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一生追求無產階級革命，為尋找新的社會變革之路矢志不移。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使無產階級意識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的理論，從包含著“新世界觀的萌芽”中去尋找無產階級何以解放的“可能性”,從“使現存世界革命化”中去論證人類何以解放的“必要性”。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進程及策略的理解包含一個復雜的問題：何謂“革命”的理論自覺和主線?或者可以追問，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把合法的普選權斗爭同暴力革命結合起來的思考，為什么能夠成為新的觸及社會現實的革命策略?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所涉及的將是對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和人類解放的歷史任務的理解。
一、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策略的思考
19世紀70年代以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策略的思考集中于暴力革命問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后，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等著述中，對巴黎公社革命的經驗做了深刻總結，進一步闡述了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在革命中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思想。此后，面對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不斷鞏固和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沖突和階級矛盾相對趨于緩和等新變化，馬克思恩格斯對無產階級革命策略進行了新的闡述。他們在強調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時，進一步提出了各國工人階級要根據本國實際情況選擇適當的革命方式和道路，提出了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權的可能性。1872年，馬克思在《關于海牙代表大會》的演說中鄭重指出：“工人總有一天必須奪取政權……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采取同樣的手段。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杠桿。”
19世紀80年代，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期，軍事技術的發展使資產階級的武裝力量得到進一步加強，無產階級舉行舊式起義的革命方式遇到了極大的困難。當時第二國際各黨派內部已經出現迷戀資產階級議會斗爭，幻想通過“和平過渡”的改良主義方式進入社會主義的傾向。恩格斯在同各種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思潮的斗爭中，撰寫了《德國1890年的選舉》《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法德農民問題》《今后怎樣呢?》《德國的社會主義》以及《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分析和研究了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形勢和策略：由于現代國家武裝力量的增強，暴力革命，即“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街壘和巷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如果軍隊作戰，進行抵抗就是發瘋，因此，必須制訂新的革命策略”。
恩格斯反復告誡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現在已經不合時宜，革命的正確策略應當是利用普遍的選舉權開展合法斗爭。在1893年9月，恩格斯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講話中，稱贊合法的普選權是無產階級手中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衡量黨的權力和實力的手段。恩格斯認為，合法的普選權“既加強工人的勝利信心，同樣又增加對手的恐懼，因而成為我們最好的宣傳手段”。“在競選宣傳中，它給了我們獨一無二的手段到人民還疏遠我們的地方去接觸群眾”。“此外，它在帝國國會中給我們的代表提供了一個講壇，我們的代表在這個講壇上可以比在報刊上和集會上更有權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議會中的對手和議會外的群眾講話”。
當然，恩格斯主張利用普遍的選舉權來開展合法斗爭，并不意味著他把合法的普選權看作唯一的手段，無產階級還須掌握革命領導權和做好暴力革命的準備。恩格斯指出，“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并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不言而喻，我們的外國同志們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無一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不停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現行統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讓這支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被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顯然，恩格斯晚年主張利用合法的普選權開展無產階級斗爭是有原則、有條件的。無產階級要把合法的普選權同奪取政權的暴力革命結合起來，即把合法的普選權作為實現奪取政權的手段，而不是放棄奪取政權的目標，讓資本主義自發地、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
二、伯恩施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
