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公有制企業的性質

　　近期，閱讀了周其仁先生《產權與中國變革》一書，又看到了他所作的《公有制企業的性質》一文。

　　周先生的《公有制企業的性質》最初發表在2000年的《經濟研究》11期上。后被轉載，我曾經在2003年寫的《再論公有制一一也論公有制企業的性質》一文，與周先生討論了與公有制企業相關的問題。

　　簽于周先生是產權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產權觀點要比其它的產權學者更為徹底，而且他對公有制企業性質的認識又極具代表性，因此，我覺得在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對這篇文章進行全面的批判。

　　一

　　周其仁先生是徹底的產權派學者，因此，他對公有制企業的看法，也是從產權的角度來進行的。概括周先生在《公有制企業性質》一文的觀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在《公有制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周其仁先生從產權角度考察了公有制企業的特點，揭露了公有制與產權制度的矛盾。文章在開頭提出了“公寓的公共過道”的例子，并指出“公有制企業的全部性質已經包含在上述公共過道之中”。接下來周先生進一步從產權角度考察了公有制企業的性質。

　　周先生開頭即說：

　　“通常而論，公有制企業或者被看作‘清清楚楚屬于國家和集體的企業’，或者被看成是‘無主財產’和‘所有者缺位’的組織。本文關心公有制企業的實際產權狀況。主要問題是，作為國家和集體清清楚楚擁有的企業，是否除了國家和集體，再也沒有其他產權主體？而在所謂‘所有者缺位’的狀況下，一切本來由所有者應得的權利和應負的責任，是不是真的就完全消失了？”

　　1，“國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被看成公有制企業，是因為這些企業的資產所有權(ownership of the assets of the firm) 屬于國家或集體，而不屬于任何個人，也不屬于個人所有權任何形式的集合。”“作為與‘資本雇傭勞動’體制的對立，公有制企業選擇了‘消滅一切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將一切物質資本和財務資本都歸‘公有’。為了徹底消除生產資料被個人占有的任何可能性，公有制的法權體系規定全部生產資料歸國家和集體所有，而宣布個人不得擁有任何生產性資源的合法權利。在這里，公有主體只能作為不可分割的產權所有者整體性地存在，而不容許把公有產權以任何形式分解為個人的產權。因此，國家所有或集體所有的公有制完全不同于在個人私產基礎上集合起來的合作制或股份制。按照傳統的公有制政治經濟學理論，個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僅僅有權擁有非生產性的生活資料。”

　　作為產權學者，周先生對公有制企業的本質特點概括得非常到位。公有制消滅了產權主體或資產所有者。“公有制企業的特征是‘沒有最終委托人的代理人’，各類代理人本身不擁有合法的對于生產資料的個人產權……”，“在這里，公有主體只能作為不可分割的產權所有者整體性地存在，而不容許把公有產權以任何形式分解為個人產權”。換句話說，公有制的實現消滅了獨立的產權主體，消滅了獨立的、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

　　2，“公有制企業已經不是科斯意義上的‘企業’，因為它并不是基于一個(或一組)市場合約。公有制‘企業’ 當然也要使用各種投入要素，但是公有制企業利用這些要素的基礎，不是要素所有者基于合約條件的讓渡，而是一切資源歸公以后的行政指令調派。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公有制企業體制的一個根本特征是其非市場合約性。”在這里，周先生說明了傳統公有制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或私營企業的根本區別：在建立產權制度條件下，傳統公有制企業不過是一個生產組織，不具有市場主體的性質。

　　3，公有制從根本上消除了保證企業效率的一種機制。“市場合約的可選擇性就是資源所有者有權出錯和糾錯。這是產權最重要的經濟功能，也是市場經濟保證資源有效配置的最基本的機制”。而“公有制企業消除了企業的市場合約基礎，同時就把市場校正企業和企業家出錯的機制也消除了。”換句話說，公有制不僅消滅了資產所有者，消滅了雇擁勞動方式，同時也消滅了以產權為基礎的企業經營機制。

