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參閱文稿》No.2023~7
我國改革過程中曾一度泛濫監守自盜式MBO、損害國家主權向外資賤賣骨干國企的逆流，以及“吐痰論”之類無恥說辭。我相信，顧準對這種假“改革”之名危害社會根基的逆流，絕不會贊同。一個曾經為建立新中國出生入死的革命者，不可能跟那些不擇手段推私有化、為個人發財不惜把千百萬工人趕上街頭的蠹蟲們為伍的。
先父顧準（1915~1974），是國內知名經濟學家、會計學家。是新中國最早主張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充分發揮價值規律作用的學者之一。
顧準是上海人，少年時因家境貧寒，12歲輟學，經人介紹到上海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他在立信工作14年，勤奮鉆研會計業務，自修經濟學等課程，1930年代出版了數部會計學著作。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上海“一二八”抗戰。目睹深重的民族災難，顧準置已有職業地位前途于不顧，奮起投身救亡運動，團結進步青年，研讀馬列主義，宣傳愛國反帝。1935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以會計師職業為掩護，從事職業界、文化界的救亡工作。1940年，顧準進入敵后根據地，先后在蘇南、蘇中、山東解放區做地方財經工作。1949年在華東財委、上海市財政局、稅務局任職，1952年被撤職處分。1953年調北京，先后在建筑工程部、中科院綜考會任職。
1957年，顧準參加中蘇黑龍江流域聯合考察，因力主維護中方權益，得罪了“老大哥”，回京后即被定為右派，下放勞動四年。1962年，經孫冶方所長力爭，顧準調至中科院經濟研究所（今中國社科院經濟所）。1964年秋，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四清，經濟所斗爭矛頭直指孫冶方，顧準再次當了右派；文革期間被批斗監管審查，多年與家人斷絕音信。筆者母親于1968年不幸離世。1969年，顧準隨學部到河南息縣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盡管歷盡人生悲劇，身受極“左”意識形態高壓，但他追求真理的意志沒有絲毫動搖。中國的獨立富強與社會進步，是他畢生的追求與關懷。在被批斗監管勞動期間，他利用一切時間勤奮讀書，沒有絲毫懈怠。
顧準認為，任何人盡一生努力，終不可能窮盡天下事物；從有限對象考察所得的結論，要用對人類史的全面考察來補足并加以普遍化，這是個人做不到的。馬克思考察的人類歷史，基本局限于西方史，作為在另一種歷史條件下成長起來的東方人，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必須用自己的歷史加以比較分析。他打算從中外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綜合比較中，探尋歷史發展軌跡和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從干校回京后，顧準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將預定的研究計劃付諸實施，除研讀馬列經典著作外，還涉及中外歷史、哲學、經濟學著作，留下大量讀書筆記。但因積勞成疾，他的宏愿未能實現。手邊的《希臘城邦制度》書稿僅完成一半，就不幸病逝。
1979年后，顧準遺稿《希臘城邦制度》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顧準和其弟陳敏之的通信（后結集為《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在各雜志陸續發表，在剛剛脫離極“左”教條束縛的思想界引起很大反響。通信內容涉及中西歷史文化政制的比較、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再思考、對教條主義的批判等。雖未形成系統著述，但其表達的學術思想達到國內同時期高水平，基本為學界公認；所體現的實事求是、窮究根底、不迷信盲從的治學態度，也為廣大學人所尊重。
1994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將這兩本書稿，加上《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合集，以《顧準文集》發行，再度形成討論熱點。
文革時期，先父歷年積存的日記、工作筆記、讀書筆記均被抄沒，存放于經濟所圖書館，1979年退還。部分遺稿由孫冶方及各位前輩轉交給我。之后，筆者將收集到的先父遺稿中，凡有學術價值者，盡量整理錄入，包括《顧準文集》所錄，共159萬字，合為《顧準文存》四卷（文稿、筆記、自述、日記），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2002）。
先父讀書研究領域廣泛，知識積淀深厚，所涉各領域都有獨到見解。惟筆者學識有限，理論功底無法與之比肩，所能做的一件事，是整理和準確理解他的學術思想。本文是關于顧準學術思想的經濟學部分。
一、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一）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社會勞動將有計劃地分配于各部門，個別勞動直接成為社會勞動，商品和貨幣將被取消，分配利用勞動券。