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國際理論家圍繞無產階級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一些理論者以工人運動的實際，表明奪取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根本無須再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通過暴力革命來實現，公然對科學社會主義發難。在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出現的時候，考茨基的教條主義與“攜帶修正主義種子”的李卜克內西，以一種所謂“寂靜主義”的革命態度對待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悖反性地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放棄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目標。考茨基在1892年發表了《階級斗爭》。他認為，社會革命并不一定要“伴隨著暴力和流血”。與此同時，李卜克內西刪減恩格斯根據1848年的革命經驗與策略的內容，推崇走資產階級議會道路的社會改良運動。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主張放棄暴力革命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轉而推崇“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思潮，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世紀之交面臨的最大挑戰。
伯恩施坦一生與政治的關系極為復雜。在青年時代，伯恩施坦受杜林思想的影響很大，尤其推崇杜林的《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和《國民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教程》等著作，成為杜林哲學體系“最虔誠”的遵守者和“新皈依者”。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德國社會民主工黨。此時的德國工人運動中，拉薩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兩種指導思想并存。伯恩施坦傾向于拉薩爾主義，他甚至認為，拉薩爾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并無原則差別，只是具體方法不同。正是由于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偏差，加固了他對社會主義運動形而上學的理解。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成為馬克思主義正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這一時期，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編的《新時代》雜志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標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解釋”進行有針對性的批判。
首先，伯恩施坦明確反對無產階級暴力革命，認為暴力革命必然導致社會災變。在伯恩施坦看來，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是符合歷史理性的一般趨勢，無產階級也獲得了一定的自由，這是工人運動的偉大成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開展暴力革命運動，勢必會破壞和平穩定的局面，損害各方利益。伯恩施坦指出，“災變論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產黨宣言》的論述為根據的。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他們都沒有道理”。“莫斯科式的無產階級野蠻暴力專政的道路，僅僅在外表上是比較迅速而方便的道路。那是一條破壞的道路，與此相反，只有建設的道路才能穩妥地通往社會主義。在一個有著組織完善、訓練有素的強大工人階級的國家，人民的民主權利保證這條道路取得成功”。因此，伯恩施坦認為無產階級暴力革命有其歷史局限性，“它的許多具體結論，首先是它對于發展所需時間的估計，則是錯誤的”。
其次，伯恩施坦否定階級斗爭的理論，認為階級關系不再對立。伯恩施坦認為，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階級關系并非如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那樣日益尖銳，相反，階級關系出現了緩和的跡象，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可以在合作中實現共贏。伯恩施坦認為，“我們在先進的國家中到處可以看到階級斗爭采取了比較緩和的形式”。如何緩和呢?伯恩施坦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居民大多數是消費者，他們不是生產中的企業主——工人也是生產者，但不是企業主，而是消費者，同樣，教師、官吏等等也是消費者。這里出現了階級斗爭，它不是在街上，而是在議會和報刊上發生的。但斗爭始終是斗爭。農民反對消費者的斗爭，消費者反對生產者的斗爭，手工業者反對商業和大工業的斗爭，這一切都是階級斗爭”。
最后，伯恩施坦贊同“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工人運動的應然選擇。伯恩施坦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自我補充和自我修復展示了社會進步的歷史趨勢，能夠不斷滿足無產階級的利益訴求，因而相對于和平合法的斗爭路線，暴力革命的代價過于沉重。他指出，“具有各種僵化的等級制度的封建主義幾乎到處都必須用暴力來炸毀。現代社會的各種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區別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縮性的，有變化和發展能力的。用不著炸毀它們，只需要繼續發展它們。為此需要組織和積極的行動，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專政”。
綜上所述，伯恩施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思潮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他不僅認定在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中，毋須“炸毀”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而且認定在這個過渡中，社會主義運動的任務就是積極地“發展”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制度，即使在最后的“過渡”過程中，也完全可能“和平地”,而不是借助于“暴力”“專政”達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
三、列寧對伯恩施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思潮的批判
