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批判旨在還原合理占有財產的規范性意蘊。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中不僅闡明財產占有是一種不可解釋的事實，而且提出財產權不過是統治階級利益的意志代表，從而推翻了西方哲學關于私有財產的規范性內容。在理論層面，馬克思進一步對國民經濟學從物與物的關系、蒲魯東從人與物的關系規定財產占有的不足予以批判，最終立足歷史唯物主義從人與人的關系出發把握財產占有的規范性基礎。在現實層面，馬克思圍繞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內在矛盾，從它造成人的需要的二重化、勞動異己化及資本人格化對財產占有的不合理提出批判。批判的終點在于重新回答財產占有的規范性基礎。共產主義作為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將重建個人所有制，實現對人本質的真正占有，既肯定人對財產的事實性占有，同時提出按照合乎人性的原則確立財產占有的限度。
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時提出：“私有財產的真正基礎，即占有，是一個事實，是不可解釋的事實，而不是權利。”而“占有”在現代法權意義上是所有權的構成之一，和使用、處分、收益構成一個人在法律上同財產的權利關系?，F在需要進一步思考馬克思提出“占有是一個事實”的具體語境，這里馬克思反對把私有財產看作天然的權利，意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財產權不過是統治階級意志的代表，提出財產權不過是把事實上的占有上升為一種法權形式。這樣對“占有”就必須從兩個維度去認識：一是一種事實性的描述，二是一種規范性的范疇。即，占有首先作為一種事實性的內容確立下來，但在公民社會占有必然要上升為一種規范性的范疇。馬克思通過批判黑格爾法哲學、國家哲學揭示私有財產權的規范性意蘊，意在批判現代國家不過是把私有財產制度確立為最高政治制度，因而財產權的規范性意蘊就缺少普遍的意志基礎。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最終揭示了作為事實性的占有構成一種規范性范疇的現實基礎，因此應當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中重新明確財產占有的規范性意蘊。因而馬克思對私有財產事實關系的確認并不是要否定其規范性的內容，而是對以往的規范性內容提出批判，重新建構財產占有的規范性基礎。馬克思主義對私有財產的批判不僅是揭露財產占有的本質，而且要進一步回答人類社會財產占有的限度，通過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財產關系說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財產占有的規范性意蘊。
一、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本質界定
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基礎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規定性。在封建統治時期，貴族、封建主只有獲得一定爵位才能相應獲得占有土地財產的權利。近代啟蒙運動推動理性為人類立法，政治學家從自然理性出發肯定人生而自由平等，共同擁有占有財產的權利。而馬克思批判私有財產的第一步就是揭露私有財產法權關系的本質，指出：“只是由于社會賦予實際占有以法律的規定，實際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私有財產作為一種法權關系，不論是皇帝意志的實現，還是自由意志的實現，歸根結底是一種事實上的經濟關系上升為一種意志關系。
第一，私有財產在形式上是一種法權規定。
在原初共同體下，個人在使用的意義上占有物，沒有因此就確立對物排他性的所有關系。從占有的自然屬性出發，私有財產指的是偶然發生的把物收歸己有的事實性關系。不斷發生的事實性占有伴隨著原始共同體的解體推動公有財產轉變為私有財產，也推動占有轉變為所有。從占有到所有構成了私有財產形成的關鍵環節，因為所有包含著他人對自己把財產撥歸私有行為的同意。在以往的共同體下，私有財產之所以成為一個人的“合法占有”,在于以真實的或者虛幻的方式取得共同體成員的一致同意。在公民社會或者政治國家中，包括從古典城邦到封建國家，再到現代國家的建立，都在尋找一種普遍的意志形式重構占有的法權基礎。黑格爾以國家作為理性的最高形式對私有財產進行規定，把財產權看作自由意志的實現。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法哲學反對顛倒認識事實性占有和所有權的關系，指出占有是所有權形成的基礎，所有權不過是對財產的事實性占有上升為一種法的形式。不論歷史上哲學家如何解說私有財產權的理性基礎，無法否認的是，私有財產作為一種確定無疑的法權形式不過是一種事實性的占有取得了抽象意志的規定。事實性的占有需要上升為一種普遍的意志形式，這樣統治階級才可以按照本階級的利益分配財產，而馬克思破解一切歷史時代統治階級的本質就是指出，統治階級總是設法把本階級占有財產的事實上升為一種法的規范性的內容。對占有和所有關系的辨析意在揭露歷史上以合法的形式存在的所有權不過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達，財產權的規范性維度遮蔽了私有財產的本質，馬克思要做的就是揭示私有財產首先是一種事實性的占有。