但是蘇聯和東歐國家在多年社會主義實踐中，仍保留了商品貨幣。1952年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發表，提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價值規律”理論。此后蘇聯科學院編《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作進一步闡釋：
1、社會主義社會，全民、集體兩種公有制的存在及產品交換，是存在商品貨幣的基本原因；
2、個人消費品具有商品屬性（受價值規律約束）；
3、由于1、2，整個國民收入及其一切要素，都要借價值來衡量；
4、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的產品調撥，不受價值規律約束，其調撥（交換）價格，只是用以核算、計算、監督的工具；
5、社會主義的商品貨幣只是過渡時期現象，等等。
當時，中國學界深受蘇聯影響，上述論斷幾乎成為不容質疑的信條。
（二）1956年，我國完成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合作化，全面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成為經濟學重要課題。自1956年起，國內學界就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問題，開展了熱烈討論，延續數年。瀏覽當時重要文獻，不乏真知灼見，但多數立論，還是跳不出蘇聯理論的框框。
在當時，系統、徹底地主張“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文獻，首推孫冶方《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經濟研究》1956年第6期），和顧準《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經濟研究》1957年第3期，以下簡稱《試論》）。
孫冶方和顧準早在上海地下工作時就曾共事，是多年的老友。1956年，顧準找到孫冶方，就社會主義價值規律問題深入交換過意見。1979年后經濟理論討論熱潮中，孫冶方還特意提起此事。
經過討論，他們共同認為，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具體做法，首先要做到計劃價格合理；至于發揮市場作用，凡是實際經濟制度的改變都要慎重。孫冶方的意見似乎也與此接近”（《顧準自述》）。這幾乎就是“漸進式改革”思想的雛形。
（三）孫冶方在其代表作《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的核心觀點是：
1、社會主義社會，產品生產也要花費一定量的勞動消耗，至于這一代價叫“價值”或“社會平均必要勞動量”則無關緊要；
2、社會主義的價值規律有兩方面作用：（1）通過產品個別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差異的比較，促進企業提高效率；（2）將社會總勞動量合理分配于不同部類，即“把計劃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
孫冶方以上觀點，在顧準的《試論》一文中也有完整的論證，下文還會提到。
（四）《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這是顧準生前惟一公開發表的經濟學論文。此處對《試論》內容簡介稍作展開（盡量引用原文和當時術語），以方便讀者準確了解顧準經濟思想的脈絡：
1、在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使用貨幣作為分配工具與核算工具（工資、價格），在此基礎上建立整個經濟核算體系。
假定在單一全民所有制下，消費品的分配只存在于社會與勞動者之間，那么作為分配工具的貨幣，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的“勞動券”。歷史經驗說明，領物憑證式勞動券的分配方式行不通，必須承認消費者靈活選擇的權利；由于具體勞動千差萬別、生產率不斷變動，直接用“勞動時間”作為分配核算尺度也行不通。
利用貨幣工資（近似體現了簡單勞動~復雜勞動的換算）和價格作為核算工具，就是采用了一個公共的尺度（產品生產所費社會必要勞動）。缺乏這個公共價值尺度，在廣泛分工的社會化生產中，全部核算體系就建立不起來。
由于經濟核算制，社會產品全部轉化為價值。
產品的社會價值與個別價值的差異，是社會主義存在價值范疇的依據，也是發掘經濟潛力、提高效率的基本動力。
以上這些，都是馬克思當年沒有預見到的。
2、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
全民、集體兩種公有制之間的產品交換關系，和私有制的商品交換有本質的不同。社會生產是不斷的“流”，如果將個人購買消費品、兩種所有制之間交換產品定義為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業間的物資交換不是商品，那就割裂了兩大部類間的聯系，社會再生產過程就無法理解了。
如果說全民所有制內交換產品不是商品，那么所有社會產品都不是商品；如果說兩種公有制之間的交易是商品，那么全民所有制內的交換也是商品。
社會主義之所以存在商品生產，原因是經濟核算制度的存在。即使在單一全民所有制下，商品生產也將繼續存在（或可稱為特種商品）。
3、計劃經濟與經濟核算——價值規律的兩種作用形式
（1）社會主義必須不斷提高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故必須嚴格核算費用與效果的關系。全社會成為一個大核算單位不可行，核算單位必須劃小，讓企業獨立計算盈虧、促其降本增效。
