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無論是作為狹義的學院化知識傳統，還是廣義的社會思潮，加速主義不僅突破了既有的理論模式，而且挑戰了流行的政治戰略，以致于無法凝聚為有效的、普遍的共識而陷入相互競爭的局面。在理論上，加速主義表征了資本主義啟蒙的元敘事困境；在立場上，加速主義墮入左與右的對立之中；在實踐上，加速主義無法辨識資本主義本身的位置。加速主義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極大挑戰，它一方面試圖保留馬克思，另一方面卻又取消馬克思主義。因此，認真厘清加速主義思潮的悖論和困境，真正識別和把握其本質，重申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科學意義，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尤為重要的任務。
在近十多年來，以激進思潮的面貌出現的加速主義盛行于西方理論界，對社會理論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一種在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誕生和傳播的社會思潮，加速主義以其無比震撼的表達和異常激進的姿態產生了頗為獨特的理論效應。然而，正如劃破沉寂已久的黑夜一樣，加速主義照亮的一瞬間之后帶給人們的卻是無盡的黑暗。究其緣由在于，加速主義思潮的悖論性質不僅導致了內部難以溝通的對立，而且在實質上溢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和邊界。最終，作為激進理論的加速主義蛻變為話語的異常增殖，無疑在后果上表明了其理論悖反性質的征兆。面對西方激進思潮的侵蝕，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當時刻保持高度的警覺，不斷提高自身應對其他思潮挑戰的能力，更應該在這種應對中深化對自身的理解能力。因此，審思加速主義理論的悖論，努力澄清其困境，真正識別其本質，重申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科學意義，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至關重要的任務。
一、加速主義思潮的三重悖論：從理論、立場到實踐
加速主義思潮以右翼加速主義和左翼加速主義為代表。右翼加速主義以N.蘭德(Nick Land)為代表，這是一種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加速主義。其保守性體現在，雖然他們擁護現代技術，試圖以加速技術的發展來實現社會的進步，然而問題在于這種技術掌握在少數人和機構的手里。換言之，右翼加速主義對技術的推崇是服務于資產階級的，是以追求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為目的的，最終啟發了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運動。左翼加速主義以A.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N.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為代表。左翼加速主義力圖扭轉加速主義的右翼傾向，使其具有馬克思主義的色彩和導向。左翼加速主義試圖批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現有技術的束縛，從而改造現有經濟基礎，以引導技術發展的方向，走向服務于大眾而非少數人利益的方向。在這一點上，左翼加速主義針對資本主義的現狀，作出了較為積極的探索。就理論特征來說，加速主義并非是一種具有嚴格體系的思想流派，反而是有著極不穩定的邊界的開放結構。因此，這給我們把握和理解其實質提出了困難和挑戰。然而，如果能夠準確地厘清其理論的悖論性質，理解其矛盾之處，將有助于識別其理論的內涵和實質。從理論、立場和實踐三個方面入手，能夠較為全面地把握加速主義內部存在的悖論。
1.加速主義理論上的啟蒙悖反：資本主義啟蒙元敘事困境
盡管加速主義在表面上總是以其政治戰略而廣為人知，但這種戰略無疑只是作為最終的結果得以呈現。透過這種政治維度，可以捕捉到加速主義在理論層面上的悖論，那就是加速主義在起點上就隱含了深刻的悖結。這種悖結就是，加速主義的左翼和右翼之分深刻體現了啟蒙運動的正反兩面，也表征了資本主義的元敘事要求。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宣稱的那樣，啟蒙的根本意圖在于“喚醒世界，祛除神話，并用知識替代幻想”。然而，在他們看來，啟蒙最終不僅沒有實現它的綱領，反而淪為資本主義新的神話。如果說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論述了20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的統治性機制，那么加速主義則表征了20世紀后半葉和21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的自我意識。正如蘭德所說：“加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的自我意識，而資本主義的自我意識才剛剛開始。”