第二，私有財產的基礎源于事實性的占有。
人類最初是一種財產共有狀態，總是以一種標志性的動作宣告對物的占有。占有原本是一個自然概念，是人類保存自我生命的一種本能活動。占有是財產關系形成過程中最基礎的環節。隨著人類社會從野蠻進入文明，隨著財產內容的增加，從占有和使用物的活動中逐漸發展出私有財產。最初占有依據的自然前提是以人的生存所需為限，當人們必須從復雜的社會關系中規定占有的前提及確立占有的限度，占有就轉變成為一個社會概念。從歷史的發展來看，財產占有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自然占有，主要包括先占和強力占有。先占和強力占有分別以文明和野蠻的方式標志著一種自然所得。先占是一種基于自然順序發生的事實，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偶然發生的占有。占有首先是對無主物的占有，通常都肯定先占這樣一種自然順序。強力占有也是一種產生于自然狀態的叢林法則，主要是源于個人力量的差異，因而掠奪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建立財產關系所無法避免的一種方式。先占和強力占有極不穩定，建立政治國家和公民社會的訴求必然推動占有形成新的方式。二是身份占有，也是一種道德占有。封建領主、貴族憑借其爵位領有土地、分割財產，而平民或者農奴也因為其身份租地并繳納稅收。按照身份等級占有財產，此時財產占有已經開始從一種自然占有上升為以共同體關系為前提的社會性占有。三是勞動占有。從理性法則出發追問財產占有的基礎，洛克等人認為：“他的身體所從事的勞動和他的雙手所進行的工作。”勞動構成其占有財產的正當性基礎，通過某種撥歸私有的方式確立自己對財產的占有關系，這是從自然法原則中就可以引申出的自我保存的正當性內容。問題在于，即使勞動能夠分配作為勞動結果的財產，但是也不能確立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先占、身份占有及勞動占有構成財產占有的現實依據，在此基礎上構建起一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占有方式是財產分配的物質基礎，是由特定社會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并決定著一個時代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正如封建社會只能形成按照身份等級進行財產分配的制度，而近代以來隨著對人的主體價值的肯定，主張勞動是財富的源泉。然而，每一種占有方式包含著無法解決的矛盾，推動哲學家不斷探索占有的正當性基礎，正是由于無法調和的財產占有矛盾推動階級斗爭從而不斷調整和變革社會關系。各個時期財產占有都無法回避其合理限度這一問題。在資源相對匱乏的前提下，一個人的占有一定會因此對另一個人的占有形成限制。問題就在于，一個人占有財產的行為不可能不碰到他人占有財產的意愿，這一點對所有人同等有效，這也構成了財產占有矛盾的核心問題。
第三，私有財產的本質是一種所有制關系。
占有作為一種事實，也表現為各個時代占基礎地位的社會關系。占有不僅僅表現私有財產的物化形態，即占有土地、工具、材料及飾品等，還表現一定的關系內容，因而“財產既是一個實體概念，又是一個關系概念”。就占有必然發展出對他人及財產占有狀況的規定性而言，財產占有最根本的是形成在社會各個發展階段起決定地位的所有制關系。馬克思總結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經歷部落所有制、古典的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到資本主義所有制，占有形成的最根本的社會關系是所有制關系，占有關系集中表現為一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所有制關系。一方面，公社以個人對勞動條件的所有制關系為前提。占有關系主要是勞動主體對勞動條件的關系，土地、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及由此形成的血緣、語言、習慣構成人們占有他們生活的客觀條件，勞動者把勞動條件看作自己勞動前提的關系會形成公社或國家存在的前提。勞動者對勞動條件關系的變化直接導致改變公社存在的前提，進而推動國家形式的更替。另一方面，占有是以公社為中介，作為公社成員包含著對勞動條件的占有關系。財產的占有是以作為公社成員的身份為中介的，馬克思認為：“實際的占有，從一開始就不是發生在對這些條件的想象的關系中，而是發生在對這些條件的能動的現實的關系中。”這里的“實際的占有”發生的前提正是所有制關系是公社(國家)存在的基礎。在資本主義所有制產生以前，人們可以直接把共同體的前提看作自己占有財產的基礎。反觀資本主義所有制，它擺脫了共同體的形式，不再以國家為中介確立占有財產的內容，而是以純粹私有制顯現出其在社會關系中的決定性作用。
