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在于話語構建

　　“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在于話語構建

　　——訪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鐘焓

　　閱讀提示

　　●在多數“新清史”學者看來，民國以來中國政府對邊疆地區的宣布主權與兩次世界大戰以后風靡亞非拉的“去殖民化”的民族主義運動背道而馳，而從當下已經步入“后現代”和“后殖民”時期的21世紀的角度來觀察就更是一個極大的悖論，在政治上自然也就毫無合法性可言。“新清史”學者出于證明上述理論模式的有效性，不惜曲解史實以強證己說。

　　●“新清史”學派的著力點不在于史實重建而在于話語構建，具體來說，族性/民族主義語境下的認同決定論、帝制晚期的征服敘事和后帝制時代的“民族帝國主義”話語才是構筑其學術體系的三大基石。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北美中國學領域流行的“新清史”研究因標榜使用非漢文史料并以此為基礎強調清朝的“滿洲”乃至“內亞”因素，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學界產生廣泛影響。對于“新清史”研究，中國學界多有探討。但立足學術源流的深入分析、論證尚付諸闕如。本報記者圍繞“新清史”的學術理路及其依據的語境資源等問題，（記者唐紅麗）專訪了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鐘焓。

　　北美“舊清史”研究遭遇夾擊而步步中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何時開始關注北美“新清史”研究?您的評價基于何種視角?選擇該視角的原因何在?

　　鐘焓：我關注“新清史”研究始于2005年。需要強調的是，我個人并非站在傳統的“捍衛漢化”的立場前提下評價“新清史”。事實上，我已發表的不少論文關注點在于中古以降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在文化上的長時段交融互動。

　　此外，我很早即對20世紀以來歐美學界和日本東洋史學者研習內亞史的治學方法頗感興趣，尤其景仰羅佛、伯希和、樆雄等倡導發揚的那種“證據抵半，始立假說;證據周全，方可操觚”的無征不信、考證至上的堅實學風。近幾年，我在學習消化一些前輩成果的基礎上，曾陸續寫過評價塞諾、傅禮初、烏瑞夫人、森部豐學術成就的文章。因此，從接觸“新清史”著述之初，我即有意識地將其放在國際內亞史研究發展變化的趨勢下加以審視，以試圖發現其相比于前輩們的推進。遺憾的是，這種進展我至今并未明確發現。若進而追問，“新清史”究竟攻克了哪些前賢試圖解決卻未畢其功的重要實證課題，或者說，糾正了哪些學界以前輕信的錯誤考證結論?恐怕人們對此殊難做出肯定而明朗的正面答復。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清史”崛起的學術背景是什么?同時，您怎樣界定“新清史”的范疇?當下它的研究現狀如何?

　　鐘焓：原先以清代政治史為主線的北美“舊清史”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因遭遇社科背景雄厚的“經濟—社會史學派”和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夾擊而步步中衰。此時加入美國清史學界的一股新生力量，嘗試引進新的思路方法以打開局面，由此催生出一批不同于以往“舊清史”學術路徑的成果，這些成果從90年代初期前后開始問世，并一直延續到2000年以來。故我對“新清史”發軔時間的判斷有別于眼下多數學者認定的始于羅友枝和何炳棣兩人的論戰。

　　“新清史”概念應取其“狹義”比較合適，即主要包含那些以清屬內陸亞洲地區及其人群作為研究對象的成果;因為若取其“廣義”的話，勢必會因范圍過于寬泛而在現實評論中難以操作。需要提醒的是，決非所有研究上述地區及其人群的相關著作都可劃入“新清史”之列，它應該符合三個基本條件：第一，成果的發表大體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降;第二，作者的穩定就職地點是在北美地區;第三，作者的學術身份屬于西方現代學科定義上的中國學家而非所謂的阿爾泰學家等。

　　應該承認，經過了20多年的持續努力，目前該學派業已取得足以與“經濟—社會史學派”和思想文化史研究鼎足而三的可觀局面，甚至有的原屬“經濟—社會史學派”的學人也改換門庭、轉入其中。

　　“新清史”開發非漢文史料成績有限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新清史”究竟新在何處?

