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歷史嬗變不是相互否定的顛覆式演進，而是在實現人與自然歷史解放的理論主題下的接續發展，隨著馬克思理論視域的轉換而呈現出多維理論樣態。資本與勞動間的對立與調適構成了這一歷史嬗變過程的內在張力，具體而言，人化自然的生成在人本主義哲學維度寓于人與自然的感性—對象性關系之中，并在對異化勞動的揚棄與實現合乎人性的自然界復歸的過程中完成自身合邏輯性建構；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統一于現實的個人的物質生產，是人類史與自然史的統一；在政治經濟學中，則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被資本邏輯所統攝的物質變換過程；而在科學社會主義語境中，人化自然應然形態的達成是基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揚棄，統一于共產主義的實現之中，其當代實踐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總的而言，這一嬗變過程是一個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體、逐層深入的邏輯理路，論及了人化自然生成的實質、歷史、現實及未來。
“人化自然”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下文簡稱《手稿》)中首創的哲學范疇，在文本中的表述有“人的現實的自然界”“人類學的自然界”“歷史的自然”等，其本質是相區別于“自在自然”,打上了人類的印記、與人相關的自然界。馬克思人化自然觀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描摹了以勞動實踐為中介的“人—實踐—自然”的人與自然相統一的關系圖景，并隨著馬克思理論視域的轉換而呈現出多維樣態。實踐是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核心，關于“人化自然”與實踐的關系，學界一直都有“實踐要素”說與“實踐結果”說的爭論，如在《新編哲學大辭典》中，“人化自然”作為實踐要素表述為“已納入人類社會實踐中的自然”;而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中則作為實踐結果表述為“由人的本質力量所創造并為社會的人所占有的對象世界”。事實上，人化自然既是不斷生成的動態過程，也隨著人的某一階段的實踐能力，作為人的實踐結果在某一階段呈現出靜態的結構。就現實層面而言，人的實踐活動的開展必然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進行，步入現代社會以后，資本的邏輯主導社會的方方面面，人化自然的生成表現為資本統攝下的勞動1過程與結果。因此，資本與勞動在不同理論視域下的對立與調適構成了馬克思人化自然觀歷史嬗變的內在張力。本文嘗試重新回到馬克思不同時期的文本中，按照馬克思在不同的理論視域下對勞動與資本間關系的考察與批判為主線，梳理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嬗變過程，以廓清馬克思人化自然觀嬗變的歷史邏輯。
一、“人本主義哲學”語境：異化勞動與“日益腐敗的自然界”
1845年以前，也即《手稿》的形成時期，馬克思正處于《〈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從前的哲學信仰”階段。這一時期，馬克思已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確立了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一方面，認識到“黑格爾的《現象學》及其最后成果——辯證法……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黑格爾把人的自我產生看作一個過程”;另一方面，深受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原則影響，對黑格爾以絕對精神為核心的唯心主義哲學展開批判，并進行自我哲學體系的建構。
黑格爾與費爾巴哈哲學觀的交織深刻影響著這一時期馬克思對勞動問題的思索。黑格爾把勞動過程看作是絕對精神的辯證運動，是精神實體化進而主體化的中介，而現實的物質運動不過是絕對精神的自我否定與復歸。自然界僅僅“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復邏輯的抽象概念而已”,是精神的投影。費爾巴哈以“感性原則”讓人與自然關系重新回歸物質屬性，強調“只有一個感性的實體，才是真正的，現實的實體”,但是費爾巴哈僅從直觀的角度來理解感性，勞動成為一種感性直觀活動，從理念的運動中剝離，又跌入形而上學的淵藪中。一方面，馬克思借助費爾巴哈的感性原則，區分了“外在”與“外化”“現實的物”與“抽象的物性”,精辟地指出“自我意識通過自己的外化所能設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現實的物”,確認了勞動的物質性；另一方面，馬克思又將勞動看作主體客體化與客體主體化的統一，是生成對象性世界物質運動，是人的自由自覺的“類本質”。在這里，馬克思以費爾巴哈的“類”概念，即“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來觀照“人”的存在。這樣，以人的感性—對象性活動為中介，自然與人成為相互映照的對象性存在。人化自然的生成過程有了雙重意義：既是人現實的改造世界的物質活動，又是對人的類本質的踐行與映照。在這一過程中，自然作為觀照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性存在物，既顯示出物質屬性，又因作為人的實踐活動對象而顯示出屬人性，人與自然在哲學思辨層面達成統一。