（2）經濟計劃要規定全局事項，但不是洞察秋毫的絕對指令性計劃；經濟核算提供的成本、價格、利潤等資料，使經濟計劃據以調節生產、正確制定國民收入分配方案和企業間產品交換價格，即計劃要建立在經濟核算制的基礎上。
（3）實行經濟核算制，可以調節勞動者報酬，也可以根據價格結構調節企業的產品生產與流通。由于社會主義各國具體經濟政策不同，經過經濟核算制度所能發揮作用的程度，依“價格、成本、勞動者報酬與基本建設投資”四者聯系緊密的程度而定。
最低限度做法：經濟核算僅是計價手段，生產規模由計劃規定，價格政策不能對生產起調節作用。
最高限度做法：任令經濟核算制發揮對生產、分配、流通的自動調節作用。企業自發追求價格有利的生產，價格自動漲落調節生產流通，勞動者報酬與企業盈虧緊密聯系；計劃更富于彈性，僅限于規定重要經濟指標，減少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具體規定。
上述兩種情況，都是價值規律的作用。只要經濟核算制度不發展到否定計劃的程度，這兩者也都可稱為“價值規律通過經濟計劃調節全部經濟生活”。這和資本主義任令價值規律自發調節全部生產，有著基本的區別。
4、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
（1）社會主義是廣泛分工的近代化生產，產品的實現必須經過一系列過程。不同部類、企業、勞動者間生產力水平的差別，個別產品的價格與其價值間的背離，不斷發生又不斷縮小，這是價值規律作用的基本形式，也是促進生產力進步的基本動力。
（2）價格是聯系生產與消費的紐帶，價值比例的變動決定價格比例的變動。價格比例越接近價值比例，經濟發展越正常；反之，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正常聯系就會受到妨礙，造成浪費與不足。
（3）計劃經濟不排除利用價格政策達到某種目的。但受制于“價格總和＝價值總和”規律，如果計劃價格長期脫離價值（前提是管理體制使企業對價格的反應遲鈍），必然對消費方發生影響；實行物資統配可以抵消這一影響，但長期的后果是加深供銷脫節，阻礙生產發展。所以，即使在實行計劃生產調撥的生產資料領域，價值規律也同樣起著調節作用。
因為經濟核算制度（人都愿意低買高賣），和個人對消費品的選擇，是經常存在的力量。
（4）由于“經濟核算制、價格是聯系生產和消費的紐帶”這兩個基本原因，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規律調節著全部社會產品的生產與流通，影響著經濟生活的全過程。企業、部門和全社會的經濟核算，是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基本方式。
5、貨幣理論
社會主義社會，貨幣的職能同樣是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儲蓄手段等。貨幣具有價值，是因為它的發行流通過程，與產品的生產分配過程相始終。
穩定物價政策，一要使貨幣發行量不超過流通所必要的量，其次要使貨幣代表各種有用物資量的綜合比例，并使這一比例相對固定。同時批評了蘇聯《教科書》的社會主義貨幣理論（盧布含金量~價格水平，二者不可能同時保持穩定）。
（五）筆者對《試論》的理解
1、《試論》于1957年6月發表，隨即受到批判，不久后顧準被定為右派、下放勞動。1964年，中科院學部開展“四清”，孫冶方是重點斗爭目標，顧準也未能幸免。“價值規律論”被批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極右”；文革期間孫冶方的“利潤掛帥論”被反復批判。
1979年，學界重新發起“社會主義的計劃和市場”討論，是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先聲。當年的“異端邪說”由實踐證明了合理性；承認商品生產、充分發揮價值規律作用，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起點。
經歷40年的制度變革，人們對市場機制作用的具體形式、當事人的行為特征、不同社會力量和利益集團的復雜博弈，有了深刻的體會，對社會主義價值規律作用的認識，遠遠超過了經濟學前輩。
1950年代的論戰和孫、顧的主張，作為一樁理論公案，已經在新中國思想史中定格。理解和討論他們的思想，不能脫離當年的時代背景和條件，必須尊重他們的原意，不宜作過度的引申。
時過境遷，今日中國經濟理論的發展，學者們面對的現實問題，和1950年代不可同日而語。《試論》是60多年前的舊文了，今日讀之，不免枯燥乏味。不過考慮到長期以來，對顧準感興趣者不乏其人，一些評介不免帶上個人主觀偏好。在這里，如實地介紹顧準“市場經濟說”的原意和論證邏輯，對于嚴肅的理論研究，也許是有幫助的。
2、《試論》的明顯特征，是從對經濟核算制及其工具——工資、價格、貨幣……的分析起步，引申出社會主義社會價值范疇存在的必然性；并指明（企業、社會）經濟核算是價值規律發揮作用的外在形式。這和孫冶方的主張，本質上是一致的。
顧準從社會生活中最常見、最基本的經濟因素出發，運用《資本論》的方法，力圖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經濟論的框架。這和當時多數論文動輒以經典教條為依據，是明顯不同的。“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們所生存其中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經濟關系”。（《試論》）
3、文章認為：（1）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真正原因是經濟核算制，而非兩種公有制之間的交換；（2）價值規律通過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調節全部經濟活動；（3）計劃調撥的生產資料同樣受價值規律的制約。這就對蘇聯《教科書》的理論體系，作了正面、系統的批評。應該說，這一批評是有顛覆性意義的。
