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60年代消費社會理論的誕生被認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最為激進的一次后現代轉向。而馬克思的消費社會觀是西方消費社會理論的重要思想誘因，本文從馬克思的相關文本解讀出發，試圖追根溯源去探尋馬克思思想中的消費社會因子，認為馬克思從商品與人的生產、消費邏輯、符號意象與異化三個方面入手，呈現出了現代消費社會理論的基本構架。
關鍵詞：馬克思；消費社會；消費邏輯；異化
上世紀60年代誕生的消費社會理論被稱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最為激進的一次后現代轉向，他們通過對馬克思經典社會模型的解構與重建，試圖表達一種對于現代性、消費文化與異化的獨特解讀，借以構建一個基于符號價值系統與擬象景觀系統的全新社會形態。盡管這種對于馬克思的解構與重建在目的上是積極的，但是，消費社會理論卻始終沒能走出馬克思的影子而形成一種相對獨立的體系，反倒更像是馬克思思想的衍生品而看不清自身的價值依托，甚至他們在試圖把馬克思作為反對與批判的對象時，也“只有在把其反對的觀點看作是對于馬克思思想的繼承的基礎之上，才能被人們廣泛的理解”[1]。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馬克思在他所屬的機械工業時代也確實親歷了現代性概念的源起與發展，他不但敏銳地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還依據這些素材進行了全面而細致的考察，因此，從現代消費理論的角度，我們有理由認為馬克思在19世紀中期工作的重心之一就在于渲染了一個原初的消費社會語境，并圍繞三個關鍵詞對其進行了縝密的理論闡釋。
一、商品與人的生產
“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2]從生產的角度，馬克思最先把產品從世界的客觀存在中剝離出來進行討論。馬克思認為，物在產品概念的限定下所具有的地位的不同是根源于它從獨立客體轉變為有機客體的遞進，人對自然的改造力中的一大部分轉移到了產品中，而這種轉移則意味著人放棄了某種權力，他們把自己高于世界上其他生命體征的智慧與能力讓渡出去，借以使生產力獲得提升。但是，“如果沒有生產一般，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3]。當生產活動不僅僅被限定在人所獨有的范疇內，以人的勞動作為衡量物的價值的標準則變得不再穩固。
在馬克思早期提出的勞動異化理論中，主要關注的是生產過程中非人的物質載體的反叛。馬克思認為這種非人的物質載體就是社會分工環境下的勞動產品本身，人類創造勞動產品的過程中，價值讓渡就已經開始，然而，這種價值讓渡的最終結果則是在產品被交換并成為商品的時候實現的。如果說個體商品的交換所讓渡的價值量還很微小，那么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作為商品交換行為大量積累所獲得的讓渡價值則是巨大的。人類從商品世界中的獲益雖然從實質來講只是自我勞動的合理補償，但實際上，通過商品這個中介處理過濾之后的價值則斷絕了與人所固有的先天的聯系，這使得商品生產的意義被外在地擱置了。由此不難看出，消費社會中物的高度豐盈的狀態只是這種價值轉移的極端形式。馬克思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4]。這里物的世界的限定已經超出了商品的范疇而成為被消費之后并回歸于物的概念之下，經過人類作用之后并回歸于自在的世界。
從這個角度解讀人類生產的意義，其根本點就在于它改變了人類生存世界的存在狀態，甚至這種改變完美到毫無瑕疵地與原有世界無縫彌合，以至于人類干涉的標簽被丟失，從而根本無法分清什么是自己改造過的東西而什么東西是自始自在且沒有變化的。
在馬克思所闡釋的語境之下，人通過勞動所生產的不只是作為商品的物，還有作為商品的人。人在這里成為受制于商品價值體系之下的犧牲品，他們自己也就被自己所建立的普適的衡量標準所限定，并被掛上了商品的標簽。在商品中凝結的人類勞動在人類商品之中同樣存在，人類本身也是被自我生產之后的產品，甚至說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社會財富的增加完全就是依賴于被生產的人類商品本身的增值。消費社會中商品生產具有與馬克思所概括的生產模型一脈相承的特性，甚至更為突顯了人作為一種類存在物與非人相對峙的狀態。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這樣描述道：“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把類——他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一種事物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5]在這里，類的觀點是人對于消費社會的一個反映，馬克思在160年前就已經深刻地預見這樣一種人的類的自我反思，并把它自身與其相對的類（即現有生命狀態下的類與非生命狀態下的類）關聯起來。