勞動的“自由自覺”的原初屬性是人化自然生成的核心要素，正是以自由自覺的活動為基礎，人獲得自身的類本質，并以此“賦予自然以合目的性形式”,完成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轉化。然而，人的勞動的現實展開是在一定社會關系與社會條件下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資本的自我增殖的目的性取代了人的踐行自身類本質的需求，人的原初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反而成為束縛人的枷鎖，勞動的自由自覺屬性被強制性所取代便產生了勞動的異化。異化勞動扭曲了人與自然之間原初的對象性關系，人與自然由相互映照的對象性存在，轉換為相互否定的對立關系。具體而言，一方面，人所創造出的勞動產品不再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確證而成為了束縛人全面發展的枷鎖，勞動也不再是人自由自覺的活動，而成為“維持肉體生存的需要的一種手段”,人的類本質被剝奪并被他人占有，人與人之間關系被扭曲為一種完全敵對的狀態。另一方面，異化狀態下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產品的對立關系，“同時也是工人對感性的外部世界、對自然對象——異己的與他敵對的世界——的關系”。在這樣的關系中，自然界由映照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性存在物轉化為人的對立面，工人越是通過勞動占有自然界就越是被剝奪生活資料，就越是不自由。當勞動失去了自由自覺的屬性，而淪落為人的維持自身生命的手段時，原先映照人本質力量的、共榮的自然界也消失了，變成工人通過異化勞動不斷占有，也不斷被剝奪的工具性存在。而對異化狀態的消除，是共產主義實現的過程，是勞動重新迎獲自由自覺類本質的過程，是人化自然重新恢復屬人性的過程，更是人與自然全面和解、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全面復歸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的感官、勞動乃至人與人關系中的“物”的成分才能夠得以徹底清除。隨著“自然界的真正復活”的還有人與自然的對象性關系，人對自然的改造將以一種“主體際”的交往形式展開，由此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解。
總的而言，馬克思在人本主義哲學視域中，以“感性—對象性”原則界定人的勞動，并以此觀照人的存在境遇，把人看作是以“有意識的生命活動”為本質的類存在物，確立起“人化自然”概念的原初含義。隨后立足資本與勞動的二元對立，闡述“異化勞動”的產生以及人的類本質的被剝奪，最后通過對異化勞動的揚棄論證共產主義下人化自然的應然形態。即按照“人化自然”的原初規定——資本帶來人與自然雙重異化——共產主義異化的消除與“人化自然”的回復的邏輯理論展開，其核心主線是資本對勞動的統攝，以及邏輯層面上對這種統攝的揚棄。這一時期，馬克思基于資本與勞動的運動而對人化自然概念的建構是在抽象的哲學思辨的層面上的應然展開，還未完全“離開哲學的基地”,但是馬克思已經認識到現實的物質生產之于人化自然生成與發展的重要意義，“因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來說才是人與人聯系的紐帶……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隨著唯物史觀的最終確立，馬克思的理論運思也逐漸擺脫抽象的人本主義哲學傳統，“人化自然”概念也從馬克思在理論的自我審思中更新，逐漸從人的抽象思辨中走出，在現實的物質生產中得到新的認識。
二、“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唯物史觀視域下人化自然的生成、困境及未來
1845年春，《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作為“天才世界觀的第一個萌芽”劃清了與以往所有舊哲學的分界線，完成了對“從前的哲學信仰”的清算，隨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下文簡稱《形態》)完成以后，馬克思真正確立了唯物史觀，“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進入了“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一方面，馬克思完成了黑格爾的“倒立的辯證法”的糾偏，終止了“意識的空話”,從“人們的物質活動”來理解“思維、觀念、意識的生產”。另一方面，馬克思對“半截子的唯物主義”進行改造，從人的“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來理解“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進而將唯物主義帶入人類歷史領域，從現實的物質生產來理解人的全部歷史。馬克思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確立實現了自我世界觀的重塑，引發在現實物質生產基礎上對“勞動”與“資本”間張力理解的深入，進而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促進對“人化自然”思考的全面的變革。