　　鐘焓：“新清史”新在何處是一個對中國學者來說言人人殊的話題，而且從最近發生的爭論來看，這種認識分歧目前似乎還有擴大的趨勢。不少學人相信“新清史”之新，恰在于其以內陸亞洲為準星重審清史或者是以滿文等非漢文史料為基礎展開相關研究活動。對于這兩種相當普遍的認知傾向，我均持保留意見，而這也是我所著力澄清之處。首先，我個人認為，不宜按照國內學界的習慣，單純從斷代史或者專門史的眼光來審量“新清史”。事實上，“新清史”學者群的學術雄心遠邁前人。至少從有關代表人物來看，其研究的終極目的是要宏觀建構從16世紀以降的帝制晚期一直到當代中國的五六百年間中國歷史的基本走向，從時間上橫跨了帝制時期和后帝制時代兩大時段。因此，不難理解柯嬌燕和歐立德為什么會在其諸多論述清史—滿族史的論著中同時包括了對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走向的分析與觀察，甚至兩人都還進一步著有專書或專文來拓展他們對后帝制時代中國政局的認知。最重要的是，他們已經構建出一整條環環相扣的解析中國從帝制時期到“民族國家”階段歷史演進的邏輯思考長鏈，并反復貫穿和體現在其許多具體論述中。在我看來，這也許才是“新清史”的真正“新穎”之處。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新清史”代表作的“四書”對于新見滿文材料的利用率究竟如何?整體上看，“新清史”在開發非漢文史料上是否已經遠遠把“舊清史”學者甩在身后?

　　鐘焓：如所周知，所謂“四書”是指羅友枝《清代宮廷社會史》(中譯名)、柯嬌燕《透鏡：清朝皇室意識形態的歷史與認同》、路康樂《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系與政治權力(1861—1928)》、歐立德《滿洲之道：八旗制度和中華帝國晚期的族群認同》。路康樂的著作因為涉及的時代較晚，故沒有涉及任何滿文材料。這固然可以理解，不過他如果對清末民初的滿文報紙中的信息能有所采摘拾取的話，不排除其還能在研究中更上層樓。羅友枝的著作確實引用了大量未刊檔案資料，可惜在語種上幾乎僅限于漢文，基本不見新見滿文材料的蹤跡，因此倘若有人以其當初在同何炳棣的論戰中高調發出的開發滿文史料寶庫的學術主張相質，難免會將她推向尷尬境地?？聥裳嗟摹锻哥R：清朝皇室意識形態的歷史與認同》雖然格局宏大，討論的主題眾多，不過在使用滿文材料上也僅限于早已得到學界利用的《滿文老檔》等，并未向學界提供任何前人不知的新見資料，故其對滿文材料的掌握與羅友枝相似，均局限在早已得到刊布利用的范圍內。相比之下，“四書”中只有歐立德的著作確實引用了一些未刊的乾隆朝滿文朱批奏折，不過其書中引用的大部分朱批奏折早在該書問世前已經得到整理翻譯，而且作者對于未刊滿文朱批奏折的處理過于簡略，常止于簡短的大意概括，僅在極個別情況下才給出了較詳細的譯文，無法讓專業學者據此對作者的滿文釋讀能力做出評判，只能姑且說作者在嘗試引用滿文材料論述歷史問題方面確實付出過努力而已。至于其他的“新清史”代表作，像柯嬌燕《孤軍：滿洲三代家族與清世界的滅亡》、《滿洲人》，米華健《嘉峪關外》，濮德培《中國之西征》更是在引用新見滿文材料上乏善可陳，其他語種的民族文字材料同樣也是難覓影蹤，可以說構筑起這批著作論述骨架的依然還是漢文史料，故在引用非漢文史料上無法和同期出版的有些國內專著如何星亮先生的《邊界與民族》等媲美。至此為止，答案已經再清晰不過，“新清史”學派在開發非漢文史料方面并未將以前的“舊清史”學者群拋在身后，更不是值得中國學者仿效學習的榜樣。

　　“新清史”運用非漢文史料多有舛亂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是否存在對“新清史”學者利用非漢文史料持有高估的評價趨向?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

　　鐘焓：當前國內對于“新清史”學者利用非漢文史料確實存在高估的傾向，以致有人認為其對滿文史料的關注與使用超過了中國與日本的學界，或者相信該學派在將傳統的中國史研究與西方內亞史研究兩相結合的課題上貢獻突出。不過在獲悉了國際學界的相關知識背景后，就知道這類評論實在是無從談起。造成這種誤讀的直接原因當然是評論者不能將“新清史”的學術宣傳與實際取得的成果進行嚴格的學術區分，但深層次原因還在于多數國內讀者只能憑借十分有限的譯介成果并結合某些游談無根的網絡傳媒信息來對其進行評判，未能將百年來西方內亞史研究取得的成績作為與之對比的參照系，再加上國內高校的歷史教學環節中，普遍忽視民族史知識的系統深入講授，遑論進行相關語言的專業訓練。以上多重因素疊加作用到一起，尤其當“新清史”揭出我們通常所知有限但又隱約覺得很重要的“非漢文史料”或“內亞史”等學術幌子時，遂促使不少讀者高估其學術成就。

