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近三十年的發(fā)展之后，中國已顯得“富有而強大”，以至現(xiàn)在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并借助“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口號舉辦了史上最為炫目的奧運會，慶祝它重新融入全球秩序之中。現(xiàn)在，這句口號成了一個反諷，而這更進一步印證了全球化意味著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的衰落這一論斷只是一個虛假命題(Desai， 2008： 397)。在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各地擴大階級分野的時代，將階級概念重新納入全球分野的分析之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
一、毛澤東時代的媒介傳播與階級動員
西方媒體對2005年出版的張戎和哈利戴的著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贊譽。在這本書中，毛澤東與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都被徹底妖魔化，以至我們今天再談論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以及中國對社會主義的追求所具有的解放性似乎都已顯得毫無意義。
盡管中國革命出現(xiàn)過種種失誤甚至災難，但我們不應將其視為一場不幸和誤入歧途的冒險運動。這場革命是因160年前發(fā)端于歐洲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聞名世界的漫長的解放運動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Sharma， 2007： 4)。在中國，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在歷史上是緊密相連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者更大程度上是民族主義者?？紤]到中華民族在帝國主義體系中的“階級”地位，“中國革命……首先是一場民族革命，而后才是一場社會革命，而不可能相反”，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也堅信如果社會利益與民族利益發(fā)生沖突的時候，社會利益必須讓位于民族利益”(Lin， 2006： 40)。
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民族國家建設首先面臨來自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封鎖，而后又與蘇聯(lián)決裂，這最終導致中國不得不依靠對國內農業(yè)剩余價值進行壓榨，并通過國家意志建立戶籍制度人為制造城鄉(xiāng)分離，以此來開啟國家最初的工業(yè)化進程。在經歷了1958年“大躍進”運動之后，之前一直為中國革命輸送能量的中國農民成為大規(guī)模饑荒首當其沖的受害者。
盡管如此，毛澤東的國家建設政策并沒有完全拋棄中國農民以及農村社會，而是繼續(xù)在農業(yè)領域進行投資，并以一種由上而下的方式反哺農業(yè)、農民以及農村社會。“三大差別”的存在，也即工農之間、城鄉(xiāng)之間、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引起了很大關注(Lu， 2008)。中國當時在成人掃盲、基礎教育以及醫(yī)療保障領域所取得的成就為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所艷羨(Wen， 2008)。在文化政治領域，大眾媒體所運用的社會主義話語則將工人和農民塑造為中國歷史的主體。城市中的知識青年和知識分子被鼓勵，甚至于被強迫，走進農村以彌合“三大差別”，并向農民學習，以改造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
毛澤東時代常常被化約為“文化大革命”，而這場革命也因濫用階級斗爭話語而名聲不佳。盡管如此，作為一場發(fā)生在文化以及意識形態(tài)領域，以保存社會主義成果并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革命，理解其中的階級政治尤為重要。毛澤東提出的階級概念指稱的是社會以及政治力量對于革命政治所持有的態(tài)度，而不是社會階級的結構性處境。
“文化大革命”意在塑造社會大眾階級新的主體性，并完成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中心任務，也即，“瓦解在充滿暴力以及不平等財產關系的歷史進程中所形成的階級關系”(Wang， 2006： 37)。但是，毛澤東高度主觀化的“階級”概念本身包含內在的矛盾和危險。本應具有進步作用的“階級斗爭”政治迅速退化為一種本質化的階級身份話語，“成為一種最具壓制性的權力邏輯”，以及隨后發(fā)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殘酷的派系斗爭的基礎”(Wang， 2006： 37)。意在改造壓迫性的社會關系并控制技術官僚權力膨脹的自發(fā)性政治和話語論辯，變成了最為殘酷的去政治化的符號斗爭。
