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1995年，樊綱在《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上發(fā)表了《“蘇聯(lián)范式”批判》一文，該文借批判所謂“蘇聯(lián)范式”或者說“中國經濟學的范式”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進行了全面批判，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們打著“學習西方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現(xiàn)代化”就是要向西方看齊等幌子，大肆鼓吹私有化理論。丁堡駿教授頂著學術界當時一片“解放思想”的輿論壓力，批判樊文。此文在《當代經濟研究》1996年第9期發(fā)布后，連同之前本網轉載的批判私有化的舊文《國有制和國有企業(yè)改革——評非國有化論》一起，丁堡駿教授遭受了某些人“近乎罵大街式”的指責。如今看來，作者雖自嘲此文頗有些“跪著造反”的意思，但孰是孰非，已經被歷史證明。紅色文化網特此發(fā)布此文，以饗讀者。
《“蘇聯(lián)范式”批判》之批判
丁堡駿
樊綱先生在《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上發(fā)表了《“蘇聯(lián)范式”批判》一文。該文從范式論出發(fā)，對“蘇聯(lián)范式”或“中國經濟學的范式”進行了全面批判，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本文試圖對樊綱先生的《“蘇聯(lián)范式”批判》一文進行一次學術批判。歡迎樊綱先生和經濟學界的同行們批評指正。
由于樊綱先生的全部分析都是從對庫恩的范式論的借鑒和運用開始的，所以，我也不得不跟著樊綱先生進入科學哲學領域對庫恩的范式論作些觀察。
一、庫恩的范式論
托馬斯·薩繆爾·庫恩(Thomas Samual Kuhn 1922—)是美國當代著名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歷史主義的最主要代表。庫恩以他的范式論聞名于世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界。他的代表作是《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和《必要的張力》(自選文集1977)等等。
“范式”(也譯作“規(guī)范”、“范例”等)，原文是“Paradigm”，來自希臘文，含有“共同顯示”的意思，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義。庫恩認為，在一門科學發(fā)展的某個歷史時期，往往形成了“科學共同體”(Community of science)。科學共同體是由一些學有專長的實際工作者所組成的。這些人受到了相同的教育，吸收了相同的技術文獻，獲得了相同的學科訓練，“范式”就是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同具有的東西。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范式包含三方面的內容：1.共同的基本理論、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這些為科學家們提供了共同的理論模型和解決問題的框架。2.從心理上說是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念。3.指導和聯(lián)系理論體系和心理認識的自然觀。庫恩強調，正是這樣一種三位一體的范式作為科學活動的實體，成為在一定時期內進一步開展活動的基礎。因而，科學的發(fā)展不僅是理論體系的運動，而且是這種包括自然觀、理論體系和心理認識在內的范式的運動。庫恩進一步將科學發(fā)展的模式概括為：前科學→常規(guī)科學→危機→科學革命→新常規(guī)科學……
前科學時期。庫恩認為，科學是從前科學演化而來的，科學與前科學的區(qū)別就在于是否具有范式。在前科學時期，一門科學尚未形成范式，研究者對他們所從事的學科的基本理論的看法完全不同，各種學說爭論不休。經過各種學說之間的激烈論爭，終于以某一權威學說統(tǒng)一了整個學科。它就是被學術界所公認的范式。范式的建立標志著一門學科的發(fā)展臻于成熟。此后，科學發(fā)展便進入了“常規(guī)科學”時期。
常規(guī)科學時期。在這個時期，范式指導整個學科的研究活動。科學共同體成員們對共同的范式堅信不移，他們的任務就是根據(jù)范式來解決科學研究中的難題，同時又通過解決這些難題來補充、完善范式。這是科學的“一個累進發(fā)展的時期。”當然，這期間的科學研究活動也會遇到一些反常現(xiàn)象。反常現(xiàn)象的特征是“頑固地拒絕被現(xiàn)有的規(guī)范所接受。”但是，在這個時期，范式的生命力還很強大，可以頂住或溶化反常，推動常規(guī)科學的發(fā)展。
科學革命時期。科學革命就是舊范式向新范式的過渡。所以，這個階段包括危機、革命和新范式的誕生。在常規(guī)科學后期，由于反常現(xiàn)象的不斷的出現(xiàn)，人們開始對現(xiàn)有的范式喪失信心，竭力尋找這個范式的弱點，懷疑在這個傳統(tǒng)內部的研究是否有意義，并試圖提出新的范式來代替現(xiàn)有的范式。庫恩認為，新范式同它所取代的舊范式是水火不相容的，而且實際上也往往是不可通約的。他認為科學發(fā)展是范式的轉換，這種轉換是拋棄舊范式建立新范式，而不是舊范式轉化為新范式的延續(xù)過程。他否認把科學的發(fā)展看成是進步的、接近客觀真理的過程。他說，“科學家并沒有發(fā)現(xiàn)自然界的真理，他們也沒有愈來愈接近于真理。”在庫恩看來，范式并不是純粹認識意義上的知識體系， 而是知識的社會形式，即一定科學共同體的信念和行為準則。因此，從舊范式向新范式的轉變，不是認識的深化，而只是科學家信念的轉變。新范式的創(chuàng)立者和擁護者往往是科學共同體中的年輕一代，他們受舊范式熏陶不深，對舊范式信仰不堅定，容易對舊范式產生懷疑，是科學革命的進步力量。老一輩科學家思想保守，拒絕接受新范式，就象虔誠的宗教徒難以放棄舊教義、接受新教義一樣，他們常常是科學革命中的保守力量。普朗克說：“一個新的科學心理的確立，并不是通過反對者自己聲明搞通了，而是因為反對者逐漸全部死光了，而新的一代從一開始就熟悉這個真理”。據(jù)此，庫恩指出：“范式的轉變是一代人的轉變。”
