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典：從反思文革史學走向反思改革史學

　　王學典：從反思文革史學走向反思改革史學

　　——對若干史學關系再平衡的思考

　　告別“以論帶史”，走向“史料即史學”，告別“古為今用”，走向“為歷史而歷史”，告別“宏大敘事”，走向無關宏旨的“瑣碎史學”，告別“自言自語”，走向“日常生活史”，這諸種傾向疊加在一起，導致近30年來的史學研究日益國學化、漢學化、實證化、碎片化，所以，在筆者看來，對史學研究的基本方向必須進行一次再調整、再斟酌，也就是要對史料與史觀的關系、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微觀與宏觀的關系、引進與自主創造的關系進行一次再平衡。

　　文革結束已經快40年了。30年河東，30年河西。歷史幾乎每隔30年都要出現一次輪回：從1919到1949，從1949到1979，從1979到2009，幾乎都是如此。從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開始，像中國的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門類一樣，中國史學事實上又面臨一次再定向，或者說，已經進入又一次再出發的前夜。

　　30年前的再定向再出發，是從反思文革開始的，今天的再定向再出發，也應該而且必須從反思改革開放以來的史學走向開始。盡管“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是1949年后中國大陸史學最為活躍、繁榮和最富生機的30年”，盡管“這30年間的史學創獲是1949年前的30年所不能比擬的”，但為了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對近30年來的史學傾向也必須像反思文革史學一樣進行反思。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4年前后，史學界正在干什么呢?正處于一種什么形勢呢?1984年前后，史學界正在義憤填膺地反思文革，正在控訴文革對一大批史學家如翦伯贊、吳晗等的迫害，正在聲討“評法批儒”對史學聲譽的嚴重敗壞，正在全面檢討1949年后所確立而在文革期間登峰造極的史學思想、歷史理論的基本原則。總之，這個時期史學界的基本追求是：摧毀在“文革”期間和“文革”前夕占主流地位的理論、思想和觀念，為新時期學術確立新的方向。但與此同時，偏頗和偏差也出現了，甚至在一步步地向極端走去。

　　通過1984年前后的反思，人們當時總結出了若干教訓，形成了若干共識。

　　從廢棄“以論帶史”到皈依“史料即史學”

　　廢棄“以論帶史”，主張“論從史出”，在拒絕了“鞏固地確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歷史研究的指導地位”硬性規定之后，史學界則逐步皈依“史料即史學”，這是“文革”結束之初，史學界的主要傾向之一。

　　“以論帶史”無疑應該廢棄，這是一種帶有典范性質的教條主義的治史路數。為了取代這一路數，史學界當時相繼提出并強調了“論從史出”和“史論結合”等治史方針，這本無不妥，因為在這些方針中，畢竟還有“論”的一席之地。問題在于，此后的史學界卻在告別“以論帶史”之后，則經由“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等弱化理論地位的環節，一步步滑入了“史料即史學”、即完全排除理論的觀念之中。對“以論帶史”的批判，最后竟演變成了對民國年間占主流地位的治史路數即“史料即史學”的皈依。于是“史界二陳”即陳寅恪和陳垣重新成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史學界的偶像，“回到乾嘉去”終于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成為史學界的主流思潮。

　　近30年、特別是近20年來，主流史學界在拒絕了教條主義的同時，也拒絕了“理論”和“思想”本身。20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學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缺乏“理論”和“思想”，缺乏“抽象”和“概念”。“理論”、“思想”、“抽象”和“概念”，要么已被主流學界遺忘，要么已成為不光彩的東西。而年輕的學徒幾乎均成為主張“史料即史學”的傅斯年的私淑弟子了，到處是“考”，到處是“辨”，到處是“訂”，到處是“補”，如果把這種方式僅僅作為一種訓練手段，無可厚非，問題在于，與此同時，那些所謂的“導師”卻教學生遠離“理論”、遠離“思想”，甚至還引導學生遠離“解釋”，說什么考證史實是歷史學家的本份，評說史實則是站在史學圈外說話，完全忘了中外史家的教導：清理史實和解釋史實都是史家份內的工作。選題越小越好，材料越冷僻越好，考辨越細越好，“理論”和“思想”的成分越少越好，已成為史界一種主流價值觀或主流學風。

　　總之，如果說近60年來占籠罩地位的史學趨向，前30年是教條主義的話，后30年則是實證主義。問題在于，教條主義的危害已經有目共睹，臭名昭著，而實證主義的消極影響，學界不僅尚未認識到，甚至仍被趨之若鶩!

