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Worker's Liberty
翻譯：趙丁琪
近幾十年來，關于“民粹主義”作為新的重要政治運動形式的討論不絕于耳。一些左翼人士甚至說，我們應該擁抱它。誠然，討論“民粹主義”在概念上存在很大困難。一方面是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高度多元化和異質化的“左翼民粹主義”，它非常傾向于黑人解放和婦女解放等解放政治。另一方面，英國工黨中的“藍色工黨”派則是深具民族主義和社會保守色彩的民粹主義，普遍敵視解放政治。
在概念上出現的其他困難還表現在另一個方面。雖然民粹主義的一些變種會被認定為“左翼”或“右翼”，但民粹主義運動往往采用克服或超越左/右分歧的說辭。
在我看來，民粹主義的關鍵原則是“人民”與“精英”之間的核心對立。占領運動中關于“1%”和“99%”的著名口號很好地表達了這一信條。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中，“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之間的對立是基于剩余價值榨取的剝削關系，但民粹主義中“人民”與“精英”之間的對立則不同。
我認為，所有形式的“民粹主義”，包括那些政治內容最進步的“民粹主義”，對社會主義者來說都是死路一條。我將用兩個被視為 “左翼”和“民粹主義”的截然不同的政黨來說明這一點：讓·呂克·梅朗雄的 “不屈的法蘭西”（La France Insoumise）和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
我的觀點是，盡管這些政黨在實質政治上有很大不同，但它們在實踐中表現出的缺陷都源于民粹主義本身固有的理論弱點：階級的缺位。在這里，我將階級理解為一種與社會生產力相關的物質地位，而非一個文化范疇或只是一個相對收入的問題。
換句話說，民粹主義的核心問題在于它以“人民”而非“工人階級”作為主概念。作為一個范疇，“人民”掩蓋了階級的區別，尤其是(i) 工人階級；(ii) 傳統的小資產階級（即出售其勞動產品而不雇傭他人的獨立商人和工匠）；(iii) 小資本家之間的區別。
因此，任何轉向民粹主義的做法都只會讓我們忽視，為什么社會主義要把工人階級作為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為什么我們需要為有組織的勞工建立獨立和民主的機構。
簡而言之，采用民粹主義就是背離社會主義政治的核心任務：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
“不屈法蘭西”
“不屈法蘭西”運動由曾長期在法國社會黨任職的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領導，是一個自稱為“運動”的組織，成立于2016 年。梅朗雄在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他在第一輪選舉中贏得了19.58%的選票，但在今年（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不屈法蘭西”組織在法國只獲得了6.3%的選票。該組織的主要人物紛紛投奔其他政黨。
梅朗雄的前地區顧問安德雷亞·科塔拉茨（Andréa Kotarac）就是這樣一位叛逃者，她甚至支持瑪麗娜·勒龐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以此來阻止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總統的“前進”（En Marche）運動。
盡管梅朗雄提出了再分配政策，但他的政治綱領本質上是披著左翼外衣的民族民粹主義。梅朗雄計劃的核心支柱是法國的國家主權。他的言論往往以反德和反歐盟為主題，而不是針對國內和國際資產階級的聯合階級斗爭。
例如，他在2015年出版的《俾斯麥的毒藥》（Le Hareng de Bismarck）一書中譴責了強加給歐洲的“德國毒藥”。梅朗雄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否認法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維希政權的反猶行動負有任何責任。維希政權曾與占領法國北部的納粹德國達成協議，統治法國南部。
盡管此前梅朗雄曾表示移民不是問題，但現在他公開主張加強邊境管制。他多次將移民描述為“對工資和社會收入造成壓力”的重要因素，并對遷徙和居住自由表示敵意。他甚至采用極右翼言論，稱移民正在“偷（法國人的）面包”。
梅朗雄將國家主權置于階級團結之上，并因此迎合仇外心理，從而掩蓋了法國國內的階級剝削，并以國籍為界限分裂工人。這也清楚地表明了為什么一位備受矚目的“不屈法蘭西”運動（La France Insoumise）成員會如此輕易地投奔極右翼。
“不屈法蘭西”運動缺乏內部民主。雖然該黨有一個“大會”，但60%的大會代表是從網上表示有興趣的黨員中抽簽選出的。由于這些代表從未經過選舉產生，因此表面上他們甚至不對黨內其他成員負責。
實際上，大部分決策權都掌握在梅朗雄的核心圈子里，因為他們可以刻意制定限定的會議議程。因此，“不屈法蘭西”組織無法就其政治立場進行有意義的公開辯論。