新常規(guī)科學時期。科學革命的結果是產生了新的范式，從而科學發(fā)展又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新常規(guī)科學時期。在新常規(guī)科學時期，科學研究在新范式指導下繼續(xù)累進式地前進。科學遵循“危機——革命”這一模式周期地發(fā)展下去。
庫恩的上述范式理論于1962年一問世，立刻引起了西方科學哲學界的激烈的論爭。反對者分別從范式概念、常規(guī)科學、范式不可比等方面對范式論展開批判。同時，即便是在歷史學派內部也提出了一些理論用以取代庫恩的范式論：諸如拉里·勞丹(Larry Laudan)和達德利·夏佩爾(Dudley Shapere)分別以“研究傳統(tǒng)”和“信息域”理論取代庫恩的范式論等等。我認為，庫恩的范式論之所以出現(xiàn)了危機，是因為范式論本身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庫恩將科學發(fā)展模式概括為“危機——革命”，這就把科學發(fā)展的量變與質變統(tǒng)一起來了。庫恩不僅承認革命或否定的決定性作用，而且還承認保守或肯定的作用，認為常規(guī)科學時期對整個科學發(fā)展來說是十分必要的。這些都比較符合科學發(fā)展的歷史事實，具有較多的辯證思想，因而吸引了較多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的興趣。但是，必須指出，庫恩的范式論中的辯證思想是頭足倒立著的，因而是很不徹底的。庫恩和許多現(xiàn)代西方哲學家一樣，對哲學基本問題采取回避和否定的態(tài)度。事實上，他對這個問題給出的是唯心主義的答案。他認為，科學家持有某種范式就等于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鏡。持有不同范式的科學家戴著不同顏色的眼鏡看世界，因此他們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庫恩用格式塔心理學的鴨兔實驗來證明這個論點。面對一張用線條顯示出來的似鴨非鴨、似兔非兔的圖案，兩個具有不同心理條件的觀察者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被預示為鴨的觀察者認定此圖案是鴨，相反，被預示為兔的觀察者則認定該圖案是兔。庫恩從這個實驗得出結論說：具有不同心理的人觀察同一對象就會得出不同的結果，因此，每個人心目中的世界都是不一樣的。那么，世界究竟是怎樣的呢?庫恩的回答是：世界是不可知的。如上所說，他認為，“科學家并沒有發(fā)現(xiàn)自然界的真理，他們也沒有愈來愈接近于真理”。他嘲笑那種追求真理與客觀事實相符合的觀點是“在追逐一種從常規(guī)科學同非常規(guī)科學的混合中冒出來的鬼火”。因此，庫恩既否定了客觀真理的存在， 又否定了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樣，在庫恩那里，范式僅僅是科學共同體在不同的心理條件下所產生的信念，是一套被科學家用來消除疑點、應付環(huán)境的工具。作為信念，范式沒有什么真假之分，因此，庫恩可以心安理得的講托勒密體系一點也沒有犯錯誤。作為工具，范式有好用與不好用之分，迷信、神話如果在應付環(huán)境中有用，那么它們也和科學理論一樣好。因此庫恩大聲疾呼：不能把占星術“排斥于科學之外”。因此，庫恩把范式的更替，不是說成是科學家認識的深化，而是他們內心信念或宗教信仰的轉變過程。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科學發(fā)展的聯(lián)系與規(guī)律性。庫恩夸大新舊范式之間的“不相容性”，一味地強調對舊范式要“徹底拋棄”。這樣庫恩就看不到科學發(fā)展中的新舊學說之間的批判繼承關系，用形而上學的否定觀去解釋新舊范式之間的更替過程。
總之，對庫恩的范式論，我們既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要有兩點論：既要看到庫恩的范式論中有一定的辯證法思想，可供借鑒和利用，又要看到它的唯心主義的認識論基礎和形而上學的否定觀。另外，庫恩也意識到了范式論的應用在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科學領域還是有一定差別的。庫恩說：“迄今的討論的每一事件，雖是對自然科學和科學家而言，但同樣也適用于其他許多領域。不過我的方法論要義只是為那些自然科學學科的，為其中展示出進化特征的領域的。”現(xiàn)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樊綱先生是怎樣對待庫恩的范式論、是怎樣把它應用于經濟學領域的。
二、樊綱先生對庫恩范式論的應用
樊綱先生認為，1979年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實踐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實踐改變必然要求理論的改變。我們的經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還在受著“傳統(tǒng)范式”的束縛。時至今日，我們已經有必要對我們舊的理論范式進行一番反思、清理與批判。樊綱先生要批判的“傳統(tǒng)范式”或“舊的理論范式”就是“蘇聯(lián)范式”。那么，什么是“蘇聯(lián)范式”呢?從《“蘇聯(lián)范式”批判》一文的行文中，我們看到“蘇聯(lián)范式”有兩種含義：樊綱先生說，“中國經濟學在1979年以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范式，應該說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寫成的蘇聯(lián)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那個范式。……這本‘教科書’所提供的體系，在當時可以說是唯一被普遍接受的、被大家所使用、所討論的可以稱作理論范式的東西，我們稱之為‘蘇聯(lián)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并簡稱為‘蘇聯(lián)范式’”。 