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和“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是馬克思新哲學的宣言。在這篇短短千余字的手稿中，馬克思以提綱挈領的方式批判了費爾巴哈哲學，并奠定了其新哲學的思想基調。要準確理解和把握馬克思新哲學的基本要義，以及馬克思新哲學對費爾巴哈哲學的根本超越，離不開對《提綱》的仔細考察。而這一考察又必須以對馬克思哲學和費爾巴哈哲學所使用的核心概念的細致甄別為前提。以“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學”自詡的費爾巴哈哲學對感性的推崇，曾經給予馬克思重要啟發。但由于意識到費爾巴哈哲學對感性理解的局限性，馬克思不得不在費爾巴哈哲學的基礎上尋求新的突破，重新審視感性。以對感性的重新審視為契機，馬克思從根本上清算和批判了費爾巴哈哲學，這一清算和批判也使馬克思新哲學得以和費爾巴哈哲學根本區分開來。基于此，本文擬立足于《提綱》文本，力圖以感性概念為切入點，闡明馬克思的感性概念的核心內涵，并在此基礎上從哲學的視界、哲學的致思方式、哲學的立腳點和哲學的使命這四個方面出發，揭示馬克思感性概念的哲學革命意蘊。
一、從感性客體到感性主體：哲學視界的創造性轉換
作為一種哲學存在論的原則，感性在費爾巴哈那里蘊含“最高深的真理”。在費爾巴哈看來，真理性、現實性和感性的意義是相同的，“作為感性對象的現實事物，乃是感性事物”。如果說一個對象在真實的意義之下存在，那么它的存在之確證就不能通過思維本身，而必須通過感性和感覺來完成，僅僅通過思維本身是無法完成這一確證的。這是因為，同現實共存或與現實同一的對象是感性，而與思維共存或與思維同一的對象只是思想。簡言之，在費爾巴哈哲學視閾中，感性作為一種存在論原則，意指一種真實的、非臆造的現實存在。這種感性一方面指向感性的自然界，另一方面指向感性的人。
馬克思認為，把感性作為一種存在論原則，并把它視作一種進攻利器用以批判黑格爾的思辨唯心主義哲學，是費爾巴哈哲學的理論貢獻。同時，他也看到費爾巴哈哲學對感性理解的局限性，以及費爾巴哈哲學自身的理論缺憾。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對感性的理解僅僅是從一種客體的視角來進行的，他以感性為武器對黑格爾思辨唯心主義哲學的批判，也只是發現了“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費爾巴哈哲學的理論缺憾就在于“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從主體的方面去理解，不是把它們理解為主體的感性活動，即實踐。也就是說，在對存在問題的理解上，與黑格爾把存在理解為理性存在不同，費爾巴哈把存在理解為感性存在，把存在從抽象的理性領域導向現實的感性領域；而與費爾巴哈從客體的方面來理解感性存在不同，馬克思則從主體的方面來理解感性存在，把感性存在從被動的感性（受動）導向主動的感性（活動）。從感性客體到感性主體，從感性受動到感性活動，馬克思理解感性的視角發生了根本轉換。馬克思這一哲學視界的創造性轉換，也從以下兩個方面批判了費爾巴哈對待感性的理論態度。
其一，批判了費爾巴哈對于感性自然界的理解。費爾巴哈認為，“作為存在的存在的本質，就是自然的本質”。也就是說，感性存在的本質就是感性自然的本質。從客體的方面出發，費爾巴哈所強調的感性自然界是一種與人無涉的、沒有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是一種“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純粹自然界。這種純粹自然界由于沒有人的活動參與其中，因而也不會對人產生相應的影響。馬克思批判指出，由于從未將“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費爾巴哈對于感性自然的理解只是從客體的方面將其視為一種純粹的客觀存在，而不是將感性自然界理解為一種歷史的人化的自然，人為地割裂了自然與歷史的內在關系。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這種從客體的方面對待感性自然界的理論態度的另一弊病在于，沒有看到感性自然界自身的（歷史）能動性和活動性，而將其視為一種靜止的、僵死的和非歷史的感性存在。
其二，批判了費爾巴哈對于感性的人的理解。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于人的本質，在高揚人的本質的同時，展開了對人的重新詮釋。以感性原則為基礎，通過對宗教和理性的批判，費爾巴哈把人從宗教和理性的束縛中解救出來，并主張用一種感性的方式來理解人（或者說把感性的人作為一種真正的人來進行理解）。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所謂的用一種感性的方式來理解人，其實是一種從客體的視角出發，將感性的人理解為一種實際的、有限的、受動性的存在。這一做法把感性的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深深地掩蔽了。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由于把人只是看作感性對象，而不是感性活動，費爾巴哈所謂的“感性的人”只是一種抽象的“人”，只是一種“在感情范圍內承認‘現實的、單個的、肉體的人’”，而不是“現實的歷史的人”。在《提綱》第七條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由于不是把感性理解為感性活動，費爾巴哈根本無法看到他所謂的“感性的人”（其實質是“抽象的個人”，亦即被他直觀到的“個人”）就其本質而言是“屬于一定的社會形式的”；他也根本無法體悟到他所謂的“感性的人”，不是作為歷史運動的起點而出現的，而是作為歷史運動的結果而出現的。