首先，在內涵上，加速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啟蒙運動的產物。左翼加速主義和右翼加速主義是啟蒙運動這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而這兩面都書寫了資本主義的元敘事。左翼加速主義表達了啟蒙運動光明的一面，它試圖超越資本主義，企圖避開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的20世紀啟蒙運動的噩夢即極權主義；右翼加速主義反映了啟蒙運動黑暗的一面，主張發揮資本主義的最大潛力，折射了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內在要求和期望，此所謂蘭德所主張的“黑暗啟蒙”。
其次，在策略上，加速主義陷入資本主義和啟蒙運動的二律背反之中。左翼加速主義企圖超越并擺脫資本主義，借助啟蒙運動的理性機制，倡導普羅米修斯主義,以走向新的后資本主義社會為最終目標。而右翼加速主義將資本主義本身作為最終的目的，認為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會使資本主義擺脫自身的困境從而走向新的階段。
最后，在后果上，加速主義墮入了資本主義拜物教和啟蒙神話的困境之中。無論左翼加速主義還是右翼加速主義在選擇加速資本主義或啟蒙運動上存在著截然對立的差別，二者都陷入了資本主義的陷阱之中。因為問題的關鍵并非在于加速資本主義和啟蒙運動，而是徹底推翻它們。正如盧卡奇指認階級意識“同時也就是一種受階級制約的對人們自己的社會的、歷史的就經濟地位的無意識”,那么同樣加速主義則是資本主義的無意識。在這一意義上，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加速主義都始終沒有超出資本主義元敘事的范圍。
2.加速主義立場上的左右之爭：內部無法溝通的政治差異
盡管后來的加速主義者在建構加速主義理論的歷史合法性的時候，總是反復引用尼采“加速這個進程”的表達，然而尼采的使用與后來加速主義的含義卻有著較大的差別。其中尤為重要的是，當代加速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理論的闡釋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這尤其要歸功于左翼加速主義者。作為一種激進的思潮，加速主義在政治立場上的差異導致的相互競爭撕裂了原本就不穩定的理論基礎，并打開了其邊界。結果是，加速主義難以凝聚成有效性的共識，進而極大地弱化了其理論改變現實的能力。
首先，加速主義左右之間無法溝通并嚴重對立的政治差異，使得雙方都無法對客觀的歷史變遷作出有力的分析，結果只能將重心讓位于政治立場的競爭。右翼加速主義與新反動(neoreaction)匯合，極大地影響了美國的保守主義，最終走向了擁抱資本主義的立場。左翼加速主義試圖扭轉右翼加速主義的立場，從而使加速主義理論左翼化。因此，政治立場上對立的局面極度損害了加速主義理論原本的效力。由于為政治立場之爭所累，加速主義一開始就未能實現理論本身對現實測度的能力，結果是在無法完善自身理論合法性和形成診斷現實的能力之前提下，跌入圍繞政治立場對立的無盡的話語競爭之中。
其次，加速主義就資本主義和現代性之間存在嚴格對立達成共識，但在支持何者上無法形成一致意見。1980年哈貝馬斯在領取阿多諾獎時發表了題為“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設計”的演講，表明了現代性仍是一項未竟之志。為此，加速主義亦反映了這一議題的要求。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加速主義都認為現代性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著分歧，因為資本主義未能真正實現如哈貝馬斯所言的現代性規劃。然而，左翼和右翼加速主義在最終的抉擇上呈現出對立之勢。左翼加速主義試圖以支持并完成現代性的任務從而反對資本主義，而右翼加速主義試圖加速主義主義本身的發展從而在后果上超越現代性的規劃，進而實現真正的資本主義現代性。然而，無論如何，即使是現代性之未竟之事業仍然囿于資本主義范圍之內，在其中進行二擇一的角逐游戲并不能實現真正的超越。
最后，加速主義左與右之間存在截然相反的差異的現實根源在于，二者都只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變遷在理論上的反映和表現。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政治上撒切爾的自由主義在英國強勢崛起，不久后伴隨著的是蘇聯社會主義解體，同時在科技上以計算機為代表的技術革命開始廣泛興起和應用。在這種現實情況下，福山宣告“歷史終結論”的口號助長了以蘭德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將是未來目的的觀點。然而，相反的是，左翼加速主義則看到了以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的控制論技術，尤其是在阿連德時期智利的“賽博協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的現實應用帶來的無限可能性，同時亦效仿哈耶克的朝圣山學社的做法，最終試圖以集體掌握的形式控制資本主義的技術發展，以此為左翼謀求新的可能性出路。
3.加速主義實踐上的不切實際：無法辨識資本主義的位置
任何一種思想理論如果想要具有真正的影響力就必須切實地付諸實踐，進而真正起到干預和改變現實的作用。然而，在這一點上，加速主義理論亦存在著異常明顯的悖論和困境。加速主義在如何看待資本主義的合理位置這一問題上表現出模棱兩可的情況，以致于不僅極大弱化了實踐的效力，而且會導致無法徹底將其理論轉變為有效的實踐。