在這里我們聽到：“蘇聯(lián)范式”就是“蘇聯(lián)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并不包括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的內容。這是“蘇聯(lián)范式”的第一種含義。同時，通讀《“蘇聯(lián)范式”批判》全文，我們感到樊綱先生所討論的“蘇聯(lián)范式”并不僅僅局限于上述涵義。樊綱先生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所有制問題、價值——價值理論、生產的“目的”和經濟的“基本經濟規(guī)律”并列作為“蘇聯(lián)范式”的基礎理論。從這里我們認識到，樊綱先生所謂的“蘇聯(lián)范式”不僅包括上述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而且還包括馬克思的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資本論》的范式。這是第二種含義的“ 蘇聯(lián)范式”。從內容上來看，《“蘇聯(lián)范式”批判》一文所要批判和拋棄的確實是由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斯大林主持下完成的蘇聯(lián)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所形成的范式。
樊綱先生用中國經濟學界從1979年以來對“蘇聯(lián)范式”的基礎理論的爭論說明“蘇聯(lián)范式”出現(xiàn)了“危機”，或者說“中國經濟學界正處在一種‘科學革命’的過渡時期。”
那么，科學革命所要建立的新范式是什么呢?《“蘇聯(lián)范式”批判》一文開頭曾聲稱不打算在該文中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在該文中我們還是能讀到樊綱先生所謂的新的范式。在說明學術界如何對待舊的范式時，樊綱先生說，“在一小部分較早學習和接受了所謂‘西方經濟學’的青年學者中間，產生了另一種傾向，即：第三，認為原有的理論范式基本上是‘過時的’，已無法面對經濟現(xiàn)實，因此應采用新的范式，也就是運用一套新的概念、術語和分析方法，運用100 多年來人類發(fā)展起來的現(xiàn)代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和方法，來分析我們遇到的現(xiàn)實經濟問題。”這是《“蘇聯(lián)范式”批判》一文中唯一的一處明確論述新范式的地方。這里所謂的新的范式無非是指相對于馬克思的《資本論》和蘇聯(lián)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而言的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范式。另外，樊綱先生在《現(xiàn)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中曾特別指出，“面對我們中國經濟現(xiàn)實所提出的問題，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吸收、引進、學習、掌握各種經濟學理論的科學成果，搞清楚它們的精神實質、理論特點，說明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形成一種新的理論綜合，然后在此基礎上，加上我們自己的新的創(chuàng)造，最終建立起能夠真正說明我國經濟現(xiàn)實的運行過程和各種經濟現(xiàn)象，能夠指導我們的經濟實踐的新的基礎理論體系。”樊綱先生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正統(tǒng)經濟學的一個最基本的差別，就是對同一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研究的角度上的差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重從社會關系方面考察了經濟活動，即著重研究了經濟活動中人們相互間歷史地發(fā)生的社會關系及其發(fā)展演變的原因和規(guī)律。相反，西方正統(tǒng)經濟學則是將經濟活動的社會方面，即經濟關系、經濟制度等視為給定的背景條件，甚至完全抽象掉，著重從人與物的關系、人類物質生產與物質需要的角度，考察社會經濟活動，著重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物質資源、選擇生產技術，以滿足人們的各種物質需要的問題。從“不同角度論”出發(fā)，樊綱先生提出了在馬克思主義體系基礎上建立“馬克思主義新綜合”。這可謂是樊綱先生的新的理論范式的又一種含義。這個新的理論范式的基礎理論包括價值——價格理論、分配理論、生產理論、增長與循環(huán)理論。
樊綱先生試圖改造和運用庫恩的范式論來分析中國經濟學界的范式更替問題，這種探索精神是值得稱道的。但是，我不能不遺憾地說，樊綱先生的這種探索基本上是失敗的。樊綱先生在《“蘇聯(lián)范式”批判》一文中，以經濟體制和經濟實踐的變化引出經濟理論范式的更替，這不能不說是對庫恩范式論的唯物主義的改革。然而，樊綱先生沒能把這種思想貫徹始終。首先，樊綱先生沒有把唯物主義貫徹到社會歷史領域。在《“蘇聯(lián)范式”批判》一文中，樊綱先生將馬克思的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資本論》與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蘇聯(lián)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放在同一個“蘇聯(lián)范式”之中予以批判，就足以說明樊綱先生缺乏歷史觀點、不懂得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誠然，恩格斯曾向我們提出要創(chuàng)立廣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人類各種社會進行生產和交換并相應地進行產品分配的條件和形式的科學——的任務。但是，廣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建立在對人類社會發(fā)展各個歷史時期的特定生產關系進行研究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之上。