　　4，公有制還“否認了個人對其生產性人力資源的合法所有權”。在周先生看來，勞動者個人的生產性人力資源（例如勞力、掌握和運用知識的技能，學習能力，以及努力、負責，創新，冒風險，對潛在市場機會的敏感等等），是“天然屬于個人的資產”，但公有制否認了個人對這些資產的所有權。明確一點說就是：勞動者的勞動力屬于天然的個人資產，而公有制卻消滅了勞動力所有權，消滅了勞動者作為勞動力所有者的身份。

　　5，公有制企業“根本沒有辦法追逐經濟學意義上的利潤”。“因為消除了個人對生產性資源的產權特別是選擇市場合約的權利，嚴格說來市場價格，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等等概念都無法存在，利潤概念也因此無法存在”。在這里，周先生己明確意識到公有制企業已經不是剩余價值生產方式，它的生產目的與剩余價值生產方式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

　　6，公有制企業的國家租金制與市場企業的利潤體制有著本質區別和明顯劣勢。

　　綜上所述，周其仁先生都是從產權范圍內考察公有制企業的性質的。從以上6點可以知道，公有制和產權是互相矛盾，互不相容的，因為公有制本身消滅了產權主體，消滅了產權制度賴以生存的基礎－－雇擁勞動方式，消除了建立在產權基礎之上的企業經營機制。不僅如此，周其仁先生還進一步指出公有制企業已經不同于剩余價值生產方式。在這里，周其仁先生對公有制性質的分析（就產權角度而言）不僅是全面的，而且是深刻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我國經濟學界，有些人搞不清公有制與合作制的區別，有人把合作制叫作公有制；而另有些人則又把公有制和產權制度混為一談，把產權制度的弊端加在了公有制的頭上，很顯然，對于公有制的認識處于非常混亂的狀態。

　　二

　　周其仁先生是站在資產所有者立場上用產權觀點看問題的，因此，在他眼中的公有制企業，如果與產權體現的要求不相適應，都是缺陷。但是，在周先生認為是缺陷的方面，從勞動者的角度看來恰恰是公有制企業的優點。

　　在歷史上，每一個社會形態都可以存在公有制，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可以存在公有制。我們所面對的公有制，既不是別的任何一種公有制，更不是一般的公有制，因此，作為我們思考問題出發點，不應該是“公有的牧地”或“公共過道”，而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形成的公有制，即廣大勞動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或合作化道路形成的公有制。  如果從這一特定的公有制－－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出發，我們發現，這種公有制的實現明顯包含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它消滅產權主體，消滅雇傭勞動方式，消除以產權為基礎的企業經營機制，乃至消滅剩余價值生產方式，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什么是社會主義？鄧小平把社會主義本質概括為五句話：“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鄧小平為什么要用五句話來說明社會主義本質呢？因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生產方式，既有與其它新興的社會生產方式相同的特征，又有與其它新興的社會生產方式不同的特征，只有同時說明這兩個方面的基本特征，才能全面地說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在這里，“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概括了社會主義作為新興的社會生產方式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則概括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區別于其它社會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認識社會主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本質要求，從而認識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其它新興社會生產方式的一般特征是重要的，但我們也決不能忽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區別于其它社會生產方式的不同特征，決不能忽略社會主義“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本質要求。

　　那么，這“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消滅作為剝削者的資產所有者乃至整個資產階級，消滅作為剝削制度的產權制度，消滅剝削制度賴以生存的基礎，即生產資料私有制。公有制的一系列性質－－消滅產權主體，消滅雇傭勞動方式，消除以產權為基礎的企業經營機制，消滅勞動者作為勞動力所有者的身份，包括消滅以獲取剩余價值為目的的社會生產方式等等，不是公有制企業的缺點，恰好相反，是公有制企業的優點，因為這在事實上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什么叫產權？所謂產權就是“誰所有誰受益”，不就是資產所有者憑借占有的生產資料或貨幣資產獲取企業生產經營成果的權利嗎？所謂產權制度不就是剝削制度？消滅產權主體，消滅資產所有者，消滅雇擁勞動方式，從而消滅私有制，消滅以獲取剩余價值為目的的社會生產方式，難道不正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嗎？從這個意義上說，公有制企業不僅不是什么產權體現形式，而是消滅產權制度，消除產權生存基礎的形式。

