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停滯論”在西方學術界由來已久，并隨著時代變遷而呈現不同的面貌。一些中國學者在探討中國文明的連續(xù)性、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持續(xù)等問題時，也未能將“連續(xù)”與“停滯”作明確區(qū)分。實際上，中國歷史“停滯論”與“西方中心論”互為表里，為列強的殖民擴張?zhí)峁├碚撝С?。如今中國歷史“停滯論”依然潛藏于一些人的思想中，沖擊、影響著我們的民族自信。
中國歷史“停滯論”的淵源流變
早在18世紀歐洲開始加強對外殖民擴張之時，就有關于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論述。18世紀70年代，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說：“中國，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優(yōu)，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許久以前，它就停滯于靜止狀態(tài)了。”1824年，美國人愛默生的看法更為極端：“中華帝國所享有的聲譽正是木乃伊的聲譽，它把世界上最丑惡的形象一絲不變地保持了三四千年。”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則判定：中國“今天的情況和我們所知道的古代情況是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沒有歷史”。
20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秋澤修二鼓吹“中國社會亞細亞的停滯性”，宣揚中國社會的根本性格是停滯的、循環(huán)的、倒退的，要推動中國歷史發(fā)展，必須打破循環(huán)；中國自身沒有這種能力，只有依靠外力才能實現。這意在為日本侵華戰(zhàn)爭尋求合法性根據，當時即遭到呂振羽、鄧拓、吳澤、華崗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嚴正駁斥。在社會史論戰(zhàn)中，托派如嚴靈峰、任曙等人將外來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看作中國社會轉型的核心原因，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是“外鑠的”。其觀點實質仍為“停滯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國家的中國歷史“停滯論”在理論模式上又有新的發(fā)展。美國學者柯文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取向劃分為“西方沖擊—中國回應”“傳統(tǒng)—近代”“帝國主義”三種模式。前兩種模式的共同點即為中國歷史“停滯論”，均以西方為標尺衡量中國歷史進程，認為如果沒有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催化作用，中國根本無力產生近代性變化。而在西方學術界曾產生較大影響的“傳統(tǒng)平衡”理論、“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論、“過密型增長”理論，強調中國逃不出停滯的“圈套”，只能停滯于傳統(tǒng)社會而不可能近代化，只能等待西方的拯救。還有學者提出“超穩(wěn)定結構”和“中國社會超強聚合機制”等，這些實質上均為“停滯論”的翻版。
長期延續(xù)不等于“停滯”
中國封建社會自秦漢至清朝持續(xù)兩千多年，相形之下歐洲封建社會不到1200年。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國封建經濟有過高度的繁榮，創(chuàng)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其科學技術、人口數量、城市規(guī)模均曾達到舉世無雙的地步。然而，中國的封建社會遲遲未能實現生產方式的突破，未能沖破束縛邁入資本主義的門檻。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指出：中國自周秦以來“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發(fā)展，就長期地陷在發(fā)展遲緩的狀態(tài)中”。
在中外歷史會通的視野下，探尋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的內在原因，受到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高度關注。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開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其后涓涓不絕，一直持續(xù)到60年代前期。呂振羽、鄧拓、范文瀾、翦伯贊等史學家均參與討論。這些探討基本上圍繞中國封建制度本身，或分析經濟結構和生產方法，或研究土地所有制度，論者殊途同歸，分歧不大。
應該看到，“遲緩”不等于“停滯”，二者不可混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于中國歷史“停滯論”持反對態(tài)度。呂振羽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在較遲緩的發(fā)展進程中，并沒有‘靜止’、‘退化’、‘復歸’或‘循環(huán)’，而是螺旋式地或波浪式地前進。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年月，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社會自身內部孕育出的資本主義幼芽便必然早就會引導中國社會完成資本主義的革命和由封建制向資本主義制的轉化了。”鄧拓也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所謂‘長期停滯’的提法是不恰當的。因為我們絕不能說這二千多年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內部始終凝固不變。”