《形態》中，馬克思對勞動的理解更加具象在現實的物質生產之中，從人類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來觀照人化自然的生成與結構。首先，在唯物史觀視域下，“現實的人”的勞動實踐構成人化自然與自在自然分化的歷史基點，人化自然呈現出人與自然的相互影響、雙向互動的“人—自然”有機體的動態結構。馬克思拋棄了費爾巴哈的“類”的概念，對“人”與“實踐”的理解進一步回歸到現實的物質生產之中。就人的存在境遇而言，一方面，“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同時也是處于一定的生產條件和生產關系之中的人，“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現實的人”的物質生產實踐以及隨之建立的生產關系，決定著“人”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抽象存在，而是開放的、變動的、具有無限可能性的處于社會關系中的“社會人”與處于人與自然交往活動中的“自然人”的統一。另一方面，人在進行現實的物質生產的過程中既取得自身的生存物資，也實現由人的主觀意識所主導的人化自然從自在自然的母體中剝離。自然以地理環境、資源、氣候、交通等要素現實地參與進人的物質生產實踐之中，并表現為生產力的要素之一，人化自然的結構也由此具體地顯現為人類社會與自然雙向耦合的有機整體。自然總是處于不間斷的運動之中，這種運動的實質是自然內部要素間的交往與互動，并最終匯集為一種整體的合力，這種合力作用使自然的整體運動呈現出一種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人對自然的改造也遵從于這種規律性。但是，人具有主觀能動性，能夠通過人類社會的組織分工將主觀意志通過勞動實踐灌輸于自然物之中，引導自然合力的發展方向。馬克思在《形態》中揭示了自然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底層作用，描摹了人與自然相耦合的生存圖景，人化自然的生成正是人類社會改造、適配自然的過程，而呈現出有機性、整體性與開放性。
其次，以分工為起點，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雙向互動為主線，從歷史層面考察資本對勞動的影響，強調人類史與自然史的耦合性，揭示出人化自然的資本主義時代困境及未來。人類社會的發展表現為由生產力所推動的物質過程，自實踐使人猿相區別，人類從“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的“純粹動物性意識”,逐漸憑借對自然認識的深化與分工的發展，在不斷累積的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不斷優化社會結構，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逐漸實現自身發展，即“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分工將作為個體的人的力量，整合成為了作為物種的人的群體力量，實現了生產力的躍遷式發展，與之伴隨的是私有財產的空前集中，以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分裂。由此，原來自然形成的分工被異己的、強制的分工所代替，分工帶來的生產力的躍遷不僅沒有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反而成為了進一步束縛人的枷鎖。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強制分工支配著人，人類社會發展的代價是自然的破壞，人的生產力本來是自然力的一種表現形式卻成為一種反自然的力量，人類陷入到生產力愈是發展，社會發展空間愈是逼仄的發展悖論。《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進一步揭示了隨著資本擴張，以資本形成與增殖為目的的世界性的生產、掠奪所蘊藏的巨大危機，隨著自由人聯合體的確立，資本與勞動的畸形關系所帶來的人與自然的扭曲關系也必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終結而瓦解，人與自然之間的交往最終將以自由的方式所呈現。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觀基本立場，把現實的人的物質生產看作人與自然的雙向互動，并詳細地闡述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變遷，進一步將人類史與自然史統一起來，論證了共產主義的實現是一個現實的、歷史的過程，而人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正是這一過程的兩個維度，從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度闡釋了“人化自然”的產生、困境及未來。
如果說“人本主義哲學”時期，馬克思以“感性—對象性”原則，建構作為“類存在”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勞動與資本間的張力顯現為異化勞動，人化自然以一種合邏輯性的否定人與自然關系中異化的方式達成；那么唯物史觀建立以后，馬克思人化自然觀基于“現實的個體”,以分工為起點，從人類社會形態的演變來考察資本對勞動的統攝，以及這一過程中人化自然的歷史生成，論證了人類史與自然史的統一。進而，人的解放與自然的解放不僅僅是哲學思辨層面對于異化的揚棄，而作為一種現實的、歷史的活動，并隨著現實中對資本之于勞動的統攝的揚棄而必將到來。馬克思唯物史觀建立以后，人化自然觀的現實性得到進一步彰顯，即人化自然的生成與發展是一個現實歷史過程，是以自然規律和人類主觀能動性相交疊的方式呈現，是基于人在認識自然規律的基礎上主動達成的人與自然的和諧。
三、政治經濟學視域：剩余勞動與物質變換裂縫的出現