在嚴酷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氛圍中，與第二國際的理論紛擾，尤其是與伯恩施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辯駁，構成列寧這一階段革命思想發展最精彩的篇章。列寧以捍衛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權威為旨歸，吹響了批判伯恩施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思潮的號角。為了真正廓清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中的合法斗爭與暴力革命“共在與承認”的矛盾張力，列寧指出，“是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計革命時機很快到來這一點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國革命)獲得勝利這一點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國’很快成立這一點上……有很多錯誤，常常犯錯誤。他們在1871年也犯了錯誤……但是兩位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在努力提高(并且確實提高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水平，使他們擺脫日常的瑣碎的任務時所犯的這種錯誤，同官氣十足的自由派在宣揚、喊叫和訴說他們的謬論(說革命是無畏忙碌，革命斗爭是徒勞，反革命的‘立憲’幻想妙不可言)時所表現的平庸智慧比較起來，要千倍地高尚，千倍地偉大，千倍地有歷史價值，千倍地正確”。
首先，列寧批判了伯恩施坦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篡改，強調了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主導地位。列寧認為，雖然利用普遍的選舉權開展合法的議會斗爭經驗掀起了整個社會的關注，繼而引發第二國際理論者的分歧、掣肘、矛盾和沖突，但資本主義“壞的政治”和“庸人及其國家”專制制度并沒有改變。他指出，“在‘民主制的’資本主義的自由下，經濟上的差別并沒有縮小，而是日益擴大，日益加深。議會制度并沒有消除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作為階級壓迫機關的本質，而是不斷暴露這種本質”。“在西歐同社會改良主義自由派、在俄國革命中同自由主義改良派(立憲民主黨)實行聯合、妥協和聯盟的經驗，令人信服地表明這種妥協只能模糊群眾的意識，因為這種妥協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眾斗爭的真實意義，把正在斗爭的人同最不能斗爭、最動搖、最容易叛變的人栓在一起”。在無產階級反抗“庸人及其國家”專制的過程中，暴力革命是最根本的選擇。列寧強調，“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議會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組織比先前積極參加政治事變的人多得多的廣大居民群眾，但是這不會消除危機和政治革命，只會在這種革命發生時使國內戰爭達到最激烈的程度”。因此，鑒于以往的教訓，列寧不主張打出“教條主義的旗幟”,相反地，他要求幫助無產階級弄清楚社會變革的基本原理，真正培養工人群眾去參與革命斗爭。
其次，列寧明確了政治立場，要求工人政黨把反對專制制度、爭取政治自由的斗爭作為現實的出發點，從現實的革命斗爭中引申出社會主義的應有狀態和最終目的，并且使其一步步獲得真正的實現。在《我們黨的綱領草案》中，列寧駁斥了伯恩施坦自我標榜的反“貧困化理論”錯誤之后，再一次明確了社會主義運動的應有狀態和最終目的，“我們已經指出了‘貧困的程度不斷加深’,接著就應當說明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指出這個斗爭的目的(把一切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用社會主義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指出工人運動的國際性，指出階級斗爭的政治性及其當前的目的(爭取政治自由)”。為此，列寧要求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人群眾方面必須圍繞“為了整個社會發展的利益而斗爭”這個中心展開，同時還要“支持一切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運動，反對專制政府腐蝕和模糊人民政治意識的一切企圖”,“這是因為同俄國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緊密結合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應該舉起一般民主主義的旗幟，以便把一切能夠為爭取政治自由而斗爭的或者只能給以某種支持的階層和個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最后，列寧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無產階級專政是確保無產階級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前提。在1899年8月撰寫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抗議書》中，列寧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把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結合起來，毫不妥協地重新投入到為工人階級利益而革命的暴力運動中去。在《怎么辦?》中，列寧再次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根據經濟利益起決定作用這一點，決不應當作出經濟斗爭(等于工會斗爭)具有首要意義的結論。因為總的說來，各階級最重大的，‘決定性’的利益只有通過根本的政治改造來滿足，具體說來，無產階級的基本經濟利益只能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來滿足”。列寧在1902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革命的必要政治條件”。之所以在黨綱中明確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列寧后來指出，“在這個綱領中，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提得很明確，而且是針對伯恩施坦、針對機會主義提出來的”。也就是說，正是因為伯恩施坦“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思潮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惡意刪除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結合俄國社會民主黨當時的革命實際，列寧才在黨的綱領中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使這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現實革命實際有了實踐性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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