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對勢力及其歷史虛無主義，時常散布一個論調：“毛澤東不懂經濟”。他們在這里所談的所謂“經濟”，其實就是指西方傳統的市場經濟模式，即資本主義經濟，簡稱資本經濟。毛澤東認為，搞資本主義，必然導致兩極分化，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是一條通往資本主義腐朽沒落的老路。在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勞動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國家里，必須開創一條新的發展道路；而且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當初物質技術條件十分匱乏的國家，如果實行西方經濟模式也是當時社會條件和國際條件所不允許的，這只是一條“揚短避長”、跟在別人后邊慢慢爬行的路線。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可以說是除了“人”以外別的什么物質術條件都缺少的國家。然而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人又是生產力中最根本、最有決定性的因素。人不僅是發展經濟的目的，而且是發展經濟的根本力量。任何生產經營活動，從管理者到勞動者都是人的行為。因此，充分發揮人的積極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精神，調動人的力量、依靠和發動人民群眾搞建設，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這正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國情的一個強大優勢。這同那種依賴利誘、金錢、物質，少了錢財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經濟學理論形成顯明區別。
人的積極作用當然是受社會條件制約的，例如在一個一盤散沙式的私有制社會和雇傭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的積極性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不僅使廣大勞動人民從私有制和受剝削的地位中翻身解放出來，而且又逐步走上公有制集體化道路，廣泛地組織起來，當家作主，建立起了一個公平、公正、互助、合作的社會關系，這就為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的發揮創造了充分條件。在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路線指導下，必然產生排山倒海、改天換地的偉大力量。這正是嶄新而獨特的毛澤東政治經濟學模式的核心內容。
第一、毛澤東政治經濟學模式的核心是以人民為本，尤其是以廣大工農勞動人民為發展經濟的動力源泉，根本目的就是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
毛澤東認為，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一個在經濟上“一窮二白”、政治上“一貧二弱”的落后國家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搞社會主義建設，其直接途徑和目標就是實現人民群眾的共同富裕，不斷滿足其物質文化生活全面發展的需要。人民群眾、勞動者階級本身就是財富和資金的創造者。世間人是第一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沒有資金就用集體的力量和大家的雙手，在自己的國土上直接創造；沒有洋設備就用土法上馬；缺少專家、權威，就依靠勞動人民的智慧和經驗，依靠人民的集體力量創造財富；實行開放，爭取利用外國可利用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等待將來什么時候有了錢再搞，更不指望外國壟斷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恩賜”。由此，創造出了廣泛發動群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創業、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驗，以及象“大寨”、“大慶”那樣的創業道路和“鞍鋼憲法”那樣的先進管理模式。在此前提下引進外國科學技術，利用資本主義。
第二、堅持以無產階級的政治統帥經濟發展，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抵制生產資料私有制自私自利、個人或少數人發財致富的傳統習慣勢力，批判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為手段的資本主義發展觀念和道路。
過去陳舊的發展觀念都是就經濟論經濟、一心追求私利，把實現眼前的物質利益和享樂視為中心。與此不同，毛澤東把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和唯物辯證法理論運用于經濟社會發展中，正確揭示了經濟發展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政治與經濟、人與物等之間的辯證關系。充分發揮了先進政治對經濟的巨大指導作用，突出了人在經濟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從根本上鄙視并拋棄那種以“物”、即以金錢與資本追求私利的發展模式。無產階級政治的實質，就是堅持廣大勞動群眾的主人公地位、生產資料公有制、集體利益和共同富裕，反對為少數人謀私，就是破私立公、批判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傳統“經濟人”、唯福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庸俗經濟觀念即使在當代西方社會也被認為是一種陳腐、有害的東西，這種發展觀念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更是不可取。在毛澤東的論述中，貫穿著大量批判“業務掛帥”、“物質利益刺激”、“機械唯物論”和單純經濟論的思想，同時提出了“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統帥”、“政治掛帥”、“人的因素第一”、“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艱苦奮斗，勤儉創業”，以及“抓革命、促生產”等等一系列著名論斷。在一切生產建設中領導干部必須深入第一線，嚴格實行干部和知識分子參加勞動，實行與勞動群眾“三同”和防止干部脫離群眾搞特權、特供等搞特殊化腐敗制度，這就不僅保證了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而且增強團結和協作，充分調動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充分發揮集體人的因素本身的巨大力量。
第三、正確處理國民經濟內部各部門、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有計劃、按比例、有秩序地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均衡協調發展。
