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范疇。近年來，隨著學界對辯證唯物主義體系的反思，馬克思的時間范疇開始逐漸受到重視，由原來被放置在唯物辯證法領域作為“解釋”物質運動及其關系的基本概念轉向強調時間與社會歷史、時間與人的解放、時間與現代性等突出“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內含唯物史觀意蘊的特殊范疇。特別是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在人類文明史中的出場，時間更是成為理解和闡釋社會發展理論的根本性范疇，不僅成為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的一個致思理路，而且為認識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與西方式現代化的比較及其超越提供了獨特視角。
一、馬克思的時間范疇及其多重意蘊
人類對時間的認識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從西方哲學的時間范疇的演進看，時間范疇最初是從本體論意義出場的，即時間是實存性的還是主觀性的。在本體論中，傳統哲學或者把時間直觀地理解為一種與事物變化本身剝離開來的“運動和運動持續量的尺度”（亞里士多德，第129頁），視時間為與人無涉的非形而上學的標刻性實體，或者抽象地發展了時間的主觀建構性，將時間看作為純粹觀念的產物，“過去事物的現在便是記憶，現在事物的現在便是直接感覺，將來事物的現在便是期望”（奧古斯丁，第263頁）。隨著近代哲學發生本體論到認識論轉向，對時間范疇的理解也轉入認識論視閾，即時間是經驗性的還是先驗性的。但不管是強調用“投射”“印象”等作為經驗生成方式的經驗時間，還是將時間作為“先天地給經驗的東西做基礎”（康德，第42-43頁）的感性經驗的先驗形式條件、一種心靈內部直觀的純粹形式的先驗時間，作為精神在一種“非己所愿的、反對自己的”（黑格爾，第51頁）自我否定和不斷變易中所形成的歷史性發展過程的概念化時間，抑或作為物化的勞動的絕對抽象的量的尺度的時間，由于無法真正理解時間的歷史性、屬人性、實踐性，認識論上的時間范疇本質上“依然是希臘式的”（海德格爾，第31頁），仍然是一種抽象的時間觀。
不同于各類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馬克思的時間范疇從來不是抽象的、與人無涉的，而是與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密切相關的社會時間，是被具體的生產方式和技術形式所定義的。在馬克思看來，以往舊哲學之所以對時間的認識誤入歧途，根本原因就在于無法正確理解時間同實踐的關系，沒有把時間“當做感性的人的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頁）。也正是從實踐出發，馬克思在關注工人勞動創造時間中，把對時間的理解與實踐作了緊密勾連，從主客體統一的視角將時間扎根于人的現實的感性活動和現實生活中予以定位，并經由與勞動、自由、文明相結合，開顯出“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61頁）的全新意蘊，使得時間范疇成為社會發展理論的根本性范疇。
第一，時間與勞動結合。
通過勞動來解讀時間并非馬克思的原創，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斯密和李嘉圖在研究商品交換價值時就有所論及。不同的是，古典經濟學對時間與勞動關系的探討主要從數量關系的維度進行展開，而馬克思則從社會關系的維度進行解讀，這也是馬克思的勞動時間概念超越傳統哲學和古典經濟學的方法論溯源。在馬克思看來，時間既不是物化的絕對抽象的量的尺度，也不是獨立于人的活動之外的客觀存在，勞動和時間具有共生同構性：一方面，“勞動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暫時性，這種易逝性和暫時性表現為這些物通過活的時間而被賦予形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73頁）；另一方面，時間是衡量勞動過程的天然尺度，一切實踐“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3頁）。正是將時間扎根于人的現實的感性活動和物質生產活動中予以定位，馬克思把對時間的把握從感性具體化為現代生產能力對時間支配形式的變化，時間逐步成為以勞動為核心展開的物質生產活動的經驗化載體，成為用來揭示資本主義運行機制及其內在矛盾的要件。
在馬克思那里，時間與勞動的結合主要通過“勞動時間”來體現。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深入探討了“勞動時間”的構成，認為“勞動時間”并不以抽象的形式而存在，而是由具體的、現實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構成。其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用于生產勞動力，剩余勞動時間用來為資本家帶來剩余價值。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又重點考察了兩種勞動時間的深層次關系。他指出，無止境地攫取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首要目的，因而為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價值，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必然會被不斷地縮減，“資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像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的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同上，第306頁）。但必要勞動時間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是為生產剩余勞動時間而存在的，“在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中，必要勞動時間的存在以創造剩余勞動時間為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76頁）。如此，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必然會同剩余勞動時間發生矛盾。在這里，通過對兩種勞動時間內在矛盾的揭示，馬克思天才地證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和歷史暫時性。通過與勞動結合，時間真正從先驗世界下降到經驗世界，從一個抽象的自然哲學概念上升為現實的創造財富的運動。同時，通過把握資本主義得以掌控時間的內在機制，馬克思還發現了建基于勞動基礎上的自由時間問題，進一步破解了“歷史之謎”。