《試論》以“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科學態度，幾乎是單槍匹馬，向龐然大物的“欽定”理論提出挑戰。這也是對當時彌漫于整個理論界的教條主義思維發出的挑戰：
“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把未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安排得那么妥帖，只要我們今天完全照辦就可以了”。
“（有人宣稱）誰企圖用價值與價值規律來解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現象，誰就是違背馬克思主義。至于我們處身其中的社會主義社會，其現實的內部經濟關系如何，則不想去進行認真的分析。我們周圍每日每時大量重復的現象，明顯的與他們所堅持的見解不相符合。他們解釋說，目前存在于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制度只是過渡時期的現象，過渡時期的內部關系，不能成為理論的出發點。于是，我們不免發生一個疑問，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出發點，到底應該是現實的社會經濟關系呢，還是一些什么別的東西呢？”（《試論》）
4、關于社會主義價值規律的作用，《試論》提出了“最低”“最高”兩種情況：“最低情況”即孫冶方的主張，“最高情況”就是市場競爭機制。在當時的意識形態氛圍下，提出如此“自由化”的主張，以及對蘇聯《教科書》的系統挑戰，個人所承擔的風險和將要付出的代價，就無需贅言了。
在這一意義上，顧準被國內經濟學者稱為“（中國）市場經濟第一人”。
5、需要特別指出：
（1）《試論》所說價值規律作用的“最低、最高”兩種情況，并非單純理論推導，而是參考了當時社會主義各國經濟體制以及改革的經驗。在當時，蘇聯國內已有改革傳統計劃體制的呼聲，南斯拉夫從1950年就開始了“企業自治”改革。可以說，《試論》是我國“經濟制度比較”學科的開篇之作。
（2）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制度，是《試論》的理論前提和現實前提，這是必須明確的。作者指出：“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與經濟核算的矛盾統一體”；“社會主義首先是計劃經濟。如果……任令客觀的經濟規律盲目的、自發的起作用，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就沒有什么區別了。但是這個計劃經濟不能不是實行經濟核算的計劃經濟。如果過分強調計劃的一面……達到否定價值與價格之間的關系，……企圖用計劃規定一切的弊病就會出現”。
《試論》的主張，和當今部分學者所信奉的，把“私有化、自由化（非計劃化）”當作“市場經濟”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全面否定政府作用的觀念，是有實質區別的。
順便說明：經本人錄入、整理、校對的一百多萬字《顧準文存》，沒有一處明確主張搞私有化的文字。
（3）關于市場競爭是否會“復活資本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商品生產關系必然導向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充分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是否將導致資本主義的復活？《試論》認為不會，前提是要滿足兩個條件：
a. 社會主義的積累資金不分散在私人手中；
b. 計劃經濟要組織全社會的價值平衡，要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可能出現生產過剩式危機，“與資本主義任令價值規律自發調節全部生產有著基本的區別”。
《試論》作者承認，社會主義各國形式上存在商品流通，這是與恩格斯批判的“杜林式的經濟公社”的相似之點。但是，由于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是公有制下的商品生產，加之滿足上述兩個必要條件，就不會“復活”資本主義（文中所列兩個條件是否充分，可以討論）。
理論的力量，在于論據堅實、邏輯一貫。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承認，在“兩個毫不動搖”的鼓勵下，中國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已屬于資本主義范疇，混合經濟格局已經形成（對此作價值判斷不是本文的任務）。現實的問題，是如何兼顧“公私、勞資”利益，正確處理“鳥”和“籠子”的關系。
二、顧準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進一步思考
（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盡管《試論》被批判，但顧準是認真考慮批評意見，并且下功夫深入研讀馬列經典著作中有關論述。主要心得：
1、《哥達綱領批判》主張的是工分社會主義，工分社會主義也無法避免商品貨幣關系。
這種分配方法，就其計算每一勞動小時可得多少消費資料而言，是脫胎于生產合作社的方法（馬克思一貫重視生產合作社），而生產合作社的分配方法則必定是工分。