二、馬克思對私有財產的理論辨正
馬克思從分析古典經濟學私有財產的經濟范疇開始，在批判國民經濟學的私有財產事實中發現勞動與財產、與人自身逐漸背離的現象。國民經濟學從一般的經濟學公式出發認識工資、利潤、地租的分配規律，把片面占有財產規定為現實的人及其活動，把人的生命理解為一種直接的占有、擁有。國民經濟學對私有財產的把握是在抽象的經濟學規定下作為客體的內容，沒有發現私有財產的真正本質。馬克思批判國民經濟學及其維護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通過對“商品”“貨幣”“資本”等概念的本質揭示，最終闡明了物與物的關系背后所掩蓋的“人與人”的關系。
第一，對國民經濟學“物與物的法權關系”批判。
國民經濟學把私有財產放進工資和利潤交換的一般公式中，將其當成不用說明的前提。馬克思在追問國民經濟學私有財產經濟事實的過程中發現，私有財產是“通過分析，從外化勞動這一概念，亦即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一概念得出”。外化勞動首先表現為對財產的占有，而私有財產作為異化勞動的結果則表現為所有，逐漸地國民經濟學就忽視了作為異化勞動前提的私有財產，不去說明私有財產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國民經濟學以勞動創造財富為原則，形成了描述財產占有和分配的經濟學規律，通過揚棄在人之外的財富形式肯定了勞動是形成私有財產的原則。他們以私有財產設定人本身，把私有財產移入人的本質從而消弭了人和私有財產之間的矛盾。借助人認識私有財產的同時也造成借助私有財產認識人，表面上承認人，事實上賦予財產占有獨立的形式。私有財產成為個人一種抽象的能力，人的關系抽象為商品、價值及資本等形式。由于國民經濟學把人的本質抽象為一種物，因而從工資、資本、地租、貨幣、競爭、交換出發描述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描述為一種普遍、永久有效的經濟規律，把一種合乎理性的物化邏輯上升為人的生活邏輯。國民經濟學的根本問題在于把私有財產及其分配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從而把人的生產和交往當作抽象勞動、一般勞動，結果造成人類社會在“合規律”的范疇下不斷追求財富生產。然而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及其分配之所以被當作一般的公式，是因為這里沒有深入說明私有財產形成的歷史過程，即財產和人本身相分離的歷史過程。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是勞動，勞動對象化形成財富的內容，國民經濟學最終把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變成了人的主體本質。此時，個人勞動創造財富的內容已經成為資本的規定性，成為資本增值的工具。國民經濟學沒有說明私有財產形成的歷史過程，而是只從這一前提出發提出資本增值的經濟公式。事實上這里降低了對勞動的認識，把握的是抽象勞動和一般勞動，因而降低了對人的類本質的認識。“對私有財產人學本質的追問，絕非去追問私有財產之最根本的經濟學規定性，而是去追問人類財富的這種經濟學規定性由之而出的那個本源的東西”。對私有財產人學本質的追問只能超越經濟學外在規定，必須從私有財產對真正的人的關系中思考財產占有的問題。私有財產不僅僅表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一個關于人與人的關系的概念。
第二，對政治經濟學形而上學“人與物的法權關系”批判。
國民經濟學把私有財產看作一種合理的占有，但在結果上總是造成和這一前提相矛盾的內容。從財富和貧困的對立中很快就能發現私有財產這一前提所包含的矛盾，因此國民經濟學關于財產占有的規定很快遭到了蒲魯東的批判。蒲魯東嚴肅地批判了國民經濟學的人性假象，從私有財產造成的貧困出發揭露了其非人性的現實。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蒲魯東從財產占有造成的結果上的不平等反對占有，只是反對占有的形式，而并沒有對占有的前提提出反對。以平等為原則重新確立財產占有的限度，并沒有超出德國批判家的做法，因為從平等的原則出發反對私有財產和主張私有財產從而造成貧困的產生堅持的是同一個原則。這里蒲魯東用自由、平等的理性法則反對私有財產，運用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原理雜糅式解決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德國的哲學家們一直以來就把自由、平等及財產權作為普遍有效的理性法則。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人把人的規定性抽象為一種精神、意識，現在這種形而上學的規定被蒲魯東運用到了政治經濟學領域。蒲魯東所持的“平等的占有”是在國民經濟學的范圍內對異化的揚棄，本質上仍然是從人與物的法權關系中進行批判，而不是從人與人的現實關系中揚棄私有財產，對占有的改造仍然沒有突破國民經濟學的前提，是從一種抽象的原則出發對所有權形式的變形。蒲魯東在法權形式上對占有做出的抽象規定，仍然沒有把人之為人的現實規定性考慮進來。因此，馬克思認為蒲魯東是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方面的“魁奈”:“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
