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天津工人董中華的“整體哲學”,其中提出的“社會主義三階段論”的理論起點(即邏輯起點)——“少數人絕對管理多數人”的公有制,是官僚特權的產生根源,也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為克服“少數人公有制”及“官僚特權”,社會主義必然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武裝奪取政權建立“少數人公有制”,少數管理者享受“官僚特權”;
第二階段,黨與人民共同管理的“多數人公有制”,文化大革命是其嘗試;
第三階段,黨的職能越來越小,人民的作用越來越大,進入“全民公有制”。
前兩個階段由于條件不成熟,可能反復交錯,出現幾度迂回現象,但歷史趨勢必然向前推進,第二階段必然勝利,直到第三階段,直到實現共產主義社會。
董中華發現的“少數人絕對管理多數人”的基本存在,有著重大的理論價值。正因為這個理論起點,黨存在“兩面性”,形成公仆與主人、為人民服務與為人民幣服務、黨的正確領導與官僚特權……等等的統一體。同時,人民也有“兩面性”,即先進性與落后性、革命性與破壞性、組織性與散漫性……等等改造世界觀的必要。
[關鍵詞]:社會主義三階段論 少數人絕對管理多數人 官僚特權
黨的“公仆與主人”的兩面性 人民的“革命與破壞”的兩面性
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是一大創舉,他告訴人們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不可以犯左傾急燥錯誤。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沒有說明初級之后還有什么階段,是中級、高級呢,還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多個階段呢,致使許多人忘記了最終的共產主義目標,這不能不說是這一理論體系的最大遺憾。
馬克思說,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群眾,掌握群眾。“初級階段”理論出現之后,人們相機提出了許多“三階段論”。有“生產力”的,有“生產關系”的,最深刻有“官僚特權”的,或者“特權利益集團”的,但他們都沒有再深入地問一句:官僚特權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如何產生?
天津汽車齒輪廠工人董中華(1942年生),網名“老董師傅”,初中文化,于1979年(當年37歲)率先提出:“官僚特權”產生于公有制“少數人絕對管理多數人”的基本存在。存在決定意識,是限制官僚特權的產生呢,還是放任官僚特權的縱橫呢,由此出現兩條思想路線的斗爭,亦即現代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于是產生由激烈到緩和直到消亡的社會主義三個階段,最能說服人,最具理論價值。這就是一個工人提出的迄今為止最為徹底的“社會主義三階段論”。
一、董中華“整體哲學”簡介
董中華的“整體哲學”,是在探討整體與個體的關系時,始終把握整體,從而把握事物發展的大局,從而更準確地把握具體事物。他說:
“整體哲學的實質就是把個體事物放在整體世界中進行研究的哲學,就是研究怎樣才能實現個體事物和整體世界共同發展的哲學。整體哲學的本體論就是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作為個體事物在整體世界中的存在;方法論是求同存異;發展論是實現個體事物同整體世界的共同發展。”(董中華著《文化大革命研究學的提出》第321頁,以下引用該書時,只注Pn頁碼。)
“整體哲學”的原理與規律很多,對與不對很難評說。筆者與原創者討論時還有很多不完善處(即他解釋不清的地方,也可能是筆者理解不透的地方),也不適于做精準介紹。通過閱讀《文化大革命研究學的提出》一書,可以大致了解整體哲學的內容,為配合本文主題“社會主義三階段論”,在這里做一個簡要介紹。
事物是運動的,運動是發展的,發展是有規律的。從整體角度把握事物,任何整體都有三個要素——基本存在、發展趨勢、根本目標—— 一切個體都在三個要素中存在、運動、發展,由此組成整體世界的基本結構、形成整體世界的基本發展規律,而個體事物無論相互之間有多少差異、多少矛盾,均服從整體結構與整體規律。其中“根本目標”也是一種實際存在,它由其他道理證明,如人都是要死的“死”,太陽總是東升西落的“落”等一樣真實。
三個要素同時存在,同時發揮作用。事物運動由“基本存在”出發,朝著“根本目標”前進,就是事物總的“發展趨勢”,影響這個趨勢的各方勢力共同組成整體世界的基本結構,而總的發展趨勢就是基本運動規律。其中主要有兩股勢力,一股順應目標方向“朝前走”,另一股違逆目標方向“往后退”,從而形成的矛盾為事物內部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解決,是“朝前走”勢力方面取得勝利;如果“朝前走”勢力失敗,“往后退”勢力勝利,則矛盾就沒有解決,還需要進行再一輪的迂回斗爭,直到“朝前走”勢力方面取得勝利,主要矛盾才能解決。主要矛盾解決,從而根本目標實現,則整體世界消亡。在這個消亡過程中,新生事物在舊事物中產生,開始新的整體世界生命歷程。如圖示:
以上是用筆者的語言進行的簡要介紹,也是筆者在學習《文化大革命的總結》、《關于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理論的新探索》兩文時所得到的體會,包括圖示。如與原創者原意有出路,概由筆者負責,原創者與讀者共勉共諒。
一、董中華提出的“社會主義三階段論”
在整體哲學的思想指導下,董中華提出“社會主義三階段論”,其獨特之處在于,他分析問題的理論起點(即邏輯起點)——“基本存在”,與眾不同。