但是，如果以勞動券作為分配工具，各合作社的產品必須經過全社會性的中心進行交換和分配，這就預先假定了社會性的勞動時間單位，每個合作社要以這個單位進行簿記和計算。由于產品千差萬別，只要承認消費者選擇，一切社會產品并非（直接）就是社會承認的產品；取消生產者之間的產品交換、個人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社會總勞動的構成部分，實際上也做不到。
2、國家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工資的社會主義
按照馬克思的主張，社會主義不存在資本關系。但為處理生產中的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即“企業資產”——筆者注），就無法消滅經濟核算。社會主義必須是迅速“成長”的擴大再生產，這就必須把生產過程視為價值增殖過程，也必須采取工資勞動、實行經濟核算。所以，這種社會主義同時又是“國家資本主義”。
3、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國家的職能
馬克思對未來公有制形式的設想有兩種傾向，一是“公社制”，二是股份公司過渡到共產主義。但他沒有對此深入考察，也沒有見到任何關于全民所有制的討論。他的出發點是勞動者對其所創造的勞動產品和勞動資料的外化、疏遠化和異化的消除，工資勞動~雇傭勞動的消除。況且馬克思認為，國家是生長在社會身上的贅疣。（《第一國際宣言》）
馬克思強調有計劃的調節，他設想由“自由勞動者的聯合體”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那么新社會的經濟，必定不（應該）是僅靠官僚機構作計劃調節的經濟。
但現實中，依靠世界市場的大工業、聯系全國和全世界的交通，以及地方性中小工業，服務業和農業等性質迥然不同的生產并存，必然要求全社會的組織協調。鐵路工廠要交給全社會，然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中的“社會”，不能不是國家，必定要求一個龐大的管理機構。
列寧主張消滅國家官僚機構，只留下社會對物的管理和生產過程的指導。但對物的管理，恰巧就是國家的最重要的職能（之一）。
4、馬克思所以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關系和價值范疇，是和他的根本哲學思想相關聯的，他的出發點是勞動者對其所創造的產品和勞動資料的異化的消除、工資~雇傭勞動的消除、去除國家這個生長在社會身上的贅疣。這也是他的社會主義革命學說的出發點。
但是，工資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中，已成為無法動搖的體系。（以上均摘自《顧準筆記》）
（二）對1960~70年代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評價
1、南斯拉夫：早熟的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鐵托~卡德爾實行的公社制，整個搬用了《法蘭西內戰》和恩格斯的遺教，結果是不倫不類。鐵托的辦法是公社~生產；國家~統治國家（國防、外交等）。
要建設，短時期的宗教熱情不可免。缺乏宗教熱情，接受外援，太早的自由民主而實際上又不敢自由民主，結果形成放蕩，在經濟基礎上未能免此。
但南斯拉夫是勇敢的。無論如何，存在這個因素，總是推動著歷史前進，最終徹底改造蘇聯官僚化體制也不可免。社會主義者無一個高度發展的民主機構，怎能勝過資本主義而令人向往？（《顧準日記》1960）
2、蘇聯：經濟有發展，但依然是備戰經濟體制下的發展，是笨拙的、悉索獻賦以供軍備的發展。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體制積重難返，這本質上是一種浪費與窒息的制度，用于增加消費基金的數額，永遠跟不上工資的增加。“利潤原則”可以刺激消費品的增產，然而在中央集權、資源集中分配、軍事工業優先的條件下，價格機制無法用于分配資源，利潤也難以發揮其積極作用。深入動員資源，是由犯法分子和投機家做的，他們起了我們要求地方所起的那種作用，但是這種作用不合法、范圍狹隘，而且敗壞腐爛了社會機體。（《顧準日記》1971）
（三）經濟所時期的思考和寫作（1962~64）
這一時期，顧準除社會主義會計學研究之外，還參加了當時所內外若干學術討論，其發言記錄或初稿，因政治運動，未能發表。
1、《和余霖同志商榷價格政策中的幾個問題》（1964）
（1）價格水平的穩定，是平衡發展國民經濟的結果，價格政策從屬于國民經濟發展總方針。
（2）計劃經濟可以排除自由競爭，但不能排除價格中的需求因素。即使正確算出了價值（平均勞動消耗），倘若供應不足的產品生產并不增加，價格還是無法符合于價值。價格必須同時是社會承認的價格。有了消費者選擇，價值和價格的經常背離不可免，這對生產的調節是有效的指示器。這樣，價格才能不僅用以解決先進和落后的矛盾，同時也能用以解決生產和需要的矛盾。
（3）關于“定價原則”，主張采用資金利潤率標準，并具體化為資金稅制度。好處是有助于經濟核算水平的提高、簡化稅制。
2、《糧價問題初探》
即合理調整工農業產品比價、理順工農兩大部門的關系。顧準對此課題很關心，數易其稿，監督勞動中也念念不忘（惜終未定稿）。
作者認為當時（1960年代）糧食購銷價格偏低，不利于農業增產，不利于縮小工農勞動者報酬的差距。具體主張：
（1）提高糧價，相應提高低工資職工的工資，高工資職工的工資則不予調整，借以縮小高低工資差距。
（2）針對“降低工業品價格，糧價及其他農產品價格保持不動”意見，作者認為這無助于縮小工農業收入和職工之間收入差距，實施難度大，且不利于工業增產。
（3）提高糧價有助于促進計劃生育。
（4）實施前要有財力準備，過渡期略降投資規模，其后工農業可以平衡并加快速度。
3、會計學研究
顧準經過調研，就1960年代國有企業財務管理制度提出以下意見：