第三，對歷史唯物主義“人與人的生產關系”還原。
在馬克思看來，商品、資本是工人勞動對象化的結果，現在卻作為勞動的本質形成關于人的規定性，遮蔽了私有財產所包含的人的主體向度。私有財產的本質表明，勞動生產的產品即勞動的對象表現為和人自身相對立的存在，也就是說，資本、私有財產的一切規定性要在人的活動中說明，而且是異化的活動中說明。私有財產不僅構成人的感性的對象性的物質財富，而且構成作為人的本質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勞動形成一定的財產關系，并規定人與他人之間的政治關系、道德關系，最終工人的勞動形成制約自己的社會關系，而這一財產關系就是國家或公社存在的前提，構成不同發展階段起決定性作用的所有制關系。歷史上私有財產形式及關系的變化不僅僅是財富物質形態的變化，關鍵是人自身勞動形態的變化從而形成不同的財產關系。在形成資本和勞動的對立之前，有產和無產之間的對立并不表現為私有財產本身設定的矛盾，因而私有財產的積極本質未被揭示出來，只是通過重新確立私有財產的分配原則，僅從作為客體的私有財產消極地化解有產和無產的矛盾。隨著私有財產發展到高級階段，私有財產再也不能被描述為資本運動的客觀規律，必須以人與人在物質生產生活中的對抗和矛盾為內容理解私有財產及其關系。只有從人與人的矛盾對立關系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對立中認識和把握私有財產的積極本質，才能解決有產和無產的對立問題。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應當從作為主體的私有財產，從它的能動關系、內在關系上理解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這樣才能從促使矛盾得到解決的意義上把握私有財產的揚棄，從根本上解決有產和無產的矛盾。
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現實批判
在私有財產發展的最后階段，即資本和勞動的對立關系發展到頂點時，純粹私有制拋棄了共同體的一切外觀，私有財產不再是法律、道德、倫理規定下的關系，將作為資本的關系和作為勞動的關系及二者的對立關系顯現出來。在資本主義社會階段，財產占有所表征出的這種剝削和壓迫出現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會形態和階級特性，尤其是在滿足人的需要、勞動者的異己本質與資本使用勞動方面，表現出了需要錯置化、勞動非人化和資本人格化等內容。
第一，人的自我感覺限度與需要錯置化。
需要生成人的原初動力，規定了人之為人的內在依據，也提供了把握人與物、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要維度。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人的需要被徹底錯置，這種二重化表現在人的自我需要不再成為確證“我”的本質力量的具體內容，人的自我感覺所形成的具體界限不再成為需要生成的客觀限度，而是被外在強加的標準所逐漸替代。一方面，人的自我感覺限度的需要被異于“我”的他人的需要所錯置。這種錯置表現為“每個人都指望使別人產生某種新的需要”,它所要求滿足的不再是能夠確證自我價值本質的需要，而是轉化為對商品、貨幣的需要。商品數量的增長使人們不斷擴大自己的欲望，這種精致化需要與滿足這種精致化需要的生產資料共同構成了人的需要的對象內容，大大超出了人在自己的感覺限度內確證“我”的本質力量的需要限度。在以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為核心的財產關系中，人對物的占有關系前提理應建立在人的對象化活動當中。這種活動過程呈現為產生需要和滿足需要的人的本質生成。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伴隨著需要和滿足需要的生產資料的增長而來的卻是人的本質喪失，原因在于這種需要并非為了實現人對人的本質的完全占有，而是為了滿足異己的精致化需要而實現的生產資料的不合理占有。另一方面，人的自我感覺限度的需要被資本主義生產的需要所錯置。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者創造價值的勞動本身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必要勞動，即滿足勞動者自身客觀需要的對象化勞動，表征為粗陋性需要；另一種是剩余勞動，這種勞動很顯然不隸屬于勞動者在感覺限度內的人的需要內容，是被生產資料占有者所錯置的“虛假”需要，表征為精致化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被錯置的需要異化了人之為人的生成本質，也使得人對物的占有合理性在邏輯前提下失去了先在根據，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喪失了財產占有的合理性基礎。
