有“懷疑一切”的自由批判精神、一生不停地“為人類的幸福”而工作的永不屈服的革命斗士。這也就難怪馬克思最好的朋友和終生的戰友——恩格斯為什么會蓋棺定論地稱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在此意義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的“思想形象”就是一位變革政治規劃和政治藍圖的“政治哲學家”。為此阿倫特強調：“馬克思所產生的影響及其科學工作的根底里的東西……真要說的話，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學。”[9]實際上，早在馬克思剛剛走向社會時，就通過批評費爾巴哈的“政治觀”而表達了自己鮮明的“政治關懷”：費爾巴哈使自己最不滿意的一點就是，“他過多地強調自然而過少地強調政治。然而這一聯盟是現代哲學能夠借以成為真理的唯一聯盟。”[10]對此，英國學者認為“從骨子里說，馬克思是一個政治哲學家”，[11]實乃一語中的。但是，隨著20世紀末發生的震驚世界的政治事件——“蘇東劇變”，人們開始對馬克思的“革命形象”及其“政治學說”產生了質疑。“在我們目前所處的21世紀初露黎明之前，馬克思的各種理論以及他對世界的構想在全球范圍內都遭到了抵制；以他的名義建構起來的政治實踐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12]由此可見，普遍的“政治無力感”是讓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失去大眾擁護和信任的最主要原因。
“蘇東劇變”之后，以美國的福山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已經“消亡”，而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獲得了全面的勝利，“歷史終結”了。他們宣稱：“馬克思已經死了，共產主義已經滅亡，確確實實已經滅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話語、它的理論以及它的實踐，也隨之一同灰飛煙滅”；他們高呼：“資本主義萬歲，市場經濟萬歲，經濟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13]這些呼聲可謂甚囂塵上、鼓噪一時。但與之相對的是，西方另一些左派學者，卻對“歷史終結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認為歷史并沒有終結，“已經死亡的是作為現代性理論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是與自由主義的現代理論一起被精心制造出來的，而且它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自由主義的激勵。而沒有死亡的是作為對現代性及其歷史表現、即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進行批判的馬克思主義”。[14]可見，真正死亡和終結的只是背離馬克思的“蘇聯模式”的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蘇聯的解體，如果不表明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終結，那也表明正統馬克思主義某些觀點的終結。”[15]這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但又必須回答的問題：“蘇東劇變”之后，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按美國學者詹明信的看法就是“哪一種馬克思主義將存在于晚期資本主義?”[16]而其潛在的含義就是作為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的馬克思政治哲學，在“蘇東劇變”之后還有沒有生命力的問題。對此問題，以法國學者德里達、德國學者哈貝馬斯、美國學者詹明信及英國學者吉登斯和伊格爾頓等為代表的許多知名學者都給予了肯定性的回答。在此意義上，真正的馬克思不但沒有死亡，反而獲得了“新生”，馬克思及其幽靈“復歸”了。而在這一幽靈的“復歸”過程中，阿倫特的政治哲學及其對馬克思政治思想的闡釋(雖然存在一定誤解)確實功不可沒。