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資本的生產關系在全世界復制，資本的觸角深入到整個人類社會之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成為支配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馬克思因“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開始轉向政治經濟學研究。唯物史觀建立以后，馬克思有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以復雜多變的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為研究的對象，追問資本主義的運行規律，開始《資本論》的創作；同時，對資本主義經濟現象的考察與對其內在的資本邏輯、基本矛盾的揭示，驗證和發展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使之從理論‘假設’變為科學原理”。
馬克思以商品這一資本主義的細胞來透視整個資本主義的現實運轉及其控制勞動、支配世界的秘密，形成了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深刻闡述了資本邏輯支配下的人的勞動的實質與結果。資本邏輯下，人對自然的改造與人化自然的生成現實地表現為資本的生產、流動與增殖，以及作為結果的自然物向商品轉化。在資本主義時代，人類的生產力就現實地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由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呈現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現實的物質生產活動；另一方面是資本的生產關系隨著資本的觸角在全世界的復制，資本支配下的勞動支配著人化自然的生成。
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現實的經濟運轉出發，從多個維度闡述了資本支配下的勞動的特殊性。首先，從根源而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生長都以工人的“剩余勞動”為食，即一切商品的價值根源都是勞動力使用價值的現實轉化。勞動力是人的勞動能力，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成為商品。一方面，就勞動力的社會屬性來看，勞動力是“自由的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唯一可以出賣的東西，構成了剩余價值的源泉，勞動力的買與賣是整個資本主義社會體系得以建立的現實基礎。就勞動力的自然屬性而言，勞動力是人的本質力量在“物”上的體現，人是自然存在物，所以勞動力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存在主觀意志的自然力，而人化自然的生成在資本邏輯下現實地呈現為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勞動力價值向勞動產品(即商品)的讓渡。在剩余價值規律的支配下，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構成了整個社會生產的行為邏輯，人化自然生成的動力是勞動力的買賣與使用，而其結果則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其次，從勞動的物質中介，也即勞動資料而言，“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于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勞動資料是人與自然之間力的傳導的中介，既蘊含著自然屬性，同時也凝結著人的意志，表現為人的肢體的延長，人化自然的生成也呈現為以生產資料為中介的人力與自然力的交融。最后，從勞動過程而言，勞動過程“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占有”,其實質是“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其最終產品是使用價值，“是經過形式變化而適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質”。《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再抽象地從人的類本質出發討論勞動，而是強調勞動的物質性與過程性，資本支配下的勞動連接著人與生產資料，其過程表現為勞動力將自身使用價值凝結在商品中，進而靜態地呈現為商品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統一。
資本統攝下的勞動以資本增殖為最終目的，最終導致生態問題，表現為物質交換裂縫的出現。《資本論》中將物質資料的生產與人化自然的生成看作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在這里，人自身的力量是自然力的一種，人化自然表現為人“自身的自然”與“身外的自然”的統一，人因而進一步囊括進自然之中，人對自然的改造被看作是人運用“自身的自然力”認識并借以馴服“外部自然力”的歷史過程。而作為結果的人化自然的生成是人“自身的自然力”與“外部自然力”相互耦合、產生反應從而綜合起作用的結果。馬克思看到了人化自然生成的雙重意義，即資本統攝下的勞動對自然的規訓與對人的規訓是同時進行的，人被商品化為勞動力，“自然”也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要素，以補償資本、流動資本、固定資本等形式現實地參與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轉過程。