　　從否定“古為今用”到遁入“象牙塔”中

　　廢棄“古為今用”，主張“為歷史而歷史”，在拒絕了“歷史研究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口號的同時，進而放逐了現實和時代，最后則整體遁入象牙塔中，這是“文革”結束之初，史學界的又一種主要傾向。

　　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史學界對歷史與現實關系問題的認識，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從1949至1979年近30年中，在“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中，“現實”占主宰地位，走向極端后，“歷史”被“現實”完全吃掉;從1979年至今，又30年了，在這期間,“歷史”又一直試圖擺脫“現實”的糾纏，想不食人間煙火，走向極端后，“現實”又差一點被“歷史”吃掉。近30年間人們談歷史與現實的“區別”太多，而且在強調“區別”的時候甚至否定了二者之間的應有“聯系”。

　　1949年后，歷史研究全面納入為現實、為政治服務的軌道，有時甚至一度圍繞著運動轉、圍繞著政策轉，而登峰造極的表現則是在“評法批儒”時期，這時的歷史學可以說已完全墮落為政治斗爭得心應手的工具，顏面盡失，聲譽被嚴重敗壞。所以，“文革”一結束，部分學者就提出放棄所謂“古為今用”的原則，向“為歷史而歷史”的路子靠攏，“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為這時一些人的選擇，絕非偶然。這時人們似乎已達成一種共識：在“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中，“現實”好像已成為一種有害的因素、負面的因素，成為認識歷史真相的障礙，要想避免丑惡的“評法批儒”，必須遠離“現實”、回避“時代”，能遁入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中最好。這種對所謂“純學問”的向往在80年代初可以說即已成為一種思潮。但由于強大歷史慣性的作用，加上特定的精神氣候，在整個80年代，“歷史”并未完全實現回避“現實”的目的，相反“歷史”在新的斗爭中依然發揮了重大作用。當然，也確有一小部分人實現了擺脫現實的目的。但到了90年代，“現實”才真正成為一種大面積的“瘟疫”，使得許多人躲避惟恐不及。一方面是翻天覆地火熱的社會巨變，另一方面是寂靜的遠離生活的歷史學領域。在一場巨大變革面前，歷史學家集體逃亡了。

　　歷史學界刻意規避現實最典型的例證莫過于集體缺席關于中國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的討論了。中國崛起毋寧說是一個古老文明的復興。這一復興在中國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義已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中國崛起的話題，已經跨越學科的邊界，成為國內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話語中心。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法學家，甚至文學家等等，均在這場討論中悉數登場，都在通過對中國崛起的討論和思考，來展示自己的生機和活力。在這之間，卻唯獨不見歷史學家的身影。這極不正常!因為文明的復興，正仰賴于歷史的被喚醒，而歷史學家所擔負的正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唯一中介，因而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歷史學家們是最有資格、也最應該成為積極的一員的。但在各種各樣的理由下，主要是在躲避現實的主流思潮裹脅之下，歷史學家在這場討論中卻集體出逃了。

　　從解構“宏大敘事”到走向“碎片化”

　　廢棄宏觀研究、宏大敘事，在拒絕了假大空的同時，則進而放棄了對歷史的大脈絡、大趨勢、大線索、大走向、大波折的探求，這是“文革”結束之初，史學界的第三種主要傾向。

　　近30年來，中國史學界的一個最大趨勢，是由“虛”入“實”，棄“大”就“小”，而以“大”為“虛”、以“小”為“實”，則是問題的實質。中國史學界30年來越來越向“小處”走去，越來越向“細枝末節”走去，越來越向“邊緣”走去，越來越向“瑣碎”走去，而與此同時，史學界則在不斷地解構所謂的“宏大敘事”，質疑“宏大敘事”，甚至妖魔化“宏大敘事”，歷史的“碎片化”于是不可避免。人們在把歷史“碎片化”的同時，史學界自身的“碎片化”也同時不可避免。一個統一的史學界現在已經不復存在——這個所謂“統一”的史學界在被“碎片化”之后已經潛入各個歷史碎片之中，是人們當下所感受到的一個基本事實。《近代史研究》和《史學月刊》兩家雜志，于2012和2013年幾乎同時發起“碎片化”和史學家的“社會責任”問題討論，堪稱是對這一點的力證，同時也說明此一傾向之嚴重。