　　三

　　前面談到，周其仁先生從產權角度考察了公有制企業的性質。我們如果把公有制放到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這一特定環境中去，聯系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來看，公有制不是體現產權的形式，而是消滅產權的形式。現在我們進一步來討論公有制企業的性質。

　　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實現消滅了產權主體，消滅了獨立的、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這就使公有制企業剩下了唯一的、人格化的經濟人－－為企業提供各種勞動的員工，即勞動所有者。沒有獨立的、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只有獨立的、人格化的勞動所有者，這是公有制企業最基本的特點，也是公有制企業最重要的性質。如果我們不是建立產權制度，而是建立以勞動所有者為主體的企業制度，公有制企業又怎會有“主體缺位”的問題呢？如果我們不是把目光局限在產權范圍之內，而是站在勞動所有者的立場上從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客觀要求出發，就很容易找到規范的生產主體－－獨立的、人格化的勞動所有者，又何必要搞什么委托經營呢？如果我們在國有企業也建立“補償消耗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生產結果分配模式，讓勞動者的收入不僅隨個人的勞動狀態變化，而且同時隨企業生產經營狀況而自然波動，國有企業又怎會缺乏健全有效的經營機制呢？

　　當我們來面對公有制企業的勞動者時我們發現，在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的勞動者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生產資料公共所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勞動所有者。作為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者，首先，勞動者可以利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通過勞動來滿足自己的消費需要，而不需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因此，在公有制條件下，勞動者不是（也不需要）以勞動力所有者的身份出現的，而是以勞動所有者的身份出現的。但是，勞動者必須在不損害公有資產的前提下（或在保值的前提下）利用公有資產；其次，在多數情況下，每個勞動者都必須和其它勞動者結合在一起，進行集體生產。而作為勞動所有者，他也具有兩個特點：第一他是以生活消費個體性為基礎的，他存在著不斷變化的消費需要。由于個人或家庭等方面的原因，每個勞動者在消費需求方面也不一樣；第二是每個人由于生理的、心理的、社會的、家庭或個人的原因，在勞動投入方面也存在著明顯的差別。勞動者，以生活消費個體性為基礎的勞動者，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一方面具有資產所有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則又是勞動所有者。作為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者，他們在資產所有方面是沒有差別的，在同一種公有制的條件下，在同一個公有制企業中，他們在資產所有方面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在公有制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所謂的資產所有權已經沒有意義；另一方面，由于勞動者在消費需要和勞動投入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別，而能否反映這種差別并在分配上體現出來，決定著勞動者能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勞動潛力。也就是說，能不能全面體現勞動者對勞動所有權的基本要求，對公有制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在公有制企業，需要體現的是勞動所有權，而不是資產所有權。這是公有制企業的另一個重要特點，也是公有制企業另一個重要性質。  總起來說，公有制企業沒有獨立的、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只有獨立的、人格化的勞動所有者，而具有雙重身份的勞動者的利益要求表現為勞動所有權，而不是資產所有權。這就是公有制企業的基本性質，是從資產所有權和勞動所有權兩個方面對公有制企業綜合考察得到的性質。所謂勞動所有權是與產權或資產所有權相對立的一種權利，它的核心內容是與“誰所有誰經營”“誰所有誰受益”相對立的“誰勞動誰經營”“誰勞動誰受益”，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權利”和“按勞分配權利”。我們常說社會主義要讓勞動者當家作主，要實現按勞分配。勞動者當家作主是什么權利？難道不就是要體現“誰勞動誰當家”的基本原則嗎？按勞分配是什么權利？難道不就是要體現“誰勞動誰受益”的基本原則嗎？從這里我們可以明白：所謂公有制就是勞動所有權的體現，更具體點說就是勞動者當家作主和按勞分配權利的具體體現，是勞動所有權的實現形式。