第二，時間與自由結合。
時間與勞動的共生同構性還將時間與自由內在地聯系起來。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由于生產力不發達，人們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消耗在為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質資料生產的必要勞動上。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及其在生產上的廣泛應用，人們除了將時間耗費在從事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質資料生產的必要勞動外，還可以“為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每個成員創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即為個人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因而也為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創造廣闊余地，這樣創造的非勞動時間，從資本的立場來看，和過去的一切階段一樣，表現為少數人的非勞動時間，自由時間”（《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3頁）。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馬克思通過非必要勞動時間解讀自由時間，把自由時間理解為非必要勞動時間十分重要，因為它揭示了自由時間的真正來源，即自由時間作為非必要勞動時間，不是存在于必要勞動時間之外，相反，它生成于物質生產勞動，本質上是必要勞動時間的縮減或節約。
自由時間獲得的重要途經是必要勞動時間的縮減或節約，而必要勞動時間的縮減或節約又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沒有一定程度的勞動生產率，工人就沒有這種可供支配的時間，而沒有這種剩余時間，就不可能有剩余勞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5頁）。那么，邏輯的結論本應是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會帶來自由時間，但吊詭的是，勞動生產率越提高，工人所付出的剩余時間就越多，屬于自己的時間就越少，而且自己的生存環境越惡劣，“隨著資本侵入這里，剩余勞動時間成了對工人精神生活和肉體生活的侵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61頁）。
為什么會出現勞動生產率雖然提高但自由時間不斷喪失這種悖論呢?通過對時間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發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以占有勞動時間為目的的，“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2頁），這是資本主義的鐵律。換言之，在資本邏輯的支配下，勞動者并沒有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從勞動時間中獲得自由時間，反而是自由時間不斷地被資產家無償占有，變成社會強制性剩余勞動時間。這種關系悖論恰恰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時間的特殊性及異化的自由時間狀態。
通過時間與自由結合，馬克思把捉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由時間異化的實質——資本主義私有制。所以，馬克思一語中的地指出，只有揚棄資本主義私有制，徹底變革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通過迅速提高社會生產力，“使整個社會的勞動時間縮減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9頁）。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人們才能從資本的抽象時間統治中解放出來，從而“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7頁）。
第三，時間與文明結合。
對時間的自由向度的追求必然導向一種對人的現實境遇的整體性批判，這就要求從以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為核心的視角展開對時間與文明關系的考察。通過揭示時間與勞動、時間與自由的內在關系，馬克思洞見到時間與人類文明的深刻關系：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時間中構建起了進步性，“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頁）；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導致的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占有和對“自由時間”的剝奪，不僅僅是資本家的個人行為以及資本主義發展與延續、以資本增殖充實自己的秘密所在，而且是一種根植于現代社會制度的深層次結構，體現為現代生產方式和制度形式型塑的一種現代性文明類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家是竊取了工人為社會創造的自由時間，即竊取了文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頁）這意味著，時間是文明的標尺。
