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斗爭為綱，同樣不輸理

　　不久前，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同志在《紅旗文稿》上發表了《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以下簡稱“王文”)，立即遭受到以公知大V們為代表的敵對勢力的猖狂謾罵與圍攻，而其謾罵與圍攻的一個主要之點，是說它要恢復已被放棄的以階級斗爭為綱;許多左派同志反擊這種謾罵與圍攻時，則極力撇清”王文”主要觀點與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區別，完全不敢正視毛主席關于“階級斗爭是綱，其他都是目”的作用，這讓我很不是滋味。因為我覺得，不僅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輸理，恢復以階級斗爭為綱同樣不輸理。不同的是，講清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輸理輕而易舉：大家都贊成依法治國，而依法治國首要問題是要以憲治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國現行憲法明文規定的，與理有據、與法有據、與憲法有據，何來輸理一說?!而反對人民民主專政就是明目張膽的違憲的行為!對違憲行為，任何一個以憲法為根本大法的國家都決不能容忍，而必須毫不容情地予以狠狠打擊;我國今天對此視而不見、遷就、容忍，本身就是一件十分不正常的事情，完全不需要花費那么多的口舌(可說真話，今天若不花費點口舌還真不行，而且即使花費很大口舌也不見得頂事兒)。在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已經已經有六十五年多歷史的情況下，竟然需要花費功夫辯駁說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與此同時，講清要恢復以階級斗爭為綱不輸理當然就更非易事了。但說難，其實也不難，因為所謂以階級斗爭為綱，并不是同人民民主專政完全對立或毫不相關的兩回事，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念，體現在實踐中就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而真想(而不是假裝)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理念上也必須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

　　一、以階級斗爭為綱，是任何一個統治階級治國理政都必須始終堅持而不能須臾放棄的一個基本理念(盡管作為剝削階級的統治階級從來不會承認這一點)。

　　讓我們從人類社會最初的國家是怎樣建立的說起吧。

　　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人類社會最初，有著一個不知私有制、階級、國家為何物的漫長年代。在原始社會大部分時間里，生產力水平極低，生產資料公有，社會群體(原始群、氏族公社)內部人人平等，共同勞動，按需分配(當然是極低甚至是最低水平的按需分配，或大體上而非絕對的平均分配)，沒有階級之分，當然也就沒有國家。國家是伴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使人類社會必然分裂為階級以后出現的。自從人類社會出現了階級即分化為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最早分化出來的是奴隸主與奴隸兩大對抗階級)以來，奴隸主要剝削和壓迫奴隸(這是必然的，否則它就不是奴隸主了)，勢必遭到奴隸階級的反抗。這種剝削與反剝削、壓迫與反壓迫的矛盾斗爭是不可調和的：要奴隸主階級放棄剝削與壓迫不可能;要奴隸階級服服帖帖地任憑奴隸主階級的剝削與壓迫也完全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其斗爭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直至同歸于盡。這時，奴隸主階級自然會想到，要利用自己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建立起軍隊、法庭、監獄等暴力組織，用軍隊鎮壓、法庭審判、監獄監禁等辦法對付奴隸們的反抗，強迫他們老老實實、服服帖帖地服從自己的剝削與壓迫;這一想法雖然不能完全如愿，但在這種高壓下，奴隸階級的反抗勢頭必然減弱(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易地拼死反抗)，從而使奴隸主階級同奴隸階級之間的矛盾得以暫時的緩和(注意：是暫時緩和而不是調和，因為處于這種高壓下的暫時緩和恰恰證明二者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如果二者的矛盾可以調和，就不需要這些暴力組織的參與了)。而軍隊、法庭、監獄就是任何一個國家機構的主要成分。隨著軍隊、法庭、監獄等暴力機構的建立，人類社會中最早的國家就出現了。粗看起來，國家似乎是凌駕于社會之上、超然于兩大對抗階級之外、并日益同社會脫離的第三方力量，甚至是不偏不倚地代表全民利益或上天(上帝)意志的機構(剝削階級作為統治階級時，都無一例外地極力宣傳這一觀點)，這統統都是騙人的。其實，任何國家都是統治階級手中的工具與玩偶，其一切行為都必須絕對服從統治階級的利益，并都會毫不猶豫、不惜一切代價地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反抗。所以，從國家誕生的第一天起，它在實質上就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就是統治階級統治、壓迫被統治階級即對被統治階級實施專政的暴力機器。而絕不是任何其他仁慈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宣稱，國家是無產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得不從剝削者手中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無產階級只能盡可能地剔除這個禍害的一切最壞的方面。國家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全民的利益;當階級被徹底消滅，從而能夠真正代表全民利益的時候，它也就到了壽終正寢、自行消亡的時候了。