　　當我們明白了公有制企業的基本特點和基本性質，知道公有制企業只有勞動所有者，沒有資產所有者，而勞動所有者的利益要求又表現為勞動所有權時，當我們明白公有制就是勞動所有權的具體體現，公有制就是勞動所有權的實現形式時，那我們也就不難了解公有制企業已經是與科斯定義的企業相區別的另一種企業，公有制企業的生產也已經不再是剩余價值生產。公有制企業的生產主體既是勞動所有者，而勞動所有者的利益要求又表現為勞動所有權，那么，滿足勞動者的消費需要必然成為社會生產的目的，為企業、為社會提供有效勞動則是實現生產目的的基本手段。因此，公有制企業的生產，是與剩余價值生產相區別的另一種生產方式－－消費價值生產方式。對于農業生產責任制條件下的生產結果分配模式我們是很熟悉的，這就是“補償消耗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在這里，“補償消耗的”表現為生產資料轉移價值量，“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表現為滿足勞動者（不同范圍）公共需要價值量，而“余下都是自己的”則表現為消費價值量，在這里，無論是從形式看還是從內容看，公有制企業（承包戶實質上是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個體經營方式）生產方式與剩余價值生產方式都有本質的區別。既然公有制企業的生產主體、生產目的、生產結果分配方式都與資本主義企業或私有制企業都不同，那么，她當然也會有不同的企業經營機制，這是很自然的。

　　最后，公有制企業本來就是勞動所有權的實現形式。因此，如果我們不能建立以勞動所有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企業制度，公有制企業就不可能正常發展。這不僅包括建立產權制度的一切公有制企業（例蘇聯模式），當然也包括“國家租金制”在內。病態的公有制模式是不可能戰勝過時的、但卻具有健全有效機制的資本主義企業的。

　　四

　　周其仁先生用以分析的公有制企業，實際上是指蘇聯模式的公有制，即“生產資料公有制+產權制度”的模式。而所謂的“蘇聯模式”或“計劃公有制”模式，實際上只是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的一種過渡模式。

　　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實際上存在著三個階段：第一是勞動階級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及一切剝削階段的統治，取得國家政權，這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第二是為了應對建國初期的困難局面，應付戰爭、以及建立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這是從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階段；第三是國家局面穩定及工業體系初步形成后建立勞動者當家作主和按勞分配的經濟制度，并建立相應的政治文化體制。

　　在建國初期，在面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和封鎖、面對戰爭威脅，面對糧食短缺、人民群眾基本生活需求都難以得到保證的情況下，在國家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采用國有國營的計劃經濟體制，把有限的資源分配到最需要的項目與部門，以穩定人民群眾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以保證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否定、甚至完全否定計劃經濟體制是不符合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的。

　　但是，當社會主義國家度過了戰爭時期和困難局面，并已經初步建立起工業體系之后，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也就完成了它應有的使命。如果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起了初步的工業體系之后，仍然保留甚至把這種模式固定化，這就走入了一個誤區。

　　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作為一種過渡模式，它是恰當的。但是，作為一種企業模式，它卻不只是缺乏效率，而且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如前所述，社會主義公有制本來是勞動所有者為主體的，它本身是勞動者的權利要求一一勞動所有權的實現形式。但是，建立在這種公有制基礎上的制度卻是以資產所有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資產所有權的制度，即產權制度。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企業，只有人格化的勞動所有者，沒有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但是，在建立產權制度的條件下，由于否定了勞動者成為生產主體的可能，因而也就必然地導致了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處于無主體狀態。一個沒有主體的企業，自然談不上獨立完整的價值運動和自主的管理活動，自然它也成不了真正的經濟實體。因此，要讓這些企業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承擔經營責任，與其它類型的企業展開競爭，顯然會弊病百出。

