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早在1844年在創立唯物史觀理論的過程上，就已經開始認識到理論與群眾之間的正確關系。他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頁）“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上，第15頁）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強調認識不僅來源于實踐，而且還必須回到實踐中去，其原因一是只有回到實踐中去，才能最終檢驗理論的真理性，二是只有回到實踐中去，才能達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澤東創立了繼續革命的理論，也必須轉化為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也必須回到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偉大的實踐活動中去，去接受實踐的檢驗，去達到真正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真正實現人民民主權利、真正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目的。毛澤東當初決定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的是如此，但這一實踐使毛澤東認識到，還不能達到真正地發動群眾，真正揭露黨內的陰暗面，真正教育人民的作用。正如他自己1967年2月8日所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20頁）正是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毛澤東晚年冒著粉身碎骨的危險，以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發動了被他自己稱為人生第二件大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馬克思1848年《共產黨宣言》系統闡述了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之后，也努力使其轉化為無產階級的實踐活動。1871年法國巴黎工人階級推翻法國資產階級政權，建立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第一次偉大嘗試。盡管馬克思、恩格斯曾經預言，巴黎公社由于種種歷史條件的限制，不可能最終取得勝利，事實上也僅僅存在72天就失敗了。但就在公社沒有最終失敗之前馬克思就說：“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爭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頁) 這時候馬克思就開始著手寫作《法蘭西內戰》一書，在高度評價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的同時，認真總結公社的原則及經驗教訓。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也是一次無產階級實踐活動的偉大嘗試。如果說，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偉大嘗試，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如何鞏固政權的偉大嘗試和演習。既然是嘗試特別是第一次嘗試，必然會遇到極其巨大的阻力，也不可避免地缺乏經驗而出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事實上正是如此，同巴黎公社一樣，文革也失敗了，但失敗的文革也只是斗爭的延續，文革的原則是永存的，是永遠消滅不了的。失敗的實踐未必就證明指導其實踐的理論一定是錯誤的。1978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的發起者企圖借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標準思想論證繼續革命理論的錯誤。筆者曾寫過兩篇評論這場大討論較長的文章，對其目的、實質進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是說，絕對不能以文革實踐的失敗主觀武斷地推論繼續革命理論的錯誤。那么這里就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科學地評價晚年的實踐活動主要就是文化大革命？二是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究竟是什么？這也是個大課題。本文這里也不可能展開論述，只是簡單提出幾點認識文革的方法論來：
一、是實事求是還是主觀唯心主義方法認識文革？
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要點之一是運動的重點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之前，大量客觀事實已經證明，黨內確實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也確實存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五·一六》通知、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和所通過的《十六條》也已經明確指出，黨內確實存在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確實存在資產階級司令部以及文革最初的五十多天里，對人民群眾實行資產階級專政，殘酷鎮壓和迫害群眾的客觀事實。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人都在這些會議上舉手贊同，且鄧小平三次檢查中都承認了上述事實。然而文革之后，這些人卻置這些基本事實于不顧，完全否認和推翻上述事實。這種出爾反爾的主觀唯心主義態度和方法不可能對文革做出實事求是的方法。再有，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對文革前十七年所走過的道路從來都是辯證地看待的，在總體肯定的情況下，也指出其存在大量問題及產生的根源等。黨的九大、十大政治報告以及1974年召開的四屆人代會周總理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十七年和文革期間的成績、問題等都做了實事求是的分析。但是《決議》中卻說：“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斗。”這難道是實事求是的方法嗎？
二、是用唯物辯證法和對立統一規律還是用形而上學認識文革？
前面筆者提到列寧的《辯證法十六要素》，強調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達到“考察的客觀性”，把握自在之物的本來面目，而不是個別實例和枝節之論，用中國語言就是實事求是。反過來說，要想做到實事求是，也就必須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及唯物辯證法思想。文革既然是第一次偉大嘗試，必然會出現大量預想到或沒有預想到的事實和現象。對立統一規律認為，要區別現象與本質，真象與假象，支流與主流，要自覺透過現象看本質。如人民群眾自覺運用四大武器揭發批判當權者的資本主義等各種思想及行為。這個過程中必然出現個別人對領導者夸大事實、栽贓誣陷的現象，甚至用武斗方式對待當權派。群眾起來后必然也發生不同見解，由此產生派性斗爭、無政府主義現象等等。那么這里群眾在正確理論指導下自覺做社會主人，行使民主權利，敢于批評當權派就是文革的本質和基本原則，其余都是本質的假象、非本質的現象。然而否定文革者卻竭力夸大非本質的現象，把假象當作文革的本質，把支流當主流，以偏概全，歪曲文革是“十年動亂”“十年浩劫”，是“整人”的運動。如《決議》中說，“‘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運動開始后，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群眾受到排斥。