時間與文明的結合使得馬克思對時間范疇的認識由對資本主義階段的時間特殊性超拔到了對人類社會發展一般性規律的高度，時間被詮釋為一種標定文明形態的范疇。自此，馬克思的時間范疇完全打破了舊哲學對時間構建的抽象化體系，以勞動、自由和文明的人類實踐活動的具體性和總體性構建了關于人類社會歷史的時間辯證法，將時間范疇從一個關乎具體勞動擴展為指涉人類文明的宏大結構。所以，在馬克思的視野里，時間作為一種文明的標尺，是指代文明或國家在世界現代化序列中的橫向位置。一定的現代化形式必然對應著一定的生產方式，具體生產方式為文明在時間上的實現階段提供質的規定性，決定著現代化內在的時間次序，構成一種時間性上的道路合理性。
二、馬克思時間范疇的文明向度與西方式現代化的時間性審視
從資本主義這一特殊生產方式展開的勞動到整個社會歷史呈現方式的文明形態，馬克思在一種連續性的意義上塑造一個全面多元的立體化的時間范疇。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全面多元的立體化理解，馬克思的時間范疇超越了任何一種外在的抽象的時間觀，成為了表達歷史發展合理性的內在關系尺度，并在更高的層面指涉了文明自身的一般性時間原理。所以，在馬克思那里，時間是社會發展的文明標尺。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成為建基于“過去”，呈現為“現在”，蘊含著“未來”的開放性理論。那么，作為一種強調人的主體性、實踐性并將其真正上升為與人所處的現實社會歷史密切相關的體系，馬克思的時間范疇具有天然的文明論向度，是一種基于唯物史觀視野下的進步主義時間觀。也正基于此，馬克思著力對作為一種整體性文明形態的資本主義是如何制造自身壟斷性、如何在現代化歷程中扭曲文明發展本性的實質展開了病理學診斷。
一方面，馬克思的時間范疇揭開了資本結構、生產方式與歷史時間之間構建起的西方式現代化的歷史獨斷性。馬克思在論述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進程時，往往都隱喻著關于資本主義結構在歷史時間中的停滯問題。通過解剖勞動時間與資本積累的關系，馬克思發現，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微觀領域，資本通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將商品、貨幣等社會范疇改造為時間的對象化客體，通過工人的對象化勞動所內含的剩余勞動時間獲得自身增殖和積累，從而帶動資本自身統治力量的加強以至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化改造。然而資本并沒有止步于微觀領域，而是通過對這種雇傭關系的反復再生產“偷竊”大量的剩余勞動時間，構建起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成為現代社會“普照的光”。時間也由此成為資本社會結構的制度性來源，成為資本主義文明形態具體形式的一種抽象標定，從而實現了對現代化歷程具體社會制度與生產方式進步模式的壟斷。這種資本構建起的一元論時間序列隨著資本權力的統治地位的加強進一步將自身絕對化為唯一性，以一種發展道路時間性的特殊性抽象為絕對的普遍性，形成了現代化的一元性和壟斷性。
另一方面，馬克思的時間范疇揭穿了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價值虛假性。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毋庸置疑創造了文明史上全新的時間序列。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充分肯定西方式現代化的歷史進步性。但正如馬克思反諷指出的，與“市民社會的奴隸制在表面上看來是最大的自由，因為這種奴隸制看上去似乎是盡善盡美的個人獨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16頁）所表達的資本主義自由的片面性、有限性的邏輯相同，在資本邏輯主導下，作為文明史的一個歷史階段，西方式現代化的核心價值觀也只是片面的、虛假的，不但不是人類文明的完整形式，反而是資本主義文明“不文明”的具體體現。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以剝削為實質的雇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攝下，勞動者不僅在生產什么、怎么生產沒有選擇權，就連要不要參與生產都不是他的意志所能決定的。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者“心甘情愿”被禁錮于物的生產的時間中的深層次原因所在。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不考慮勞動者作為自然存在物的生理限制，資本的貪得無厭會一刻不停歇地支配著工人日以繼夜地勞動。此外，在勞動時間中，“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6頁）。物的價值取代了人的價值，勞動時間霸占了非勞動時間，占大多數的工人的生命時間和自由時間必將會隨著資本無止境地對剩余勞動時間的“偷竊”或無償占有而加快喪失。與此同時，工人的精神與思想亦被物化的勞動時間占據，整個社會的最高價值表現為扭曲的物對人的支配。質言之，只要勞動者在剩余勞動中被無止境地淪陷，其自由發展的時間就始終被物役性所扭曲，這種形式上的社會共同體終將導致文明通往自由王國的道路被截斷，其表達文明形態的核心價值觀始終是不完整的、不真實的。