第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異己化。
對財產的占有是異化勞動的結果。工人勞動生產的產品越多，工人越貧窮，“工人對自己的勞動的產品的關系就是對一個異己的對象的關系”。從工人及其產品異化的經濟事實可以得出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異化勞動的產物。進一步追問人怎么使勞動外化、異化，就會發現私有財產的問題可以歸結為人在勞動中形成占基礎地位的私有制關系。資本主義社會中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的關系集中表現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作用方式。“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當私有財產穩定地充當勞動的前提時，就表現為資本和勞動的對立關系。只有在私有財產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在其對立關系發展的頂點才能暴露出來。國民經濟學雖然承認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但是他們只承認勞動生產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而忽視工人階級的貧困。根本就在于，他們回避把勞動作為財產關系形成的基礎去追溯資本形成的歷史過程。事實上，勞動力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一的，不過是異化勞動形成的另一結果。因此從私有財產對異化勞動的關系發現工人對資本家的異己關系是一切社會關系的核心，現在把握財產關系根本地是對資本關系的分析和批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首先從異化勞動對私有財產非人性內容方面進行揭露，這也構成對資本主義財產分配的不合理提出批判的重要依據。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繼續存在，勞動異己化的趨勢和結果就不會結束。
第三，人格化的資本家和資本人格化。
在論及資本是如何產生及它所產生的先在條件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重點強調了資本家是如何將活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強加在資本之上的：“現在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和社會勞動的特殊形式，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和形式，即對象化勞動的，物的勞動條件(它們作為這種獨立的要素，人格化為資本家，同活勞動相對立)的生產力和形式。”細究資本的本質，資本表現為一種異化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僅使得生產方式按照資本邏輯的方式進行和發展，而且也改變了生產方式的具體形態。資本在壯大自身的同時，也創造了壯大自身的基礎和條件，原因在于資本和工人經過交換之后，工人所創造的價值也就一起并入資本“創造”的價值當中，資本生成的結果包含工人生產勞動的全部過程。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國民經濟學家總是認為，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總是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形式。作為資本關系的代表，資本人格化之后的資本家也就成為真正“創造”價值的生產要素，從而為資本家占有勞動產品和參與產品分配占有絕對權力和優勢提供理論依據。馬克思把這一資本搶占勞動對于創造價值的生產者地位及生產力和形式的顛倒的表現稱為“拜物教”。當資本家作為資本人格化之后的統治者身份時，工人相對于生產資料這種物的勞動條件就具有了從屬的意義。工人不掌握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掌握工人，生產資料就不再是其自身，而是轉化為資本，這種資本在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當中才真正實現了自己的本質。這種本質生成只有在這種人與人的關系中才具有是其所是的條件，也完成了資本人格化的異化表征。