他認為,影響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的“基本存在”有兩個基本事實:一個是新生力量,即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通過武裝奪取政權后共同建立的公有制,這是有目共睹的;另一個是舊社會的傳統保留,即建立起來的公有制仍然是“少數人管理多數人”;即公有制的“兩面性”,而且至今沒有被人們所認識。
這個發現是真正的創新,非常了不起。張春橋在1958年撰文揭露“資產階級法權”,對“官僚特權”進行批判,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從此平步青云走上中央理論家之路。直到現在,無論左中右各派,都沒有人突破“官僚特權”的理論起點。作為一個工人的董中華,能夠在“官僚特權”的基礎上,再深入一步繼續追問,是什么造成官僚特權的存在呢?回答是,公有制仍然存在著舊社會的傳統保留——“少數人絕對管理多數人”。他在1981年4月時就說:
“具體表現為少數人絕對管理多數人的地位差別的主要保留。這一主要保留的客觀存在說明了在現實社會主義條件下,盡管公有制實現了,但這社會總的結構內容仍未能脫離由一定生產力的發展階段所局限的少數人絕對管理多數人的人類社會特權結構的歷史局限。”(P131)
這個“基本存在”,是由于生產力局限所決定的,也是舊社會傳統保留。這個公有制兩面性,是有目共睹但又熟視無睹的事實。于是黨也就有了“兩面性”,這個兩面性是一個統一體,和資產階級的兩面性一樣。他說:
“正是這一基本特征決定了黨既有代表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需要黨的代表作用的一面,又有黨對工人階級居于主要特權地位的另一面。黨的現實社會主義歷史作用就是這兩個方面內容的統一。”(P132)
黨有兩面性,同時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也有兩面性,既有先進性,又有落后性;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壞性;既有組織性,又有散漫性;……總之,工人階級既有革命積極性的一面,又有需要改造世界觀的一面。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生全面大內戰,就是對黨的兩面性與人民的兩面性認識不足的原因。
于是從這個“基本存在”的事實——“少數人公有制”(P39)出發,為實現黨提出的終極“根本目標”——共產主義社會(由馬克思主義所證明),為克服來源于舊社會保留的“黨對工人階級居于主要特權地位”(P132),開展旨在解決黨內特權與工人階級主要矛盾的階級斗爭,即社會主義時期的總的“發展趨勢”。于是就有了“朝前走”與“往后退”的兩條路線斗爭,集中反映到黨內就有了黨內階級斗爭。這類階級斗爭不同于以往武裝奪取政權的流血階級斗爭,而是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全面的不流血階級斗爭,即“擴大民主,反對特權”。
必須正確認識黨的領導作用,“把黨同官僚特權區分開來”(P136),黨與人民的關系是“老師與學生”的關系(P146),不同于舊社會官民之間的“父子關系”。雖然黨的領導具有“公仆與主人”的兩面性,但是工人階級必須堅定地擁護黨的正確領導,因為不這樣就沒有人帶領大家“朝前走”,甚至因為“往后退”致使社會主義事業毀于一旦,如同蘇聯解體那樣,革命必須重來一次。
正確的解決辦法就是擴大民主,全面落實毛主席“鞍鋼憲法”,即“干部、群眾、技術人員”三結合管理辦法;亦即本院“智能哲學學會”提出的鞍鋼憲法科技版——“領導、群眾、專家”三維民主;再如實現董中華提出的“黨與人民共同管理制”的公有制,即“多數人公有制”(P44)。最后黨的管理職能越來越弱,直至消亡,完成由人民群眾直接管理的公有制——“全民公有制”。
于是有“少數人公有制——多數人公有制——全民公有制”的三個階段的社會主義全過程。黨的歷史作用,有“絕對權力——相對權力——消亡權力”三個階段。工人階級的地位,有“自在階級——自為階級——自由階級”(P130)三個階段。階級斗爭有“激烈——緩和——消亡”三個階段。……
董中華稱之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第一階段的標志是“八大理論”(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以及改開后的“決議理論”(否定文革的決議),第二階段的標志是“文革理論”,第三階段是文革成功后的理論。
網絡上有很多“社會主義三階段論”,基本上都是從生產力角度進行分析的,即從富裕程度分段的,如網友“傅行云時代”、“桂爺說歷史”等。我個人也提出社會主義三階段論(發表于《共產主義月刊》第62期第45-54頁)。理論起點是黃明理老師提出的“智能比分規律”,即社會越發展,智能作用越高,體能作用越低。但對比董中華就生產關系即公有制的完善過程提出的“社會主義三階段論”,遠遠沒有他的深刻,沒有他的理論價值豐富。
二、董中華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總結
董中華文革時期的政治派別,他在書中沒有任何表露。從他的書中看,他是反對林彪四人幫的(P63、P74…),是支持“四五”事件的(P73),是尊毛、華、鄧三個人都是偉人的(),他自稱是文革的“冷靜思考者”。雖然如此,就他提出的社會主義三階段論,他就不可能否定文革,雖然他認為文革有很多不成熟的內容,但他同時認為這是兩回事(),理論與實際不相符合,是常有的事。
1、他認為,“文革的宗旨是為了防止共產黨變質(簡稱黨變質),……這個宗旨是對的。文革沒有搞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歷史的局限……”(P280)。
2、他認為:“少數人公有制中的三大弊病——官僚特權、政權內的爭斗、對人才的抑制……”(P90),會成為社會主義前進的阻礙。