二、從感性直觀到感性活動：哲學致思方式的革命性變革
與哲學視界的創造性轉換相一致，馬克思批判了費爾巴哈所謂的感性直觀的方法，進而把對感性的理解和闡發從感性直觀、感性對象導向了感性活動，從而在哲學的致思方式上實現了對費爾巴哈哲學的根本超越。與費爾巴哈所遵循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不同，馬克思主張一種與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根本不同的實踐的思維方式。這種實踐的思維方式超離了思辨的哲學基地，突破了純粹思辨的觀念的理論領域而面向人的感性活動的現實實踐領域，強調人的感性活動（即實踐）對于人的自我生成和人把握整個世界的重要意義。
我們知道，費爾巴哈也經常大談特談“感性”和“實踐”。如果說感性活動是馬克思對感性的根本理解，以感性活動來規定實踐的本質內涵是馬克思的新哲學超越費爾巴哈感性哲學的根本之處，那么，這種超越體現在何處？馬克思所說的實踐是否也只是一個抽象的哲學范疇？
為了回答上述兩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理論的活動是費爾巴哈所謂的“真正人的活動”。費爾巴哈推崇理論活動而貶低實踐，他認為理論的直觀是高于世俗的、卑污的自私自利的實踐的。他指出，與理論的直觀相比，實踐的直觀是一種“不潔的、為利己主義所玷污的直觀”。他還指出，如果人僅僅以實踐的立場來觀察世界，那就會“使自然成為他的自私自利、他的實踐利己主義之最順從的仆人”。而在馬克思看來，實踐就是人的感性活動，是一種“同理論有所區別的實踐”，是一種感性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活動。聯系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和《神圣家族》（以下簡稱《家族》）中對感性的經濟現實的關注，以及馬克思對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和對工業的感性現實力量的強調，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在《提綱》中所說的作為感性的、革命的和批判的活動的實踐，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對感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革命的、批判的經濟活動和經濟實踐。費爾巴哈對實踐的理論態度，是根本無法理解實踐作為一種感性活動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正是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雖然費爾巴哈把實踐理解為卑污的猶太人的活動，但是他根本不能理解也無法捕捉到這種卑污的猶太人的活動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而馬克思所說的對感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革命活動和批判活動，從根本上來說正是這樣一種活動，正是這樣一種經濟活動和經濟實踐。關于這一點，我們如果聯系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以下簡稱《問題》）（馬克思指出，猶太人的解放意味著“從做生意和金錢中解放出來”）和《家族》（馬克思指出，猶太精神“只有在工商業的實踐中才能看到”）中的相關論述，就可以清楚明晰地看出。在馬克思看來，感性活動是實踐的本真意涵，但是它不能夠被抽象地理解和運用。對于人的感性活動或實踐的說明，應該在現實的感性世界中進行，應該具體闡明人的感性活動的經濟屬性，揭示出人的感性的經濟活動和工商業實踐作為感性活動和實踐的核心內涵，并且闡明這種感性的經濟活動和工商業實踐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此外，我們知道，“類”本質理論是費爾巴哈哲學的理論王牌，馬克思一度受這種理論的影響較大。但是，囿于感性直觀的理論態度，以及不懂得感性活動對于人的生成意義，費爾巴哈只是拋開感性的現實和感性的歷史而設定一種永恒不變的獨立的“宗教感情”和一種抽象的孤立的“人的個體”。在費爾巴哈那里，感性的人的本質是一種“類”本質，是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他這種把感性的人的本質歸結為“類”本質，實質上就是把感性的人理解為一種抽象的個體，并且將感性的人的本質歸結為一種抽象的自然關系。