這種運轉一旦啟動，資本的增殖是唯一的目標，而不以自然承載力與人的生命力界限而轉移，最終“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耗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違背了李比希所言的“歸還”規律，導致“物質變換裂縫”,“裂縫”的擴大與失控最終演變為現實的生態危機。馬克思將“物質變換裂縫”的出現看作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現形式之一，是周期性經濟危機的一種現實形態，是陷入“熱病似”生產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危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資本邏輯統攝下，以泛化的二元對立建構整個世界的存在圖景，打破了空間地域、時間維度的物質、能源的平衡。隨著資本主導下的全球化的推進，城鄉之間的對立演變成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之間的對立。資本統攝下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中，資本固有矛盾帶來的物質變換的斷裂逐漸演變為整個世界范圍內的人化自然斷裂的危機。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立足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透視資本主義的運轉過程，將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置于現實的經濟關系中考察，繼承了《形態》中對“現實的人”與“現實的物質生產”的認知，“人化自然”的生成就由此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被資本邏輯所統攝的物質變換過程。從資本主義的細胞——商品的出現開始，就蘊含著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對立的基因，當商品的交換價值湮滅了使用價值，資本主義生產不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盡可能多地占有剩余勞動，最終資本主義細胞中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分裂的基因傳導到整個資本主義的社會有機體之中，形成了物質變換過程中的裂縫，進而引發了生態危機。《資本論》中，勞動與資本在資本主義現實社會中呈現出既對立又密不可分的辯證整體，資本對勞動的統攝內化在勞動的整個過程中，勞動生產、資本運動與資本關系的復制呈現出一體性。“人化自然”既作為資本生產中的要素參與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中，又表現為資本統攝下勞動生產的結果，即社會中龐大的商品堆積，這種商品的生產無關人的現實需求，而是作為資本無限增殖的副產品與人相對立，揭示出資本主義的反生態根源，最終構成馬克思資本批判的綠色向度，成為資本主義喪鐘的回響。
四、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旨歸：人化自然的應然形態與當代實踐
人化自然概念的原初含義，指與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所聯系著的客觀世界，引導人化自然生成的主體是處于自由狀態下的人，因此這一概念本身就有著科學社會主義的意涵。人的自由自覺類本質在異化勞動下被剝奪與在共產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復歸，構成了哲學視域下人化自然的生成路徑。唯物史觀建立以后，對人化自然的生成歷史及未來的探討有了更為科學的研究方法，其根植于現實的人的物質生產之中，并統一于人類社會形態的演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顯現出社會歷史性，是對資本邏輯下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揚棄而達成的現實歷史過程。《資本論》中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根本方法通過對資本主義各種經濟現象及其本質的剖析，具體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認識人化自然，從而人化自然的應然形態的達成從一種合邏輯性的設想融入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之中，進而統一于人類社會形態演變的現實歷史進程。
不同理論視域下馬克思對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的認識構成了馬克思人化自然觀歷史嬗變的內在張力，合乎人類本性的人化自然的生成，必須回到勞動對資本的揚棄與馴服，這一過程正是共產主義的實現過程。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與自然都成為資本增殖的要素，人化自然的生成顯現為一種盲目、無序的過程，甚至包含著自我毀滅的傾向。具體而言，一方面，在生產層面上，資本主義生產的終極目的是自身的增殖與更多的剩余價值的攫取，“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由此，資本統攝下的人化自然生成的全部目的是為資本的增殖提供養料，“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為消費品，還是作為生產資料)服從于人的需要”。在所有制層面上，自然資源的公有屬性與其產生的價值卻是私人攫取之間的矛盾也是人化自然失控的原因之一。馬克思指出：“撇開自然物質不說，各種不費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產過程。”“不花費分文”的自然力被資本所壟斷，其收益被個人獲得，生產造成的破壞卻由全社會埋單，收益權責的錯位加劇了人化自然過程的“自反式”特點，即是一種不計后果、罔顧自然規律的“人化”過程。