事實上，梅朗雄在2018年左翼集會“變革的世界”（The World Transformed）上發表演講時，公開表示“不屈法蘭西”沒有黨員結構就意味著“沒有內部權力斗爭”，并對此感到自豪。
因此，無論是其對民族主義的擁護，還是其自上而下的單一結構，“不屈法蘭西”的“左翼民粹主義”都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榜樣。
“我們能”黨
巴勃羅·伊格萊西亞斯于2014年在西班牙反緊縮抗議活動后創立了 “我們能”（Podemos）黨，作為一個針對失業或不平等問題的左翼運動。
“我們能黨”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按黨員人數計算，它是西班牙第二大黨。在2019年11 月的大選中，由“我們能”黨和其他左翼政黨組成的選舉聯盟 Unidas Podemos 贏得了西班牙議會下院（眾議院）350 個席位中的35席，以及上院（參議院）265個席位中的6席。11月12日，該聯盟與社會民主黨PSOE簽訂了聯合政府協議，馬德里《國家報》報道稱，協議“措辭寬泛，可以考慮任何形式的措施”。
總體而言，“我們能”黨的民族主義色彩遠低于“不屈法蘭西”組織。它的內部政治生活也更加豐富，并設有向國家機構提交提案的正式機制。
盡管與其他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相比，“我們能”黨的優勢值得稱道，但其政治存在嚴重弱點。它采用的“選舉戰爭機器”戰略犧牲了最初讓Podemos聲名鵲起的街頭運動。
與21世紀的大部分左派一樣，“我們能”黨也對“互聯網民主”有些癡迷。雖然網絡投票在“可及性”方面似乎很有吸引力，但對網絡投票的依賴卻擠壓了商議和辯論的空間。
成員們經常獨自在家投票，沒有機會充分、透明地聽取所辯論的提案。這有利于那些對組織內部交流擁有最大控制權的參與者。“互聯網”民主很容易成為組織領導層為其立場獲得全民投票批準的工具，而不是批判性地討論和決定成員提案的手段。
盡管“我們能”黨在形式上的民主結構令人印象深刻，但實際上伊格萊西亞斯的個人領導才是該黨的核心。這是左翼民粹主義運動類似于波拿巴主義的大趨勢，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是與作為無差別群眾的“人民”直接溝通。
換句話說，由于民粹主義的基礎是一種能夠克服“人民”內部分裂（包括階級矛盾）的“共識”，因此民粹主義運動往往圍繞著一個能夠體現這種“共識”的領袖人物展開。
就“我們能”黨而言，與“人民”直接溝通的意識形態甚至到了完全以民調數據為決策依據的地步，仿佛僅僅反映“普通公民”的現有觀念就足以取代通過民主決策的方案來改變這些觀念的斗爭。
“我們能”黨曾希望“人民”與“精英”的民粹主義分野能創造出一個新的、統一的左翼，但事實證明這種希望是錯誤的。在經歷了2014-2015 年快速但短暫的崛起之后，其選舉表現一直不佳。伊格萊西亞斯與“我們能”黨的創始人伊尼戈·埃雷洪（Íñigo Errejón）之間多年來一直存在激烈分歧，如今該黨已經分裂。埃雷洪更強烈地主張“不左不右”的政治，強調反對階級對立的“愛國團結”。他現在領導著自己的政黨 Más País，該黨正是基于這一綱領。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民粹主義的根本問題：盡管它口口聲聲說要構建一個超越傳統左/右二分法的新社會聯盟，但它并不能簡單地闡明按階級劃分的物質利益。只要“我們能”黨植根于建立這種聯盟的理念，它就仍然是一個不恰當的左翼政治形式。
無產階級，而非“人民”
這讓我想到了偉大的美國社會主義者哈爾·德雷珀提出的經典問題：“為什么是工人階級？”
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將工人階級置于我們政治的中心，并不是因為我們相信工人是天生的具有優秀品德的人，也不是因為我們相信社會中一切形式的壓迫都可以歸結為階級矛盾。
我們這樣做是因為，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生產階級，工人階級具有從內部挑戰資本主義的獨特地位。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財富生產直接源于從工人階級的勞動中榨取剩余價值，這意味著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具有獨特的經濟影響力。
此外，由于工人階級是一個世界性的階級——資本主義在全球的蔓延創造了遍及所有國家的雇傭勞動。因此，工人階級具有獨特的能力，能夠在結束經濟剝削這一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將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
勞工運動及其有組織絕不僅僅是“人民”的眾多組成要素之一，它們對左翼來說至關重要，這正是因為物質階級利益為團結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大部分被壓迫者提供了客觀基礎，也為從內部戰勝資本主義提供了手段。
無論人們對“人民”這一范疇做出多么寬泛的解釋，它都無法像工人階級那樣為團結斗爭提供真正的世界性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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