　　因此，眼下對我們來說，亟待加強關于整個西方內亞史研究的了解與學習。相信將來對此有了充分而全面的知識把握之后，會在認識格局上從“學問之大，只有新清史”調整為“學問之大，沒有新清史”。至于知識結構尚未定型的有志于此的年輕一代，他們不妨在修習外語的基礎上，首先從閱讀德國滿學家傅華德早年發表在《華裔學志》上的文章以及鴛淵一的系列論文具體著手。

　　《中國社會科學報》：以“新清史”代表人物柯嬌燕的著述為例，您認為論著中有哪些可議之處?

　　鐘焓：首先需要聲明的是，我個人深信在清史研究中并非只有處處引用稀見非漢文史料才能在學術水平上高人一頭，如果深諳傳統的考據治學之道，并以之駕馭處理漢文史料，那么同樣可以大有作為。此點詳見于當今何齡修、姚念慈等學界前輩的著作。而柯嬌燕在接受專訪中突出介紹自己能夠閱讀使用近十種語言的文獻資料，仿佛給人一種嫻熟于多語種史料互證發明的印象。可惜她的具體研究卻暴露出太多的硬傷與紕漏，實在無法讓人相信這是一位經受了嚴格學術訓練的專家。譬如，在她的有關著作中，不止一次將貝加爾湖和巴爾喀什湖弄混;并且誤解上三旗的出現時間及其名稱，還把“撤驛之變”中反清的青袞扎布和效忠清廷的成袞扎布的蒙古語名字張冠李戴，導致對該事件的敘述和分析“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簡直恍如葫蘆僧斷案一般顛倒舛亂。她在最近刊發的一篇討論《大義覺迷錄》的專文里，竟然不知呂留良文中的“德祐”是南宋末帝的年號，呂氏以之指涉趙宋亡國這一基本常識，莫名其妙地將德祐這一專名拆開詮釋，以附會自己的臆斷。她同時還將喻指政治一統的“天下一家”望文生義地翻譯為“世界是一個家庭”，更是讓人啼笑皆非了。

　　以上謬誤從基本功的層面折射出作者在歷史與語言訓練上的雙重闕失，其他一些錯誤則深植于其貌似牢不可破的理論體系中。最刺眼的一例就是作者迫不及待地要將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出的命題適用于帝制晚期的中國：即反映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書籍的大量刊印會為民族主義的傳播發展埋下種子。而另一方面，作者對于蒙古史學史知識的一知半解又驅使她想當然地以為13世紀成書的《蒙古秘史》則是最符合這一條件的“民族主義著作”，因此她才無限拔高此書在清代對于蒙古人民族意識形成所起到的陶冶作用，竟然臆說它在當時被重校和重印多次，以其流傳廣泛從而成為了大多數清代蒙古史著作的藍本。她還把另一部史籍《蒙古源流》的成書時間1662年說成是《蒙古秘史》的刊刻年份。而《蒙古秘史》實際上直到1908年才由葉德輝刊印出版。由于整個命題的史實基石轟然坍塌，柯氏賴以立論的民族主義理論體系也就成為拆下不成片段的空中樓閣了。

　　“四把鑰匙”同樣適于“新清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提出，“寧拙毋巧”是學界應該從柯嬌燕論著中汲取到的最深刻的教訓，治史者應該掌握的“四把鑰匙”同樣適合于“新清史”的研究領域，評價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宜堅持“不惟洋，不惟獎，只惟實”的準則。為什么這么說?

　　鐘焓：傳統意義上的四把鑰匙是指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年代學、目錄學。這些知識的具備實際上也是中國史的從業者做好考證工作的必備前提。不過如果涉及內亞史與中國史相結合的領域(這也是“新清史”口頭上的學術目標)，似乎應該把職官制度替換成歷史語言學方法中的審音勘同，以有效解決內亞史上無以回避的特殊疑難。學者們一旦進入這一領域就會發現他們最先遭遇的并非“民族認同”等宏大問題，而是實實在在的攔路虎般的史地考證難題。有的題目難度之大，甚至是數代中外學人竭盡智慧都沒能攻克解決的。因此，“一入考據深似海”和“去絕浮詞，崇尚實學”應該被相關從業者共同銘記。而我們對成果的最終評判也應該首先關注其達到的考證高度，再衡量其他方面如理論建樹等，這就是“只惟實”和“觀其行”的實質。相信對于所有嚴謹治學的歷史學者來說，理解這一點并無困難，我至今仍記得大學時代有一位老師在課堂上當眾強調，他的導師曾告誡他說，作為中國史學者，其正式發表的首篇論文必須是考據性成果，這樣才能在學術能力上取信于人。時光荏苒，從那時至現在已經快二十年了，當年這位老師課上講授的具體內容，我早已遺忘殆盡;不過他轉述的其導師的這番話卻讓人久久回味?；蛟S有些偉大的考據家如伯希和并不被所有人承認為歷史學家，但是一位能夠將中國史與內亞史進行整合研究的歷史學家卻首先應該具備極其深厚的考證功力。