　　這一現象的出現當然也不是偶然的，這也是與“前30年”對著干的結果。眾所周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從一誕生，就聲稱不走“微觀史學”之路，要探求歷史的“法則”，要研究“大歷史”，李大釗的立場當時最具有典型性。此后的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和翦伯贊等唯物史觀派史家，則逐步遠離“史考”之路，堅定地踏上“史釋”之途，遠離“考史”的路數，群趨“著史”的路數。1949年后，歷史似乎肯定了“史釋”和“著史”為正途，“繁瑣考證”為斜路。于是，從1949后，對歷史的“宏觀研究”成為主流，“五朵金花”的盛開，“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封建社會為何長期延續”等問題的討論，遂成為歷史研究的常態，走向極端之后，就出現了研究課題越大越好、越抽象越好、越空洞越好、細節和材料越少越好的局面。歷史研究最后成為沒有彈藥的“放空炮”。

　　“文革”一結束，這一研究路向也納入“撥亂返正”的軌道，在一段時間內，被命名為“空論史學”而成為批判和清算的對象。于是，才有不少人的反其道而行之。尤其是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民國年間成名的學者還為數眾多的背景下，這時，歷史仿佛來了一個“否定之否定”，人們相率回頭向1949年前走去。到上世紀90年代學界則更直白地提出“回到民國去”，“回到傅斯年去”。所以，早在1981年，有學者就敏銳指出：學徒們卻已經走上摒棄“宏觀”群趨“微觀”之路了。進入90年代之后，“后現代史學”傳入大陸，“大歷史”、“宏大敘事”則進一步被痛加解構，隨后變得聲名狼藉。歷史的“碎片化”趨勢就這樣不可避免地出現了。

　　從打破“閉關自守”到放逐“自主敘事”

　　廢棄閉關自守，全面擁抱西方史學，在拒絕了“自言自語”的同時，進而放逐了自主敘事或本土化敘事，這是“文革”結束之初，史學界的第四種主要傾向。

　　近30年來的中國史學始終在一種矛盾中前行：一方面，我們全面對外開放，向西方史學學習，全方位引進西方史學，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從西方話語系統打撈或拯救中國歷史，而全面引進西方史學，就實質而言，就是引進和強化西方話語系統的影響力。近30年的史學始終在這種兩難、悖論中前行。學術引進和自主敘事的沖突，普世主義的歷史敘事與特殊主義的歷史敘事的沖突由此而起，而近30年占主流地位的則是普世主義的歷史敘事。

　　近30年來史學界向西方史學學習的主流做法是移植和模仿，題材是西方的，觀念框架和基本預設均是西方的，甚至結論也幾乎是西方的。總之，這30年基本上是西方史學在主導著中國史學界。近若干年尤其嚴重，總的傾向是選題越來越時尚化，越來越娛樂化，越來越表層化，甚至在趨于討巧。中國史學界越來越成為西方史學界、特別是西方中國學界的延伸。

　　這種中國史研究的西方取向，加上國內主流學風的影響，所導致的一個后果，是局部的細部的歷史越來越清晰，而整體的結構上的歷史卻越來越模糊、越來越混沌。更重要的是，我們越來越失去了自主創造的能力，尤其是在思維上越來越懶惰，總是在等待西方給我們理論，給我們觀念、思維、框架，甚至給我們樣板和典范，以供我們模仿。回想一下，近30年來，中國史學界在概念的提煉上、典范的鑄造上、理論的抽象上，有進展嗎?

　　近30年來甚至近60年來，中國史學界與西方史學界的關系實質上是學術小工與學術老板的關系。如同中國的企業長期以來處在世界產業鏈的末端一樣，中國的史學也長期處在世界特別是歐美學術產業鏈的末端，充當人家的學術小工，辛辛苦苦地像螞蟻一樣為西方學術界采集材料，乃至形成初級產品，提供給西方的那些史學家們，而西方史學家們再從中抽象出理論、思想、觀念、預設、概念，爾后中國的史學工作者再一窩蜂地去追逐這些理論、思想、觀念、預設和概念，還以為真理在握，真相在此。我個人認為，這就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史學界與西方史學界的基本關系。