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由于不懂得感性的人的活動的社會性，不懂得人在作為一種經濟活動的感性活動中所形成的社會歷史關系，費爾巴哈所謂的作為個體的人，不是奠基于感性的人的社會歷史性之上的，而是完全“撇開歷史的進程”得到的。他這種所謂的作為個體的人，也只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個體。囿于感性直觀的方法，費爾巴哈把對感性的人的本質的考察僅僅局限在理論領域中，而沒有真正觸及感性的人的本質的現實性問題。費爾巴哈把感性的人的本質歸結為一種抽象的“類”本質，歸結為一種抽象的自然關系。但是，他不知道，將這種抽象的“類”本質和抽象的自然關系作為感性的人的一種自然本質，并不能把人與動物從根本上區分開來。真正表明人的本質，表明人同動物相區別的特殊本質的是人的社會本質。這種社會本質，是感性的人在其感性活動中所形成的一切社會歷史關系的總和，它奠基于人的感性活動之上。
三、從市民社會到人類社會：哲學立腳點的重新發現
哲學的立腳點問題是一個關涉“哲學的社會作用和歷史地位的重大問題”。在批判了費爾巴哈哲學對于感性的人的本質的抽象理解之后，馬克思在《提綱》第九條中更進一步指出，費爾巴哈哲學所謂的對感性的人的本質的直觀，也只能是一種“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由于不是把感性理解為感性活動，而是理解為感性直觀，費爾巴哈所直觀到的只是市民社會中個體的自私自利性以及事物的有利可圖性。這種對市民社會的感性直觀，就是市民社會自身本質屬性的體現。也就是說，在市民社會中，抽象的個體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狹隘性的存在，它還受到狹隘的私有財產關系的束縛。如果結合馬克思在《問題》中對感性的人的解放問題的闡述以及在《手稿》中對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本質內涵的闡發，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在這里是在批判費爾巴哈由于不懂得感性活動，所以他僅僅把他眼前所感性直觀到的東西看作感性對象，而不知道使他眼前的東西成為感性對象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由來，更不知道他眼前所感性直觀到的東西對人的呈現方式的歷史變化以及這種呈現方式在感性的人的歷史活動中將“向何處去”的問題。
馬克思明確指出，與舊唯物主義哲學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不同，其新哲學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在“市民社會”的對置面上所提出的“人類社會”概念，并不表明馬克思對市民社會這一核心問題域（尤其是其中的經濟因素）的忽視和揚棄，而是表明馬克思在市民社會的基礎之上所提出的一種更高的哲學要求（市民社會歷史發展的高級階段，即人類社會）。在馬克思看來，市民社會與人類社會并不是天然絕對對立的。人類社會是市民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因而它蘊含了市民社會的一切積極的要素，并且揚棄了其全部消極的要素。如果完全撇開市民社會，我們也無法真正把握人類社會的本真意涵。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哲學立腳點的批判也正是站在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這一高位階的界面上來進行的。
立足于市民社會這一立腳點，囿于感性直觀的方法，費爾巴哈哲學所謂的感性直觀無法真正洞悉感性的人以及市民社會的真正本質。正是這一哲學立腳點的羈絆，束縛了費爾巴哈對感性的人的本質和感性的人的實踐活動的理解。與費爾巴哈哲學把市民社會當作立腳點不同，馬克思新哲學把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當作立腳點。作為一個人本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試圖揭示感性的人的本質，但是囿于感性直觀的方法和市民社會這一立腳點的限制，他不僅沒能深刻地揭示出人的真正本質，反而將其深深地遮蔽了。究其原因在于，費爾巴哈所直觀到的人，是感性地存在于現代市民社會中的人，這種人的感性存在方式（獨立性、個體性、私人性和自私自利性）是由現代市民社會所塑造的。如果僅僅從市民社會中人的本質出發來理解和概括人的本質，這無疑失之偏頗。在馬克思看來，存在于市民社會中的人是一種處于異化狀態中的人，是一種世俗存在物；在這樣一種異化的狀態中，人的本質“不具有真正的現實性”。費爾巴哈僅僅局限于市民社會的范圍內來談論人的（抽象）本質，并企圖用一種處于異化狀態中的人的本質來涵蓋和統攝真正人的本質的這一做法，無疑是狹隘的。
正像恩格斯批判庸俗的人們把唯物主義狹隘地理解和闡釋為“貪吃、酗酒、娛目、肉欲、虛榮、愛財、吝嗇、貪婪、牟利、投機”一樣，馬克思在《提綱》中批判了費爾巴哈基于市民社會的立場把實踐狹隘地理解和闡釋為一種卑污的猶太人的經商牟利活動。以市民社會中人的獨立性、個體性、私人性和自私自利性為出發點，費爾巴哈認為實踐是一種利己主義的活動，并對實踐采取消極的態度。對此，馬克思明確批判道，對于實踐的理解，費爾巴哈是并且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來進行的。換言之，在馬克思那里，對于實踐，除了可以從實踐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來進行理解之外，還可以從實踐的其他表現形式來進行理解。而這種從實踐的其他表現形式來展開對實踐的理解，就必須超越市民社會的立場，超越特定的社會狀態來進行。