首先，加速主義在理論上無法真正識別和判斷資本主義的合理位置。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加速主義，在具體的策略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加速的內在意圖卻是不一樣的。右翼加速主義認為，能夠尋求改變并帶來解放力量的只是資本主義本身，因此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成為右翼加速主義的目的。相反，在左翼加速主義看來，當前的資本主義壓抑或束縛了本應該成為解放力量的對象如技術，因此需要進一步加速其快速發展，進而徹底釋放這種潛在的解放力量，最終通過資本主義而過渡到后資本主義。左翼和右翼加速主義只是將資本主義當作相互競爭和博弈的對象，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對其歷史的合法性和現實狀況作出科學有效的評估。正如馬克思基于唯物史觀既合理地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貢獻，同時也科學地揭示了其滅亡的命運。如果缺乏對資本主義本身的客觀闡釋，那么就會像左翼和右翼加速主義那樣要么把資本主義本身當成最終的目的，要么天真地借助資本主義的力量達到實現未來理想社會的目的。
其次，加速主義的實踐效力高度受限，原因在于加速主義的真正對象并非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盡管加速主義試圖以資本主義為對象加速其發展，然而一邊是左翼加速主義將資本主義作為手段，另一邊則是右翼加速主義將資本主義作為目的。以斯爾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為首的左翼加速主義者無論是在《加速主義政治宣言》,還是在后來的《發明未來》中都提出了諸多具體的行動策略和具體措施。無論如何，他們的加速策略只能是加速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速度，而非推動歷史本身發展的速度。換言之，若非加速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發展和變革，那么左翼加速主義者所謂的后資本主義社會至多也只是資本主義的又一個新的形態，因為這并非是實現對既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真正的、徹底的變革。
最后，加速主義理論上的主張無法產生行之有效的實踐，即理論最終將與實踐產生分裂。根本原因在于，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加速主義，它們的實踐基礎來源于超信(hyperstition)理論。超信概念的實質就是人類的知識建構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不涉及是否真實地再現了世界的客觀狀況。正如B.諾伊斯(Benjamin Noys)指出的那樣，“我們應注意蘭德的預言是一種超信——一種述行(performative)虛構，它創造了它所預言的未來——以及他的理論化(根據蘭德)瓦解了線性順序時間”。R.麥凱(Robin Mackay)也指出：“他們成功地抹黑了真實和他們所說的‘超信’之間的界限：通過集體實踐使自己變為真實的虛構。”問題的實質在于加速主義首先不是對社會歷史的客觀反映，而是一種主體的自我建構。在這一意義上，加速主義的實踐能否成功一開始就已經沒有了客觀物質條件的保障。
二、加速主義思潮的內在實質：“超越”馬克思主義的后馬克思主義
盡管今天的加速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發揮著較大的影響，然而穿透其非同一般而又驚世駭俗的口號之后，我們看到的是這一理論思潮存在著諸多的悖論和困境。它不僅在理論上表征了資本主義和啟蒙運動敘事的二律背反，而且在政治立場上墮入左右對立和競爭之中，更是在實踐上難以兌現理論所主張的承諾。基于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我們可以發現更深層次的悖論在于：加速主義既試圖保留馬克思，又企圖取消馬克思主義。由此，加速主義在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之間制造了嚴格對立。對于加速主義來說，馬克思是當之無愧的先驅，他的觀點就是加速主義的；對于馬克思來說，他已經加速主義化了。從歷史的合法性層面來看，加速主義把馬克思打扮成自己的同路人；而在基本方法和立場層面，又假設時代超越了馬克思而使其變得過時。因此，加速主義思潮的內在實質就在于，它走向了一種“超越”馬克思主義的后馬克思主義甚至是非馬克思主義。
1.歷史敘事的轉向：以話語敘事替代歷史唯物主義敘事
加速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背離首先體現在作為基礎元理論的歷史認識論層面，即加速主義以“超信”為核心的話語敘事替代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敘事。加速主義之左與右的區分，不僅是關乎政治立場的爭論，而且涉及更深層次的歷史認識論的基礎。然而，因為政治立場的抵牾和意識形態的爭論又壓抑了這一更為重要而又基礎性的問題，所以使得對加速主義的探討始終停留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層面。我們認為，加速主義以“超信”為支點建構了其獨特的元敘事，為這一思潮奠定了基本的歷史認識論主張，然而這種歷史認識論卻又遠遠溢出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敘事，從而付出了沉重的理論代價。