事實上，我們只有將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與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區(qū)別開，并在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資本主義以前各社會形態(tài)生產關系研究的成就基礎上系統(tǒng)地、科學地研究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能創(chuàng)立起真正科學的廣義政治經濟學。關于樊綱先生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上的唯心主義錯誤，我將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詳細討論。其次，樊綱先生沒有從根本上克服庫恩范式論中的相對主義的錯誤。樊綱先生雖不否認客觀真理的存在，但卻未能劃清真理與謬誤的界限。前文提到，庫恩曾大聲疾呼：不能把占星術排斥在科學之外。樊綱先生則倡導要建立一個“運用100多年來人類發(fā)展起來的現(xiàn)代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和方法，來分析我們遇到的現(xiàn)實經濟問題”的新的理論范式。樊綱先生將西方正統(tǒng)經濟學看作是一個自圓其說或邏輯上能“說得通的”科學范式，這就混淆了真理與謬誤的界限。西方經濟學，特別是西方正統(tǒng)派經濟學，作為一個理論體系是庸俗的、不科學的。在這方面學術界有很多說服力較強的論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便在此重復。此外，樊綱先生認為，“蘇聯(lián)”已不復存在了，“我們的確到了批判和拋棄‘蘇聯(lián)范式’的時候了”。足見樊綱先生對“蘇聯(lián)范式”的憎惡和拋棄“蘇聯(lián)范式”之后的喜悅，也足見樊綱先生的否定觀與唯物辯證法的否定觀的差距之遠。第三，必須承認，樊綱先生對蘇聯(lián)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以及中國經濟學界的某些混亂傾向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例如，樊綱先生所鄙視的“不要基礎理論、只要分析現(xiàn)實問題、進行對策研究”的傾向，至今仍在我們經濟學界廣泛流行。再如，樊綱先生所不屑一顧的通過論證勞動者個人所有制(股份制)本質上等同于馬克思的公有制的辦法，來論證公有制可以與市場經濟相兼容以及通過對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的研究將需求因素引入價值決定等，這些論證方法確實有些庸俗，以致于污染了我們經濟學研究的環(huán)境。又如，樊綱先生對某些“社會主義經濟規(guī)律主觀杜撰性的批評，也是比較符合實際的。我認為，樊綱先生的這些批評對我們加強和改善經濟學研究工作，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同時我們必須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范式尚待創(chuàng)造。蘇聯(lián)版《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確實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這些缺點和錯誤也急待我們去總結和克服，但它畢竟是對新生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經濟關系的一次偉大的探索。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尚處幼年時期，指望能拿出一個成熟的經濟學范式，這是脫離實際的主觀幻想。
我認為，如果我們徹底拋棄庫恩范式論中的唯心主義認識論基礎，那么，范式論不是不能被我們運用的。如果以范式概念來表示一門科學研究中的認識論、研究方法、邏輯以及相應的基礎理論，那么，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中外經濟思想史上各家各派的經濟學說中，唯有馬克思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才能稱得上是一個科學范式。我把它稱為馬克思范式。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對象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尚待我們根據(jù)社會主義經濟實踐進行總結、概括和創(chuàng)造。今天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從研究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對象的馬克思經濟學轉而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這就是科學革命即從馬克思范式向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范式的轉化。因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處于幼年期，許多經濟規(guī)律還未通過經濟過程和經濟現(xiàn)象暴露出來，這就給社會主義經濟規(guī)律的發(fā)現(xiàn)帶來了實踐方面的困難。因此，我們不能指望在一朝一夕就能有奇跡發(fā)生。然而，我更相信，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與馬克思范式有更多的繼承關系。愛因斯坦在總結自己的科學生涯時曾說：“牛頓啊，請原諒我;你所發(fā)現(xiàn)的道路，在你那個時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維能力和創(chuàng)造力的人所能發(fā)現(xiàn)的唯一的道路。你所創(chuàng)造的概念，甚至今天仍然指導著我們的物理學思想，雖然我們現(xiàn)在知道，如果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各種聯(lián)系，那就必須用另外一些離直接經驗領域較遠的概念來代替這些概念。”我認為， 創(chuàng)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式的中國經濟學應該用愛因斯坦對待牛頓的態(tài)度來對待馬克思范式。我不贊成庫恩的“只有承認牛頓的理論是錯誤的，愛因斯坦的理論才能被接受”的“范式不可通約”的觀點，也不贊成樊綱先生對“蘇聯(lián)范式”(實際上包括馬克思范式在內)的全盤否定的觀點。