　　一個國家政權建立后，掌握這個政權的統治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除了要做好經濟工作，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外，其所面臨的首要問題都是如何處理好兩個關系：處理好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處理好統治階級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關系。然后才談得上開展好其他各項工作。所謂“治國就是治吏”，講的是如何處理好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而處理好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整合統治階級的力量，在盡可能地緩和同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同時，保持高度警惕，時刻準備全力以赴地去對付被統治階級的任何反抗。如果我們把統治階級緩和同被統治階級矛盾的舉動稱之為胡蘿卜的話，那么，其全力對付被統治階級反抗的舉動就是大棒了。而這種胡蘿卜加大棒的兩手政策，反映在統治階級執政實踐中是統治階級專政;反映到治國理念上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

　　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地說，作為治國理念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同作為執政實踐的統治階級專政本質上就是一碼事。區別僅在于：前者是屬于精神層面的東西，后者則是屬于物質層面的東西;前者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理念，后者則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實踐，二者是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古今中外的一切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事實上始終都在堅持統治階級專政，從而永遠都在堅持而不會放棄階級斗爭這個綱(美國今天實施的一切內外政策表明，它時刻都在堅持資產階級專政，從來都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主動放棄階級斗爭這個綱是一種慢性自殺行為。我們在果斷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人家已經能夠明目張膽地攻擊人民民主專政了，甚至能夠明目張膽地攻擊這個國家的開國領袖毛澤東、攻擊這個國家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明目張膽地為被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國家人民推翻的國民黨反動派以及作為這個黨的頭目——人民公敵蔣介石翻案了。這些就是我們這種愚蠢的自殺行為正在進行中并已經產生了效果的鐵證——13億中國人都該清醒了!只是在剝削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時候，他們是絕不會承認其政權的統治階級性質，即不會承認其政權統治階級專政的實質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事實的。因為他們的政權都是占人口少數的剝削者壓迫多數勞動者的工具，承認了這一點，就等于是在動員人民大眾來反抗自己，他們是絕然不會去干這等傻事而必然千方百計地去竭力掩蓋其階級性的。加上一切剝削階級都知道要充分利用其掌管的媒體輿論的影響而欺騙公眾、混淆視聽。因被統治階級沒有話語權，這種欺騙往往總能見效。“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共產黨宣言》語)。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對少數敵對分子的專政，為了最有效地震懾敵對分子，并把人民大眾最廣泛地動員起來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無產階級必須公開申明其政權的階級性質，公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才能不斷地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右派精英和公知大V們瘋狂反共、反毛、反祖國、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甚至喪心病狂地叫囂要殺左族毛，且逢中必反、遇美必贊，這不叫做以階級斗爭為綱又叫做什么?!只是他們是要以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與人民大眾的階級斗爭為綱，同我們所堅持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在方向上是完全相反或根本對立的而已。一旦得勢，其必然會將這種反對與叫囂直接轉化成鎮壓人民群眾的行動!文革中所謂人們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預言就會變成活生生的現實!是否敢于并必須公開宣布自己政權的階級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及其他剝削階級專政的的一個根本區別。真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得理直氣壯地恢復以階級斗爭為綱。三心二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東一榔頭西一棒槌，遠離甚至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根本就不是、更不可能真心實意地堅持與鞏固人民民主專政。

　　二、任何新舊社會制度的更替，無一不是通過階級斗爭實現的，離開以階級斗爭為綱，無產階級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勝利了，放棄了階級斗爭這個綱，資本主義復辟也是隨時可能的。

　　早在160 多年前，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產黨宣言》中鄭重指出，自土地公有的原始社會解體以來，“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