四、共產主義對財產占有合乎人性的回歸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有財產事實的批判構成重構財產占有規范性基礎的必由之路。馬克思深入批判資本主義的財產事實，并揭露了財產權利的虛假性。對馬克思而言，立足唯物史觀闡明物質生產的基礎地位，并不是只要肯定現有的財產關系，而是要重建人與人的財產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共產主義作為人類文明史的真正開端，在以私有財產的揚棄為中介的基礎上，依托社會聯合的方式保證個人對財產的占有，實現了財產占有合乎人性的回歸。共產主義社會較資本主義社會的進步性就在于，以私有財產的揚棄為中介，消滅作為私有財產最高表現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重構人對物的占有關系的同時，實現財產關系在真實意義上向人的本質的復歸，重新確立共產主義財產占有規范性基礎。而共產主義社會財產占有的規范性意蘊表現為：
第一，共產主義并不剝奪個人對財產的占有。
共產主義要消滅的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把資本變成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恰恰消滅了以自己勞動為基礎占有財產的形式，相反，作為資本總是不斷剝奪工人勞動掙得的財產。以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為中介，共產主義將消滅資本作為勞動的前提剝奪工人財產的可能性。原初社會人類對財產共同占有，部落共同體是個人存在的前提，也因此規定個人占有財產的限度。隨著個體對財產的占有和使用造成的事實上的私有，不可避免地破壞了原始財產共有。發展到前資本主義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一部分人占有社會絕大多數財產并使之上升為一種權力，妨礙和阻止其他社會成員獲得進一步占有財產的可能。從原始財產共有發展到私有財產是對財產占有的第一次否定，經歷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財產的歷史形式不斷發展變化，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形成不同的剝削形式。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財產的歷史形式發展到頂端，進一步向前發展要求變革自身存在的前提，即實現對私有財產的再否定。對私有財產的再否定要從根本上取消資本作為雇傭勞動的前提所生成的奴役勞動的權力，從根本上消除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造成的人的異己的對象性存在。共產主義消滅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這里將“改變財產的社會性質，失掉它的階級性質”,使全體社會成員實現對財產的重新占有。共產主義對資本邏輯的破除以徹底消除私有制為前提，在財產占有經歷由消極共有、積極私有到私有財產為中介的消解后，進入財產占有關系的自我否定階段。共產主義在徹底消除私有制基礎上，把個人對財產的占有由人與物、物與物的關系還原為人與人的關系，保證社會財富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向人的本質的復歸。共產主義只有通過社會聯合的方式占有生產力總和，才能在擺脫以私有財產的揚棄為內容的前提下，避免把財產權利轉變為奴役他人的權力。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自我否定建立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基礎上。極大豐富作為一個極值概念，強調的是人們對生產力總和的占有。“各個人必須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總和”,因為生產力總和排除一切對財產的私人占有形式而表現為社會性，因而人們只有通過社會聯合的方式才能真正占有生產力的總和。這種占有一方面在集體中表征著個體力量的存在，另一方面使個體在重新占有從事對象性活動的現實條件基礎上展開人的自我生成和自我發展。從私有財產開始的肯定，不再是對異化人、剝削人的私有財產內容的肯定，不是說必然可以占有私有財產，而是說占有維持生命生存所必需的財產。因而說共產主義并不剝奪人占有產品的權利，而是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奴役他人的權利。從人與人的關系理解私有財產的本質，表明私有財產積極揚棄要以實現合乎人性的占有為規定。對私有財產本質的揭露歸根結底是人的本質內容置于物的統治邏輯之下，而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則是改變物的統治邏輯，使私有財產服從于一種人自由自在發展的邏輯。
第二，消滅私有制重構人對物的占有關系。