由是觀之，從科學社會主義的視角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人化自然生成的特點根植于資本自我增殖的邏輯之中，因此依靠資本主義自身的改進無法調適，而只能訴諸資本主義這一社會形態的終結。馬克思一切理論的歷史主題是關于人的自由與解放，也即共產主義的實現。勞動與資本之間的張力是理解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核心線索，人化自然要以一種合乎歷史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形式展開，就必須融入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之中。“共產主義是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說來是必然的環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人化自然生成邏輯的批判，實際上蘊含著共產主義下徹底解決人與自然矛盾，讓人化自然在自由自覺勞動下展開的可能性。從生產的目的來看，共產主義社會下，生產擺脫了資本的支配邏輯，而以人的現實需要為目的開展，屆時人們將“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自然重新獲得了真正的“屬人性”。從揚棄了資本的勞動來看，共產主義社會中，資本被完全揚棄，勞動恢復其本質，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強調共產主義社會中，生產資料與勞動的結合方式，即當勞動恢復其自由自覺本質時，勞動與生產資料取得直接統一性，而不再需要通過雇傭關系這個中介來實現，人化自然的生成過程在勞動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統一性中得以真正體現其屬人性。
科學社會主義認為，由于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態問題無法調和，只有從根本上顛覆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人化自然的應然形態，而其當代路徑就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從邏輯上看，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理想，其當代實踐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正如生態文明建設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之中，共產主義的到來與人化自然應然形態的實現也是一個一體兩面的統一過程。因此，人化自然應然形態的達成過程，就是現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建設過程。從歷史上看，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揚棄了工業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態，是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充分揚棄的基礎上，實現的人與人之間關系、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全面迭變。這種以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揚棄為基礎的文明形態迭變有兩個前提：其一是生產力自身的發展邏輯，即工業文明的生產力未完全釋放之前就無法實現自我的揚棄；其二是人的自主選擇性，使得我們能夠匯集力量，抓住機會加速這種文明形態迭變的到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七十多年來，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相互促進已然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紅+綠”的屬性優勢，也揭示出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當中被調適的可能性，人化自然達成應然形態的當代實踐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
五、資本與勞動的對立與調適：馬克思人化自然觀演變的內在張力