　　馬克思、恩格斯還告訴我們，這種必然產生且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并不完全是壞事。革命，即被剝削階級反抗剝削階級、被統治階級反抗統治階級、新生階級反抗腐朽沒落階級的革命“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雖然社會變革和發展深根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但這種變革與發展不可能自發地實現，而幾乎都是通過階級斗爭甚至是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是實現的，以致從某種意義上我們不得不說，“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無論是原始社會為奴隸社會所代替、奴隸社會為封建社會所代替、封建社會為資本主義社會所代替，新制度都是在激烈、曲折、反復的階級斗爭中才最終確立起來的。因為即使舊的生產關系已經嚴重地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舊的上層建筑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經濟基礎，腐朽的統治階級仍然不會心甘情愿地退出歷史舞臺，他們總是要利用其已有的統治地位竭力維護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例如當初新生的資產階級反抗沒落封建統治階級的斗爭就曾經歷了長達了兩個世紀之久的復辟與反復辟的反復較量，包括不可避免而十分殘酷的流血斗爭，才使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上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通過工業革命而最終確立起來。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同樣不是永恒的，社會化大生產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矛盾的存在與發展，決定了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但因為(1)社會主義革命是推翻一切剝削階級、摧毀一切剝削制度的革命，如果說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前一種社會制度下的剝削階級中的一些人還可能轉化為新的剝削階級，繼續在新的剝削制度下作威作福，這個革命仍然充滿著曲折;那么，社會主義革命一旦取得勝利，一切剝削者將統統失去其作為人上人的原有地位，只能同原有的無產者平等地生活，這些人無論如何也不會甘心的，而必然遭受到他們的拼死反抗。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革命所能遭遇到的反抗會出奇地強大，離開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無法有效地組織動員起人民大眾，無產階級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同時，(2)由于以往革命，都是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的革命，新生的生產關系會在舊社會機體里萌芽并逐步成熟起來，其戰勝舊制度當然會容易很多(但往往也必須經過長期、反復甚至是流血的較量)。社會主義革命要推翻一切剝削制度、消滅一切剝削階級，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根本不可能在舊社會內部自發產生，更不可能成熟起來后再起來革命，其難度之大自然可想而知;(3)資產階級已經成長了幾百年，本身已經相當地成熟了，其對付無產階級的經驗駕輕就熟，(4)加上人類幾千年剝削制度影響已經深深地扎根到整個社會有機體的血脈中去了，即使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取得了政權，資本主義復辟也隨時都存在著極其廣泛的社會基礎，幾千年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即使在人民大眾中也仍然深入骨髓般廣泛地存在著。(5)何況社會主義革命不是在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同時發生，而是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環節的比較不發達的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這又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一誕生，就必然要處于資本主義列強們的四周包圍之中。(6)無產階級不能利用現成的國家機器達到自己的目的，壓迫無產階級的政治形式不能成為無產階級解放的政治形式，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創造出嶄新的政治形式來代替它，由于這嶄新的政治形式是前所未有的，往往難以為大多數人們所理解，何況它往往還必然存在著種種缺欠……這一切的一切都決定了無產階級即使取得了革命勝利，這種復辟與反復辟斗爭之曲折性、復雜性和反復性及其尖銳程度也必然大大地超過以往。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如果不能讓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深入人心，把自己連同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統統團結起來，組織成一個強大的統治階級，進行堅決而不妥協的斗爭，就不可能戰勝強大的敵人，達成自己的目的;暫時戰勝了，勝利成果也難以鞏固起來，搞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是隨時可能的。

　　現在，這種復辟的危險已不僅僅是理論的推導，而早就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蘇聯東歐原大量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就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劇變的事實就明明白白地擺在那里!而這場劇變并非僅發端于戈爾巴喬夫，而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時就已經開始了。正是這個赫魯曉夫，早在當時就大肆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輪，鼓吹三和兩全(所謂和平競賽、和平共處、和平過渡，以及全民國家、全民黨)，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才使資本主義因素滋長、蔓延;其后的勃列日涅夫繼續推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自那時起，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就已經在慢慢地改變了顏色，它已經由馬克思主義的黨慢慢地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由社會主義國家慢慢地變成了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帝國主義國家。

　　正是基于這種考量，毛主席才反復告誡全黨和全國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斗爭是綱，其他都是目”。只要階級與階級斗爭在社會上存在一天，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念，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

　　三、以階級斗爭為綱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非根本對立、水火不容，而是相輔相成的，完全可以且必須并行不悖，缺一不可。

　　在我國，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同把全黨工作的重心(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同時提起的，而且認為，只有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才能真正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就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以階級斗爭為綱看成是兩個根本對立、水火不容的東西。這一觀點的影響極其深廣。公知、精英、大V們就不說了，主流的觀點也不提了，連許多左派同志也至今沒能跳出這個認知的怪圈。連烏有之鄉最近發的一文中也說什么“我們并不否認，過去我們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作為完整的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的情況下，繼續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也干擾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轉移，這是值得我們吸取的歷史教訓。”有的左派文章在正確地闡述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同時，卻莫名其妙的指責別人把抓階級斗爭同以階級斗爭為綱混為一談，全然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將各具特定含義的“為綱”與“為中心”完全混為一談，完全不敢在這個怪圈面前越雷池一步，反而繼續為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做無謂的辯護。