共產主義要消滅的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財產，而是消滅奴役人的、使人變成非人的、異己存在的財產。私有財產造成的異己現實表現為，人只有在占有商品的時候才能獲得自己的感性存在。人對物的異己關系還表現為：“我”的生活資料屬于別人，而別人的生活資料需要“我”生產出來，每個人既是自己財富的主人，又是自己財富的奴隸。馬克思指出：“實際上，我只有在有可以出賣的東西的時候才有私有財產，而我固有的獨立性卻是根本不能出賣的物品。”商品、貨幣、勞動等的交換實現的并不是人的本質力量，而不過是外在于人的財富形式。當資產階級指責共產主義是要消除他們的個性時，我們就會發現，一直以來資產階級實現的只是資本的人格化，尚未實現真正的人的個性。事實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總是把人的個性降格為資產階級的個性，這樣，只有占有私有財產的人才擁有作為人的個性，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廣大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也就喪失了人作為人的本質屬性從而呈現為非人化存在。同樣地，“私有財產不僅奪去人的個性，而且也奪去物的個性”,無論地租之于土地還是利潤之于機器，地租和利潤都不是土地和機器作為物的固有特性，但對于土地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而言，土地和機器的價值僅僅表現為地租和利潤，它們作為物的個性是否存在及在何種程度上存在，完全受私有財產及其關系的制約，而只有當社會關系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消除私有財產的時機才會成熟。“無產者，為了保住自己的個性，就應當消滅他們至今所面臨的生存條件，消滅這個同時也是舊社會生存的條件，即消滅勞動”。消滅私有財產重構人對物的占有關系，指向的是私有財產發展到完備階段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一方面以揚棄私有財產為中介實現了對過去奴隸的和封建的財產關系的消除，另一方面只有進一步對私有制進行自我否定才能實現人的自我解放。過去一切社會形態的演變都是以所有制關系的轉換為前提，以私有財產的揚棄為中介，實現的是對不同私有制的確認，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和勞動的對立關系決定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取代必須以徹底消除私有制為前提。
第三，重建個人所有制占有人的本質。
共產主義只是徹底消除了私有制但并未消除人們對財產的占有，如何占有財產才能避免人與物的關系遮蔽人與人的關系，這是共產主義重構財產占有的一個前提性問題。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完成了對私有財產的否定之否定，其中，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對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個人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固有矛盾推動資本主義生產走向自我實現的否定之否定。以私有財產的積極揚棄為前提的共產主義不是也決不會重現建立奴役別人的私有制，它的目的在于，在繼承人類文明創造的一切成果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重建個人所有制并不等同于重建私有制。一方面，個人不再是私有制條件下失去了生產資料的單子般存在的個體，而是以社會聯合的方式存在的社會性的個人；另一方面，個人占有的財產因為以物的形態在真正共同體中被人們自由地占有和使用，對財產共有和私有之分不再具有現實意義，一切財產以滿足人的需要為目的。個人所有制作為人之為人的規定性，是實現人的本質的前提和可能。個人所有制把勞動從過去資本邏輯主導的私有財產關系中解放出來，轉變為人們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勞動不再是人們謀生的手段，它在人的對象化過程中通過自我否定不斷擺脫異化狀態，展開人的發展的各種可能，為實現個人自由創造了條件。以社會聯合為前提的個人所有制擺脫了資本主義社會物對人的統治，在社會關系的總和中把握人與人的關系，實現個體性和社會性統一的“現實的人”是構成真正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基礎。共產主義不能從傳統意義上被理解為一種具體的社會形態，它始終表現為消除現存狀況的現實運動。無論個人自由的實現還是平等的社會關系的建立，都不是應當從肯定意義上加以確認的結果，而是人與社會在現實運動中的自我否定狀態。個人所有制的重建為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占有人的本質提供了可能。
作者:劉秀
文章來源:《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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