計劃經濟與客觀規律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正是計劃經濟提供了人們依據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而自覺主動地駕馭、管理經濟生產的可能性，從而按照各方面的需要而合理地配置資源，實現均衡協調和快速發展，減少浪費、提高效率。無論在任何體制下，經濟發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都會不斷出現的，計劃經濟當然也不能避免。不斷調整和處理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關系正是執政黨和政府領導經濟建設的重要職責和任務。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科學闡述了正確處理經濟發展中一些重大關系的原則，其核心問題是研究探索經濟內部的相互關系、尊重客觀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一理論在后來實踐中又不斷地豐富和發展，一直是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路線和方針。一些基本的經濟關系從60年代后期基本形成相對穩定的模式。在整個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經濟發展一直是在中央與地方、統一與分散、政府與生產單位(企業)、計劃與市場、供與求等矛盾關系和產業結構、比例的不斷調整中前進的，其中有幾次大的調整和整頓，變化還比較大，稱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經濟發展的目標、結構、比例關系、管理制度、方針政策等方面可以說沒有哪一個“五年計劃”是按原計劃固定不變的。相反，一直是在實踐中注意和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爭論、探索、調查研究、改革調整中不斷前進的。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真正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富于創造發展變化的模式，是在波浪式前進的。它從來沒有出現過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問題。除了1958～1959年遇到一線領導犯急于求成的“左”傾錯誤之外，從未發生過大的波折。長期以來，敵對勢力及其歷史虛無主義，所謂的“公知大V”經濟學家和資本精英，指責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是“僵化”的、“落后”的、無效率的模式，歷史已經證明，這不符合歷史事實，是別有用心、顛倒黑白的歪曲和污蔑。
第四、政治上關鍵是抓好整頓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作風。反對和阻止特權階層利益集團形成及其腐化墮落、和平演變，嚴防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向舊官僚腐敗制度蛻化變質。
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在社會生活中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仍然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在觀察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特點中清醒地看到，執政黨的黨性保持或演變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是決定性的因素。由于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的變化，由于黨的領導層的換代更新，面臨資本主義的誘惑、腐蝕或收買，這必然使執政黨易于發生和平演變的危險，并因此而可能改變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發展方向和性質。無產階級執政黨如果變成象前蘇聯共產黨那樣搞修正主義，產生官僚特權體制和既得利益集團，那么公有財產和計劃經濟被極少數官僚權貴利用起來將十分直接和方便，那就必然變成他們的既得利益和剝削廣大工人農民階級的工具，使舊社會那種富人與窮人、權貴階層與平民相對立的現象重演。如果領導者不是大公無私的，那么他也不敢、也不可能放手發動人民群眾實施民主監督和創新創業，從而失去各項事業發展的生機、動力和正能量。
毛澤東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危險來自共產黨內部，尤其是掌握領導大權的干部。要防止他們通過改變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方針、政策的辦法來改變工人、農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改變公有制的性質和發展方向。為此，他和黨中央創造了通過發動群眾整黨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的辦法，來不斷揭露和批判黨內的腐敗現象和黑暗面。差不多是三、兩年一次地搞政治運動，積極開展思想、路錢上的批判和斗爭，整頓黨的作風，純潔黨的隊伍和國家機關。此外對各級領導干部還實行每年深入工廠農村參加勞動、與群眾實行“三同”的制度，廢除一切黨政機關的特權待遇，實行干部與工人相當的工資制等。當時的干部真正能坐在機關的時間比較少，基本上是經常自帶鋪蓋卷在下面蹲點、參加勞動、調查研究、總結交流經驗，促進生產管理和發展，似乎把干部整治得很苦。以至于有些人寧可在工廠當工人，也不熱衷于去機關工作。尤其是毛澤東當時還給予群眾“有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權力，以充分發揮其民主監督的作用；還實行從工農群眾中提拔干部的制度；在黨內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民主監督的制度等。這一切措施都有效地制止了和平演變趨勢的滋生、蔓延和領導階層向舊官僚腐敗體制的蛻變。那時候雖然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各級領導機關基本上是廉潔奉公、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謀特權、搞腐敗者很少。