盡管隔絕于西方媒體與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但是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仍然發(fā)展出許多具有本土特色的大眾媒體與傳播形式，包括大字報、紅衛(wèi)兵小報、革命歌曲和現(xiàn)代戲劇，以及鄉(xiāng)村地區(qū)的有線廣播、當地的藝術文化劇團、公社宣傳隊以及流動電影放映隊。工人、農民、城市居民在改革開放時代對抗官僚資本主義和它的國內以及跨國資本主義合作者的不同抗爭運動中所采用的語言、策略以及組織技巧，都呈現(xiàn)出“文革”年代大眾傳播賦權遺產的影子。
二、信息傳播與新的階級和國家政治
始于1978年的改革標志著對階級和國家做出引人注目的重新宣稱，信息傳播技術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信息傳播技術在建構不平衡發(fā)展模式中的角色
后毛澤東時代的“改革開放”不但沒有嘗試彌合“三大差別”，相反，還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推動了一種不平衡發(fā)展。而信息傳播技術則是這個過程的主要推手。如果說，20世紀前半葉是通過動員底層大眾并開展反帝事業(yè)以領導一場大眾社會革命的話，那么，改革時代則依靠技術官僚以及與各種資本的重新融合，開啟一場由上至下的“數字革命”。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及其技術理性主導了中國的“數字革命”(Zhao， 2007a)。
中國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優(yōu)先發(fā)展信息傳播技術產業(yè)以吸引大量投資，信息技術產業(yè)成為跨國資本主義擴張的支柱(Schiller， 2007)。隨著一億兩千萬農民工不斷遷移，難以持續(xù)發(fā)展的農村經濟促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遷移潮。盡管中國在信息技術領域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并獲得高速發(fā)展，但世界銀行報告指出，“2003年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中的四百萬工人只占國內勞動人口總量不到百分之一”(Qiang， 2007： 6)。
正如殖民時代的鐵路都建在處于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邊緣的國家以維護殖民宗主國的資本利益，改革時代的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亦得到優(yōu)先發(fā)展，以協(xié)調跨國資本主義體系中兩種相互關聯(lián)的發(fā)展進程：通過幫助跨國資本利用聚集在中國特區(qū)與沿海地區(qū)的龐大人力資源，中國原有的生產方式轉變?yōu)楹蟾Ｌ厥降撵`活的生產方式，信息產業(yè)崛起成為資本積累的主要領域(Hong， 2008; Schiller & Zhao， 2001; Schiller 2007)。盡管電話和互聯(lián)網服務得到快速擴散，但這些服務的分布流通在中國沿海與中部、西部地區(qū)之間，在城市與農村之間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
信息傳播技術促使基礎通訊設備成為主要的經濟產業(yè)，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快速轉型成為一個由外資驅動，以出口為導向，并越發(fā)具有依賴性的經濟體。中國一方面需要依靠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消費市場;另一方面，它也越來越依賴于非西方國家的原材料。在國際勞動分工體系內，中國主要輸出廉價勞動力。這種人口紅利主要依靠國家權力和相應的農業(yè)政策而得以存在。作為中國主要的出口產業(yè)，信息傳播技術產業(yè)本身也高度依賴外國的核心技術，血汗工廠式的工作條件在中國信息技術產業(yè)的裝配流水線上隨處可見(Hong， 2008)。全球信息革命的成功，部分是建立在這些流水線上的中國女工。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產品利潤中的絕大部分都歸跨國資本所有，而中國工人只能獲得微薄收入。一方面，中國成為實行世界銀行所倡導的信息傳播技術發(fā)展策略的典范;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則變得碎片化、兩極化，并且因為存在階級、區(qū)域、性別、民族以及其他社會和文化分野而高度斷裂化。整個1990年代，中國在教育領域的投資力度都位于亞洲最低水平之列，而這也使得中國的成人文盲人數在2000年至2005年之間增加了3000萬。與此同時，醫(yī)療保險體系所經歷的劇烈市場化以及農村地區(qū)合作醫(yī)療體系的失效，都使得醫(yī)療保障體系從毛澤東時代為發(fā)展中國家所艷羨的典范退化為世界上最為不平等的醫(yī)療體系。世界衛(wèi)生組織2005年的評估報告指出，中國的醫(yī)療保障體系在191個國家中排名188位?，F(xiàn)在，我們與其談論“一個中國”，還不如將中國論述為“一個國家，四種世界”更有意義：超現(xiàn)代化以及具有高收入的北京、上海以及深圳組成了第一世界，少數民族地區(qū)、邊遠地區(qū)以及收入極低的農村地區(qū)則構成第四世界(Hu， Zhou and Li， 2001： 167)。
2. 媒體在重述階級與國家政治中的角色
第一，媒體管理體制有效地將發(fā)展問題去政治化。通過控制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這為中國“比較優(yōu)勢”的廉價勞動力的存在提供了關鍵的政治環(huán)境(Zhao and Duffy， 2007)。大量的農民工并不能形成一個城市工人階級，相反，他們難以在物質上和文化上融入城市(Ngai， 2005; Hong， 2008)。