　　這是一個極大的謬誤。

　　對文化大革命應怎樣評價，這里暫且不提(這不是一兩句話能夠說清楚的)。但文革中流行一句口號，我是相當贊成的：“既要埋頭拉車，又要抬頭看路”。如果我們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看成埋頭拉車，那么，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抬頭看路了。二者顯然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硬要將二者根本對立起來，完全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在作怪。有人質疑道：“‘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而不天上，你只要埋頭拉車好了，干嘛抬頭看路?”我要說，提倡埋頭拉車固然不錯;說路在腳下也是事實。但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眼睛僅僅盯著腳下那方寸之路，看不見也不想看見前方那通天的大路，是否乃井蛙之見識?在埋頭拉車的同時，不忘時不時地抬起頭(照樣可以拉車)看看路，眼光會放得更遠些，視野會變得更開闊一些，拉車的方向感會更明、目標更明確，路會走得更穩，車也會拉得更快，這有何不妥?而且，你想到沒有，除了盲人、傻子或被逼無奈，只知“埋頭”拉車(或“埋頭”走路)而絲毫不知抬頭看路的人，古今中外都根本沒有發生過，包括質疑者在內。只“埋頭”而絕不抬頭拉車看路，不僅會因目光短淺而走不快，而且難免會翻到陽溝里去或走到邪路上去的。“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話說得相當漂亮，聽起來也很美。可是同志們(請允許我使用這一久違了的字眼兒)想到沒有，如果中國再一次地發生美國主導的顏色革命讓中國變天怎么辦?(美帝恐怕做夢也會盼著這一天)，那還不是辛辛苦苦地為別人做“嫁衣裳”?誰敢保證蘇聯解體、蘇共倒臺的悲劇不會在中國重演?蘇聯臨近解體、蘇共即將倒臺之時，眼睜睜地看著悲劇正在發生，偌大的蘇聯、龐大的蘇共“竟無一人是男兒”!而那正是從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與抹黑蘇聯、蘇共的歷史開始，連續三十多年年不講階級斗爭、大搞“全民國家”、“全民黨”，容忍西方帝國主義勢力肆意滲透、慫恿資產階級自由化肆意橫行所結下的惡果!要知道，美帝最早策動的顏色革命并非發生在蘇聯，而正是發生在中國，八九動亂之所以會發生，固然源于美帝反動派的背后策動(而美帝能掀起那么大的風浪，總不能說同我們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沒有一丁點關系吧)，但中國的走資派胡趙之流(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陳云、李先念同志后來也已經看清胡趙二人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乘取消階級斗爭為綱之機，打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旗號，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切唯美帝馬首是瞻，從而引起黃賭毒黑沉滓泛起、官員貪腐行為從無到有且愈演愈烈，激起民怨，這才是其得以發生的根本原因。動亂被順利地平息下來了，我們將它歸功于領導層，這固然不錯。但根本原因恰恰在于那時離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尚近，中國人民還有著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高度警醒，領導層一提醒，人們自然很快就覺悟過來了。我們總講要兩個文明一起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軟，硬的那一手果然是硬，可那軟的一手何曾硬氣過一時半刻與一星半點兒?在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而所謂一心一意抓經濟建設的情況下，不僅根本不可能兩手同時硬起來，而且那個“一手硬一手軟”本身也是用來騙人的!因為如果說物質文明本身可能沒有多少階級性的話(但仍然有一個物質文明成果為誰享有的問題)，精神文明可是有著鮮明階級性的東西。在旗幟鮮明地取消(注意：是旗幟鮮明地取消，而不是旗幟鮮明地宣布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情況下(據說那個胡姓總書記還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提法)，只能是“一手真，一手假”，哪里會是什么輕飄飄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而且，在我國的今天，何止兩個文明一手真、一手假，就是黨的基本路線明文規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那兩個基本點也是一手真、一手假的：堅持改革開放，那可是貨真價實，從來也沒有含糊過；可所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呢，何時當真過？

　　一個國家的工作千頭萬緒，需要解決的矛盾很多，但這些矛盾并非等量齊觀，而是有著主次關系的。毛主席說，“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其他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297頁)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因而一般情況下，只有經濟建設工作所體現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相比之下，其他矛盾則都是非主要矛盾。所以，只要不是發生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我們就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一切工作統統都要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并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

　　與此不同的是，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往往并不是一項專門的工作，而是滲透于或自然地存在于其他一切工作中(雖然人們往往難以覺察到)的。內在于各項工作中的階級斗爭同各項工作本身就構成了一對矛盾的兩個不同方面。毛主席說，“矛盾著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同上)如：要搞好經濟建設工作，就有著一個依靠誰、為了誰，按照怎樣的方式搞好經濟建設的問題。這一問題不是一個可有可無、可以忽略不計的問題，而是充滿著激烈的階級斗爭并最終決定經濟建設性質(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是資本主義經濟建設)的大問題。就是說，內在于各項工作中的階級斗爭同各項工作本身的關系是同一對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的關系，或綱與目之間的關系。處理好這一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必須以階級斗爭為綱。提綱就能挈領，綱舉才能目張。