總之，樊綱先生對庫恩范式論的應用，除繼承了庫恩范式論的形式上的辯證外觀以外，并沒有拋棄其唯心主義、相對主義的錯誤，甚至在個別地方還有退步。
三、樊綱選擇的“馬克思主義新綜合”范式的破產
拋棄“蘇聯(lián)范式”以后，中國經濟學界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新的范式呢?如上所述，對這個新的范式樊綱先生給出了兩種答案：其一是“運用一套新的概念、術語和分析方法，運用100 多年來人類發(fā)展起來的現(xiàn)代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和方法，來分析我們遇到的現(xiàn)實經濟問題。”其二就是由樊綱先生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新綜合”范式。對于前者，我認為，第一，根據(jù)庫恩的常規(guī)科學的定義，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解決中國現(xiàn)實經濟問題，是常規(guī)科學而不是科學革命;第二，因為西方經濟學、特別是西方正統(tǒng)經濟學從總體上來看是庸俗的、不科學的，所以，這種西方經濟學范式也構不成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理論范式。以下我將以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價值理論為例來剖析一下所謂“馬克思主義新綜合”范式。
研究對象。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樊綱先生提出了“不同角度論”。如上所述，樊綱先生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一方面是人與物的關系，另一方面是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重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西方正統(tǒng)經濟學著重研究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兩者是對同一對象的不同角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科學性，又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可以實現(xiàn)兩者的綜合。然而，樊綱先生在援引了薩繆爾遜和恩格斯關于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定義之后驚異的發(fā)現(xiàn)：恩格斯的定義“從形式上看與薩繆爾遜的定義區(qū)別不大。”樊綱先生還承認，“某些凱恩斯主義者，特別是后凱恩斯主義者們，分析了各種不同的收入(工資和利潤)以及它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不同作用，因此他們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是存在相同之處的……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都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特殊經濟關系。”事實上，在社會生產中，反映人與物之間的關系的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反映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西方正統(tǒng)經濟學作為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相區(qū)別的社會科學顯然不能以生產的物質內容，而只能以生產的社會形式——社會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但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由于其階級局限性使他們不敢公開承認這一事實。尤其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矛盾上升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更是極力歪曲和掩蓋這一事實。他們標榜他們的經濟學是研究人與物之間關系的、中性的、超階級的科學。同時，他們又極力地歪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階級性與科學性，聲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批判(或革命)的經濟學。現(xiàn)在樊綱先生也跟著說，“馬克思當年研究經濟學的特殊社會目的是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不是如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改善資源配置、提高生產效率。”并杜撰出了社會經濟關系研究的“不同角度論”。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邏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是這樣一個怪物：當無產階級及其經濟學走過去要革它的命、去埋葬它的時候，它就適應這個階級的要求，變成一個走向死亡的制度。當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走過去要它長生不老，它就適應這部分人的要求而萬壽無疆。