第二，主流媒體仍然以一種機會主義的方式動員和利用中國民族主義中的反帝元素。與此同時，他們也突出利用中國民族主義中實用性與文化氣息兼具的部分，以作為凝聚大眾的手段(Zhao S.， 2004; See also Wu， 2008)。隨著中國將自身由“第三世界的反帝國主義國家”重新定位，中國文化價值觀及其象征性符號，甚至本土化的信仰及其實踐活動，例如，對于“幸運”數字8的崇拜，都得到了國家的認可。
第三，媒體在放棄了階級與階級斗爭話語之后，便拾起了“社會階層”的話語，并將他們的主要資源投放到塑造“中產階級”的實踐之中。這使得這個階級的壯大成為“標志中國進入發(fā)達國家俱樂部的全國性工程”的一部分(Anagnost， 2008： 499)。盡管中國中產階級的規(guī)模及其具體構成仍然模糊不清——這個階級可能占據全國總人口的5%到10%，但是在“社會階層”這套話語之中，中產階級成為一種寶貴的政治文化資本，也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力量。在這種公民權利的模式中，“公民主體”是依據其趨近中產階級狀態(tài)的程度來定義他們的身份(Anagnost， 2008： 499)。
第四，媒體在形塑“中產階級”的過程中有所貢獻，并對“中產階級”的形成有所期待，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群體，在現(xiàn)在的官方話語中則被塑造為“弱勢群體”。不平等問題并沒有被當作一種結構性問題以及具有階級屬性的政治議題加以對待，相反，這個問題被去政治化，并被解釋為“一種國家歸屬感階梯中的文化差異”(Anagnost， 2008： 497)。
3. 現(xiàn)時代(2003~)中國的傳播與新的階級與國家政治
21世紀的前10年每天都在發(fā)生劇烈而廣泛的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矛盾。隨著社會分層、階級分化以及文化位移的不斷加劇，社會沖突和反抗的頻率、次數不斷增加，其廣度和范圍也不斷加大。從2003年開始，中國開始進入后改革時代。盡管新自由主義的去政治化邏輯還沒有受到根本性的挑戰(zhàn)，中國發(fā)展路徑選擇的分歧作為一個政治議題則被再一次提出討論。在整個改革時期，人們對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懼一直成為否定對發(fā)展模式進行政治批評的工具。“所以，你想回到那個“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嗎”這是對那些批評最為有力的反駁(Wang， 2006： 2)。
自2003年以來，中央開始提出一套新的發(fā)展話語來改變對以社會發(fā)展以及環(huán)境可持續(xù)性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狹隘追求。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更注重社會公正與公平。在媒體、電信以及文化領域，中國政府已啟動不同項目為農村人群提供更好的服務。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召之下，中國的電信部門并沒有采取新自由主義“普及服務基金”機制，而是采用毛澤東時代的運動策略，去解決中國最邊遠的農村地區(qū)的通信問題。截至2006年底，99.5%的中國行政村都有了電話通訊(Zhao， 2007b)。與此同時，文化部及其地方下屬機構也開始在農村地區(qū)提供文化服務。
由民間發(fā)起的媒體與文化賦權項目也開始啟動。例如，作為一名農民工歌手，孫恒通過北京青年農民工藝術團——一個2002年成立并由農民工組成、運作并為農民工服務的團體——在工人階級的文化賦權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Zhao and Duffy， 2007： 241)。對于一些城市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甚至主動地重返農村，投身于重建農村的實踐之中。
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tài)，民族主義在全球各地都會呈現(xiàn)出一種兩面性。中國民族主義亦是復雜多變的，具有多種不同的面向。某些版本的中國民族主義呈現(xiàn)出一種沙文主義傾向并依仗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而展露出一種Leslie Sklair(2001： 29)所描述的“對于自身優(yōu)越感的自負和過度自信”。但是，網絡上的草根民族主義話語在某些方面要比媒體中的官方民族話語更為激進。
作為維系政治合法性的民族主義話語經常與更為激進的民族主義話語之間產生張力。事實上，官方版本的民族主義經常受到大眾民族主義話語的挑戰(zhàn)。對于這些大眾民族主義話語，官方既不會與之發(fā)生關聯(lián)，也不會為其代言(Hu， 2006)。
三、結 語
Saskia Sassen(2006)曾詳細地分析了“全球階級”的崛起，后國家以及去國家化公民身份(postnational and denationalized citizenship)的形成過程，包括上述這些過程的政治意涵。但是，處于全球化進程中并受此影響的中國政治的結構遠遠超出Sassen的描述所能涵蓋的范圍。對于奉行“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Harvey， 2005)的精英而言，中國并不存在社會空間，更不要說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了。精英群體都策略性地(重新)遷居到不同的國家以求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他們的個人優(yōu)勢。