二、阿倫特政治哲學的歷史局限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的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人天生是“政治的動物”，而政治學則是眾多學科中的首要之學。然而兩千多年后，我們發現除阿倫特外，似乎沒有一個政治思想家還在堅持和論證亞里士多德的這一論斷。反而是在現代政治理想家的著述中，人由“政治的動物”變成“社會的動物”，再由“社會的動物”變成唯經濟利益為目標的“經濟的動物”，人們在越來越遠離和遺忘了“政治”。只有這位一生“充滿激情的思索”的女政治哲學家阿倫特，依然相信人是“政治的動物”，并堅持其政治性在于人能夠通過行動和言談，與他人互動，使人能夠超越獲取生活必需品的勞動必然性的自然限制，獲得自由而臻于不朽。在此意義上，阿倫特確實可算是“亞里士多德的門徒”。[17]阿倫特一生所做的，就是重建作為“積極生活”的關注人類“言說”和“行動”的“本真政治”，努力恢復政治在人們公共生活中的最高地位，避免政治誤解帶來的人類災難，以此豐富她對20世紀政治的理解。但是，由于阿倫特對“何謂政治”或“本真政治”的理解和解釋，奠立在前蘇格拉底時代的希臘城邦制的基礎上，導致當她以“言行的呈現”作為政治的本質時，使她的“政治”存在兩種內在沖突的矛盾：一方面她過度擴大了政治現象的范圍，使其納入了許多不相干的人類經驗；另一方面她又不必要地排斥功效考慮與物質利益，使政治的內涵空洞化。[18]這一矛盾，從她把“政治領域”與“公共領域”劃上等號，并與“私人領域”和“社會”嚴格區分開時就產生了。在阿倫特這里，孤寂的心靈生活與公共的政治世界之間，始終存在著難以彌合的張力。由此，阿倫特要復歸古典政治的努力，要重振公共領域、聯結政治行動與人類本性的理想，以及她對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批評和對共和制參與式民主的追求，似乎都是建立在頗有問題的、不牢固的假設和理論想象之上，因而最終只能成為理想化的、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政治烏托邦”。畢竟，阿倫特在根本上仍然沒有跳出學院化的思考道路，最終只能是徘徊在20世紀的現實事件和政治思考之“十字路口”的“政治異鄉人”。
作為孤獨的思想者和觀察者，雖然阿倫特的思想很難定位，但總體上她還是一位關注政治問題和政治生活之“哲學解答”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一生關注資本主義社會政治領域中人的自由的實現問題，她探索的道路就是“政治領域免于必然性，免于工具性，免于手段/目的模式下的智力盤算。”[19]阿倫特雖然十分關心政治問題，但是她根本上走的還是一條從哲學思索開始、最后又回歸哲學判斷的“政治的哲學解答”之路。阿倫特希望最終通過哲學思考和判斷，能夠啟明當代政治世界。特別是參加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審判之后，促使阿倫特重新反省人類“平庸之惡”的“無思”狀況，她又從一直激情關注的“古典政治”之“言說和行動”，走向了“現代政治”之“精神沉思”：“我已在政治上盡了微薄之力，不再做了；從現在起，剩下的時間我要從事超越政治的事情”——“回到哲學去”。[20]因此，她本人根本就無法跳出“沉思生活”的領域。由于阿倫特“如此沉湎于純粹政治活動以至于根本就無意于政治行動的目的”，她“將政治變成一種‘生活戲劇’而將政治美學化了”，她“在政治上仍然是異化的”。這導致阿倫特與她私下理論表述的行動必然性相反，以致“行動的生活”與“沉思的生活”之間出現斷裂，她自己也明顯“不能介入公共領域”，也同樣“不能公開地扮演她在自己的作品中私下設定的政治角色”。[21]所以說，阿倫特關于政治的思考，雖然確實確立了許多固定的立場、作出了嚴格的概念區分和相互關聯的承諾，但“它們依然是可修正的和不完備的。”[22]在這一意義上，阿倫特開創的“回歸古典政治”的“政治問題的哲學解答”之路，雖然對我們今天反思和批判“后極權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現代文明及其全球化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但它的烏托邦色彩和鄉愁韻味仍然過于濃厚，我們推進當代政治哲學的研究，最終仍然需要“超越阿倫特”——阿倫特對現代政治思想的解構似乎本身就需要一種解構。[23]而在“超越阿倫特”的發展進程中，馬克思獨特的政治哲學資源及其時代意義就越發凸顯出來了。
三、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時代意義