以蘭德為首的控制論文化小組(CCRU)首先提出了“超信”這一概念并界定了其含義，即“實體‘使自己成為現實’的超信過程正是一個通道，一個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潛能——已經活躍的虛擬——實現了自己”。CCRU認為，對于后現代主義者來說，真實和虛幻之間的區別并不是實質性的，然而對于“超信”的實踐者來說，把握現實的程度是至關重要的。換言之，“超信”的實質在于它是一種虛構，將現實視為一種可以操作的虛構場所，從而表達了虛構的或者人為的想法可以在現實社會中產生實際的影響和效果的觀點。這意味著，加速主義以一種已經潛在地實現了的未來來審視當下的現實，即以未來反觀當下。當下的觀念只不過是抵達未來的手段，因而加速的真意就在于向著未來的某個目標前進。正如S.奧沙利文(Simon O'Sullivan)認為的那樣，“超信是一種虛構的東西，它通過時間旅行的反饋循環使自己成為現實：它作為一種被拋回到過去的未來愿景來設計自己的歷史”。正是在這一點上，加速主義的“超信”概念無疑表明了其理論的敘事變化，即以主體的話語敘事主導并左右了歷史的發展。加速主義之“加速”無疑表征了主體的意志傾向，而歷史的發展方向會無條件地為個人所改變。在這一意義上，加速主義之左與右之爭體現了為尋求霸權斗爭的話語競爭，即旨在為了爭奪對未來的定義權和領導權的話語競爭和意識形態之爭。
雖然可以從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很多在表面上看似支持加速的語句，然而它并非如加速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原因在于二者完全基于不同的歷史敘事。正如將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泛化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那樣，這對馬克思來說，“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那么這一表達同樣適用于加速主義理論。第一，馬克思與加速主義者之間最重要的差別在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敘事的焦點在于客觀性，即從社會歷史的客觀狀況出發，相反，加速主義者忽視了這一點，卻從主體維度出發去影響未來社會的發展；第二，歷史唯物主義也有主體向度，然而這種主體向度起作用必須首先基于客觀社會歷史的發展，而非超越客觀的社會歷史狀況，相反，加速主義者則時時試圖超越社會歷史狀況；第三，個人的實踐和行動當然會影響社會歷史的發展，然而重要的在于，個人發揮作用需要社會歷史的條件來予以保障，相反，加速主義者似乎忽視了這一點。因為即使強調加速，也不能忽視社會歷史狀況而隨意地加速。因此，在這一點上，歷史唯物主義敘事的核心就在于強調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性以及個人在社會歷史環境中的條件性。
2.資本主義批判對象：以技術決定論替代生產關系批判
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在左翼加速主義還是在右翼加速主義那里，技術都成為至關重要的焦點問題。拋開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導向因素，面對加速主義思潮，首先觸及的會是加速什么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左翼和右翼都贊成將技術作為加速的對象。無論是蘭德代表的右翼加速主義對以技術為核心的控制論的強調，突出了其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作用，還是以威廉姆斯和斯爾尼塞克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義試圖以集體掌握的形式扭轉控制論的導向，進而擺脫資本的掌控，他們都將技術作為自己的焦點。然而在這一點上，加速主義不可避免地有走向技術決定論的傾向，以致于A.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回應威廉姆斯和斯爾尼塞克的《加速主義政治宣言》時批評它“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技術上都過于決定論了”。
翻開加速主義的前史就可以看到，尼采以權力意志為核心的未來哲學深刻地影響了無數后來者，無論是意大利以F.馬里內蒂(Filippo Marinetti)為代表的未來主義對速度和技術的贊美，還是德國E.榮格爾(Ernst Jünger)以技術征服世界的野心或O.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稱科學技術是神話的表達，都凸顯了加速主義久遠前史中對技術的推崇。對于以蘭德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義來說，擁護現代技術是其重要主張，以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走向奇點，然而他們卻主張現代技術和社會的領導權應該掌握在少數人和專制的集權機構手中。與右翼加速主義將資本主義和現代技術牢牢捆綁在一起的策略相反，左翼加速主義試圖使之導向左翼的目標，即認為資本主義恰恰限制了技術發展的潛力，使得技術一直處于被資本主義壓制的狀態，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加速技術的發展，充分釋放其潛力，最終依托發達的技術轉變社會形態，使資本主義過渡到后資本主義社會，而不摧毀技術發展的基礎設施。