通過對資本主義的病理學診斷，馬克思揭示了西方式現代化的時間性壟斷和價值性扭曲的實質。馬克思并沒有止步于此，在揭示問題后，他還通過時間范疇的考察進一步構建起超越西方式現代化的路徑和原則。從馬克思規定的超越資本邏輯的自由向度一般原則“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8-929頁）來看，馬克思進行資本主義批判的目的正是尋找達成這一原則的實踐路徑。而達成這一原則并不存在一種通用的、萬能的絕對道路。誠如馬克思在東方社會問題上所提到的，“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著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76頁）。馬克思對東方社會問題的考察表明，時間并不完全依附于某種固定的制度結構的生成次序，而應當是一種具體現代化實踐路徑的客觀反映，所以馬克思反復強調唯物史觀不是超歷史的、抽象的、絕對的歷史哲學，更不是“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6頁）。任何具體的現代化都不可能機械地附著在一般性的現代化時間線之上。歷史時間并不與自然時間或者物理時間一樣是單線性的。它是發展的歷史次序的產物，是依照現實的社會歷史結構重置的，它的實現只可能在具體國家的具體的現代化實踐之中。這就意味著，西方社會孕育了現代化，但西方式現代化并不等同于現代化本身，更不是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唯一模式。概言之，西方式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提供的是一種將其自上而下強行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既定性邏輯。而唯物史觀指向的發展模式提供的則是一種通過符合自身發展序列的現代化構建，以獲得擁有自由時間可能的生成性實踐邏輯。
現代化是人類文明的標志，更是世界各國追求的共同目標。作為既“創造過輝煌的民族”又“經歷過苦難的民族”，中華民族更迫切、更渴望實現現代化。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奮斗主題，將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寫入黨和國家奮斗目標的根本所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核心關切不是“要不要現代化”的問題，而是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的舊的現代化浪潮的時代境遇下，如何構建適合中國發展實際的新的現代化問題。
關于如何構建適合中國發展實際的新的現代化問題，馬克思的時間范疇對西方式現代化的時間性審視，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啟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秉持著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統一的邏輯，其中普遍性遵循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規律，特殊性則由現代化主體具體實際的辯證結構決定。一方面，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要遵循現代化歷程的一般動力，即由社會經濟結構和時間次序的辯證關系所產生的矛盾運動；另一方面，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要建基在一種現實的、特定的客觀根基中，并在擺脫外在的、強加的形式化模式的同時形成內生的、自覺的動力，從而開啟未來社會發展的可能性空間。這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國家擺脫“單一的超歷史的人類歷史觀”（普殊同，第435頁）追求具體的現代化提供了多元化可能。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時間意蘊及其超越性
在馬克思的時間范疇視閾里，西方式現代化只是現代化的個別模式，實現現代化存在著多元可能。眾所周知，包括中國在內的后發國家在探索現代化的歷程中，往往面臨著既要擺脫外部霸權又要進行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任務，一般都呈現出社會結構不平衡與內生不足等問題。這使得西方式現代化的發展時間形式并不適應于后發國家的現實根基。如果照搬照抄、直接套用，必然造成時間次序與客觀實際之間的斷裂與沖突，后發國家發展道路的自由不但會被占據，喪失選擇適合自身發展道路的自由，更會導致現代化模式被禁錮在專制的、與實際不相適應的時間體制內，使躍向真正時間解放的可能性被封閉，錯失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自由。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自中國共產黨成立起，歷代中國共產黨人就始終秉持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統一的規律，就特別重視中國革命、中國道路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強調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探索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根據中國波瀾壯闊的現代化實踐，著眼于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一重大時代課題，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中國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科學概念，并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系統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習近平，第22頁）。中國式現代化是在遵循現代化的共同特征、一般規律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和中國國情創造的社會發展新模式，不僅不是西方式現代化的翻版，反而是對西方式現代化的根本性超越，是在世界歷史上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已經對中國的現代化歷程的時間序列的歷史特殊性在整全意義上實現了科學認知，已經對歷史發展的時間次序的內在辯證關系形成了高度的歷史自覺，已經在運用馬克思的時間范疇方面具有了堅定的理論自信。