　　總之，近30年來的學術引進，強化了普世主義的歷史敘事，進一步弱化了自主敘事，對此必須進行再平衡、再審視、再調整。我們要盡快自覺地從普世主義的歷史敘事轉向特殊主義的歷史敘事，更明確地說轉向中國敘事、自主敘事。普世主義的歷史敘事與中國敘事之間的最大差異，就是基本語境的不同，大轉型、大過渡、大轉軌，構成當下中國的基本語境。我們的歷史研究最好不要離開這個語境，不能離開這個基本題材，不能用外國已轉型成功后的選題來做我們的選題。西方的結構性變動早已完成，早就進入一個長期平穩的發展狀態，所以他們可以聚主要精力于所謂的日常生活史，而中國正處在結構性變動之中、乃至之初，所以，對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應更多的讓位于對結構史的探討。

　　前30年史學思想遺產不應斷然拋棄

　　告別“以論帶史”，走向“史料即史學”，告別“古為今用”，走向“為歷史而歷史”，告別“宏大敘事”，走向無關宏旨的“瑣碎史學”，告別“自言自語”，走向“日常生活史”，這諸種傾向疊加在一起，導致近30年來的史學研究日益國學化、漢學化、實證化、碎片化，所以，在筆者看來，對史學研究的基本方向必須進行一次再調整、再斟酌，也就是要對史料與史觀的關系、歷史與現實的關系、微觀與宏觀的關系、引進與自主創造的關系進行一次再平衡。

　　這種再平衡不是簡單地從河西返歸河東，而是同時克服河東河西的偏頗。文革后的30年基本上是與文革和文革之前的歷史學針鋒相對、對著干的30年。矯枉過正的結果，是一種傾向掩蓋了另一種傾向，扶得東來西又倒。所以，前30年的歷史學固然需要繼續反思，近30年來的中國史學也同樣迫切需要反思。近30年和前30年都有偏頗，也都有值得認真對待的珍貴遺產。

　　譬如前30年間占主流的“以論帶史”的治史路數，在這一被視為教條主義的治史路數中，實際上仍包含著理論與思想可起積極作用這一合理成分，換句話說，教條主義可以拋棄，但“史觀”或“理論”在治史過程中能起重要作用這一合理因子則不能斷然拋棄。這里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在治史過程中，“史料”是不是永遠處在主動、積極和活躍的位置上，而“理論”是不是永遠是“灰色”的、消極的、被動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從每個人的治學程序上來講，材料的搜集和積累無疑處在初始環節與基礎地位上，但強調這一點絲毫也不意味著“史觀”或“理論”永遠是消極的、被動的、次要的，乃至可有可無的。實際上，兩者在治學的整個過程中互為前提、平等互動。沒有“史料”當然不會有所謂史學，沒有“史觀”或“理論”也同樣不會有史學，尤其不會有“現代史學”。“實證”和“材料”是史學的自然屬性，而“理論模型”和“概念工具”的有無則是“傳統史學”和“現代史學”的分野所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學和19世紀、18世紀、17世紀……中國史學的差異，就在“理論”上，而不是在“史料”上，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嗎?今天中國大陸歷史學與西方史學特別是西方“中國學”的差異更是在“理論”上而不是在“史料”上，也同樣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以“教條主義”的存在和危害，作為否認理論作用的根據，從而走向“史料即史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在潑臟水時連孩子也一起潑掉了，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幼稚的做法和想法。

　　再譬如，“古為今用”、“歷史為現實服務”、“歷史研究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等等治史口號，當然有極大偏頗，也造成過巨大不良后果。但對這些口號也不應簡單摒棄了事。這些口號事實上提出了“歷史與現實”關系、史學與意識形態關系、史學與政治的關系等重大知識論問題。這些問題的實質是：在整個歷史認識的過程中，“現實”等外部因素究竟是否一種正面的因素?“文革”后一段時間之內，人們普遍認為：為現實而研究歷史必定導致歪曲歷史真相，人們不知道，沒有“現實”就沒有任何“歷史”，“史學史”、“學術史”演變的最大動力、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不是學術自身而是“外部現實”。包括人們談虎色變的“意識形態”和所謂的“黨派偏見”，其對歷史認識的推動和相關學科的形成所起正面作用之巨，也是人們難以想象的。的確，對于某些學術科目而言，“黨派偏見具有正面價值”是毋庸置疑的，而“建立一種把新思想、新問題、新挑戰從學科外部引入學科內部中的機制，在今天比以往更加必要。黨派偏見就是這種頗具威力的一種機制。”學術史上有大量事例說明了一點：沒有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及其對這種需要的滿足，就根本不會有所謂的“廿四史”和《資治通鑒》，沒有清算“帝國主義血賬”的政治信念和現實訴求，也根本就不會有著名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編纂。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學術史事實。