……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這顯然是列寧所說的，是實例和枝節之論，而不是自在之物本身，是典型的形而上學方法。再如辯證法承認事物的因果聯系，但因果聯系是客觀的，而不是主觀的；是多種聯系即一果多因，一因多果，多因多果，而不是簡單的一因一果。這就要求認識主體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然而徹底否定文革者把文革中存在的所有問題全部簡單歸結為毛澤東及其理論。文革初期大批老師和學生被批斗以及“打倒一切”現象是客觀事實，但其根本原因是劉、鄧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結果，然而卻把罪責歸結為毛澤東及文革本身。當一段期間某些報刊大肆宣揚所謂“道歉”現象尤其是陳小魯宋彬彬等人道歉事件就是歪曲事物因果聯系的典型。再有，文革最初的一兩年，經濟發展確實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其后整個國家社會秩序和工農業生產基本步入正軌，且取得巨大成就，即使《決議》中對此也給予充分肯定。但某些人卻完全否定經濟領域的巨大成績，稱文革期間“十年浩劫”。既然是“浩劫”，那么總有浩劫主體，浩劫客體吧，那么浩劫主體客體、事實究竟是什么呢？沒有人講清楚。文革是毛主席發動的，難道浩劫主體是毛主席？浩劫客體是人民群眾嗎？即使肯定文革期間經濟成就也不把原因歸結為文革。如《決議》所說：“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一書談到這一問題時說：“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廣大黨員、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克服頻繁的政治運動的重重干擾而實現的，這些成就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取得的。”（《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第975頁）這顯然又是歪曲因果關系。
三、是用階級分析還是用普世價值論的方法認識文革？
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極其重要的方法，也是認識和評價文革的一個主要的根本的方法。因為文革本身就是階級斗爭。文革的整個過程就始終體現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如繼續革命理論中的實行四大的‘大民主’思想。“民主”確實早在古希臘時期和中國古代就已經提出，同時也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武器。但馬克思主義以前特別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理論的哲學依據是抽象的人性論，用今天的術語就是普世價值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的哲學依據是群眾史觀，也就是說這種“民主”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毛澤東的大民主思想就是這種民主理論，文革中的賦予人民最廣泛的四大行為就體現了這種民主。人類歷史上有哪一個國家、地區如文革期間那么多的人民群眾自覺行動起來，運用四大形式，敢于揭發、批判各級權力者呢？如此深入廣泛的群眾運動只有最相信依靠群眾的毛澤東才敢于這樣做，才最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才真正體現人民群眾的主人翁意識和地位。這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和群眾觀點才能科學地評價。固然群眾運動中出現了許多大量始料未及的負面現象如武斗、派性、打倒一切等。但這只是現象，而不是本質，不是文革的基本原則。然而否定文革“大民主”者一方面把現象當做本質，另一方面就是用抽象的人性論基礎上的資產階級民主理論評價文革中的民主現象。如許耀桐先生就是如此。（見筆者拙文《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不符合馬列主義嗎？》第三部分）由此不可能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來。
四、是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還是站在個人的局部的狹隘的視野認識文革？
唐朝著名詩人王之煥的詩句“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意思是說，只有登得高，才能看得遠。認識社會歷史問題也是如此，特別是文革這種影響之深遠的大事件也應該站在更高的視野上才能客觀評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就是一種認識社會問題的歷史觀的高度視野。其中一個重要觀點就是世界歷史的角度認識問題。所謂“世界歷史”的觀點就是把一個事件放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相互聯結的整體和必然性的高度中去認識。因為在唯物史觀看來，人類的歷史是有客觀規律的，發展、變化的，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過程。是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過程。至今為止，人類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社會發展的內在源泉、動力是內在的矛盾性。作為人類巨大歷史成就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存在一個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過程，也一定會存在其走向衰落和滅亡的過程，存在自身的否定因素。這個否定因素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唯物史觀同時認為，這種歷史的發展和替代過程不是直線和一帆風順的，必然會存在曲折和暫時的倒退，存在先進和落后的激烈尖銳復雜的斗爭。2012年，前國務院總理在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什么要警惕“文革復辟”，實質他也承認歷史發展有暫時倒退的可能性。但文革本質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的復辟只能是舊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復辟。他所說的“文革復辟”實質是歷史的發展、前進。他卻說成是倒退，表明他已經完完全全站在反對社會主義事業反對人民的立場上。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事業是要從根本上否定消滅幾千年的剝削制度。絕不是幾十年、一二百年所能完成的。但它絕對不會改變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歷史必然性。毛主席1949年提出階級斗爭思想和“兩個務必”以及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的繼續革命理論就表明毛主席的“高瞻遠矚”的世界歷史的高度。正如2013年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講話中評價毛澤東時說，其光輝一生“表現出一個偉大革命領袖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毛澤東能夠在中國共產黨人剛剛奪取政權之時，預見到黨內會出現“李自成”現象，且具體分析了其產生的根源和提出了各種防止“李自成”現象的種種措施，強調革命不能停止下來，他晚年強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發動文革更是他站在世界歷史高度“高瞻遠矚的政治遠見”的突出、典型表現。王震同志去世前所說的毛澤東比我們早看五十年，以及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就是對他這一顯著特點的最好詮釋。可是我們黨內卻有個別人明明跟不上毛澤東前進的步伐，反而以燕雀之眼光對鴻鵠之遠見橫加指責、歪曲和污蔑，給毛澤東扣上“驕傲自滿”、“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破壞黨內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等各種莫須有的帽子。