3、同時認為毛主席所做的第二件事,恰恰是社會主義第二階段的革命事業——社會主義民主革命階段。毛主席也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民主,從而“空前絕后”(),永垂青史。
4、解釋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文革是人民群眾對干部中的官僚特權的不滿已經發展到了能把文革發動起來這一程度的產物。……即使任何再偉大的領袖人物親自發動,即使任何再有權術的歷史罪人進行煽動,人民群眾也不可能被動員起來,或被煽動起來。”(P50)
5、解釋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反修防修的宗旨,體現了文革的性質,即文革的階級性、人民性和革命性。”(P54)
6、解釋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意義。“更主要的是,經過文革,反對官僚特權,已成為人民和黨甚至是犯有官僚特權行為人的自覺行動。而在文革之前,人們對此是沒有認識的,這是一最主要的進步。”(P65)
7、解釋了階級斗爭的特征。“人民內部存在著階級斗爭,人民內部矛盾主要表現為階級斗爭的保留形式,階級斗爭從外部階級對立形式轉變為內部階級分化形式,構成了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的基本特點。……以腐蝕和反腐蝕的形式…為第二大特點,……以黨內路線斗爭的最高形式…為第三大特點。”(P60-61)
8、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五大原則。“在黨的領導下;依靠人民群眾;通過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改變現實的少數人管理國家制度;實現多數人管理的社會主義歷史過渡——這五個方面構成了文革原則的全部內容。”(P68)
9、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經驗。“文革全部內容的正面經驗總和在于文革的人民性。集中表現在:(一)文革表達了人民群眾對官僚特權的憤怒。……(二)文革體現了人民群眾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三)文革體現了人民群眾思想解放的要求。……”(P69-74)
10、探討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局限性。“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對于以政權自身改革為宗旨的文革來說,這不能算是成功的。文革的不大成功在于它的不成熟性。……有理論的不成熟和實踐上的毫無經驗……導致…不可避免。”(P74-79)
11、總之,“文革是千百萬人民群眾自覺參加的群眾運動,這是基本事實。理論應該正視這個事實。”(P50)他在1981年提出,直到現在仍然說:
“我不贊成全盤否定文革,還因為歷史的發展是復雜的,文革更是復雜的,而全盤否定卻是最簡單的思維方式。…… 我的探索所得是:從以往至今的現實社會發展到未來那個美好社會,的確需要經過一場文化革命,或人類認識上的革命,或解放思想運動。”(P281)
從董中華的社會主義三階段論中,我們認識到文革的最大教訓,就是造反派提出的“踢開黨委鬧革命”,造成“全國大亂”,實質就是沒有認識到黨和人民都存在“兩面性”。所謂“法權”,就是合法的權力。而維護“少數人絕對管理多數人”的合法權力,就是資產階級法權,屬于限制與克服的范圍。
改開后制定了極多法律,可是腐敗犯罪越來越嚴重,甚至出現6000億美元(注意是美元)的腐敗大案;移民移資改變人們的價值觀,無視法律已經蔚然成風——可見法律不是根本辦法,“依法治國”不解決根本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董中華主張的“黨和人民共同管理制”的第二階段社會主義民主革命。
改革開放運動也有兩面性,允許私有制的存在是對公有制“一刀切”的克服,是一種進步;但允許私企與外資無限擴張,破壞“自力更生”的國策,容忍貪腐勢力坐大,則是一種難予糾正的倒退,當在糾正之列。
三、結語:董中華“社會主義三階段論”的理論價值
所謂理論價值,除理論聯系實際的意義外,還有對其他理論具有的指導意義。本文所說的理論價值,是后一種意義,即是指董中華“社會主義三階段論”對其他社會主義理論有著什么樣的指導意義。
董中華的理論起點(即邏輯起點)——“少數人絕對管理多數人”的基本存在,是對公有制結構的嶄新認識,不僅揭示了社會主義存在三個階段,而且揭示了偉大的黨也存在著“公仆與主人”的兩面性,以及人民也有“革命與破壞”的兩面性。因此,黨的干部與人民群眾都有“改造世界觀”的任務,不獨知識分子需要改造世界觀。
對文化大革命也要進行兩個方面的辯證認識,一是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第二階段的任務,具有反修防修初衷的革命性一面;二是文化大革命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其理論與實踐都有不成熟性,有過許多錯誤與失敗,具有一定的破壞性。正確地認識文化大革命,與廣大人民群眾才能心心相印,才能正確地處理黨與國家的繁重事務,否則就有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可以個人義氣用事,簡單地違背文法地使用“否定”一詞,這是詞不達意的錯誤行為。前后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才是正確的途徑。
2023-6-26 于漢陽玫瑰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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