現(xiàn)在樊綱先生在邏輯上更前進了一步，讓這兩部分人及其經濟學同時走過去，一方要它死去，一方要它活著，這時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以一個又死又活、又鴨又兔的怪物而現(xiàn)了原形。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區(qū)別，不在于二者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材料(包括樊綱先生所說的研究角度)方面，而在于它們根本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分歧。馬克思說，“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tài)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xiàn)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xiàn)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xiàn)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馬克思在批判地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科學成就的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fā)展和必然滅亡的規(guī)律進行了全面的闡述：首先，它從批判封建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封建主義必然要被資本主義所代替;然后它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相應的交換形式二者的規(guī)律從正面，即從促進一般的社會目的的方面來加以闡述;最后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進行社會主義的批判，也就是從反面來敘述它的規(guī)律，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于它本身的發(fā)展，已經達到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可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不象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我們的樊綱先生所說的那樣，只是革命的、批判的，不是建設的、資源配置的。西方正統(tǒng)經濟學也不象西方學者自己所標榜的那樣，只研究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西方經濟學發(fā)展的歷史表明：在資本主義剛剛從封建生產方式中脫胎出來的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可以從批判封建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殘余開始，證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生產方式的必然性;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從促進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角度，從正面把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的規(guī)律加以闡述。一旦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日益成為生產發(fā)展本身所無法忍受的桎梏;一旦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所必然產生的分配方式造成日益尖銳的階級對立，即造成了人數(shù)越來越少但是越來越富的資本家階級和人數(shù)愈來愈多而總的來說處境愈來愈惡劣的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之間的尖銳對立;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能再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等待著為有計劃地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去占有;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fā)展到科學必須從反面來敘述它的規(guī)律的時候，資產階級經濟學由于它的階級性就再也不能從科學出發(fā)進行研究，轉而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而辯護。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現(xiàn)代西方正統(tǒng)派經濟學的對立是科學與偽科學、真理與謬誤的對立;根本不是某些西方學者所認為的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更不是樊綱先生所認為的公說婆說都有理。因此，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不同角度論”純屬樊綱先生的理論虛構，沒有任何客觀事實為依據(jù)。