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對于實踐的狹隘理解就體現在，他局限于市民社會的范圍內把實踐僅僅理解和確定為一種在特殊社會狀態中的特定表現形式（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并把實踐僅僅理解和確定為特定的人（猶太人）所進行的一種特定的活動（經商牟利）。事實上，在馬克思那里，對于實踐的本質的理解和確定不應在市民社會的范圍內進行；相反，市民社會自身所固有的這種獨立的、私人的和自私自利的本質卻是由（某一特定社會狀態下的）實踐的特殊形式和特殊性質所決定的。也就是說，費爾巴哈對實踐本質的理解和確定只是在市民社會（或者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階段來進行的，他所謂的實踐的表現形式也只是實踐在市民社會之中的表現形式。受市民社會立場的束縛，費爾巴哈所謂的實踐只是一種異化了的實踐（或者說實踐的異化），而不是真正的實踐（或者說實踐的本真狀態）。基于此，馬克思在《提綱》中明確指明要超越市民社會的立場，要在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這一高位階的界面上來理解和確定實踐的本質。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馬克思站在人類社會的立場之上將感性活動規定為實踐的本真意涵，并不表明馬克思只是在一種抽象的層面上來談論實踐，也并不表明馬克思所謂的實踐（如思辨的唯心主義所理解的那樣）是一個抽象的哲學范疇。馬克思站在人類社會的立場上所說的那種在感性的歷史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的實踐（從根本上而言，即經濟實踐和感性的工商業活動），與費爾巴哈囿于市民社會的立場所理解的實踐的“卑污的猶太人的表現形式”，或者說異化了的實踐（或實踐的異化）是根本不同的。退一萬步講，即使費爾巴哈所謂的實踐是指的一種經濟實踐（經商牟利活動），他對實踐本質的理解也同馬克思對實踐本質的理解存在一定的距離。因為費爾巴哈不懂得市民社會和這種經濟實踐的歷史由來，也不懂得市民社會和這種經濟實踐在感性的歷史運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言以蔽之，由于立腳點的不同，以及缺乏歷史的維度和歷史的視野，費爾巴哈對實踐本質的理解無法達到馬克思的高度，費爾巴哈哲學也無法達到馬克思新哲學的高度。
四、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哲學使命的歷史性轉變
在揭示了其新哲學的立腳點之后，馬克思明確表明了他的新哲學的根本旨趣，即改變世界。馬克思意在以“改變世界”為哲學的感性宣言，強調其新哲學與一切舊哲學的異質性。基于把感性理解為感性活動，并把感性活動理解為一種經濟活動和經濟實踐（或者說工商業實踐），馬克思所說的對世界的改變（或者說對世界的變革）和批判，就不單單是指一種理論的改變（或者說理論層面上的變革）和批判，以及政治的改變（或者說政治層面上的變革）和批判，更是指一種更為根本和基礎的關于社會經濟的改變（或者說社會經濟層面上的變革）和批判。因為這種改變和批判（就是馬克思在《提綱》第一條中所說的“‘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把實際的斗爭作為出發點，并把“批判和實際斗爭看作同一件事情”。
需要指明的是，把感性理解為感性活動，以及對感性活動的強調，并不表明馬克思在感性的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上，只強調感性的人要改變世界，而不要觀察和認識世界。那種認為馬克思只強調改變世界，只強調直接的革命行動，而不強調觀察、認識和分析世界的觀點，其實是對馬克思新哲學的理論旨趣的一種曲解和誤讀。
事實上，在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或者說認識世界和變革世界）的問題上，《提綱》最后一條所表明的是，對世界的認識并不是要從外部對其進行思考，也不是要“從道德上來判斷世界或者從科學上來解釋世界，而是指社會認識本身，是指主體通過認識社會而改變客體的活動”，它強調的是感性活動的革命性。在馬克思看來，我們不應當跳出感性的社會和感性的世界之外來對其進行認識，并對其進行外部反思，而應當深深扎根于我們所身處其中的感性的社會和感性的世界，并從我們的感性活動出發，來對其進行充分的觀察、認識和分析。這種認識是對感性的社會和感性的世界自身的認識，并且這種對感性的社會和感性的世界的認識不是要建構一種哲學的理論體系和意識形態，而是要為人的感性實踐，以及變革現實世界服務的。同時，《提綱》最后一條還表明，改變世界的活動不僅“意味著直接的行動，而是同時意味著對迄今為止的世界解釋的批判”。它強調的是感性活動的批判性，強調的是“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對一切舊哲學（即一種實際的理論、體系和實際的意識形態）的批判，對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即一種實際的政治和實際的政治的意識）的批判，以及對政治經濟學（即一種實際的經濟和實際的經濟的意識）的批判，都是一種改變世界的活動。事實上，這也是馬克思在其一生中所做的事情（他既倡導一種革命的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又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和批判一些不合時宜的理論、觀念、思想和體系）。
