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對于財富觀有深遠影響，但最終具有決定作用的是生產方式。財富觀的秘密存在于生產方式之中：小國寡民與安貧樂道只能源自農業生產方式；經濟人假設與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則有自己的新財富觀。歷史唯物主義是打開財富觀演變之鎖的鑰匙。
一、小國寡民與安貧樂道
小國寡民與安貧樂道，曾經是中國古代財富觀的重要觀念。《道德經》中的最高理想就是：“小國寡民。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第八十章）如果離開了對商品交換和交往關系極不發達、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方式的透析，當然不能理解這種安土重遷、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理想。這種東方式的小農經濟的理想國，與處于城市國家、手工業和分工比較發展、奴隸制繁榮時期的柏拉圖的理想國大異其趣。
同樣是建立在農業生產方式基礎上，儒家學說又有其特點，這是因為在生產方式基礎上，上層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對觀念具有重要作用。老莊可以說是在野派，而儒家創始人孔子有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儒家的理想不是小國寡民，而是實行王道仁政。孔子不反對富國富民，對國家而言：庶之、富之、教之。（參見《論語·子路》）“庶”，是增加人口：人是農業勞動力，人丁旺是農業發展的首要條件；“富”，是讓百姓生活富裕；“教”，是富而后教，加強教育，富而好禮?？鬃訉€人也不是一味反對富，他說過，“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
儒家把富民政策寄托于仁政，寄托于當權者的良心自覺，而分配方式是平均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是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孟子·梁惠王上》）所謂仁政理想，求的是實現小富、均富；在生產力不太發展、財富不很豐富的小農經濟時代，這是社會穩定和實行仁政的最高理想。
小農生產方式規模狹小，沒有普遍交往，生產力較低，財富表現為自給自足、滿足人的日常生活即可的使用價值。它是一種自然形態的財富，既不能轉化為作為財富等價物儲藏的金銀貨幣，更不能轉變為資本，不能無限地、長久地大量儲藏。這種狀態必然影響個人財富觀。儒家重德不重富，重義輕利，憂道不憂貧?？鬃淤潛P“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不改其樂”（《論語·雍也》）的顏回，提倡“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的處世態度；莊子處世淡薄，只求免于饑寒，無需積累，他說“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逍遙游》）。小農生產方式倡導知足常樂、安貧樂道，這種具有平均主義特色的財富觀可以說是勢所使然。
當然，封建社會的生產和生產力同樣是發展的。封建生產方式經歷過早期之后日趨發展和成熟。面對大一統的中國，小國寡民或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的財富觀逐漸失去其存在的經濟和政治基礎。但是儒道財富觀尤其是儒家財富觀，作為主要傳統仍在起重要作用。對國家來說，道家“治大國如烹小鮮”、“順其自然”等無為而治的理念，成為歷代創業君主實行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等治國理財的指導原則；儒家的仁政愛民的內容不同于早期的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的觀念，但王道仁政、以民為本的思想仍然在起作用。王道仁政在封建社會當然只是一種理念，而非歷史事實，但它對皇權專制體制和重賦苛政有一定的約束作用；特別是在個人道德和品格的培育上，無論是莊子視相位如腐鼠、蔑視權貴的品格，還是儒家的“學而優則仕”，都不主張個人對財富的非分追求；尤其是儒家主張以義取利而不能見利忘義的觀念，是一種正確對待財富的寶貴觀念，“孔顏樂處”至今仍是啟發個人品格修養的思想文化傳統。
二、“經濟人”假說與財富異化
貧窮是社會的苦難，追求財富對社會來說是一種進步的動力。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社會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人的主體能力的提升；如果人人安貧樂道，不追求財富，社會總體財富如何增加、社會如何進步？反之，如果個人不能分享增加的社會財富，使自己的生活富裕，他們對財富渴求的熱情就會被窒息，就不會有增加財富的動力。鑒此，小農生產方式基礎上對待財富的態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當然行不通，它不符合正在興起的市民社會的需要。
亞當·斯密作為工業革命時期新興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很重視財富生產，他撰寫的《國富論》是經濟學的傳世經典之作。該書旨在闡明新興資產者如何滿足個人對財富的追求，同時增加國家社會財富的總量。斯密在講到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時明確說道：“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和生活資料，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民能夠為自己提供這樣一個收入或生活資料。第二，為國家和聯邦提供一個足以支付所有公共開支的收入。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和君主兩者都富裕。”（斯密，第397頁）“經濟人”假說和“看不見的手”假說都是為此而提出的理論：前者著眼的是作為財富追求主體的人的本性，后者著眼的是從每個人追求財富的合力形成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二者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財富和社會財富增加所必需的。