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加速主義都將問題的焦點鎖定在技術維度之上，都將未來社會的希望賭在技術的命運之上。加速主義極為重要地注意到技術在今天的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中越來越占有至關重要的地位，似乎技術領域的每一項重大變革都能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技術的這種作用尤其在今天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地位異常重要，特別是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技術越來越直接引領著社會的前進。加速主義將技術作為中心議題，無疑凸顯了其理論導向，這是有較大積極意義的。加速主義者看到在資本增殖要求的裹挾和推動下，資本、技術、社會等都以加速的姿態發展，加速主義者的策略正好在理論上也反映出這一社會現實。然而，加速主義對技術的過度關注以及看待技術的方式帶來了問題，即具有高度的技術決定論嫌疑。將技術從社會歷史中抽離出來，壓抑了更為重要的社會關系問題，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問題。
無論是在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那里，他們都不是單純地肯定或否定技術，而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提出了看待技術問題的視角，即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考察技術的生成和運用的歷史變遷過程。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工業和科學為一方與現代貧困和衰頹為另一方的這種對抗，我們時代的生產力與社會關系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庸爭辯的事實。”恩格斯也指出，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在這一點上，恩格斯提醒我們要學會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更要把握人類干預過程所造成的后果。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如果說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多少學會估計我們的生產行為在自然方面的較遠的影響，那么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為在社會方面的較遠的影響就更加困難得多了。”無論是馬克思提出了正確看待技術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位置，還是恩格斯特別強調了人類要能預見自己干預自然和社會的行為之后果，他們都指出了技術一方面代表生產力之客觀性的要求和法則，另一方面又始終從社會關系尤其是生產關系的層面理解并將其作用的后果視為社會關系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將技術的資本主義運用及其生產關系作為批判的重心，既反對單純地反對技術，諸如盧德主義者，也抵制純粹地肯定技術，諸如技術決定論者。馬克思恩格斯正確地揭示了看待技術問題的視角，并非將技術而是把資本主義及其生產關系作為批判的焦點，這與加速主義的關注旨趣和路徑是截然不同的。
3.革命立場的退卻：以后政治實踐替代革命的階級斗爭
加速主義尤其是左翼加速主義正是在其作為一項政治戰略這一點上才引起了廣泛關注。原因就在于，加速主義提出了異常激進的政治戰略。以資本主義為對象，無論是左翼加速主義還是右翼加速主義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相同的策略，盡管一致的策略背后的目的和意圖千差萬別。這種戰略就是加速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以走向一個未來的后資本主義社會。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戰略帶有諸多風險，使得它實現這種未來規劃和構想都面臨嚴峻的挑戰。
在斗爭的目標上，“后資本主義”目標具有模糊性和歧義性。加速主義提出以“后資本主義”作為政治戰略和斗爭的目標。巧合的是，2015年斯爾尼塞克、威廉姆斯在《發明未來：后資本主義與無工作的世界》和P.梅森(Paul Mason)的《后資本主義：我們的未來指南》中都以這一術語來界定他們試圖想要達到的社會形態。“后資本主義”之“后”這一名稱一方面表明了這是一種歷史的分期，即目標是資本主義之后；然而另一方面暗含的問題是劃定這種分期的尺度和標準的缺失。易言之，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觀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維度科學地確立了人類社會歷史的考察方法，因此他們將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形態準確地界定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然而加速主義以“后資本主義”來界劃其未來社會的名稱，其模糊性和歧義性使得這一命名十分粗糙。因為“后資本主義”只是借助了資本主義的名稱，僅在時間上進行了限定，而沒在實質上概括出未來社會形態的內在含義。