把人看作是類存在物的觀點是對消費社會做出的最具悲劇意味的預言。人把自我劃分為生命的類與非生命的類，則是默認了作為非生命形式的人的形態的存在，馬克思認為這種自我認識是伴隨著人類歷史上第一件商品被交換而出現的人類自我束縛的第一步。如果把作為商品的人的價值實現看成是消費社會最為顯著的特點，那么我們自然能夠把消費社會的歷史向前推進到人類誕生的初期。按照這個觀點，人類社會一直都是被消費社會形態下的商品規則所統治的，只是這種統治在工業社會表現得愈發明顯。然而，與當代消費理論中強調的人與物的絕對對峙不同，馬克思更看到了人與物關系背后隱藏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相當于最終回到了圓周的起點，找到了作為商品的人的生產的最初根源。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把這種邏輯推衍到市民社會的高級形態中去，即以人類全面解放為目的的共產主義社會。
二、生產邏輯與消費邏輯
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構想是從生產的觀點出發的，他最初試圖以資本（私有財產）的邏輯來解決這種價值淪喪問題。鮑德里亞在《象征交換與死亡》一書中質疑馬克思的生產觀點，認為生產作為一種傳統價值創造的形式已經死亡，“沒有什么是被生產出來的”，“勞動具有的生產性實際上是被指派的再生產，這是一個已經迷惑于生產的社會的總習性”。[6]他認為，消費社會中生產活動已經不再存在，或者說生產活動已經不再是人類的勞動所直接造成的，而是自我運行的獨立于人類的系統，人已經被生產活動完全排斥出來，于是，在人類社會中，消費成為最主要的價值實現形式。在此，鮑德里亞展開了一個與馬克思的生產邏輯完全相對的消費邏輯，它圍繞著消費、需求、欲望來形成運作而把生產排除在外。無論這種生產與人分離的行為主體是哪一方面的力量，消費社會中生產與消費的脫節實際上把人類社會剝離為兩個部分：一個是有生命活力的類存在物的人的消費的世界，另一個是無生命的人的類存在物的生產的世界。可以推論的是，人類歷史必然會出現兩條社會實體的分支，即相互獨立的兩條歷史主線，這將造成不可挽回的人類經驗認知的困境。
然而，馬克思并沒有忽視這條重要的消費邏輯的線索，實際上，消費的觀點彌漫于馬克思全部思想的核心部分之中，只要馬克思談到生產的時候，后面必然顯現出消費的影子。可以說，在馬克思那里，生產與消費的觀點永遠是相互關聯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指出：“生產制造出適合需要的對象；分配依照社會規律把它們分配；交換依照個人需要把已經分配的東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費中，產品脫離這種社會運動，直接變成個人需要的對象和仆役，供個人享受而滿足個人需要。因而，生產表現為起點，消費表現為終點，分配和交換表現為中間環節，這中間環節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規定為從社會出發的要素，交換被規定為從個人出發的要素。”[7]相對于人來說，分配與交換作為中間環節直接與需求相關，分配所針對的是作為社會整體的公眾性質的需求，而交換則是作為個體存在的大眾性質的需求。前者具有國家參與的因素并具有歷史屬性，遵循一定的社會規律，需求在這里表現為高度的一致性，需求主體則是具有高度共性的細分群體，而后者則是獨立自由零散的需求對象。生產與消費由于個體需求的存在才展現出物的繁雜與豐盈，“在生產中，人客體化，在消費中，物主體化；在分配中，社會以一般的、占統治地位的規定的形式，擔任生產和消費之間的中介；在交換中，生產和消費由個人的偶然的規定性來中介”[8]。確切地說，消費社會中人們所真正感知的就是這種基于個體需求的消費體系。
然而，正如馬克思由起點生產到終點消費的線性流程所展現的，生產與消費的地位并不是等同的，總有某種傳動機制在兩者之間發生作用，即無論是否具有現實的可操作性，生產與消費總是存在邏輯上的先后次序，生產天然的主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馬克思核心思想的走向。當我們把生產消費領域單獨分析的時候，就會發現它們分別與人類本性有“拒絕生產與接受消費”的沖動相關。在生產領域中，人類的這種本性克制了自己的生產欲望，于是，個體生產無論在哪個層面上都是對個體與群體有利益貢獻的，利益貢獻是無限的并永遠正義。而在消費領域中，人類的這種本性助長了自己的消費欲望，那么，個體的任何消費行為都必須謹慎而行，利益消費是有限的并永遠是非正義的。人類群體允許個體自由選擇生產，卻拒絕個體自由選擇消費。與此同時，連接生產與消費環節的需求本身也是被生產的，馬克思指出：“由于生產通過它起初當作對象生產出來的產品在消費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動力。同樣，消費生產出生產者的素質，因為它在生產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9]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塑造了一個高于物質生產消費概念的生產，它具有更高的哲學屬性，且已經不僅僅把生產主體限定于現實的人，甚至物的生產與消費環節本身都能夠成為生產的主體，最終實現在馬克思全部理論體系之中高度完整與廣泛的生產概念的建立。