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新教倫理與“經濟人”假說本質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后者屬于經濟學，而前者屬于倫理學。資本主義發展既需要“經濟人”的逐利本性，又需要新教倫理所張揚的道德品格。節儉、勤奮、守財、積累是資本主義財富積累最寶貴的道德杠桿，韋伯以上帝的名義使其神圣化，把增加財富視為對上帝的義務。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當然不是宗教道德的功勞，資本主義必然從自身的生產方式中產生出這種倫理觀念和“經濟人”假說。
毫無疑問，追求金錢利益并非資本主義特有的。
從私有財產制度產生，貨幣成為普遍等價物之后，追求金錢和財富就可以在各式各樣的職業和人物中發現，仿佛被鑄造為人的本性。但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利潤的追逐和財富的積累，不是個別人的品質而是資本的天職和本性。所謂新教倫理的精神是資本主義精神。人們追求財富的欲望同樣存在于前資本主義社會，但資本主義精神卻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是資本本性的理念化。正因為這樣，新教倫理是翻譯為道德的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反過來也可以說，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是翻譯為經濟學的新教倫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是把兩者的道德觀視為一體的。他說：資本主義經濟學是“關于財富的科學”，又是“關于驚人的勤勞的科學、同時也是關于禁欲主義的科學，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但進行生產的奴隸”。還說：“國民經濟學，盡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縱欲的外表，卻是真正道德的科學......。它的基本教條是：自我克制，對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買書，少上劇院、舞會和餐館，越少想，少愛，少談理論，少唱，少畫，少擊劍等等，你就越能積攢，你的既不會被蟲蛀也不會被賊盜的寶藏，即你的資本，也就會越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5頁）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早于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60多年的著作；它反對“國民經濟的道德產生資本主義”的神話，而是把這種道德視為資本主義經濟要求的必然反映。新教倫理的本質同樣如此。資本主義財富觀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能頭足倒置。這是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顛撲不破的真理。
財富是勞動創造的，但是勞動不能單獨構成財富的源泉，勞動始終處于一定所有制形式下，只有通過所有制才能把勞動和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在農業生產方式下，個人勞動與土地及其產品是緊密相聯的。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中存在著異化，這是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下異化勞動的必然表現。
異化勞動在創造財富中并未合理地發展勞動者的主體力量，而是使它片面化和畸形化。財富的異化不僅體現為創造財富的勞動主體的異化，還表現為分配的異化。資本主義的財富增加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社會財富的增長與創造財富的勞動者的貧困成正比。從社會來說，生產力發展了、經濟發展了，社會的總體財富增加了，可同時卻是越來越多的人陷入了貧困。勞動創造了財富，但勞動者并沒有因勞動而致富，反而是不勞動者致富，少數人占有社會大量財富。
自資本主義社會誕生以后，就開始了生產力越發展、社會總體財富越增加，而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人口也越增加的進程。勞動者個人財富的占有與社會財富的增加處于分離狀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創造財富的勞動的異化作過生動的描述：“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勞動不僅生產商品，它還生產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產商品的比例生產的”。（同上，第90頁）
在農業生產方式中，農民可以有自己一小塊耕地，依靠自己的勞動聊以卒歲；“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是對風調雨順、衣食暫可無慮的農家生活的彩色描繪。資本主義工業社會不同，因為勞動與勞動對象的分離而注定失去勞動對象的勞動者會因失業而落入悲慘境地。以往小農家庭無論如何貧窮，都會有幾畝薄地和簡陋的茅屋棲身，而在資本主義社會，被排除在勞動之外的“勞動者”不是住在貧民窟就是淪為乞丐和無處棲身的街頭流浪者。
住宅問題是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生動描寫過社會財富增加而創造財富的勞動者卻因無房住而退回洞穴的荒謬情況：“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過這洞穴現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氣污染。他不能踏踏實實地住在這洞穴中，仿佛它是一個每天都可能從他身邊脫離的異己力量，如果他交不起房租，他就每天都可能被趕出洞穴。工人必須為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庫羅斯筆下的普羅米修斯稱為使野蠻人變成人的偉大天賜之一，現在對工人說來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氣等等，甚至動物的最簡單的愛清潔習性，都不再成為人的需要了。骯臟，人的這種腐化墮落，文明的陰溝......，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3-134頁）這是私有制下高度工業化、城市化的潰爛之物。