在斗爭的策略上，加速的策略帶有極大的烏托邦幻想。第一，加速策略在理論上的模棱兩可。加速主義認為只要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就能在未來某一天達到后資本主義社會。一方面，它既試圖反對當前的資本主義以提供一個未來社會的出口，表明了對未來社會的可能性承諾；另一方面，這種對未來社會的可能性承諾卻又是一個毫無保障的不斷延宕的過程。第二，加速策略在實踐上的不切實際性。在斯爾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看來，“在這個計劃中，不需要摧毀新自由主義的物質平臺。只需要重新將其導向公共目的。現存的基礎設施并不屬于需要摧毀的資本主義階段，而是走向后資本主義的跳板。”他們的設想是美好的，但是缺失了實現這一計劃的前提和條件，即資本主義不會和平地將其成果拱手相讓。正如馬克思在考察資本的原始積累時說道：“我們考察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怎樣通過暴力產生，考察了使他們轉化為雇傭工人的血腥紀律，考察了國家用警察手段加強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來提高資本積累的無恥行為。”因此，將加速手段作為向后資本主義過渡的一項策略，加速主義者顯然低估了其難度。
在斗爭的主體上，加速主義的后政治實踐拒絕了階級斗爭和反資本主義斗爭，因而無法形成真正承擔歷史使命的主體。在這一問題上，加速主義回避了階級斗爭，而主張通過規劃新的未來、建立新的組織、掌握科學技術等普羅米修斯的方式進行實踐。加速主義將馬克思意義上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的政治實踐轉換為通過設計或規劃的技術意義上的后政治實踐。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如果按照加速主義的設想，那么這種后政治實踐將無法形成與社會歷史發展相一致的階級主體，而最終只能是由少數人進行自上而下的組織。因為一方面，加速主義沒有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狀況揭示真正的主體力量及其來源，另一方面，如果缺乏長期階級斗爭的洗禮，這種主體力量將無法得到真正的成長和鍛煉，將無法擔任其推動社會和歷史前進的使命。正如M.R.勞倫斯(Michael R.Laurence)批判加速主義時指出的那樣，“加速主義必須關注這種自我克服的過程，將其作為反對資本的一項政治和集體任務，而不是將自我克服僅僅設想為設計或技術能力方面的一種后政治活動。”因此，如果沒有真正的革命階級通過階級斗爭推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那么單純資本主義的加速只會不斷增長資本主義本身的力量，而無法取得真正的歷史意義上的加速帶來的進步。
三、加速主義思潮的教訓與啟示：深化對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科學理解
作為當代激進前沿理論的代表，加速主義思潮是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20年新自由主義仍處于支配地位的狀況之下產生的。總體來看，認真審視加速主義思潮對我們今天理解資本主義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第一，加速主義的產生讓我們需要合理看待并深刻反思今天西方左翼的現實狀況。加速主義讓我們看到，自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西方左翼式微。在無法對資本主義進行徹底顛覆的情況之下，采取了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即在資本主義既有的政治體制之下試圖擴大民主、尋求公平正義。因此，加速主義認真反思左翼的基本狀況讓我們對左翼的局面有著清醒的認識。第二，加速主義對技術的關注，一方面看到了今天技術越來越快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又看到了資本主義對技術本身的限制，在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斷限制了技術的發展。這對我們審視技術的發展以及它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第三，加速主義讓我們在今天深刻反思如何超越資本主義。雖然加速主義提供的超越路徑是有很多弊端和缺陷的，但是它讓我們清晰地看到，在資本主義既有體制之下走所謂的“第三條道路”是絕不會成功的。
就從加速的角度來展開對當代資本主義批判而言，除了加速主義之外，還有法國哲學家P.維希留(Paul Virilio)的“速度政治學”和德國社會學家H.羅薩(Hartmut Rosa)的“社會加速批判”兩種方案。在維希留看來，“從來就沒有‘工業革命’,有的只是‘競速政治的革命’,從來就沒有‘民主政體’,有的只是‘競速政體’,從來就沒有‘戰略’,有的只是‘競速學’”。維希留認為，現代性就是一個不斷追求加速的過程。他通過對運輸交通、通信、軍事等領域的研究考察了人類的變化狀況，揭示了現代技術快速變遷之下人類自身的存在境況，由此從技術角度闡釋加速狀況之下人的境況的“速度政治學”。然而，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維希留，面對運輸、通信、軍事等技術的加速帶來的恐懼、意外圍繞著人們的現實生存這一事實，由此對現代性抱有極大的悲觀情緒，從而走向了虛無，對未來不抱有任何樂觀的想象。羅薩不僅將維希留的“速度學”奉為這個領域最為卓越的開端，而且指出對于維希留而言，“不僅現代性，而且全部的世界歷史都應該被重新理解為加速的歷史，速度似乎應該是歷史的主體”。羅薩基于社會學的維度將他的研究推進到對現代性的界定之上，即“現代化的經歷就是加速的經歷”。羅薩指出加速是速度結構變化的中心特征，并且是現代社會結構形成和文化塑造的力量。羅薩認為馬克思的分析提供了解釋三種加速形式的出發點，即“技術的加速、社會變化的加速和生活節奏的加速”。然而，羅薩秉持了法蘭克福學派從哈貝馬斯到霍耐特的路線，即試圖進一步推進交往理論到承認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因此，羅薩提出了“加速-異化-共鳴”三位一體的核心邏輯結構，以此闡發其宏大的社會加速批判理論。羅薩一方面接受了法蘭克福學派在既有體制之下的積極的建構性思路，即從交往、承認到共鳴；另一方面又基于異化的邏輯，以共鳴的路徑表達了對美好生活的期望。與維希留的悲觀氣質截然相反，羅薩走向了過于樂觀的境地。羅薩在資本主義既有體制之下的共鳴探索，積極意義極為有限，因而表現出強烈的烏托邦想象。