（1）現行會計制度，照搬蘇聯辦法，以國家財政系統監督控制企業的流動資金運用為中心，限制了企業會計發揮其應有的企業經濟核算中心的作用。企業財務應該是“經營基金循環”的計算體系、成本利潤計算體系。
（2）國有大型企業內經濟計算分歸計劃、統計、財會三處負責，無法集中反映經濟信息與核算。應按照《工業70條》精神，精簡機構，發揮總會計師作用，使企業內的經濟管理與財務核算一元化。要減少繁瑣監督，讓企業自己嚴格權衡各種措施的經濟效果，經過總會計師制度的貫徹，大大加強企業經濟核算制。
本著上述意見，顧準1964年春寫成《社會主義會計中幾個理論問題》。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會計原理》書稿，是為協助當時大學會計學教材改革和會計學制改革，因運動未完稿。1984年知識出版社出版。
4、參與孫冶方《關于國有企業固定資產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的討論，提出“不僅把企業的折舊基金全部用于新建企業是不合適的，限制老企業的設備改良也是不合適的”；主張減少繁瑣的監督，加強企業經濟核算制度。按今天的說法，就是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
（四）“文革”期間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構想和展望
1、除非經濟發展的速度，足以吸收城市及齡勞動人口后，從農村中吸收愈來愈多的勞動人員，農村的貧困化是不可免的。根本的辦法是節省每一文錢建設工業和交通，擴大就業。只有在獲得一個有利的起步點后，國內市場的形成、農村勞動力向工業交通的轉移、農村所需機械裝備的增多、農業增產這一系列因素才能相互促進，從而促進全部工農業生產。
2、20世紀中后期，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新技術。新技術減低產品成本和設備投資的價值，使工資水平較低、同時已越過“起飛階段”的國家，能夠迅速追上先進國家。
3、1930年代后，先進國家的農業機械化，大大降低了它們的農業成本。可以推論，土地資源相對不足的亞洲國家的前途，只能是工業化——日本是范例。
未越過“起飛階段”的國家，無力參與這樣的競爭，因為當代的根本問題已經是技術。
國家太小的，參與這個競爭對世界經濟所起的作用太小。唯一有資格這樣做的是中國。（《顧準筆記》1968年1月22日）
4、中國經歷了戊戌~五四~1930年代，完成了人力資本的過渡工作，為1950年代的大學、科研設計院所和現代化工廠做了準備。雖然水平還不高，已經能夠搞出原子彈和若干國際水平的發明了。問題是很好地運用他們的力量，不要糟蹋他們了。這樣的勞動力的供應彈性是無限的。
5、30年內，如果經濟順利發展，工業經濟的勞動力將達3~4億人，即城市人口將達8~10億人。耕地與人口的比例，精耕水平將達到或超過今天的日本、西德和荷蘭，然而糧食原料仍將有相當大的部分取決于進口。
這樣，不僅國內糧價，世界糧價也將大幅度提高。中國經濟發展，將促進世界南方地區精耕農業的發展及礦產原料的開發。這時候，世界將以中國為中心而活動。（《顧準日記》1970年9月22日）
中國的工業產品不僅將占領一切不發達國家，還將直接擁進不論多高的關稅壁壘的美國。庫圖佐夫曾說，讓他們（拿破侖大軍）吃馬肉。我們應該說，讓Detroit變成Manchester。（《顧準筆記》）
資產階級學者悲嘆中國資源貧乏、人民貧困；至1960年代，言我國經濟發展前途者，主導思想是廣泛的農業經濟基礎上的自給的國防工業體系，一半人口在農業、農產品自給的工農業大國。這其實不能擺脫農村貧困和農村人口增殖率無法抑制的困境。
人口與農業資源的平衡，在我國是可以達到的，但必定要通過一個發展工業，仰給外國，然后以先進的科學和機械裝備農業的過程。亞非拉后進國家要打破新殖民主義的限制作用，真正做到經濟獨立，都要通過這個過程才能達到。（《顧準日記》1970年9月22日）
（五）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中西現代化比較
1、馬克思并不企圖作出原始公社、奴隸、封建的三分法的鐵硬框框。歷史就是歷史，不是一個公式套得下去的。
2、歐洲近代城市及“市民（資產階級）社會”的興起，是繼承了古代希臘羅馬文明和法權傳統的產物。
資本主義，作為產業革命以來的現代化生產方式，并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并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也決定什么樣的經濟結構能夠生長出來或不能夠生長出來。
近代產業革命所以發生在英國，是多種歷史因素湊合的產物：航海商業殖民所擴大了的市場；統一民族國家的形成和強大的武裝；商業本位的基本國策；歐洲古代加上經過文藝復興積累起來的科學技術；合理經營（復式簿記）的知識；宗教革命激起的崇尚節儉的清教徒意識，以及取消國家外貿壟斷后私人企業的興起。多種因素的綜合與發酵，導致了產業革命的勃興。
歷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變人類命運的變革，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新型文明和先進生產方式首先在一國發生和興起，然后傳布于世界。
3、中國歷史上沒有條件產生出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這是中西文明傳統的極大區別之一。這也是中國資產階級軟弱的歷史根源。
家族主義是農業社會的固有的意識形態。家族主義擴大起來變成諸侯的社稷，征伐兼并，必然走向專制主義。專制主義國家是動員一個幅員龐大的國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辦法。然而它窒息創造，所以不適合17~19世紀世界的突飛猛進。唯其存在久，功績大，所以丟掉也慢。