當然，當代資本主義與一個半世紀以前的資本主義情況不同。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就說過；“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5頁）資本主義具有一定的自我調節能力，它在發展中也在不斷地對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關系進行調整?，F在失業者和無家可歸者的處境比資本主義早期得到了改善，但財富中分配的異化并沒有消失；相反，由于具有國際壟斷性質的跨國公司在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中的強勢地位，資產階級對財富的掠奪式的聚斂已經越過國界走向全球，財富分配中的異化由國內有產者和無產者的貧富對立，轉變為世界性的富國與窮國的對立。
盡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財富中的高額收入有助于緩解國內分配中的異化，但國內貧困問題并沒有因此而得到根本解決。日本是當今亞洲最發達最富裕的國家，可是據美國《紐約時報》2010年4月21日報道，經過多年的經濟停滯和貧富差距日益增大后，日本這個曾經標榜平等富裕的國家終于開始面對現實：貧困人口正不斷增加。日本厚生勞動省2009年10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約1/6的日本人生活在貧困中。當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一，各國的貧困線劃分標準有較大差異。很多日本人曾相信，日本人都是中產階級，但是當他們看到日本的貧困率高達15.7%，接近美國的17.1%時，他們都很震驚。研究人員估計，自從20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崩潰后，其貧困率已經翻倍，日本人的收入陷入停滯甚至下降。
某些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在當代，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發展似乎在重復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這在住房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住房難成為新興經濟體的共同問題。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是貧民窟最多的城市，據市政府統計每五名市民就有一人居住在貧民窟。（見《參考消息》2010年4月22日）印度是發展中的大國，GDP增長很高，可全國有4億人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每天1.25美元的貧困線以下。《參考消息》據路透社新德里4月18報道說，印度從2004年到2010年，6年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多了一億人，貧困人口從23.5%增至37.2%。印度孟買超過一億人居住在臨時搭建的窩棚里。這就是馬克思揭露的異化現象在當今財富分配中的一個側面?？梢?，盡管資本主義國家也采取了緩和矛盾的福利和保障政策，但仍然無法根本醫治異化勞動的痼疾。
資本主義財富中的異化現象，還表現為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之間的矛盾尖銳化。物質財富的增加之所以與道德和價值觀念危機相伴隨，跟財富形態的轉變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物質財富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它是實物性存在。由于貨幣成為一般等價物，貨幣成為財富；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貨幣成為人與人之間聯系的中介，成為任何需要和需要的滿足之間的牽線者。貨幣的流動就是財富的流動。誰擁有貨幣誰就擁有財富，擁有的貨幣越多財富就越多。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能夠購買人世間任何東西。貨幣既是財富的轉化形態，又是一種異化形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量的規定性，只有貨幣沒有量的規定，貨幣的量就是無限量。拜金主義、利己主義最根本的共同點，就是對貨幣的不擇手段的無止境、無限量的追逐。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貨幣作為現存的和起作用的價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換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頁）在貨幣拜物教面前，事物如同映現在照相機中的人影，一切都是倒置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謂人文危機、道德危機、價值觀念危機，充分體現了貨幣作為財富形態的迷人魔力。因此，一個貨幣異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拜金主義的社會，也必然是一個價值觀念顛倒、道德尺度失衡的社會。
在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問題時，馬克思關于異化和異化勞動的思想，對于我們理解社會財富增加與貧困增加同步的現象有指導意義。資本主義社會中財富增加和分配不平等之間的矛盾、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之間失衡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的表現。但馬克思主義并不因為資本主義存在著財富異化，就反對生產力的發展，阻止科技的進步，反對資本和貨幣在社會進步中的作用；道德不是評價社會進步的標準。