可以看到，當代加速主義與維希留的“速度政治學”和羅薩的“社會加速批判”走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路徑。不過，在氣質上，右翼加速主義更接近維希留，表現出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絕望；左翼加速主義更接近羅薩，試圖以極度樂觀的姿態改變現狀。不過最大的區別在于，加速主義在具體路徑上是以資本主義整體為目標，只不過這種目標在于進一步加速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
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加速主義思潮的根本悖論在于，它一方面保留了馬克思的觀點，另一方面又取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譬如左翼加速主義者斯爾尼塞克和威廉姆斯在《加速主義政治宣言》中將馬克思奉為最為典型的加速主義思想家，因為馬克思“承認資本主義仍然是世界上迄今為止最先進的經濟體制”,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承認資本主義比過往一切世代創造的生產力還要大一樣。譬如蘭德在回應《加速主義政治宣言》時引用了馬克思在1848年《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說》中提出的表述，“保護關稅制度在現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貿易制度卻起著破壞的作用。自由貿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為止的各個民族，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總而言之，自由貿易制度加速了社會革命”,從而為其論證加速資本主義發展策略的合法性作辯護。譬如在R.麥凱(Robin Mackay)和A.阿瓦尼西安(Armen Avanessian)編輯的《加速：加速主義讀本》中把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一節以更為熟知的“機器論片段”之名放在全書的首篇位置。這無疑凸顯了加速主義者都認可的馬克思作為加速主義思想家最為直接的證據。因為在其中馬克思相當重要地闡述了機器自動化的作用，因而這一文本被奉為馬克思“最為公開的加速主義著作”。另外最為重要的是，加速主義者的理論都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接受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本身”這一觀點，于是認為必須讓資本主義本身激進化，最終通過反對自己來沖破這種限制，這就是加速主義的核心要旨。
盡管加速主義者看到了馬克思在諸多文本中呈現出來的類似加速的表達，也將馬克思的一系列觀點作為自身的理論基礎從而推進加速主義的前進和發展，然而加速主義最大的問題在于，它只接受了馬克思的具體觀點，而拋棄了馬克思的根本方法。從根本上來看，加速主義在實質上實現了一種非理性主義的、非決定論的唯意志論和馬克思觀點的奇特融合。加速主義抽掉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基礎，代之以非理性的、非決定論的唯意志論方法論，結果是馬克思成為加速主義者眼中的典型的加速主義思想家，最終把馬克思加速主義者化，把馬克思主義加速主義化。如果說20世紀早期自盧卡奇以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反對經濟決定論的背景下發揮了主體性方面，從而不可避免地帶有唯意志論傾向，但至少沒有否定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仍將其作為主體行動之最后的客觀性保障。然而，20世紀末期以來的加速主義則直接否定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充分發揮了唯意志論的傾向。加速主義理論一方面傾向于試圖顛覆馬克思主義科學地位的K.波普爾(Karl Popper),另一方面又更接近于P.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不可通約性的世界觀之間強調意志自由選擇的“怎么都行”的取向。費耶阿本德指出：“人類的生活被許多意識形態所指引，真理只是其中之一，自由和精神獨立是另外一些。如果真理像一些思想家所設想的那樣和自由是沖突的，那么我們就必須進行選擇，我們可以放棄自由，但我們也可以放棄真理。”當加速主義者不再試圖去理解客觀世界的運行法則，從而放下這一“包袱”,剩下的就只是“怎么都行”的實用主義式選擇了，于是基于主體自由的主觀意志選擇就占據了主動地位。