通過對《提綱》的文獻學考證，有學者指出，在《提綱》的原始稿本中，馬克思在第十條和第十一條之間畫了一條線，把第十一條和前面的十條分開，“似乎以此來強調這最重要的一條提綱具有總結的性質”。事實上，縱觀整部《提綱》手稿，馬克思在最后一條中寫下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確實是對整個《提綱》思想的凝練、總括和升華，并以此來表明其新哲學的歷史使命。馬克思在此并不是批判舊哲學所發揮的解釋（其中也包括批判）世界的功能，而是在批判舊哲學只知道從理論的層面、僅僅“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釋（其中也包括批判）世界，并且僅僅停留于從理論的層面解釋世界的階段，而從來都沒有真正從現實的層面思及改變世界的問題。
同時，也有學者以馬克思根本不打算發表《提綱》這部手稿為由，認為馬克思在《提綱》中所表達的某些思想（包括最后一條）只是其一時興起和心血來潮所寫下的，并不能表明他的真實洞見。事實上，如果結合馬克思思想的發展進程來看，我們會發現，馬克思在《提綱》中所表明的其新哲學的歷史使命（即改變世界），并不是其一時興起和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其長期哲學探索的結果。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就曾指出，哲學是介入現實的實踐力量，哲學的實現不應在“世界的哲學化”（即解釋世界）中完成，而應在“哲學的世界化”（即改變世界）中完成。在《手稿》中，馬克思在闡述真正的共產主義的本質內涵時也曾明確指出，“要揚棄私有財產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產主義就完全夠了。而要揚棄現實的私有財產，則必須有現實的共產主義行動”。他明確區分了思想上的共產主義和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異質性，以表明對一種異化的社會狀態和異化的世界的真正改變無法在思想觀念中完成，而只能依靠感性的人的活動在現實實踐中完成。在《家族》中，馬克思認為，要想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就不能僅僅依靠思想，因為思想本身根本無法僭越舊世界秩序的范圍，思想本身所能僭越的“只是舊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圍”。僅僅依靠思想而忽略“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來改變世界的這一企圖，注定是徒勞的（因為思想要得到實現，離不開“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也就是說，如果對感性世界的改變僅僅停留于解釋的層面，那么這種（思想）改變本身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只有把對感性世界的改變真正訴諸“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的感性活動，感性世界才能發生真正的改變（因為感性的“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就算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在論及人的解放問題時也曾明確指出，人的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并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所以說，馬克思在《提綱》中所表明的其新哲學的歷史使命在于改變世界，并不是一種突發奇想，而是其前期哲學探索的結果，也與其前后階段的思想具有一致性。
綜上所述，在《提綱》中，馬克思明確提出了感性活動的概念，以表明其對感性的理解，并以此為基點從根本上清算和批判了費爾巴哈哲學。與費爾巴哈從客體的視角和方面對待感性的理論態度不同，馬克思從主體的視角和方面來理解和確定感性，把感性存在從被動的感性（受動）導向主動的感性（活動），實現了哲學視界的創造性轉換。與費爾巴哈拘執于感性直觀的方法和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不同，馬克思從感性活動出發，采用一種實踐的思維方式，批判了費爾巴哈對實踐和感性的人的本質的狹隘理解，使對感性問題的探討突破了純粹的理論領域而面向感性的現實生活領域，實現了哲學致思方式的革命性變革。與費爾巴哈立足于市民社會的立場不同，馬克思明確指出其新哲學的立腳點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并在這一高位階的界面上批判了費爾巴哈哲學缺乏一種歷史的視野和維度。與費爾巴哈哲學和一切舊哲學僅僅知道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不同，馬克思明確表明其新哲學的根本旨趣和歷史使命在于改變世界，在于彌合哲學與現實之間存在的鴻溝，并以感性活動為基點將哲學與現實根本關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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