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的確血淚斑斑。它以農民失去土地、失去家園，變為大城市的貧民窟的居住者、變為流浪者為代價。馬克思曾為此而抨擊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性，但他是向前看的，并不會因為資本主義的異化而要求歷史倒轉，由工業生產方式變為農業生產方式，由資本主義高樓林立的當代城市退回所謂充滿田園風光和詩情畫意的農家茅舍。城市代表文明和開放，而農村代表落后和封閉。農村向往城市和城市生活，農民想脫離農村和土地而往城里跑。只有當城市變為鋼鐵水泥筑成的高樓林立的堡壘，壓抑得人透不過氣時，人們才羨慕農村的自然風光；而且越是落后、越沒有為現代文明“侵入”的所謂“原生態”地區，越成為人們向往的地區。這是當代文明社會的弊病，是現代化造成的自我困境。當代西方后現主義能夠滋生的原因正在于此。其實，城市、特別是超大型城市仍然是現代文明的輻射點，是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我們需要的是讓城市的生活更美好，而不是退回到幻想中的“農村牧歌”。
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的進步，財富中的異化和異化現象是進入更高的社會形態的煉獄，故企圖阻礙歷史潮流前進是枉然的。馬克思就曾批判過封建社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批評過西斯蒙第、卡萊爾等人的歷史觀。財富、貨幣、資本只要具有增加社會總體財富的活力，從中產生的種種不合理性比起平均主義來就對社會整體發展更為有利。正因為如此，《共產黨宣言》中痛斥土地貴族的懶惰和對待財富的貴族態度，而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為增加社會財富而擴展資本的力量加以贊揚。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大量涌現，它的合理的組織生產的方式和管理方式、經營才能，都表明資本主義社會是比以往任何社會更進步的社會。財富中雖然存在種種異化現象，但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對社會總體有利、對社會發展有利：它在為人類縮短勞動時間，增加閑暇時間，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準備條件。
在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占有者的生活當然是無產者無可比擬也無法想象的。但在財富異化狀態下，資本占有者也難免處于一種異化狀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惡性競爭中，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破產淪落甚至自殺，仍是大資產者個人難免的噩夢。馬克思說過：“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現為外化、異化的活動的，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現為外化、異化的狀態。”（同上，第103頁）金錢無主人。財富的流轉是異化狀態下財富占有者不可避免的命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是封建社會權貴家族衰敗時的情景，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時刻都在上演這種破產的“悲劇”。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上演的沒有硝煙的商業戰爭和貨幣戰爭，絲毫也不遜于封建社會的王朝戰爭。
受道德淪落與價值觀念危機困擾的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把目光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它們多次召開有關東方哲學的講座、討論會和出版專門刊物，一些大學開設東方哲學的課程，力圖在物質財富和科技飛躍的基礎上，尋求精神的安頓空間。文化交流是文化進步的動力，中國哲學中包含許多哲學智慧，值得當代西方人認真研究和介紹。可以肯定，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的道德觀念，對于西方過分追求物欲、沉迷金錢的社會狀態中的某些人，可能會有心靈療傷的作用，但我以為對整體社會的作用有限。東方之藥難治西方之病，東方文化不可能成為西方社會制度弊病的最后“解毒藥”。
西方財富的異化現象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它不是單純的文化觀念問題，而是社會發展規律問題，不能只要資本主義制度而不要這種制度的異化后果。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不像一個蘋果，可以切去壞的一半、留下好的一半后，仍然是資本主義。沒有任何一種外來文化能使西方社會擺脫困境，解決問題的鑰匙和手段只能存在于西方社會自身之中。
三、解放生產力和共同富裕
財富不是資本，但財富可以轉變為資本。當財富支配他人勞動時，它就轉變為資本形態。資本的占有是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分界線；財富多少是富裕與貧困的分界線。財富與資本的區分不能混淆。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公民都是有產者，因為工人有汽車、有住房、有電冰箱，總之已不是一無所有的無產者，這是混淆資本與財富的界線。在傳統意義上，無產者是工人階級的另一稱呼，因為他們不是憑借資本而是直接創造財富的勞動者。沒有無產者即沒有工人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當然是奇談怪論；誰為資本的價值增值而勞動？難道是有產者為有產者自己生產，資本具有自我增值的魔法嗎？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是資本與勞動的關系，這種關系不會因為貧困線的上下浮動而改變。