缺失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方法，加速主義即使抓住馬克思的個別觀點，仍舊不能領會馬克思的真正要義。如果達不到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境界，反而會把馬克思降低到一般理論家的水平。第一，歷史唯物主義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矛盾入手揭示歷史變遷的機制和過程。在這一點上，加速主義存在比較嚴重的缺陷。因為它們沒能夠完成這一任務，也沒能揭示自身所面臨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機制、規律和內在矛盾。第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在要求就是歷史辯證法。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試圖揭示社會歷史本身的內在矛盾運動的展開過程，換言之，社會歷史的發展變遷有其自身的運動規律，這是一種“似自然規律”。加速主義理論在這一方面尤為欠缺，具體體現在：其一，在加速主義者看來，馬克思因為對資本主義及其生產力的肯定而成為一個典型的加速主義者，然而沒有看到的是，馬克思并非單純肯定資本主義，而是將資本主義置于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之中加以看待。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樣，馬克思既充分地肯定了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貢獻，同時亦揭示了資本主義帶來的客觀后果。其二，加速主義提出加速被資本主義所壓制的技術的發展，而不摧毀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就可以將技術導向公共的目的。這一主張正如同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批判過的蒲魯東一樣。在蒲魯東那里，“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害處加在一起就構成每個經濟范疇所固有的矛盾”。如果說蒲魯東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降低到了極低的水平，那么同樣可以說加速主義者將馬克思的辯證法更為庸俗化了。第三，歷史唯物主義的主體向度認為社會歷史中的人類主體之創造性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有其客觀的社會歷史前提和條件的。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顯然，加速主義理論完全背離了馬克思的這一論斷。
盡管加速主義在根本上缺失了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但也不能完全忽視其應有的意義和價值。歷史唯物主義要走向當代也迫切需要與時代進行同頻共振，因為它的活力就來自于不斷變化和發展的時代。加速主義可以為我們提供指導性的借鑒：第一，深化對西方現代性的認識，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參照價值。加速主義在理論上反映了西方現代性所蘊含的深刻矛盾，這種矛盾是由資本主義帶來的，即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需求，極大推動著資本的加速運轉，隨之帶來的是技術、社會、文化、消費等的加速發展。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這種道路凸顯出不可避免的弊端，為我們堅持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較好的參照。第二，準確把握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理論動向，推動對中國文化和知識分子使命的反思。加速主義的流行直接應對的是西方左翼無力改變西方社會既有的局面，以及無法展望未來可能的社會。這促使我們在獨立探索自身道路的時候認真理解自身的歷史使命，而這種使命恰恰是與中華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第三，全球資本主義分析對我們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走向具有積極意義。加速主義對全球資本主義的關注有助于讓我們認識到全球資本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產生的挑戰，亦有助于我們能夠及時地反思以形成有效的對策。
可以說，加速主義無疑只是重新找回了曾經的進步的、激進的政治所擁有的雄心壯志和美好愿景。加速主義迫不及待地去干預世界，《加速主義政治宣言》就是其寫照。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十一條指明的那樣，“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對于加速主義來說，“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不在于解釋世界”。于是，改變世界的重要性完全優先于解釋世界。然而，在馬克思那里，并非貶低解釋世界的重要性，而是需要以服務于改變世界為目的的科學理論，以此才能真正實現解釋世界與改造世界、理論與實踐的徹底融合。加速主義者在缺失了解釋世界的科學理論的指導的時候，他們是不能真正地去改變世界的，他們所提出的構想和規劃是不能真正實現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面對激進思潮的時候，需要保持高度的警覺，要能識別它的本質，闡明它的缺陷。對于馬克思主義來說，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本真內涵，在時代變遷中不斷深化理論的自我理解能力，這是今天的馬克思主義不能忽視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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