綜上所述，人化自然生成的推動力是人的勞動，在現實的物質生產中，人的勞動必然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展開，具體到資本占統治地位的現代社會中，資本的自我增殖是勞動的內在驅動力，社會勞動在資本的邏輯下運行，人化自然的生成表現為資本統攝下勞動的過程與結果。馬克思對資本統攝勞動問題的討論，經歷了從人本主義哲學語境到人類社會發展歷史視域再到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最終統一于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主旨。這是一個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體、逐層深入的邏輯理路，論及了人化自然生成的實質、歷史、現實及未來。“正是沿著這條科學的邏輯道路，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從抽象的一切存在物之總和的自然概念進到作為人類生活環境的自然概念，并最終在作為人類活動要素的自然概念中達到其科學的頂峰”,這一過程“變”的是馬克思在不同階段的理論運思方式，是理論視野的轉換，但對這一理論嬗變的主線，即對勞動與資本間張力的探討始終是澄明的，且是接續連貫的。
然而對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理論視域轉換的割裂導致馬克思人化自然觀歷史嬗變的整體性長期被遮蔽。盧卡奇強調馬克思人化自然觀中的社會因素，強調自然的社會屬性，他指出：“自然是一個社會的范疇。在任何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上，無論什么被認為是自然的，那么這種自然是與人相關的，人所涉及的自然無論采取什么形式，也就是說，自然的形式，自然的內容，自然的范圍和客觀性總是被社會所決定的。”盧卡奇認為必須立足于人類社會的社會結構與性質來透視自然，對自然的認識必定在社會歷史視域中進行。盧卡奇看到了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社會因素，但是人為地忽略了馬克思對自然先在意義的闡述，這實際上既是對馬克思在唯物史觀建立以后的文本的誤讀，也是對《手稿》中對自然先在性的認識的忽視。施密特以《資本論》中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概念來反對盧卡奇將自然完全社會化的認知，他以“物質變換”概念為邏輯起點，將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理解為“自然與社會的相互滲透”,強調這一過程是“自然與社會的雙向中介”,“物質變換以自然被人化與人被自然化為內容，其形式是被每個時代的歷史所規定的”。應當說，施密特注意到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物質變換”概念的重要意義，看到了馬克思對自然與人類社會耦合性的闡述，但是施密特割裂了馬克思人化自然觀形成的歷史性，他只片面強調馬克思唯物史觀形成以后的著作，否認《手稿》的價值，認為《手稿》充滿了“抽象化”和“浪漫化”的氣息，“由于馬克思沒有經濟史方面的正確知識，因此還未能完成從費爾巴哈的偶象化了的‘人’與‘自然’中解放出來”,甚至認為馬克思“關于‘人’的論述不久就又從他的著作中銷聲匿跡了”。國內學者，也有人認為馬克思的人化自然觀應當區分為“哲學人化自然觀”與唯物史觀建立以后的“科學人化自然觀”,并認為到了“真正的實證科學”時期，才“在完全的意義上開啟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視閾”。
從整體視域中看，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嬗變過程并不是相互割裂或是相互否定的，而是從屬于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理論主題，即對勞動從資本的束縛下解放的追問與實踐中逐漸形成、完善的。我們對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理解不能僅僅從某一時期的一個理論橫截面出發，而必須立足于整體視域，以繼承而非割裂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歷史嬗變過程，尤其不能用唯物史觀形成以后的人化自然觀全盤否定唯物史觀形成以前的人化自然觀。事實上，馬克思在《手稿》中奠定了人化自然觀的根本原則，明確了“人化自然”的物質性與“對象性”。一方面，強調自然之于人的先在性，明確貫穿于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嬗變過程的本體論前提；另一方面，以“對象性”考察人與自然關系不僅僅是馬克思在“人化自然”概念的形成之初的思維特征，自然之于人的對象性形象也貫穿于馬克思人化自然觀的嬗變過程。事實上，在唯物史觀確立以后，無論是《形態》中對人類史與自然史統一的闡述，還是《資本論》中“物質變換”概念的提出，都是在不同理論背景下對“感性—對象性”原則的進一步確認與闡釋。在馬克思的視野中，自然一直保持著之于人的對象化地位，尤其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在論及“剩余價值”與“可變資本”時，多次提到“對象化勞動”的概念，用來描述工人以自然物為原料的商品生產，這表明馬克思在對資本的研究當中，并未拋棄《手稿》當中的某些概念，只不過是在新的理論維度進行闡釋。馬克思人化自然觀嬗變的歷史過程也啟示我們人與自然和諧的達成不僅僅是理論層面的思辨，更應當回到現實的物質生產以及社會關系的維度考察。具體而言，我們必須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紅+綠”的屬性，在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維度真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現代化。
作者:李傲挺
文章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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