中國歷史“停滯論”是與啟蒙主義以歐洲的進步為核心的世界史觀同時出現的，帶有“歐洲中心論”的偏見。“停滯論”隱含著兩個基本假設：其一，西方文明之路是世界各國發(fā)展的必由之路，西方近代化模式是各國必須遵循的模式；其二，西方近代化源于其社會內部的動力系統(tǒng)，中國社會內部無法產生這一動力。依其邏輯，西方列強反成了“解放”深陷“停滯”困境的中國之“救世主”。
歪曲中國文明發(fā)展進程
揆諸中國歷史實際，中國歷史“停滯論”是不成立的。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特性，即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國家形態(tài)連續(xù)發(fā)展至今的文明，但連續(xù)不是停滯，更不是僵化，而是一個不斷創(chuàng)新、連續(xù)進步的過程。與時俱進、自強不息、革故鼎新、輝光日新，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和精神品格。在這種精神品格的涵養(yǎng)下，中華民族生發(fā)出“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追求，闡發(fā)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思想哲理，孕育出“治世不一道，變國不法古”的改革政論。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在政治制度、國家治理方面，貫穿著發(fā)展與進步的特性。周朝實行分封制，秦朝建立中央集權的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隋唐開創(chuàng)科舉制、元代確立行省制度、明代廢除宰相制度、清代實施對少數民族因俗而治的政策等，都是對國家治理體系的重大創(chuàng)新，都是守正、尊古基礎上的創(chuàng)造和開拓。再看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從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到儒、道、釋三家并行，再到程朱理學、陽明心學；從詩經、楚辭、漢賦到唐詩、宋詞、元曲，再到明清小說，在在體現了綿延傳承又不斷開創(chuàng)新局的進取精神，豈可歪曲為“停滯”？
中國的封建社會長期持續(xù)，其中偶有曲折和停頓，但總體來看決非停滯不前，而是呈螺旋式上升發(fā)展，中國邁向文明進步的步伐從未停滯。這也折射出中國封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具有的韌性與彈性。中國歷史發(fā)展進程有其內在邏輯與節(jié)奏，有其自身運動的內在方向感，體現了中華文明強大的自我發(fā)展的能力，始終保持創(chuàng)新的精神與創(chuàng)造的勇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文明化程度遠超中世紀的歐洲。據統(tǒng)計，1830年中國GDP總量仍居世界首位，占29%，而經歷工業(yè)革命的英國GDP僅占9.5%。晚明時期，中國社會近代化因素已然大量滋生，到清代前期事實上出現了從傳統(tǒng)向近代轉型的態(tài)勢。
近年來，西方學界亦出現對中國歷史“停滯論”的反思和批評。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強烈反對東方社會發(fā)展“停滯論”。他指出：“至少直到1800年為止，亞洲，尤其是中國一直在世界經濟中居于支配地位。”
從中國歷史實際看，小規(guī)模農業(yè)生產和家庭手工業(yè)相結合，構成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堅固的經濟特性，有著頑強的再生能力，這是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的終極原因。但還須看到，小農自然經濟適合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的生產結構，帶來中國古代農業(yè)經濟縱、橫兩種形式的發(fā)展，使之并非“超穩(wěn)定”地一直停滯在一個水平上。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文明高于歐洲中世紀文明的根源。
時至今日，中國歷史“停滯論”仍有市場。在這種歷史觀的影響下，將中國進入文明時代幾千年來的社會看成一個僵化、凝固的狀態(tài)，甚至忽視民族民主革命對我國封建社會的根本性改造。他們以西方國家的發(fā)展道路、機制為圭臬，完全無視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內在動力與機制。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斗和探索，在千回百轉中走出了我們自己的新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就了前無古人的偉業(yè)。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特色與根本屬性，源于中國深厚的歷史基礎，有其內生的根本動力。滲透著“歐洲中心論”偏見的中國歷史“停滯論”，無疑是對歷史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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