　　美國學界的中國文史研究重理論輕考據

　　《中國社會科學報》：既然“新清史”學派并不以開發非漢文史料功夫見長，那么其在國際滿學界乃至整個西方內亞史研究中究竟處于何種地位呢?

　　鐘焓：綜觀整個國際學界對新見滿語史料的整理開發的貢獻，首先推中國大陸學界特別是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專業機構。雖然這些新刊譯注的史料所蘊涵的歷史信息往往要多年以后才能被歷史學界所充分認識，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們承認中國的滿學界在國家文化政策的扶持下，憑借自己的不懈努力采銅于山，終在國際滿學的競爭中抵達了上游的位置。而在近30年來的西方滿學界，擅長利用新見滿文史料并得到西方內亞史同行廣泛承認的斯達理、龐曉梅、魏漢茂等人都是學風篤實、具有明確實證取向的歐洲滿學家。相比之下，雖然在學術語言的寫作表述上沒有任何障礙，但“新清史”學者群的作品卻極少出現在西方內亞史的主流知名學術出版物，如《中亞雜志》、《中亞研究》、《亞洲史雜志》、《匈牙利東方學報》、《烏拉爾—阿爾泰年鑒》、《滿學專輯系列》、《通古斯—西伯利亞專著系列》、國際阿爾泰學會年會論文集系列和琳瑯滿目的阿爾泰學家們的祝壽文集中。不僅如此，德國威斯巴登出版的《中亞研究》1998年卷還專門刊登了一篇針對柯嬌燕《滿洲人》的德文批判性書評。此文作者從多個角度，全方位抨擊了柯著的學術性，尤其批評她沒有能力引用滿文史料來論述歷史問題，并指出她對歐洲—日本滿學界的成就缺乏了解。鑒于該文揭示的現象其實在多數“新清史”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不禁為這樣一篇堪作匡正“新清史”學風清醒劑的文章遲遲未被介紹到國內感到惋惜。另外，柯氏的著作《孤軍：滿洲三代家族與清世界的滅亡》并未注意到倫敦就收藏有她所研究的乍浦滿城的滿文文獻，并且此前歐洲學者早已有所介紹和引用。據此可見，盡管“新清史”在北美確已取得難以撼動的學術地位，但始終無法打入依然注重實證研究的西方內亞史陣營，而且對于相關成果的了解也很不夠。

　　綜上所述，從國際學術的大背景著眼，我們不能不謹慎地認為，“新清史”其實只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而已，其學術成果并未對西方(含日本)的內亞史研究產生深遠影響，即使在國際滿學界，也僅處于相對下游的地位。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應該追溯到長期以來美國關于中國文史研究的教學科研中，對社科理論的器重大大沖擊了對以處理多語種史料見長的伯希和式考據傳統的學習，最終導致所培養的人才在需要將中國史與內亞史的知識進行整合貫通時，往往在考據上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這一后果早已引起有識之士的憂慮，故本世紀初美國唐代文史專家柯慕白曾在《亞洲史雜志》上發表的一篇介紹《伯希和著述全目編年》(魏漢茂編著)的書評中就此做了深刻反思。

　　抓住“想象的共同體”大做文章

　　《中國社會科學報》：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基石何在?