然而，矛盾的是，中國民族主義不但是一股需要予以認真對待的力量，其本身也已具有一個強有力的跨國維度，也即是說，隨著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資本秩序之中，中國越發(fā)去國家化的中產階級成員敘說著他們跨國化的民族主義話語，并在全球場域中發(fā)起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以及國家尊嚴的抗爭運動。這樣一來，他們則增強了政府的合法性。因此，當工人和農民在國內對政府提出注重再分配以及社會公正的訴求，并要求中國政府實現(xiàn)其社會主義承諾時，中國越來越具有跨國特征的中產階級則在海外維護中國的形象。在當前這個特定的歷史節(jié)點中，對國家和階級的重述不但繼續(xù)增強了中國在全球資本秩序中的地位，也使得中國無法摒除自身的社會主義色彩。更為有趣的是，在試圖反駁西方自由主義民主話語并打擊具有跨國背景的西藏種族民族主義運動的過程中，政府一方面支持中國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則不得不重續(xù)與藏族的階級情誼。2009年1月，西藏自治區(qū)人民代表大會以一種高度象征性的方式將3月28日設立為西藏的“農奴解放日”。
可以肯定的是，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以及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訴求不同，對于中國的底層大眾而言，社會主義價值以及毛澤東式的口號仍然是他們用于抵抗資本主義導向發(fā)展政策的語言工具。他們試圖促使國家踐行對抗外國資本、私人利益以及地方政府的革命諾言(Harvey， 2005; Perry， 2007)。對于“新左派”知識分子而言，他們一直強調“國家政治權威在追求社會公正平等的抗爭運動中的持續(xù)重要性”(Anagnost， 2008： 500)。正如呂新雨所言，中國“新左派”的一個任務是“利用社會運動鍛造國家的左手”。
在毛澤東時代，官方的口號宣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在改革時代，人們則說，“只有中國才能拯救資本主義”?，F(xiàn)在由于全球金融、社會、文化、生態(tài)危機不斷爆發(fā)，我們不知道中國能否拯救資本主義。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曾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會出現(xiàn)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xiàn)，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xiàn)。也許，中國以社會主義的名義追求國內和全球公正平等以及尊嚴這個故事并不會以悲劇或笑劇的形式結束。如果說中國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由上而下釋放了市場的能量，那么，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以及底層民眾則重新發(fā)掘了中國的革命遺產以及社會主義話語，以圖將政府權力以及市場力量置于社會需求的控制之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也許不單只是官方口號本身，而且也是中國不同社會力量對于這些口號的重新利用以及正在展開的將國家和市場置于中國勞動者的社會需求之下的社會進程，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抗爭的實質所在”(Zhao， 2008： 343)。中國的大眾力量正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注入更多民主以及平等的元素，而這一次，這個進程也許會取得更持久的影響力。
這可能既不再是一場悲劇，也不會是一場笑劇，而是一個被皮埃爾·布迪厄(1998)所詳細描述過的“合理的烏托邦”?正如林春(2006： 287)所言，“對于中國以及世界的根本問題，資本主義并沒有提供答案。而這正是我們尋找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動力所在”。不管這些替代方案以什么樣的形式出現(xiàn)，他們確實會在以下意義上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遙相呼應：在各種全球分野中全面發(fā)展人類潛能的夢想。
(作者單位：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中國傳媒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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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文化縱橫》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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