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主席說：“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
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主席也說：“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這個任務不但必須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毛主席還說：“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著，并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務：適當地調整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和必須調整的矛盾，使之適合于團結抗日的總任務。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要求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與反對日本的外國進行談判種種方針之所由來。”
有的同胞看了毛主席的這些著作之后，由于不理解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原理，可能會這樣說：“看見了嗎，毛主席認為民族矛盾是大于階級矛盾的！”
這種說法只能證明這類的同胞誤解了毛主席的名言，而且沒有理解好毛主席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系的經典論述。
首先，這類同胞忽視了一個前提——這篇文章，是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寫的，有著特殊的時期、特殊的歷史環境。
其次，這類同胞忽視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環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只有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殊的條件下，也只有在抗日戰爭這樣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和一個被多個帝國主義國家殖民的半殖民地中國之間發生戰爭的情況下，毛主席關于“由于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系和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的論述才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論述緊密聯系著當時的實際情況。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你這段話是相對主義詭辯論！”
那好，我就用解析毛主席經典著作——《新民主主義論》的方式，講解一下毛主席關于民族問題和階級問題的相關論述的真實含義吧。
在《新民主主義論》，毛主席講：“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時期和北伐戰爭時期）的革命性，可以同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它們所愿意反對的敵人。這是中國資產階級和舊俄帝國的資產階級的不同之點。在舊俄帝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是侵略別人的，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無產階級的任務，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聯合它。在中國，因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這里，無產階級的任務，在于不忽視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革命性，而和他們建立反帝國主義和反官僚軍閥政府的統一戰線。”
可見，毛主席這段話想表達的真實含義是——中國當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反對國際大資產階級壓迫的民族解放斗爭就有進步意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于本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受著國際資本主義壓迫的地位，那么其反抗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的民族解放斗爭就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無產階級就需要聯合他們。
毛主席也說的很清楚——和民族資產階級為反對國際帝國主義需要建立統一戰線的理論只適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不適合于帝國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國家。例如在俄國這樣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存在本國被其他國家大資產階級壓迫的狀況，不存在需要“團結”的、處于被壓迫地位的“民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就不存在壓迫和被壓迫，存在的就是爭權奪利，毫無進步意義。所以俄國無產階級只需要在俄國帝國主義和其他國家帝國主義狗咬狗、爭權奪利的時候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即可，而不是被俄國的資產階級打著的民族主義旗號所蒙蔽，做帝國主義戰爭中的炮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本國處于被國際大資產階級壓迫的地位——民族解放就具有進步意義，可以聯合本國的資產階級反抗國際大資產階級的侵略。
舉例：毛主席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帝國主義社會——本國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和其他國家大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爭權奪利，沒有殖民和被殖民關系——帝國主義之間的斗爭毫無進步意義——無產階級不能當本國帝國主義集團的炮灰，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戰爭，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舉例：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
恩格斯指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不僅古代國家和封建國家是剝削奴隸和農奴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明確指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身上的‘寄生物’，是使這個社會分裂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
綜上可見，國家是什么？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全世界的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是一個整體；全世界的壓迫階級——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是一個整體。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一切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而不是“民族主義”的歷史。
列寧曾經教導我們——不要信帝國主義宣傳的民族主義的鬼話，內部資產階級和外部資產階級的“民族戰爭”是剝削階級的狗咬狗——打贏了，無產階級繼續受著本國資產階級的剝削壓榨；打輸了，無產階級受著另一國家資產階級的剝削壓榨。所以，無產階級不能充當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國家”的炮灰，恰恰應該趁著帝國主義國家內外交困，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國家就無法滅亡。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所說：“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這樣一個反對資產階級的特殊暴力組織，那么自然就會得出一個結論:不預先消滅和破壞資產階級為自己建立的國家機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這樣一個組織!”
列寧這樣嚴厲批判國家，就是在批判民族主義，批判的就是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炮灰而不趁帝國主義集團內斗而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錯誤思想。
列寧貫徹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的戰略，以大政治家的果決無畏、大戰略家的深謀遠慮，依然發動十月革命，締造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蘇俄。
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革命的思想，再加以分析，也包括這一重要含義：認清資產階級本質，使無產階級不要因為參與國際資產階級狗咬狗的戰爭而白白犧牲，使無產階級在國際資產階級之間的戰爭之中發展壯大、推翻國內資產階級、實現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一含義，也可以稱之為“在國際資產階級戰爭中實現無產階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列寧關于在國際資產階級戰爭中實現無產階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科學思想，也得到了毛主席的繼承和發展。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實施，難道不是對“變國際資產階級戰爭為國內革命”科學思想的創造性發展嗎？
毛主席教導我們：“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
在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牢牢控制著經濟命脈的傀儡集團——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矛盾嚴重激化的情況下，在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力量、革命軍隊實力、革命經濟物質基礎還比較薄弱、難以有充分的把握對抗兩大塊敵人的情況下，毛主席決定——要利用美日帝國主義集團的矛盾，先搞統一戰線，集中力量打擊更危險的敵人，實現抗日的半殖民地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不先打美帝國主義傀儡蔣介石，不兩個拳頭打人。
同時，我們牢牢把握這一戰略時機，大力發展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力量、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軍事力量、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政權力量、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群眾團體力量、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經濟實力……實現革命力量大發展，為無產階級領導最廣大勞動群眾推翻“三座大山”、實現當家作主提供雄厚的基礎保障。
在毛主席的運籌帷幄下，我黨成功的把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軍隊從不到10幾萬發展到了128萬（八路軍由開始的8萬余人發展到102萬多人，新四軍由一萬多人發展到了26萬人之多），革命的政治、經濟實力也極大發展。
在《論聯合政府》，毛主席清晰的總結了我們革命力量大發展的輝煌成績：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放區，現在有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其地域，北起內蒙，南至海南島，大部分敵人所到之處，都有八路軍、新四軍或其他人民軍隊的活動。這個廣大的中國解放區，包括十九個大的解放區，其地域包括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陜西、甘肅、寧夏、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區的指導中心。在這個廣大的解放區內，黃河以西的陜甘寧邊區，只有人口一百五十萬，是十九個解放區中的一個；而且除了浙東、瓊崖兩區之外，按其人口說來，它是一個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這種情形，以為所謂中國解放區，主要就是陜甘寧邊區。這是國民黨政府的封鎖政策造成的一個誤會。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內，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
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力量的大發展，可見作為大政治家、大戰略家，毛主席的精明、敏銳、實事求是，以及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成熟運用發展的高超理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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