客觀地說，文革期間受到沖擊、批判、被整的人確實有大量冤枉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不能簡單說，所有受到沖擊者都是冤枉和受迫害的。同時，一些群眾揭發批判當權者的錯誤和缺點，本身也是一件好事，是對領導的最大關心、愛護和教育。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本質也是教育人、改造人、發展人的過程。如果因為個人受到群眾批判或受到冤枉，因而完全歸罪于文革，仇視文革，以這種個人立場和狹隘視野，不可能實事求是地認識文革。但不能不看到，他們中的有些人不僅當時對文革極其不滿，而且至今耿耿于懷。比如那個第一個提出所謂真理標準的原南京大學哲學教師胡福明就是如此。但也有相當多的同志跳出個人的立場，做出與此相反的結論。如大家熟悉的魏巍同志曾說過：“我本人是一個有幾十年革命經歷的老干部，說是知識分子，實際上只不過是一個土八路中的小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竟也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吃了不算小也不算大的苦頭。事后看也煞是可笑。文革后，自然也不免有些牢騷。但是經過這些年來的思考，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來驚人的變化，可怕呀！社會變了！幾乎回到我少年時期經歷過的兩極分化、貧富對立的舊社會了。那些痛苦的回憶又聚集到心頭，看看周圍，人民確實又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這些在我的情感上引起的震動、痛苦和不安是難以形容的。經過這些思考，我認為，毛澤東同志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為了無產階級的江山永不變色，是完全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著想的。盡管運動中出現了許多缺點錯誤，但基本方向沒有錯，基本上是應予肯定的，從理論上和戰略上講，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從長遠看，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是有利的和具有深遠意義的。但是由于運動發動得過分倉促，事先準備不足；展開以后，又受到個別野心家及少數幾個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極左路線的干擾，也出現了一些嚴重錯誤，主要是大面積地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打擊面太大，傷人過多，甚至‘虐待俘虜’，嚴重違反了毛主席一貫教育人、改造人、改造世界觀的教導。再加上掛牌子、‘坐噴氣式’等極端不文明的作法，也給文革留下了壞名聲。這都是應該記取的慘痛教訓，是決不應當再重復的。”（見魏巍文章《論毛澤東的晚年》）再如文革中確實相當多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過程中遭遇相當多的磨難。如果只是從個人磨難、受苦角度認識上山下鄉，就不免把原因簡單歸結為文革，這也是導致前些年“傷痕文學”現象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把上山下鄉從世界歷史的高度認識，就知道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創造人、發展人觀念的繼續，是對幾千年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觀念的根本否定，就能夠客觀認識上山下鄉的偉大意義。筆者就是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深感其接觸工農以及磨難、艱苦正是對人的最好的教育、鍛煉，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財富，也是今天從事各種社會活動的強大的內在源泉和動力。（見筆者拙文《用唯物史觀認識上山下鄉運動》）
文革是失敗了，最重要的標志就是被打倒的對象又被抬了出來，被批判的錯誤觀念重新占據主導地位，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在文革中敢于沖鋒陷陣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眾遭到鎮壓、迫害。但是辯證法認為，失敗不僅可以轉化為成功，而且失敗中也不是絕對的完完全全的失敗，失敗中也有成功之處，也有正反面經驗教訓可借鑒。如同巴黎公社失敗，但馬克思卻恰恰從僅僅存在72天的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中總結一系列的積極的原則和經驗教訓。毛澤東發動的作為無產階級如何鞏固政權的第一次偉大嘗試也是如此。筆者曾讀到張勤德同志所寫的“文革中十大成就”文章，筆者非常贊同。這方面還需要更多的同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象馬克思寫作《法蘭西內戰》那樣，寫出認真總結文革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研究成果。另外，文化大革命不僅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而且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在人類整個歷史上都是一次極其重要的偉大事件。自文革發生以及失敗后的幾十年，圍繞對文革評價問題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過，而且還將繼續爭論下去。一切詆毀共產主義事業的帝國主義及其中國頑固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立場，企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各種勢力都對文革極端憎惡，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輿論工具竭盡歪曲、造謠、污蔑、誹謗，尤其是最近更是猖狂之極。其實質絕不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而是中國當代社會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又一突出表現，它與圍繞對毛澤東的評價的爭論實質是一個問題。而當前仍然主張堅持毛澤東思想卻否定文革的一些同志，看不到這種爭論的階級斗爭的實質，固守于《決議》中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立場、方法，客觀上為敵對勢力反社會主義推波助瀾。筆者希望這些同志能夠真正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客觀評價、認識文革，充分認識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巨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粉碎和擊潰一切反動勢力利用文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猖狂進攻。第一次文革的失敗必將轉化為第二次、第三次以及更多次的文革的最終勝利。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