在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希望人人富裕，但并不希望也不可能人人都變為資產者。社會主義社會應該害怕的不是富裕，而是貧困。富裕只能鞏固社會主義，貧困才會導致社會主義的危險。但我們也必須辯證地思考：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而發展又會出現發展中的新問題，富裕也是如此。富則修是錯誤的，但“富而不教”則會出現新問題，所謂“富二代”現象敲響的就是這種警鐘。
在當代中國，私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私人資本對當代中國社會財富的創造發揮著重大推動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因被雇傭而改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同時發展是基本國策。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保障工人有尊嚴地勞動，保障勞動者的福利和體面的生活。這是社會主義勞動不同于異化勞動的根本之點。如果資本與權力相結合，尤其是私有資本變為社會資本構成的主導，當然潛藏著極大危險。無視這種危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因此而害怕富裕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歷史發展中常常有極為相似的現象。中國是后發展國家，中國的現代化包含極其復雜的多樣性的過程。它同時面對著前現代（落后的小農生產方式）、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和后現代（現代化弊端的呈現和對生態文明的渴求）種種發展的矛盾的交結與糾纏。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迅速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也會出現西方現代化過程中某些類似的現象。由于產業結構的調整，產生大量結構性下崗失業人員，以及農村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無房和蟻居、蝸居現象成為迅速發展中的新的社會問題，成為財富增長中的新的貧困。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經濟總量從3000億上升到現在的30萬億，社會財富總量大大增加。財富雖然是使用價值，但它的生產與分配都承載著人與人的關系。財富分配的核心是利益關系的調整。當今中國，億萬、百億萬富翁不少，位列世界富豪排名榜上的人日漸增多。這是好事，是社會財富激增的表現。只要聚財有道，不是巧取豪奪，富人增多有利于增加人們對財富追求的社會活力，可以提升人們創業的主動性和能動性。當然，對財富急劇集中的不正當渠道及其產生的拉大基尼系數的效應，我們必須認真對待。
盡管歷史發展有相似現象，但不同社會中對類似現象的處理方式和后果并不相同。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仍然存在貧困人口，然而與其它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社會財富的增加與貧困人口的變化成反比。改革開放以來，脫貧成為我們的一項重要政策。無可否認，財富確實在向少數人集中，但脫貧人口還是越來越多。我們國家正在采取各種措施限制兩極分化和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現象，不斷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社會低保水平，保障失業和下崗人員的生活，并著手解決房價虛高和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
分配永遠無法超越經濟和文化的制約。在當代中國，財富分配中的分化現象幾乎難以完全避免。經濟問題是不可能單純依靠道德解決的，道德憤慨和抨擊可以促進人們關注分配問題，但不可能解決分配不公問題。處于不同地位者和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對公平的理解可以南轅北轍。公平是社會的、歷史的、變化的概念，永恒的、普適的公平是不存在的。
社會主義當然要求公平。公平是社會主義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道德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內在本質的要求。但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公平不是一個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保證的實際狀態。分配的公平是結果，它是由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所有制性質決定的。在社會主義中國，有尊嚴和體面的生活，不會也不可能單純依靠救濟、慈善事業或社會福利來保障。與一些人津津樂道的西方福利國家的學者不同，馬克思主義者清楚地意識到，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在著手完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同時，應該合理規劃各種經濟成份的關系，并著力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加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共財富。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過去和現在都功不可沒。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就和社會財富的激增，如果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個人生活得到改善，就難以逐步落實“以人為本”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只有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同時發展，并采取經濟的、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和實際政策措施限制兩極分化，才能在社會財富和個人財富分配之間求得某種合理的、適度的均衡。我們要求的公平是社會主義公平，它不同于不同利益集團對何者為公平的主觀認定，而是以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有利于社會發展為衡量尺度的現實的公平。