在阿倫特和施特勞斯等現代政治哲學家看來，西方現代性的危機實際上就是現代政治哲學的“危機”。為了克服和拯救這一危機，現代的技術、語言分析不是關鍵，而古典的道德、政治論證才更為根本。所以，他們主張返回“古典”政治哲學，最終寄希望于以“德性”對抗“技術”，借此來拯救現代政治哲學的危機。但令人遺憾的是，他們以“德性”對抗“技術”的重返“古典”世界，實際上只是從思想源頭上來“修正”現代性的方向，結果依然是在現代性的邏輯之內繼續“籌劃現代性”，[24]因而根本無法擺脫現代性的邏輯，最終仍然難以克服和拯救現代性的危機。而羅爾斯主張通過重建“作為公平的正義”來拯救和超越現代性，雖然沒有重返古典世界，但其“正義論”主張卻完全是力圖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對資本主義的“基本善”——“自由、平等、博愛”進行修正和完善，因為他既不要求廢除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也不主張改變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秩序。所以，羅爾斯的“正義論”最多只能算是對現代性的一種“形式超越”。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現代性危機的克服和拯救則與之根本不同：使馬克思區別于羅爾斯之正義的，并不是資源應該被平等化到怎樣的“程度”，而是這種平等化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形式”。[25]羅爾斯采取的是使每個人所能獲得的私有財產的數量平等化，馬克思卻持另一種立場：消滅私有制。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危機采取的是一種“實質性超越”，即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26]唯此，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才能敲響，剝奪者才能被剝奪，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之“正義”也才能最終實現。
在此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從尼采開始經海德格爾到阿倫特，再到羅爾斯和鮑德里亞等這些所謂后現代的“徒子徒孫”們對西方現代性和政治哲學危機的批判和拯救，實際上要么是從其“源頭”來“修正”現代性，要么是從其“延長線上”來“批判”現代性，因此其結果都是進一步推進和發展了現代性，仍然是在與現代性“聯姻”和“共謀”。對此，哈貝馬斯明確指出：西方的現代性批判，“自以為處于超越的位置上，而事實上他們仍然滯留在由黑格爾所闡明的現代性的自我理解的前提之中。”[27]因此說，黑格爾之后的整個西方現代性批判，僅僅是沿著現代性的“外圍”做了一次霧里看花而又孤芳自賞的“思想之旅”，充其量只能算是做一些對現代性的“形式性”補救和修正。而真正“本質性”地克服并超越現代性及其政治哲學危機的，正是通過對現存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進行無情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徹底打破資本主義現代性“內核”，而實現在批判人類現實經濟事務中發現新世界的馬克思政治哲學。為此，恩格斯曾深刻強調：“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28]在這一意義上，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經濟學分析-批判”，就構成了馬克思政治和社會思想的根本。對此阿倫特指出，馬克思以“經濟術語”替代“政治和哲學術語”來解釋政治，[29]最終使政治問題在現實經濟事務中得到了說明和實現。所以說，正是馬克思對西方這一“觀念論”政治思想傳統之徹底顛覆和超越，才使政治哲學真正從天國降到人間、而不是從現代返回古典，從而為我們克服和走出西方政治哲學的危機，實現人的自由解放開辟了一條現實的可能性道路：在所謂的“歷史終結”之后，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將經歷一種全面復興，這種復興有助于開啟關于現代世界的政治自由前景的新視野。[30]可以說，韋爾默的這一論斷，正是對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馬克思政治哲學之偉大時代意義的深刻揭示和根本澄明。
在當代政治哲學重新走向復興的過程中，我們決不能也無法繞過和忽視的，仍然是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馬克思政治哲學。誠如阿倫特自己在進行“小小的馬克思研究”時所指出的：“一解讀馬克思，就發現不把政治哲學的所有傳統放入自己的視野，就不能探討他。”[31]這表明，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既具有廣泛而深刻的思想史意義，又具有具體而鮮明的時代意義。事實上，當代政治哲學無論是關注自由、民主、解放、公平、正義等問題，還是探討國家、階級、革命、政黨、社會等問題，都無法也不能“無視”或“繞開”馬克思的存在。當代美國政治哲學家喬治·布倫克特曾深刻指出：對正義和權利的討論以及對馬克思重新表現出興趣這兩項廣泛的運動，深刻影響了政治哲學的當代發展。