價值理論。誠如樊綱先生所說的，價值理論是任何經濟學理論中最基礎的理論內容之一。科學的勞動價值論是科學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也是整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自馬克思的科學巨著《資本論》問世以來，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紛紛從不同方面向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提出挑戰(zhàn)，但均未獲得成功。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挑戰(zhàn)者隊伍中，奧地利經濟學家E·V·龐巴維克也算是榮耀一時的人物。他在宣揚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同時瘋狂地攻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他于1896年發(fā)表《馬克思體系的終結》一文，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否定了第一卷，因此馬克思體系已經崩潰。由于龐巴維克對勞動價值論的攻擊手法過于低劣和露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界對勞動價值論的挑戰(zhàn)很快不再采用龐巴維克式的攻擊。龐巴維克一定不會知道在他向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挑戰(zhàn)很快不再采用龐巴維克式的攻擊。龐巴維克一定不會知道在他向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挑戰(zhàn)失敗差不多100 年以后的今天，有一位中國學者樊綱先生將他的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綜合在一個體系里。因此，無論是對古人還是對今人負責，我們都必須認真對待樊綱先生的“馬克思主義新綜合”范式中的價值理論。
樊綱先生認為，馬克思對經濟學發(fā)展所作出的一項貢獻是他從古典經濟學的價值概念中明確區(qū)分了價值與使用價值，然后明確地用勞動來解釋價值，而將有用物對于人所提供的有用性，定義為使用價值。同時他又把交換價值理解為“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統(tǒng)一”。后來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都只注意到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卻忽視了他的“交換價值理論”，使勞動價值論因為不能成功地引進需求，不能吸收100年來現(xiàn)代經濟學成就而陷入了絕境。
現(xiàn)在，我們就來看一下樊綱先生是怎樣使勞動價值論走出絕境的。樊綱先生引證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分析簡單價值形式時的兩段話作為馬克思的重要命題，這個重要命題的內容是：“潛藏在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部對立，就通過外部對立，即通過兩個商品的關系表現(xiàn)出來了”，“所以，一個商品的簡單的價值形式，就是該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的簡單表現(xiàn)形式。”由此命題出發(fā)，樊綱先生作出了三個推論：“推論一：交換價值形態(tài)中‘一種使用價值與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關系或比例’，只是一種‘表現(xiàn)形式’，在它背后，較深一層的關系實際上是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推論二：交換價值本身既是價值的表現(xiàn)形式，也是使用價值的表現(xiàn)形式。”“推論三：交換價值(價格)的量的規(guī)定，同時包含著價值量的關系和使用價值量的關系。”
公式(3·2)在形式上很接近于新古典學派的消費者均衡的條件。二者的區(qū)別僅在于：新古典學派的消費者均衡條件的含義是每一單位貨幣所購買的任何商品的邊際效用都相等。而(3·2)式的含義則是每一單位的抽象勞動在任何商品生產中所能提供的邊際效用都相等。
在樊綱先生的上述“馬克思主義新綜合”范式的價值論中，有許多思想混亂。如，在使用價值關系中，將馬克思的客觀使用價值概念解釋成主觀價值論的效用概念。再如，在價值關系中，經常混淆價值、交換價值和價格等。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在此一一展開進行分析。現(xiàn)在我們來談另外一點。從上面的分析我們看到：樊綱先生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邊際效用價值論納入一個體系的基本依據(jù)或橋梁，就是“馬克思的‘交換價值理論’”，或者更具體一點說就是樊綱先生的推論三。那么，人們自然要問：馬克思究竟有沒有樊綱先生所理解的那種“交換價值理論”?樊綱先生所理解的那種“交換價值理論”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讓我們首先來回答前一個問題。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把被樊綱先生所引證的馬克思“重要的理論命題”放回到馬克思的原著中去，這個問題就會真相大白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即將結束對簡單的價值形式分析時，說：“更仔細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價值關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價值表現(xiàn)，就會知道，在這一關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當使用價值的形態(tài)，而商品B 的自然形式只是充當價值形式或價值形態(tài)。這樣，潛藏在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部對立，就通過外部對立，即通過兩個商品的關系表現(xiàn)出來了，在這個關系中，價值要被表現(xiàn)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使用價值，而另一個表現(xiàn)價值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交換價值。所以，一個商品的簡單的價值形式，就是該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的簡單表現(xiàn)形式。”