首先，在歷史基礎時間性的認知上，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西方式現代化普適性的根本性超越。資本主義利用普適性、絕對性的抽象時間序列構建了西方式現代化。這種現代化是停留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上的機械意志，遮蔽了后發國家對自我發展基礎的歷史認知。對后發國家來講，不管從理論上還是現實上，套用這種模式很難獲得成功。那么，為什么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成功?其秘密就在于，從馬克思時間范疇的視角看，中國共產黨在超越性認知和實踐基礎上帶領中國人民找到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并面向未來開放的現代化之路。
一方面，早期中國的現代化是被迫卷入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體系的外生性現代化模式，本質上存在著西方強加的發展階段與自身歷史基礎的錯位，體現為每當“中體西用”、君主立憲、民主革命等觀念向現實的制度目標轉化時，就不可避免地與中國具體歷史時間狀態的社會結構發生沖突。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成熟，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下的中國共產黨逐漸認識到，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探索不管以何種方式，本質上都未徹底觸及整體結構性變革，這就使得社會結構的不同要素處于不同步的機械性共存狀態，導致社會必然充滿沖突和矛盾。正是基于對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時間序列的歷史特殊性的科學認知，中國共產黨旗幟鮮明地提出要以中國社會歷史基礎的完整性和特殊性為基點，在發展道路選擇上以制度為核心進行全方位變革，“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獨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45頁）。在此前提下“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7頁）。另一方面，隨著社會時間的推移，西方式現代化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日益凸顯。這就要求中國在追求現代化時要擁有建立在理解西方式現代化歷史局限性基礎上的構成不同歷史時間起點的認知。其實，早在20世紀初，梁啟超、孫中山等先賢就已關注到西方式現代化的非普適性問題，但由于缺乏正確理論指導，此時的中國還尚未對中國道路的歷史特殊性形成唯物史觀自覺。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不斷推進和發展，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共產黨愈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既身處以西方式現代化發展結構的時間積累為基礎的認知自覺上，同時也身處在以世界歷史時間積累的現實結構為客觀前提上，從觀念到現實都身處與西方式現代化完全不同的歷史基點上。所以，中國式現代化既“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第344頁），而是建基于中國歷史時間性積累上的特定模式的新道路。
其次，在社會結構時間性重置上，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西方式現代化機械性的根本性超越。社會結構的時間性重置是歷史時間的超越性認知在實踐上的反映。不管是在中國革命、建設還是改革階段，中國共產黨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有別于歷史已有的一切現代化模式，既不同于西方式現代化，也不同于蘇俄式現代化，這根本上源于作為基礎的不同——社會結構的時間性不同。從一般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時間序列要晚于資本主義，其中諸制度要素應以發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現實基礎，社會結構也應從資本主義中轉變而來，在時間上與資本主義處于順序發展關系。但與西方內生性的現代化歷程不同，中國的外生性現代化歷程面臨著外部存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缺乏成熟社會結構的現狀，是一種“落后”的發展時間結構。這就為實現“跨越”并利用既定外在結構，培育現代化內生性以重置社會結構時間性提供了可能。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毛澤東同志就對在“一窮二白”境遇下社會主義如何超越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問題進行了充分探討。改革開放后，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黨的思想路線的引領下，鄧小平同志又從理論和實踐等方面就社會結構的內在要求進行了科學判斷，將市場經濟這一與社會主義制度不同時間序列的經濟形式引入到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分處兩個時間序列上的要素進行了結構性重置，牢牢抓住了社會制度與生產方式辯證關系這一根本內核，“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8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從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資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原創性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刻內涵，把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這一分處不同時間序列上的要素的認識提高到一個新高度。這表現出中國共產黨對歷史發展時間次序內在辯證關系的深刻認識：發展道路的時間次序并不是孤立刻板的機械模式，即先按照西方模式進行資本主義積累再轉為社會主義，而是社會結構的不同要素相互協調的復雜辯證運動，任何具體的現代化都需根據生產方式的客觀情況不斷與制度、文化、歷史等結構要素進行社會結構的時間性重置。這是從機械概念走向靈活的實踐辯證法。