[32]因此說，作為“政治問題”的“經濟學分析-批判”之解答，馬克思政治哲學對拯救和超越現代政治哲學的危機、推動當代政治哲學復興并轉變為“第一哲學”，具有重大的現實和思想史意義。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實際上創建了一種革命的政治，一種救贖的政治，一種解放的政治。正如阿倫特所言：雖說馬克思的政治理論只有一些“結論性論斷”，如“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勞動創造了人本身”、“暴力是助產婆”等，但這些“結論性論斷”所產生的沖擊力，要比那些精心論述的理論產生的影響的總和還要大。[33]從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從馬克思政治哲學產生之后，幾乎所有重大政治問題的探討，都少不了馬克思的在場和聲音，都必須與馬克思展開對話。在當代，任何有影響和吸引力的政治思想都必須解釋和回答社會-政治制度應該如何謀劃-規范社會現實的問題，而向這個方向邁進的第一步，就是去發展和完善一種關注人類自由解放的馬克思政治哲學。說到底，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根本上代表著一種人類性的偉大世界精神。
雖然阿倫特并非完全認同馬克思，有時甚至還頗有微詞，但她對馬克思政治哲學的巨大思想史和現實意義的肯定和贊揚，卻是毫不掩飾：在與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斷絕”中，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最具有影響力和沖擊力，以致“直接左右政治的發展”。[34]所以說，在當今資本全球化的時代，馬克思繼續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問題發揮和施加著重要影響，馬克思仍然是“活著的幽靈”，而這一“活著的幽靈”必將重現人世間。對當代政治哲學來說，馬克思的政治思想不只是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而且已經成為政治哲學中堪與自由主義相對而立的另一極坐標。[35]今天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再度爆發和蔓延，促使人們又開始重新“閱讀《資本論》”，更加關注和思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解剖學”的馬克思政治哲學，這無疑是對其重大本質意義之最強有力的回應：“現在是時候去除偽裝，用現代人的思維來講述馬克思那不可思議的命運以及他非同常人的智慧與政治軌跡，……發現這位針砭時事之人的卓越之處。”[36]馬克思才是真正的“千年偉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馬克思還在努力探求整個世界以及人類自由的原動力。對所有關心黑暗時代人類生存狀況的人來說，無論他們的“政治觀”是什么樣的，馬克思都會對他們持續提供有意義的啟示——馬克思“擁有人們對他的所有期待”，其意義深遠的政治哲學永遠是人類走向自由解放的“助產婆”。
在一定意義上，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政治哲學的興起有兩次浪潮：第一次大致是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圍繞羅爾斯的“正義”問題而展開；第二次是進入新世紀后，圍繞阿倫特的“政治與公共性”問題而展開。而在這兩次浪潮中，馬克思的政治哲學都是必須與之交鋒而無法繞開的主陣地。而在另一層意義上，無論羅爾斯還是阿倫特，他們的政治哲學都是在或隱或顯地關注和回答馬克思提出的“人類自由解放何以可能”的問題。在這一意義上，我們確實可以說：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才真正是名副其實的“第一哲學”，當代的政治哲學研究都是在為馬克思作“注腳”并與之展開“對話”。即便是當代政治哲學的復興和發展，也依然離不開馬克思開創的地基。而未來政治哲學的基本走向，必然是從阿倫特對古典政治哲學的“回歸”，走向馬克思對古典和當代政治哲學的“超越”。一句話：面向人類未來，我們既需要“愛這個世界”的阿倫特，更需要“改變世界”的馬克思。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研究》2014年第4期
作者單位：白剛、李德炎，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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