然而我們必須要作出區分的是，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模型中生產的對象是物而不是商品，人類勞動的目的應當是自我存在的需要與本質屬性的外在表達，而不是以交換為目的的虛假行為。交換之所以成為一種現象上的目的，是由于它被偽裝成物與物的關系的形式，即商品被標注了拜物教的特征。從商品的價值形式出發，馬克思建立了商品神秘的價值謎團，“商品A=y量商品B”代表的是等式兩端的兩個世界的關系而不是單純的物物相關，“一切價值形式的秘密都隱藏在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中”[10]。因為這個簡單形式象征著商品價值實現被自然化的過程，自然化把商品之間的價值確定化并被量的函數所指導，這是人類生產被商品操縱的開始，也是拜物教的核心，它創造了一種基于物的量的生產方式，并把這種量與價值內容直接相關。價值形式的推論背后是人與人的關系表現為社會化的物的關系的潛在過程，轉變的中介規定了通過量來象征與指向的價值轉移，符號的價值在馬克思那里以一種更加現實的形式表現出來，以至于人們根本無法將其與符號本身聯系在一起。
馬克思認為，貨幣就是這樣一種甚至能夠被當作商品來買賣的符號。當它被理解為商品的時候它是貨幣，反之，它是符號。如果消費社會中符號能夠表現為對于商品核心價值實現的直接統治，也就是說，符號本身具有了能夠決定商品價值的意義，那么貨幣則作為馬克思符號觀的直接體現與商品的拜物教相互結合構建了一個異化世界的最初模型。貨幣通過對商品價值量的直接評價，而扮演了可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行系統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如果消費社會把符號價值作為對于物的崇拜的一個重要依據，那么貨幣在資本主義誕生初期就決定了商品完全被貨幣操縱者們所控制；在貨幣面前，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變得外在化了。事實上，馬克思把使用價值與物的自然屬性相關聯、把交換價值與物的社會屬性相關聯，這本身就是對貨幣統治的一種展示。因為無論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都是指向人類主體的，當商品流通系統相對成熟并且人類有機會獨立利用貨幣的多種形式來影響商品流通過程的時候，貨幣的符號價值意義才占了上風，并且這種符號價值迅速成為資本市場最為敏銳的觸覺神經，甚至商品拜物的屬性都被瘋狂地抹殺掉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道：“正如商品的一切質的差別在貨幣上消滅了一樣，貨幣作為激進的平均主義者把一切差別都消滅了。”[11]
三、符號意象與異化
通過符號價值建立的嶄新世界在消費社會以視覺意象的方式被表現出來，擬象的仿真成為這種超真實的符號世界的前奏。對符號與視覺系統中固有的聯系絕不僅僅是由于視覺符號給人的感受最為直接與敏感，它們同時是通過人類的消費行為緊密地連接在一起的。對于這種隱蔽的關系，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有明確的闡釋：“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12]圖像成為這種需求在人腦中的現實化的反映，并把它形成為一種對象來生產，于是我們對于視覺系統在人類生產對象的設定中的作用便有了直觀的認識。
在交換過程中，通過價值關系構成相互反映對方價值的商品，便以鏡子的形態表達對意象化象征體系世界的一種隱喻。毫無疑問，馬克思對于生產之鏡的理解是現實的。與此同時，商品在成為這種圖像載體構建其符號世界的過程中，也就是對于超真實世界的崇拜與沉迷，在馬克思的體系中，這種崇拜與沉迷以一種更為直接的方式表達出來。因為他所推論的是一種建立在交換過程中的價值實現，而這種實現絕不僅僅是超真實的意象而是可以確實觸及的超級感知，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揭示了“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13]。超感覺的概念在馬克思的體系中緊密地與商品拜物教聯系在一起，事實上，馬克思對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也恰恰是以符號價值實現的角度為切入點的。人們使他們的勞動產品彼此當作價值發生關系，不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物只是同種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恰恰相反，他們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產品作為價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們的各種勞動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同時，相對于這種物與物的形式，馬克思認為它將一直以最為主要的形式長期存在于各種社會形態之中，雖然“消除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純粹是偶然決定的這種假象，但是決沒有消除價值量的決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14]。從這一點上我們也能夠得到來自馬克思的深層暗示——作為物物關系來構建的消費社會的可能性。