　　所以，這里的“為中心”，說的是在有許多矛盾并存的復雜事物中，其中必有一種矛盾是主要的，其他矛盾則統統都是次要的。要解決這些矛盾，首先就必須全力找出這個主要矛盾，以它“為中心”，讓其他矛盾都服從和服務于這一中心。只要“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其他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這里的“為綱”，說的是構成任何一個事物矛盾的兩方面中，其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的，另方面則是次要的。由于“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抓住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它“為綱”，才算抓住了事物的要害和關鍵，矛盾的次要方面即“目”才能“張”起來，從而才會使矛盾獲得完美的解決。

　　由于“為中心”與“為綱”各具特定含義，就絕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而可以同時處理好、也必須同時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又不能放棄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我們要專門進行階級斗爭(如三反五反、整黨、社教、文化大革命等)，這種階級斗爭工作也必須緊緊地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進行，并服從、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而不能離開經濟建設的實際去專搞什么階級斗爭;同時，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經濟建設的性質完全是由階級斗爭的狀況所規定，要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必須以階級斗爭為綱。而所謂“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就是二者之間的完美結合。

　　有同志可能會懷疑說，你講“為綱”是處理同一事物矛盾之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關系，而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均各有一個，為什么毛主席卻說“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階級斗爭是一個，“其余”指的可是多個)?道理很簡單：階級斗爭是各項工作的總綱，抓好了階級斗爭，作為“目”的各項工作豈不都會“張”起來?

　　進一步說，以階級斗爭為綱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完全是相輔相成、相互照應、相互促進的關系，二者并存于我國這個社會主義有機體中。我們可以把這個有機體比作一個人。如果經濟建設是這個人的肉身，階級斗爭則就是同一人的靈魂。人固然不能沒有肉身，但同樣不能沒有靈魂——沒有靈魂的人絕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充其量只是一個活死人(在亡黨亡國的緊急關頭，“竟無一人是男兒”，可不統統都是些活死人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我社會主義祖國不斷地強身健體的需要，決定著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與規模；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則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靈魂，規定著我國經濟建設乃至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性質與方向。只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才可能(注意：這里僅僅是可能，而不是必定會)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不斷接近、并逐步實現以階級斗爭為綱之最終徹底消滅階級的目的;同時，只有以階級斗爭為綱，才能保證我國經濟建設的社會主義正確方向，并為經濟建設提供不竭動力之源泉。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建設方面取得的一切重大成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策自然功不可沒;而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帶來眾多嚴重問題，包括很多具有顛覆性的大問題，包括那個“砸三鐵”運動將作為我國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砸”成弱勢群體的問題，包括持續不斷的改革讓本應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變得可憐到三分天下無其一的問題，包括我國國民經濟28個行業被外資控制了21 個行業的問題，包括我們的央視竟然允許美國人持股的問題，包括畢福劍這樣的央視主持人也能當著外國人的面兒，表白其反對共產黨、侮辱解放軍、辱罵毛主席的問題……其果斷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決策也難逃干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建國六十五年多的實踐檢驗，每一位正直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都應該作出自己理性的判斷了。

　　我們黨歷來講究唯物辯證法(這是我們黨最重要而時刻都不能丟棄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反對一點輪，提倡二分法。在革命戰爭年代，當然不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工作重心(或中心)只能放在革命戰爭(階級斗爭與民族斗爭)上。但經濟工作做不好，革命戰爭是無法進行下去的，所以，即使在最殘酷的革命戰爭年代里，我們黨從來也沒有忽視經濟工作。革命戰爭一結束，我們黨事實上就立即把工作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中來了，即使在抗美援朝、清匪反霸、三反五反(階級斗爭極其尖銳、嚴重)的情況下，我們黨經濟恢復工作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否則，短短三年時間，我們為什么就能讓千瘡百孔、滿目瘡痍的中國恢復了青春的活力?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仍然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所以，即使經歷了所謂的十年動亂，我們的經濟建設工作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也承認的。現在，我們表示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本無可挑剔;但與此同時，卻非得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不可，恐怕就是一個極其愚蠢的舉動了。

　　四、階級斗爭理論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的基礎；階級分析法是我們黨觀察、分析、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基本方法；以階級斗爭為綱，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高度概括與發展。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就會被掏空，馬克思主義整個理論大廈就會坍塌下來而變成毫無意義的空殼；共產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甚至馬克思主義本身統統都會喪失其生存的依據；共產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整個國際共產主義的歷史統統都會成為任人踐踏的對象。

　　這一點，就無須多說了吧?