人類文明總是互相傳播、互相滲透的。重要的問題在于學習。只有肅清專制主義傳統，才能建立一個現代化的中國。（《顧準筆記》）
4、先進國家發展提高工資水平，后進國家的低工資水平使它們競爭能力強，積累率高。1870年代后德日迅猛發展，這是一個重要因素。另一種是美加澳型——廣闊無垠的土地，家庭農場的大農經營，造成高工資的底子，促使工業的高度機械化，引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結構發生一系列變化。
5、20世紀后，不再純粹是接受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成為一個更廣泛的“現代化”問題。可以有資本主義道路的現代化，也可以有社會主義道路的現代化，還有1950年代以后“新興國家”的特殊樣式等等。
資本主義現代化，必然鼓勵事業精神和牟利動機，同時也帶來殘酷剝削、和窮奢極欲的強烈對比。新興國家的現代化，資本主義老路走得走不得，已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顧準文稿》、《顧準筆記》）
三、一些題外的話
（一）筆者青年時在內蒙務農做工，1985年畢業于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長期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工作。少年時不諳世事，成年后才深感先父之人格和治學精神的可貴，理解他學術思想的價值。
先父青年時代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人民革命運動，他為此而自豪。建國后雖然個人屢遭不平、直至被打入“另冊”，但內在精神與人格傲然挺立，命運的坎坷不能消磨追求真理的信念。他以天下為己任，讀書思考不停，筆耕不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筆者當年親歷家庭悲劇，多年來時時自省，內心不能安寧。往事已逝，此生惟有承繼先父精神人格，追求真理，實事求是，誠實做人，認真做事，以告慰父母在天之靈。
（二）獨立思考，細致嚴謹，窮究根底，不迷信任何權威，敢于堅持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陳云說“不惟上，不惟書，只惟實”，真正付諸實行，談何容易！
先父對馬克思是非常尊敬的，但他并不迷信，不拘泥于馬克思的個別結論。《顧準筆記》中有大量篇幅是對《馬恩全集》的評注。一切現成的權威理論，都要經過自己的思考，經受“經驗”的評判，一切理論性的判斷，只能通過對現實社會關系的深入探索而得到，而不能照抄經典教條。這應該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態度。
（三）顧準的著述寫于1950~70年代，那時他的學術思想是超前的。時代在前進，他當年很多思想成果，今天已成為社會共識，或被后來者超越。今天的人們，積累了足夠多的實踐經驗，面臨著全新的時代問題，眾說紛紜。顧準的思想，自然要接受今天人們的評判和批評。
顧準學術思想的形成，不可能脫離當時所處環境和當時的時代問題。他在對中西方歷史、哲學、政制的比較研究中，更欣賞以古希臘羅馬文明為源頭的歐洲文化與政制傳統，對中國文化與政制傳統，則多持較為負面的評價。他主張人類文明應該相互借鑒滲透，重要的問題在于學習。
他主張哲學上的多元主義和經驗主義，反對一元論和唯理主義。討論具體領域問題，則不是簡單的肯定或否定。如：
“建立一個塵世天國（理想社會）的努力，若沒有一種貫徹始終的一元主義哲學，必定缺乏戰斗性。可是若把這種一元主義哲學應用到自然觀上，必在主觀上犯偏隘的毛病……阻礙人類探索自然的秘密的努力。”（《顧準文集》）
“平等這個概念，無非來自人們……生活的相對困苦所引起的一種不平的沖動。在社會發展的歷史中，每一時期都能形成一種把諸多沖動約束起來的某一秩序（及相應的法律和道德規范）……當反抗所提出的要求，如經濟基礎的變化所能夠接受的時候，這就是革命。……沒有反抗，就沒有進步。”（《顧準文集·邏輯與神學》）
他認為，人類歷史總的基調是進化，革命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百年來世界歷史，社會主義的、大革命的模式（1789~1870~1917），和資本主義式的漸進變革，兩大潮流實際上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無疑對資本主義形成一股強大的沖擊力量。沖擊了西方資本主義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變，向它的反面轉化。”（《顧準文集·民主與終極目的》）
有學者認為，顧準的思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潮的繼續，這個評價不無道理。他在很大程度上認同多元主義~自由主義，但絕非拜倒在自由主義腳下。對待歷史，同樣要實事求是，民族虛無主義和民族自大主義都要不得。
（四）必須指出：顧準的筆記、日記中的議論，是當時環境下個人思考的記錄，這些意見是否都可以看作成熟的學術觀點，需要仔細加以區別。兄弟間的通信文字中，有時不免流露情緒的波動，對此采取更為慎重的態度，是有必要的。
（五）立場和道路問題是根本問題。
顧準在青年時代義無反顧參加革命，是出于救國救民的自覺。盡管他解放后蒙受冤屈，但他為國家謀獨立富強、為人民謀幸福的根本立場，從來沒有動搖過。
1959年在河南信陽水庫工地，目睹政策的錯誤和基層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嚴重損害群眾利益，造成農村普遍饑餓和災難性后果，激起他的極大憤慨，以至多年后，在審查監管中寫的“交代”中，還壓不住激憤的情緒。1972年后開始落實老干部政策，他則在通信中慨嘆“農村冬天沒鞋穿的孩子又沒人關心了”。