　　蘇聯模式或計劃經濟體制本來只是一種過渡模式。作為一種過渡模式，它的存在和發展在一定時期是合理的，也是必須的。問題在于社會主義國家把蘇聯人建立的這種模式當作了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就產生了一系列弊病：“政企不分”，“嚴重排斥了廣大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和權力”，“企業缺乏不斷發展的動力和活力”，“與市場經濟完全排斥”等等。周其仁先生詳細分析所謂的“公有制企業的性質”，正是這種建立產權制度的公有制企業的特征，消滅了個人產權；它并不是科斯意義上的企業（非市場合約性）；消除了市場校正企業和企業家出錯的機制；否定了個人的勞動力所有權等，所有這些只是表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公有制企業，只是一個依照指令計劃進行生產的組織而已，當我們要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來對待時，顯然具有許多不適應的方面。因此，認識蘇聯模式的錯誤，從而明確改革的方向，就成為十分必要的事情了。

　　但是，周其仁先生對這種模式的病害分析及其改革方向的確定卻是錯誤的。

　　在《公有制企業的性質》最后的小結中，周先生說：“本文認為流行的‘委托一一代理’框架和‘所有權經營權分離’框架都不適合分析公共過道的經濟性質，因而嘗試用‘法權和事實的產權不相一致’的框架來分析公有制企業。我們將繼續在本文提供的框架里研究公有制企業市場化改革的邏輯，其中心線索是在個人事實上擁有的對其人力資產權利的基礎上，公有制企業怎樣向承認個人產權的法權地位的市場合約性組織轉變。”

　　在這里，周其仁先生用來分析公有制企業的框架，不論是哪一種框架，只要是屬于產權范圍的分析框架，都錯了。因為我們面對的公有制企業，它已經不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企業，而是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后形成的一種新的企業：這里的生產主體已經不再是傳統的“經濟人”，而已經是“勞動人”；”“勞動人”的權利要求不再是產權而是勞權；這里的企業也不再是一個“合約性組織”。因此，依據產權分析框架形成的改革結論，顯然是不適合公有制企業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的。

　　五

　　在《產權與中國變革》一書中，周其仁先生收錄的第一篇文章，題目就叫《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一一科斯經濟學方法論及其在中國的實踐》。文章講了科斯從發表“企業的性質”到他的研究成果到80年代才被人重視的故事。其中談到“科斯‘研究真實世界’的樸實手法”，談到科斯“批評許多經濟學家在建立一種經濟理論時，‘常常忽略對其賴以成立的基礎的考察’。在開篇第一段里，科斯中心闡明經濟理論賴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設（assumption)，不但應當是‘易于處理的’（manageable)，而且必須是‘真實的’（realistic)。在講到如何做到”如何做到“真實而又易于處理”時，周其仁先生列出第一要點是“在真實世界里找學問”。

　　但是，我國產權派學者，在研究我國的公有制企業時，他們的研究方法不是從公有制的基本特點出發，反而是從產權理論出發；他們對現實公有制企業的生產主體勞動者視而不見，對勞動者的利益要求一一勞動所有權的要求是聽而不聞，其結果是根據西方經濟學的產權理論來裁割公有制，用改革公有制的形式來滿足產權要求。削足適履這個成語，最恰當地體現產權派學者研究公有制企業市場化的行為特征。

　　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主體是勞動所有者。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從而消滅了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使勞動所有者成為唯一的生產主體；生產資料公有制同時也消除了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從而使所謂的資產所有權，使所謂的產權大生產過程中失去了意義，因此，在公有制經濟活動中起決定作用是勞動所有權，而不是產權。因此，實現從過渡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只需要改變原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廣泛建立以勞動所有者為主體、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勞權制度就可以了。

　　但是，產權學派學者卻由于局限于產權的誤區，難以真正識別蘇聯模式的要害所在。一般認為蘇聯模式的主要錯誤是計劃經濟體制。這顯然是表面化認識得到的結論。國營企業的計劃經濟體制所以成立，源于產權制度。正是因為按照“誰所有誰經營”的產權原則，才會有“國有國營”的計劃經濟體制。因此，蘇聯模式的要害不是計劃經濟，而是產權制度。一旦我們從舊的產權觀念中解放出來，公有制經濟就會成為真正獨立的經濟實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就自然形成了！

　　附注：

　　《產權與中國變革》，周其仁著，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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