如果讓各種所有制、各種利益集團在市場博弈中達到公平，認為機會均等就是公平，那么勞動者只能是這種所謂機會均等中的弱者。市場中的機會均等適用于進入市場的資本擁有者和投資者，資本與勞動之間則沒有真正的機會均等，這是由他們各自的地位決定的。當然，社會階層具有一定的流動性。這是指其中的成員而不是指階層本身；階層本身不會有整體性流動，它只能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而改變。只要雇傭關系中的資本與勞動的區分存在，資本就比勞動強勢：勞動離開資本就會失業，特別是離開土地進入城市的勞動者，離開了資本就不能生存，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自身特點，構建和諧社會、調節勞資關系是我們的基本政策。我們應該充分發揮資本的作用，但更應該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和積極性。當然，就資本與勞動的關系來說，資本比勞動強勢、聘用者比被聘用者強勢，在這一點上兩種經濟具有相似之處。因此，市場經濟下的所謂雙向選擇、自由擇業，永遠不可能越出市場經濟規則的限制。
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發展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引導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四個字至關重要，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命線。不能把消除兩極分化和過大的貧富差距、共同富裕寄托于對公平的道德訴求，而應該按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走最終達到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的共同富裕之路。這才是真正通向社會主義公平之路。
物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精神貧窮同樣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新財富觀不單關涉物質財富，還關涉精神財富。精神產品同樣是滿足人類需要的財富。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消費方式和結果并不相同。物質財富的消費受到生理限制。雖然隨著社會發展，生理需要已經不是消費的限制，享受和奢侈性消費成為物質財富消費的主要內容，但這種消費終究有個限度。超過人的社會的、生理的、心理的合理的物質需求，往往表現為不合理的消費。精神財富的消費則是無限的。物質財富的不合理的、過度的消費會有害于消費者自身，而精神財富的消費則使消費者素質越來越高，即越來越有教養、有文化。物質消費雖然可以拉動生產，但社會物質的過度消費會破壞生態環境、破壞資源，妨礙可持續發展；而精神財富則是一種增值性消費：消費越孕育出新的精神產品，智慧的碰撞越會產生新的智慧。一個國家的物質財富的增加，應該有利于勞動時間的縮短和閑暇時間的增加，有利于人的素質的培養和提高。物質生產任何時候都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但并非投入物質生產的社會勞動總量越多越好；事實正好相反，科技革命使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時間比例發生重大變化：精神生產在社會總生產中越來越占有重要地位。
先進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任務，它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在當代中國，由于經濟發展和財富的增加，足療、按摩、美容、洗浴之類的享受性和奢侈性消費擴展到小縣小鎮；與之相比，文化建設與全民讀書的風氣則發展緩慢。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文化精神支柱。如果只有物質財富增長，我們只能是一個在國際風云際會中借機而起的“暴發戶”，而不可能是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文明國家。
財富是社會性財富。財富不可能是任何一個人創造的，它凝聚的是社會集體的力量。雖然在私有制社會中財富的占有方式是家族式的，但本質上它是社會財富。雖然封建社會中也有人建立義倉、學田，但不超過宗族范圍，財富是在家族中貯藏和繼承。但千畝良田八百主，通過家族的興衰，不依財富主體的意愿而發生易手流轉。資本主義社會比封建社會進步，有些財富的擁有者是主動轉讓，采取成立基金會的方式從事各種社會公益事業，不是在家族范圍內濟貧，而是回歸全社會。這是社會文明的進步。
社會主義新財富觀主張增加社會財富，也主張增加個人財富。但對個人來說，不應當以追求財富為人生目標。“一切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之類的口號是誤導，而不是社會主義新財富觀。在對待財富問題上，應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結合，個人財富的獲得不能損害國家和集體利益。從這點上說，中國儒家以義取利、反對見利忘義的觀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具在內在的兼容性。
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財富觀既重視個人財富，更重視社會財富；既重視物質財富，更重視精神財富；認為財富來自社會，也要回歸社會。所以，我們應當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論，通過切實改革分配制度，以清除財富觀中的拜金主義、利己主義，讓財富真正成為人的勞動對象化和發展人的主體本質力量的創造物，成為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用的物質的和精神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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