最后，在發展規劃時間性設計上，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西方式現代化所謂“永恒性”的根本性超越。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實現馬克思未竟之事業，從手段到目標都與西方式現代化有著本質的區別，是超越西方式現代化所謂“永恒性”的實踐樣本。
在發展規劃設計上，中國共產黨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與規劃，從西方式現代化的普適化、機械化發展的時間路徑上擺脫了出來，重置了現代化的時間性結構，通過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將相對有限而且是分散的建設資源集中用于現代化最為關鍵的部位，從而使建設資源產生效應最大化的積極意義”（吳忠民）。這就將社會主義制度基礎、市場經濟體制等不同時間序列的要素進行符合中國實際的重置，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獨特的發展時間規劃模式。這種全新的規劃模式通過充分攝納西方式現代化的好經驗好做法，在中國特定語境下生成了超越西方封閉性發展模式的制度設計，打開了超越西方式現代化并向更高階段跨越的開放性。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唯物史觀的重大發展。在發展前景規劃上，堅持長遠目標和短期目標相結合。長遠目標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在時間價值中的優越性，短期目標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在時間規劃上的現實性。中國共產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牢牢立足實際，科學判斷歷史方位，不管是年度工作部署、編制五年規劃，還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遠景目標，抑或在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都鮮明地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不可能類似于西方自詡完成現代化的“歷史終結”。這是兩種現代化范式時間終點的根本差別，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一種短期目標與長遠目標有機結合，短期目標為長遠目標奠基并以長遠目標為發展方向的時間漸進性次序的現代化。這種目標體系的優勢是非常顯著的，不僅具有在當下歷史階段實現發展的可操作性，將發展牢牢建基于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的現實性上，在共時性中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協調性，在歷時性中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持續性，使社會經濟結構始終保有發展的開放性；不僅能有效規避西方式現代化預設發展停留于資本體制永恒性的“歷史終結”，而且能更好更快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乃至共產主義，讓歷史發展的時間性不斷轉化為擴大的人的自由時間。總之，發展的規劃設計與前景目標辯證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第4頁）。這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明確的時間指向，即在歷史、現在和未來的持續發展中彰顯現代化目標的一致性和開放性，在價值與實踐的統一中深刻展開人類新文明的時間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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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康德，1978年：《任何一種能夠作為科學出現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龐景仁譯，商務印書館。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1998年、2019年，人民出版社。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8]《毛澤東選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9]普殊同，2019年：《時間、勞動和社會統治》，康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10]吳忠民，2018年：《中國現代化建設模式的轉變：從外在拉動型現代化到自覺內生型現代化》，載《江海學刊》第5期。
[11]習近平，2022年：《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
[1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2017年、2022年，外文出版社。
[13]亞里士多德，1982年：《物理學》，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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