毛澤東時代的主要精力似乎都放在政治運動和思想政治工作上，而實質上這正是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健康發展、保證工人、農民利益和地位最根本有效的保證，更是真正保障實施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產品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有效發展的政治前提條件。毛澤東對于商品經濟實施既利用又限制的方針政策，有時也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生產，但限制其過趨私利亂法等危害，防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演變到資本主義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由商品經濟改稱為市場經濟，這要科學認識，正確對待，關鍵是要特別注意和格外警惕市場經濟的二重性。2700多年前，中國古典經濟學家管仲 (約前723年—前645年)在他的傳世著作《管子》中早已論述了社會分工、商品經濟、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及其規律，發展產品經濟和商品經濟，也講到市場、等價交換等問題，鼓勵當時齊國社會經濟發展。到近代，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1723—1790）在其《國富論》中也論述了社會分工、商品經濟、商品生產與交換、市場與貨幣、價值和剩余價值、資本與利潤及其發展規律等，要求發展資本主義。這說明古今中外經濟理論界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個經濟范疇內涵既有聯系，又有不同，要歷史辯證地看待。英國現代經濟學家約翰.艾克斯（1904—1989）在其著作《經濟史理論》中依照市場經濟發生學線索串連史料，論述了市場經濟演進史，習俗經濟和指令經濟開始發展到商品經濟，重商主義城邦經濟到貿易中心經濟，進而實現市場經濟。可知市場經濟是在商品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商品經濟歷史發展的結果。在經濟發展史上，商品經濟大體經歷三個階段：商品經濟初級形態即簡單商品經濟，中級形態即古典商品經濟，高級形態即現代商品經濟，又改稱曰市場經濟。從商品經濟范疇的歷史演進就可看到市場經濟范疇的二重性，既是商品經濟，又是市場經濟，即資本經濟的代名詞。毛澤東稱現代商品經濟，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范疇的延用，但賦以現代意義。西方的現代商品經濟已明確改稱市場經濟了，但沒有否定商品經濟性。這是為什么？馬克思《資本論》從商品經濟即其商品的二重性價值與使用價值入手，深刻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吸血的骯臟性、腐朽性、猖狂性，及其政治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規律。西方現代商品經濟的主導力量，即資本主義勢力，為著隱蔽資本的剝削本質，由商品經濟改稱市場經濟。這就是市場經濟的二重性，在西方既是現代商品經濟，又是資本主義經濟。在新中國既是現代商品經濟，又是社會主義經濟。這兩對經濟范疇的使用，直接關系到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根本問題，從理論到實踐不可不察，必須科學區分，嚴謹對待，保持高度警惕，堅持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
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實踐證明，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體現，是勞動人民實現自身利益和共同富裕、全面發展的根本保證；計劃經濟是先進的經營管理方式和發展手段，遵循計劃規律，能夠促進生產力協調快速高效發展；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主要控制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既可促進經濟發展，又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然而，這里必須有一個政治前提，即其領導和管理者動機也必須是“公共”的而不是自私的。這本來也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本身應有之義，并非過高的要求。這就是說，領導決策核心及其所管理的政治、思想、教育、組織、黨的建設等上層建筑領域是否繼續保持其先進性和人民性、不搞以權謀私以及防止向特權階層、舊官僚腐敗體制演變，這才是根本性、實質性問題之所在。正是這個重大問題成為毛澤東晚年所艱難探索、力圖解決的重大課題，由此形成毛澤東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一個非常突出特點。這也是毛澤東寄望于黨的領導接班人繼續堅持解決好的重大政治問題。
這里清楚說明，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決不是僅僅由公有制、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構成的，而是加之領導機關的革命化(反對以權謀，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等多種要素共同架構起來的，是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統一的模式。只有在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的情況下，黨的干部隊伍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真正做到以公心執政，才能在決策和管理中真正從人民和社會各方面的需要出發，使經濟健康快速高效發展，從而造福于人民。在這樣的條件下，即使保留某些私有經濟、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資本經濟）成份，也會從政策上得到正確的調控，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相反，一旦領導集團出了象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式的修正主義領導人物，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立即成了假公濟私、任人瓜分、搶奪的蛋糕。要知道，任何經濟制度和機制本身都沒有自動保護的能力和機制。斯大林的沉痛教訓，恰恰就是忽視了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忽視了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培養，容忍了領導干部既得利益的訴求，容許搞特權、搞特供、搞特殊化，實質上培養和造就了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一伙修正主義頭子及其社會基礎“既得利益集團”、所謂“三和兩全”、“新思維”的蘇聯，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亡黨亡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極其嚴重的惡性后果！這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永遠牢牢記取的血的深刻歷史教訓！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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