他在《資本的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發展》中，對歐洲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歷史給予積極評價，但這決不意味著他主張資本主義。他在該文結尾處提出如下問題：
“資本主義把社會積累‘委托’給資本家。這種積累，資本家有權無限制地加以動用，即使他‘忍欲’了，這份積累還可以變成坐收利息不勞而獲的特權。”
“現在世界上一切新興國家的現代化，都面臨這么一個大問題。……新興國家怎樣現代化，資本主義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了。”
（六）當今有些人，習慣性地把“全盤私有化、非計劃化”，當作心目中的“改革目標”和“市場化”的指標。
世紀初以來，關于改革開放的路徑、目標的爭論，時起時伏。常有人提問，“市場經濟第一人”的顧準，對今天的爭論會說些什么？
筆者重申：第一，顧準主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充分利用價值規律，實行指導性計劃之下的市場競爭。稱他為“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更為恰當。第二，顧準的思想已定格于中國經濟思想史中，不宜過度引申。
筆者曾經向媒體人表示：顧準思想的實質，一是為人民大眾服務，致力于國家富強；二是實事求是，嚴謹細致的科學態度。
顧準在主張“市場經濟”的同時，也清醒地看到，驅動市場競爭的是“惡”（利己主義）的力量。經濟學要不要講道德？對市場經濟原動力的利己主義，是放縱還是節制規范？
“利己主義必不能放縱，利己主義先天地并不和Public Good相一致，利己主義必須用法律制動限制到使它只能向有益于Public Good的方向起作用，猶如利己主義必不能全部否定一樣。……反過來，私有財產的廢止，盡有既不利于Self-interest，又不利于Public Good的。若認為私有財產的廢止……只要徹底了，Public Good就到了最高境界了，都是錯誤的。”（《顧準筆記》第280頁）
“亞當·斯密的體系是矛盾的，利己和利他，在亞當·斯密頭腦里是吵架的……顧準對市場經濟已經認識和注意道德問題，他的思想和行為已能反映，只有將經濟和道德結合起來，才能理解顧準的經濟思想和倫理思想。”
據我對家父性格的了解，他有強烈的正義感，對損害群眾利益的壞事嫉惡如仇。我國改革過程中曾一度泛濫監守自盜式MBO、損害國家主權向外資賤賣骨干國企的逆流，以及“吐痰論”之類無恥說辭。我相信，顧準對這種假“改革”之名危害社會根基的逆流，絕不會贊同。一個曾經為建立新中國出生入死的革命者，不可能跟那些不擇手段推私有化、為個人發財不惜把千百萬工人趕上街頭的蠹蟲們為伍的。
（七）顧準是始終如一的愛國主義者。他熱切希望國家加快現代化建設步伐，迅速增強國力，以獨立自主的大國身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6年前，先父僅僅因為在中蘇聯合考察中維護本國權益，而被自己人整肅。他最看不起的是對洋人卑躬屈膝、處處仰賴外人的軟骨頭。
改革開放后，不少國人一度盲目崇拜美國西方，把西方制度和理論奉為“真經”、“精神家園”。
1972年，中美關系開始解凍。顧準對世界格局的調整和美國對華戰略意圖是敏感的。1972年底，他讀到費正清《新中國和她同美國的關系》一文，立即寫了一篇評論：
此文中心思想是企圖指出：（1）中國的歷史和現在是內向的，（2）中國將長久地保持為一個農業國家，（3）現代化工業在中國建立不起來，（4）中國的知識分子馴服了。結論：內向的（應讀作閉關自守的）、農業的（應讀作落后的）中國，不僅對美國無害，而且正好做美國棋盤上的卒子。
美國面對蘇聯的軍事威脅，和西歐日本的經濟競爭的威脅。中國在防衛外敵方面是有效的，這對于美國牽制蘇聯是有利的。而內向的、農業的中國，永遠不會成為西歐日本以外另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
迅速現代化，不做美國棋盤上的棋子！
——摘編自〈膚淺的觀察家，居心叵測的謀士——評費正清《新中國和她同美國的關系》〉（1972年12月24日），《顧準筆記》。
鄧小平在中共12大開幕詞中說過：“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它的附庸”。
1970~71年還是“萬馬齊喑”的年代，顧準就在不斷思考和展望中國未來工業化道路和經濟科技發展的光輝前景（見上文），他對未來中國的經濟起飛充滿了期望和信心。
這個期望和信心決非憑空想象，因為他是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到中華民族崛起的必然性。他當時預言：
“后代的歷史家將要發現，中國積一百年的斗爭，打敗日本站了起來以后，天命中國（將）要崛起于世界。
1958~64中蘇間的戲劇性事變，是中國從世界歷史的消極角色，進入積極有為的角色的地位。這是中國必定要走的路。（走上這條路的過程，伴隨了毫不必要的浪漫主義發作，作了完全無謂的犧牲！）”（《顧準日記》）
“清醒地看到問題所在，知道我們已經解決了什么，哪些沒有解決，哪些走過了頭，實事求是，而不是教條主義地對待客觀實際，我們國家不久就會在經濟上雄飛世界。”（《顧準文集》）
先父今天如果還在，應該欣慰地看到，他在半個世紀前的期望和預言，現在已經部分成為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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