　　鐘焓：我認為，很明顯該學派的著力點不在于史實重建而在于話語構建，具體來說，族性(ethnicity)/民族主義語境下的認同決定論、帝制晚期的征服敘事和后帝制時代的“民族帝國主義”話語才是構筑其學術體系的三大基石。三者之中又以其中第一項所涉及的“民族認同”最為關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的中國學者對“新清史”所標榜的“民族認同”傾向頗有共鳴，覺得它可以啟發國內的清史及民族史研究開辟出更具潛力的研究課題。我認為，這是一種錯位的立場誤讀，因為“新清史”學者群和國內學界所強調的“民族認同”一開始在起點上就完全不同，可謂兩條跑道上平行馳騁的馬車。以國內歷史學界與民族學界而言，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民族認同的研究大體是在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框架下展開論述的，也就是說不管多么強調少數民族具有不同于漢族的自我認同，最后對其定性時均要回到“中華民族的一體化格局”這一基本立場上來。而“新清史”則從破題之初，就借用了二戰以后歐美學者關于民族主義起源與傳播的理論模式，并將其移用到被他們看成是帝制晚期的清朝及其以后的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報》：“民族主義”的這種移用有何不妥?

　　鐘焓：應該指出的是，像安德森和霍布斯鮑姆等學者在論述民族主義在歐洲之外的傳播時，均認為東亞的中日韓等國具有相當強的人口同質性，因此沒有把民族主義傳播理論運用到中國版圖中的內亞地區。而“新清史”則與之相反，認為完全可以用民族主義敘事來解析上述地區的歷史走向與現實狀況。我們知道，這種民族主義起源與傳播的理論體系，所強調的恰恰是經過作為民族主義者的知識分子的大力宣傳鼓動，一種嶄新的披著民族外衣的集體認同以“想象的共同體”的形態破繭而出，進而推動社會成員將這種認同意識強化為一種政治上的主權訴求，最終提升到政治層面以尋求高度自治或者獨立建國的終極結果。顯然，這和我們所說的“多元一體”格局中的相當于二級子目錄性質的少數民族的自身認同根本就無從調和。

　　而“新清史”學派也正是抓住這一點大做文章，雖然他們一方面認為清朝通過引入非漢化的權力統治模式實現了將漢族地區與內陸亞洲的政治一統，但同時又強調這種一統并沒有能夠消弭滿蒙藏以及穆斯林等各個人群內部的認同意識;相反還在清朝后期由于漢人向邊疆移民所造成的族際摩擦以及具有鮮明“排滿”意識的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促使非漢人群的自我意識從原來處于相對低潮的蟄伏狀態轉變為日趨活躍。在“新清史”的學者看來，這種發展趨勢本來預示著隨著帝制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漸漸完成了民族意識塑造的邊疆各地即自動脫離中國走上彼此獨立的分頭化發展路徑，就如同19—20世紀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奧匈帝國衰落或解體以后所造成的那種多國化局面一樣。然而近現代中國的發展，卻愈發堵死了這條道路，結果致使除了蒙古國，其他清代邊疆地區都大致完整地保留在現代中國的版圖內。在這些學者看來，這意味著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國繼續以帝國的思維框架來維系其對清屬內亞的主權擁有。這種政治現狀被柯嬌燕定義為“后帝制時代的民族帝國主義”。

　　簡而言之，在多數“新清史”學者看來，民國以來中國政府對邊疆地區的宣布主權與兩次世界大戰以后風靡亞非拉的“去殖民化”的民族主義運動背道而馳，而從當下已經步入“后現代”和“后殖民”時期的21世紀的角度來觀察就更是一個極大的悖論，在政治上自然也就毫無合法性可言。“新清史”學者出于證明上述理論模式的有效性，不惜曲解史實以強證己說。正像前面柯嬌燕的例子所暴露的，她為了想從學理上趕上民族主義這趟18世紀以后才駛出的列車，于是就對滿蒙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時間持一種“寧晚勿早”的判斷，高聲疾呼是帝國締造了民族，而非民族創建了帝國，拒不承認17—18世紀的清朝就已經是一個成熟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更無論以前的歷代中央王朝)。惟此才能在時間上更為直接地動搖和解構現代中國對邊疆的主權維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下一步關于“新清史”的研究將涉及哪些內容?

　　鐘焓：關于正在準備中的研究，無疑會有很多內容是對您提的前一問題的詳細闡述，而我對此的基本思路和觀點也如上所示。下一步研究的另一重點則是我將嘗試利用非漢文史料論證明朝的內亞性及其與清朝統治的可比性。同時擬發掘非漢文史料以揭示邊疆地區與中國的政治聯系。此外，要全面評價“新清史”，仍有一些疑問需要澄清，例如在學術思想上與“新清史”學者存在緊密關聯的是哪些人，我們應當如何看待“新清史”學派的內部分歧，柯嬌燕和歐立德爭論的實質是什么，為何前者不愿自己被貼上“新清史”的標簽，但幾乎所有評論者卻都把她算作該學派的最重要成員之一，等等。

　　拓展閱讀：美國“新清史”肆意歪曲清史 旨在分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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