　　連帝國主義者都看到了。他們說，“如果蘇聯領導人真的愿意拋棄階級斗爭觀念，那么他們是否繼續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里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

　　五、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是階級與階級斗爭存在的經濟根源和思想根源。不徹底推翻私有制、徹底消除私有觀念的影響，階級斗爭就是不可避免的，輕易地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和輕易地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都是同樣錯誤的。

　　前面說過，國家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到產生了私有制并分裂為階級以后的必然產物。下面，讓我們回過頭來，再回顧一下私有制、私有觀念與階級產生的過程。

　　原始社會大部分時間里，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生產的產品，除了僅能勉強維持最低水平的生存需要外，幾乎沒有什么剩余。這時，離開了集體，單個人完全無法活下來。為了生存，人們只能結成集體(原始群、氏族)，使用公有的生產資料，共同勞動，實行最低水平的按需分配，沒有私有制，沒有私有觀念，也就沒有階級。后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緩慢地提高，人們共同勞動的產品，除了滿足最低水平的生活需要外，還有了些許剩余。而有了剩余產品后，情況就不一樣了，那些在共同勞動中暫時擔任領導或相應職責的人，開始時會忠誠地履行自己的職責，認真保管好這些產品，以應付人類群體共同的不時之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力的發展使剩余產品數量越來越多，這些人就有可能在不經意間、進而有意地將些許乃至越來越多的剩余產品裝進自己的口袋，化公為私，變成自己的私有財產。最早變成私有財產的是食物，后來是生產工具、牲畜，最后是土地。當土地變成私有財產的時候，私有制就正式產生了。同私有制同時產生的，還會有心目中自然生成的私有觀念。

　　剩余產品的出現，使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成為可能;私有制與私有觀念的產生則把這種可能變成了現實(私有制提供了這種無償占有的制度基礎;私有觀念則提供了這種無償占有的動機)。當這種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變成經常性與合法化后，社會就分裂為兩大對抗階級了：一部分人占有大量生產資料，完全不勞動，靠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為生，他們就成為最初的奴隸主;另一部分人則失去了一切生產資料，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奴隸主的生產資料，在奴隸主的皮鞭和棍棒的驅使下從事非人的勞動，忍受奴隸主的剝削，他們就是最初的奴隸。最早成為奴隸的是戰爭中抓來的俘虜;后來，還不起債務的氏族成員也不得不把自己賣身成了奴隸。

　　可見，“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他們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語)

　　從階級產生的過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階級的產生與存在除需具備最基本的生產力條件(出現了剩余產品)外，就只同兩個東西緊密相連了，一是私有制;二是私有觀念。

　　列寧說，“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注意：列寧這里說的是“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而不是說社會主義就是已經消滅了階級。一旦完成了消滅階級的使命，人類就從社會主義跨進共產主義了社會了。修正主義鼓吹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斗爭熄滅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可恥背叛)。而要消滅階級，就必須從根子上解決問題：在首先須花大氣力消滅私有制的同時，更須花費更多時間、更大氣力去消除私有觀念的影響。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就莊嚴宣布：“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消滅私有制，即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不僅要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這已經實屬不易)，而且要對付成千上萬個體小生產。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同時，我國公有制經濟形式本身，也還有一個領導權是否掌握在人民手里的問題。這些，都要通過長期斗爭才能解決。更要看到，在我國已經完成了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推翻了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之后，為了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又不得不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就是說，又不得不通過改革開放，把已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重新請回來（所謂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實質上都是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和主導這些企業的則都屬于資產階級——我們再也不能掩耳盜鈴般自欺欺人地拒不承認這一事實了）。這就要求我們共產黨人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以人民民主專政為強大后盾，時刻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牢記“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斗爭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共產黨宣言》語)。努力爭取并不斷增強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搞好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鞏固工人階級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地位;同時，還要不斷地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不斷地加強人民大眾管理集體經濟的能力和地位。否則，就無法對付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我們的挑戰，就難以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純潔性與共產黨人思想的純潔性。更遑論最終完成消滅私有制、進而消滅階級的歷史使命了。