聯(lián)系上下文我們看到：所謂的“潛藏在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部對立，就通過外部對立，即通過兩個商品的關系表現(xiàn)出來了”，在這里無非是說：當商品A與商品B相交換時，商品A 中所包含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部對立，表現(xiàn)為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充當使用價值形態(tài)， 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充當價值形態(tài)。 所謂的“簡單表現(xiàn)形式”就是相對于價值形式繼續(xù)發(fā)展而出現(xiàn)的“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的價值形式”和“貨幣形式”而言的。如果我們概括一下樊綱先生所說的馬克思重要的命題的內容，那么它可以表述為：在簡單價值形式中，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就會通過兩個商品，一個商品作為使用價值，另一個商品作為價值，而外在地表現(xiàn)出來。這個命題的推論是：1.在擴大的價值形式中，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就會通過一個商品作為使用價值，其他許多商品作為價值，而外在地表現(xiàn)出來;……;3.在貨幣形式中，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對立就會通過眾多的商品作為使用價值，貨幣商品作為價值，而外在地表現(xiàn)出來。如此簡單的道理，確實如樊綱先生所說的“讀過《資本論》的人都知道上述命題所包含的理論內容。”然而，我們感到奇怪的是，如此簡單的內容，樊綱先生為什么不把它明確地表述出來?帶著這個問題我們來分析一下樊綱先生的推論一。推論一的內容是：“交換價值形態(tài)中‘一種使用價值與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關系或比例’，只是一種‘表現(xiàn)形式’，在它背后，較深一層的關系實際上是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從文字表述來看，推論一本身并不錯誤。但從樊綱先生的論證過程來分析，這一推論就存在問題了。樊綱先生論證說：“《資本論》第1卷第1章的分析過程是：首先從作為表現(xiàn)形式的交換價值，即不同物品的交換比例關系入手，直接揭示價值規(guī)定，然后再返回分析交換價值形式，并作為這種分析的結論，揭示出交換價值實質上是商品內部矛盾的外化，是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矛盾關系的表現(xiàn)。”到這里樊綱先生還是對的，他首先承認，馬克思從交換價值入手揭示了交換價值的本質和內容是價值，其次，他也承認，馬克思又返回來分析了交換價值形式，分析結論是交換價值是商品內部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作用的結果。所以，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內容和本質，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xiàn)形式。可是樊綱先生接著說，“這也就是說，交換價值本身也有一個形式和內容的問題：物品間交換的比例，是它的形式;而它的內容則正是價值與使用價值之間的關系。”從這里我們才看清樊綱先生推論一的真實內容，也看到了樊綱先生的邏輯混亂。樊綱先生推論一的真實內容是：交換價值是形式，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關系是內容和本質。顯然，“也就是說”在這里連接的是兩個不同的理論。前者是馬克思的正確結論，而后者則是樊綱先生自己的理論。樊綱先生在這里混淆了價值形式發(fā)展的原因和價值形式所表現(xiàn)的內容，把價值形式發(fā)展的原因誤解為價值形式所表現(xiàn)的內容。由此，作進一步推論的樊綱先生的推論二和推論三自然也不是馬克思命題的推論。
現(xiàn)在，我們來回答上面所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即樊綱先生所理解的那種“交換價值理論”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了解西方經濟學的人都會知道，西方學者關于“轉形問題”爭論了百余年。為什么西方學者對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兩個恒等式——價格或更確切地說生產價格總額與價值總額相等，平均利潤總額與剩余價值總額相等——所謂的不能同時存在那么感興趣?原因在于西方學者一直試圖建立沒有價值的價格理論。如果樊綱先生所理解的“交換價值理論”能夠成立，那么，西方學者就不必再在“轉形問題”上繼續(xù)爭論了，甚至這場爭論或許就不會發(fā)生。因為按照樊綱先生的推論三，交換價值(價格)的量的規(guī)定，同時包含著價值量的關系和使用價值量的關系。所以，追求價格總額與價值總額相等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這樣，薩繆爾森就可以盡情地喊：用勞動價值論的價值說明價格的方法，“人們可以從燃素‘轉化’為熵;從托勒密‘轉化’為哥白尼;從牛頓‘轉化’為愛因斯坦;從創(chuàng)世紀‘轉化’為達爾文”。
總之，樊綱先生對勞動價值論和邊際效用價值論綜合的失敗，宣告了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新綜合”范式的破產。這里再一次昭示人們：任何對西方經濟學體系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都必須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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