然而，無論馬克思把異化置于自己思想體系中的什么位置，它無疑象征了一種全新的思路與批判的深度。事實上，馬克思后來的追隨者們最為強調的就是這種基于異化模型的社會批判精神，從盧卡奇到阿多諾，從馬爾庫塞到哈貝馬斯，從德波到鮑德里亞，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把這樣一種視角帶入了自己的理論體系之中。如果說真的要尋找消費社會理論的理論起點的話，也只能到馬克思的異化理論這里來尋找。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異化作為馬克思從黑格爾那里揚棄加工后的一個概念，是他最初理解人類生產活動的入口。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用“異化勞動”作為一個單獨的小節來表述這種思想，可以看出“異化”在馬克思這里被作為對“勞動”概念理解的一個附加概念。異化與勞動直接相關，如果我們把勞動看作一個媒介，它連接著生產主體人與生產客體勞動產品，那么媒介異化所導致的就是人與勞動產品之間主客關系的現實異化，“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15]。而這種概括也就把勞動產品的本質與人和生產活動之間相關聯在一起，它在本質上“是固定在某個對象中的、物化的勞動，這就是勞動的對象化”[16]。從這里我們至少可以看出馬克思所強調的是勞動實現失去了它的現實性，以至于這種非現實性竟然和勞動活動本身造成對立，但是他所闡述的勞動的對象化則更具有普適意義。當代消費社會理論的勞動觀，也建立在對非物質性勞動產品的表述與其中的勞動對象化的關系的理解之上。準確地講，馬克思并沒有把異化對象完全限定在物質勞動產品的范疇之內，只是他所討論的主要就是這樣一種物質生產的情形，這一點應該給予理解。由于生產力水平的限制，這種首要的物質生產必定占據生產活動的主導環節，即使是馬克思的預言也要以時代現狀為第一語境來進行表述，否則人們就無法在這種語境之外來準確地理解它。然而，在生產力不再成為大量的物質生產活動的限制的時候，勞動對象化更為全面的意義也就隨之浮現。
人們于是驚訝地發現，這種異化的推斷同樣適合于非物質勞動產品的生產行為之中，甚至表現得尤其明顯。需求的涵義伴隨著這種轉變顯得奇異起來。首先，純粹物質性的需求雖然依然不可替代，但顯然已經不再重要，反而這種需求的量卻成為產品價值實現的關鍵，于是需求生產被引入生產概念之中，需求成為一種產品。其次，需求的實現方式從最初的與消費能力相關逐步轉變為與消費欲望相關。馬克思在談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候把前者作為生產相對過剩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然而，在消費社會中生產相對過剩已經完全被生產絕對過剩所取代，于是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危機模式。但是，也只有在這種條件下，需求才回歸了它最為原始的涵義。與此同時，需求的對象也從更偏向于群體概念下的產品向更接近于個性意義上的產品轉變。雖然類分工的生產依然是基礎性的，然而滿足個性需求的生產活動無疑意味著更大的市場，這種個性的消費概念也成為消費社會物的豐盛的直接邏輯起點。馬克思看到了這樣一個危機，即人類需求的被滿足將成為人類自我克制的殺手，需求對于人的統治從未如此危險。而當代消費社會的建構則恰恰是承認了這個被奴役的前提之下才成長起來的，于是，我們看到今天的一些學者們對人類社會宏觀上的橫加指責乃至對于人類前途喪失信心的悲觀態度。狹義地講，這似乎是他們從馬克思那里汲取的最為普通的一點養分，很明顯，這種異化的觀點被污染了。德國社會哲學學家奧斯卡·內格（Oskar Negt）尖銳地指出：“20世紀的現代思想史是對馬克思思想的腳注構成的，然而這一過程的悲劇性矛盾就在于這個時代的大部分科學發展都建立在腳注之上，而不是它的正文。”[1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馬克思的思想體系中孕育了豐富的現代消費社會理論因子，這不僅確證了馬克思是西方消費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同時揭示了兩者之間隱蔽的繼承關系。事實上，當代消費社會理論的核心觀點正是對馬克思的續寫或當代解讀，而這種解讀又是與更為狹隘的一個展示味道頗濃的模型社會緊密相連的，這也就是說，消費社會并不代表人類全部社會形態正在展示或即將展示的必然趨勢，它只是一個跳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束縛而獨立構成意義的概念。雖然消費社會理論把馬克思的理論范疇放大了，但它卻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下（無論它是否承認這種聯系）對馬克思所構建的社會模型進行了當代社會的實驗，甚至取得了尚未成熟但已見雛形的理論成果。那么，在此背景下，相互對立的社會群體如何應對人類共有的種種問題必將成為一個嶄新的課題，畢竟，面對一個歷史選擇的不是階級形態劃分下的國家群體而是抱有獨立利益需要的國家個體。于是，只有我們回歸到馬克思重新分析的這個經典的社會模型的時候，其中被填充的消費社會實體才能夠表現出其真正的價值。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4期
作者單位：鄒廣文，清華大學哲學系；王縱橫，清華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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