　　消除私有觀念的影響，即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不僅須連根挖空一切剝削制度(私有制)的祖墳，而且還要從根本上斬斷人們心目中復辟資本主義的任何念頭!這自然是比消滅私有制更為艱巨、更為復雜的任務，必會受到一切剝削階級的拼死抵抗與反撲;而且，幾千年私有的剝削階級社會影響所形成的私有觀念不僅存在于剝削階級成員中，也廣泛的存在于無產階級與廣大人民群眾的頭腦之中，時刻都在腐蝕著我們自己的隊伍。正如列寧所說，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尸體是不能被裝進棺材、埋藏到墳墓中去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在毒害我們大家。消除私有觀念、同私有觀念徹底決裂，我們不僅要同敵對分子和敵對勢力作戰，而且要同我們隊伍內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作戰（這是更為復雜、更為艱巨的階級斗爭）。這就使得這場斗爭還難以為我們自己的許多同志所理解，也難以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深刻理解，從而使這場斗爭更平添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復雜性與艱巨性。如果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作強大后盾，不能果斷恢復以階級斗爭為綱，心目中沒能時刻繃緊階級斗爭這根弦兒，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在這場斗爭中打敗仗了。

　　同傳統的私有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首先必須全力以赴把已經喪失了的意識形態陣地統統奪回到黨和人民的手里。在我國的今天，連新浪、百度、騰訊、搜狐、網易等門戶網站也允許外資控股，連央視這樣的媒體竟然也允許外資持股，連畢福劍這樣的央視主持人竟然也能欣然自得地辱罵黨、辱罵人民軍隊、辱罵黨和人民的領袖毛主席，連我國大公無私的觀念都會遭受顛覆，連雷鋒、邱少云、無數革命先烈的大公無私精神都會遭受質疑，連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小崗村人，竟然也能被堂而皇之地樹立為英雄典范，連宣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這樣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都會慘遭圍剿……這樣的事情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六七十年前就告訴我們，“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我國今天，社會上的統治思想只能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決不能搞指導思想多元化(包括不能再搞什么特色鄧三科了)。我們允許言論自由與信仰自由，但絕不能允許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同我們爭奪并占領我們的主流思想輿論陣地。

　　同傳統的私有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必須管好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權力不能任性”，話說得好。但還必須同時宣布“資本不能任性”。早在全國解放前夕，毛主席就及時地告誡全黨，“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員，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拿槍的敵人面前不愧英雄好漢，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襲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能夠對共產黨人進行糖彈襲擊的，主要是資產階級。建國初期，由于我們黨始終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加上那時的資產階級還完全沒有形成同我們抗衡的力量，我們對資本主義企業又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確政策，我們只槍斃了劉青山、張子善兩個人，就成功地打敗了資產階級的糖彈進攻。今天，資產階級在我國已經坐大(資本主義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至少已經占據了半壁江山)，其發射的糖彈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十八大后落馬的那些高官，哪一個不是被資本的炮彈所擊中的?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只講“權力不可任性”，卻放任資本任性，權力不會變成人民公仆，卻必定變成資本的奴仆。

　　資本坐大后，不會僅滿足于向高官發射糖彈，他們還要直接掌控權力。表現為大量富豪直接要求入黨，表現為大量富豪紛紛擠占本應屬于工農的權力而充當人大代表。這是不行的!富豪們可以入黨，但必須是在其自愿向國家交出了其所能掌控的一切股份，證明他及其近親屬已經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和其他多余財產而成為無產階級一分子之后才成(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而不是各階級成員組成的大雜燴);他們也可以當選為人民代表，但他們在人民代表中所占份額不能超過富豪在社會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然，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就不是人民共和國而變成資本共和國了。

　　一切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可以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管理和運營，賺取合法的利潤(剩余價值)。但我們黨必須無例外地在這些企業中建立自己的組織，工人也必須按自己的意愿成立工會，不能受資方的制約。就是說，這些企業在經濟上可以是資本主義的，但政治上必須服從社會主義法律，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工人階級的監督。占據這些企業工人頭腦的主流仍然必須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不能讓這些企業成為向我們的社會傳播資本主義價值觀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陣地。

　　如果我們還繼續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而拒不恢復這個綱，不對資本主義企業實行更嚴格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任憑資本“任性”起來，后果不堪設想。

　　同傳統的私有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必須大興學習之風，普及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知識和基本理論，斗私批修，在人民內部廣泛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毛主席曾曾號召全黨“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這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我們曾經實行過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各級領導干部走“五·七道路”、下放勞動，督促他們同工農群眾相結合，發動群眾監督和批判一些領導干部的各種錯誤思想和問題，直至把斗爭的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等等，本質上既是同傳統的私有觀念實行最徹底決裂的具體行動，也無一不是對我們自己同志的真心關心和愛護。但許多人卻“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并極力反對。只是經過長達三十多年實踐檢驗，看到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許多同志才逐步覺醒了。想一想當年黨內大多數同志的清正廉潔，看一看我們取消了以階級斗爭為綱之后，因為申明再也不搞群眾運動了，完全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有多少領導干部因而放棄了思想改造，私心膨脹，蛻化變質，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受到依法懲處的事實，就會明白這種思想改造的現實意義了。為什么黃克誠、王震、習仲勛、薄一波等許多跟隨毛主席出生入死鬧革命的老同志文革中受到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他們卻對毛主席毫無怨言，反而對毛主席崇敬有加呢?因為他們已經完全理解了毛主席不得不這樣做的良苦用心。他們深深地知道，雖然他們曾經為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過汗馬功勞，但成績只能說明過去，不能代表未來;進城以后，他們對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有沒有發生變化(是不是還像革命戰爭年代一樣深厚無暇)?有沒有時刻牢記毛主席提出的兩個“務必”?思想深處有沒有一種“終于熬到頭了”，該好好享受一下做人上人的滋味的些許想法?如果有，受到一點點沖擊有何不可?解放前，為了人民大眾的翻身解放，我們連流血犧牲都不怕，今天，受一點點委屈又算得了什么?想到這里，看一看毛主席怎樣嚴格要求自己，對自己的親屬、子女又是怎樣對待的，想一想無數為革命犧牲了戰友，他們只會更加感佩毛主席的高瞻遠矚，哪里會有什么怨言呢?連鄧小平同志晚年都認識到，中國今后要出事，還是會出在共產黨內!這就在客觀上要求我們每個人都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狠斗私字一閃念”。要實現兩個“決裂”，沒有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持續不斷的努力，是難以達到目的的。所以必須在人民群眾中大力提倡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大力倡導人們爭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同傳統的私有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最為根本的是必須下最大的決心，把我們的黨整頓好。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三十多年，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也已經停息了三十多年，思想不純(傳播過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甚至散布過反黨反毛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社會主義祖國的人在黨內廣泛存在)、組織不純(許多先富起來的“共產黨員”手中已經握有各種形式的大量資本而早就不是無產階級一分子了)、作風不純、經濟不純(黨內還有許多貪腐分子)、政治不純(許多敵對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已經混入黨內、賴在黨內)等問題嚴重存在，“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之類的怪現象屢見不鮮。為此，最有效的辦法是在嚴格按照延安整風精神搞好整黨，并在整黨過程中搞好黨員登記，毫不吝嗇、毫不顧忌地堅決把一切不純的黨員統統清理出黨的隊伍。讓我們牢牢地記住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的教導：“ 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們這樣的執政黨，即革命工人階級的黨，才不追求黨員數量，而注意提高黨員質量和清洗‘混進黨里來的人’。我們曾多次重新登記黨員，以便把這種‘混進黨里來的人’驅除出去，只讓有覺悟的真正忠于共產主義的人留在黨內。”

　　最后，我要特別指出：不要一提起階級斗爭，就想到你死我活，想到疾風暴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大量的階級斗爭都反映在人民內部，反映在人民包括各級領導干部的頭腦(靈魂深處)中，反映在經濟工作和其他各項具體工作中。即使人民同走資派之間的斗爭，也大多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完全可以通過和風細雨式的積極思想斗爭即斗私批修的方式予以解決，并最終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除非有些人真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即使是工人階級同資本家階級的矛盾，也完全能夠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條件下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得到解決，并最終達到既堅持我們的原則又保障資本家合法權益這樣兩個目的(除非有些人執意要同人民為敵到底)。這樣做，不僅不會破壞社會和諧與人類幸福，反而正是增強社會和諧與人類幸福的必須手段。那種動不動就動用法律手段，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無端地給人定罪判刑，甚至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辦法并不是我們所提倡的(對那些貪腐犯罪之人當然另當別論)，接受了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而變得更加成熟的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會再犯反右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再犯社教四清中“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錯誤、再犯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的錯誤——而這些個東西，統統都不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理論即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原意，而恰恰違背了、歪曲了毛主席以階級斗爭為綱(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所造成的。

　　偉大的列寧曾經說過，“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今天，我們還應該補充說，只有承認階級斗爭，而且也承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明乎此，我在這里熱切地呼吁黨中央，為了社會主義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為了無數革命先烈們的鮮血不會白流，為了帝國主義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不會得逞，為了全人類的幸福解放和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最終實現，要理直氣壯地重申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定信念，以比當年果斷取消以階級斗爭為綱更信心百倍、千倍、萬倍的勇氣，向全世界莊嚴宣布，我們黨要果斷恢復以階級斗爭為綱了。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別看三十多年來積攢起來的問題成堆，積重難返，只要我們黨果斷恢復以階級斗爭為綱，漂浮在人民共和國上空的政治陰霾將被一掃而光，重新顯現出社會主義祖國的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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