　　還譬如，1949年后，翦伯贊、范文瀾等對所謂“資產階級歷史學”即“繁瑣考證”的批評與指責，今天看來，也包含著許多很精當的思考，而這些思考在“文革”結束之初也被當作“左”而反掉了。當時的主流意見認為：什么樣的考證繁瑣，什么樣的考證不繁瑣，無法說清楚，所以，這樣的批評不合理，不要管這么多，大家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經過30多年的時間檢驗，誰是誰非，已經非常清楚了。翦伯贊等人所批評的，實際上是胡適當年所表達過的這樣一種意見：發現一個字的古義與發現一顆恒星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換句話說，歷史研究的題材和對象沒有什么大小之分，“細節”和“問題”有著同等的價值。今天看來，發現一個字的古義與討論明清時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能相提并論嗎?探究中國的歷史道路，追尋秦至清兩千年間的社會形態，與考證墨子的生卒年代和莊子究竟是楚人、魯人或宋人有同等重要的學術意義嗎?辯識出土簡帛上的一個字的讀音與辯論兩千多年來中國土地所有制形式究竟是國有、公有和私有有同等重要的分量嗎?所以，我們今天應該重估1949年后史學界對所謂“資產階級史學”批判的意義。那種打棍子扣帽子揪辮子的政治批判無疑應該永遠拒絕，但這種批判中所包含的真理的顆粒也不應被無視。“馬克思主義史學”與“資產階級史學”之間的分歧，當然不是什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分歧，不是正確與錯誤的分歧，而是“實證主義”和“以社會科學治史”兩條治史路線之間的分歧。“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史合理性在此，所謂“宏大敘事”和“大歷史”的價值在此，它們事實上是與“實證主義”路線有著同等價值的合理的治史路線的一種。

　　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發表過這樣一種看法：一個時代或一個時期，只有在它已發展到能夠進行自我批判的階段時，才能準確理解前一個時代或前一個時期。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準備好時，才有助于它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社會和東方社會。在資產階級經濟還沒有能力和可能進行自我批判時，它對于前一個社會，即它還得與之直接斗爭的封建社會的批判，是與基督教對異教的批判或者對舊教的批判相似的，即都是片面的、情緒化的、反歷史或非歷史的。對歐洲中世紀的看法即是如此。由于資產階級革命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一度被看作是由千年來普遍野蠻狀態所引起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一個挨著一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這一切當時都沒有被人看到。對中世紀的價值和歷史地位的準確把握，顯然只有到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發展到能夠進行自我批判時才有可能。

　　如同對中世紀的認識所產生的曲折和反復一樣，對前30年中國社會政治準確判斷的形成也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改革開放初期，學界對整個前30年也基本上是一筆抹煞，也認為是由一系列政治錯誤所引起的歷史的簡單中斷，總之，當時基本上是以徹底否定和完全拋棄為主。只有當改革開放進行到能夠開始自我反省、自我審視、甚至自我批判時，人們才能真正認識“前改革”時期的價值。譬如，只有當改革時期的兩極分化、社會不公達到一定程度后，只有當貪污腐敗、道德崩潰登峰造極后，人們才能認識前改革時期所崇尚的平等、公正、均平的價值及其所采取的許多極端措施的意義。而在改革開放之初，不徹底否定“文革”、不徹底反思批判“前十七年”極左的思想方針路線，改革開放沒辦法啟動，也沒有足夠的理由啟動。

　　對前改革時期史學思想遺產的認識也同樣如此。“文革”結束之初，面對“評法批儒”的后果，面對史學園地的一片荒蕪，面對史學隊伍的七零八落，面對所揭露出的翦伯贊、吳晗悲劇的形成過程，痛定思痛，人們只能義憤填膺，只能背道而馳，那個時候要求人們理性地對待前一個時代，就如同要求一個普通百姓面對殺父奪妻的仇人要冷靜和克制一樣，未免太苛刻了。可是，當史學界偕同中國社會“背道而馳”了30年之后，這才發現，它也撞到了南墻上。“眼前無路想回頭”，對改革開放史學的反思由此開啟。

　　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扶得東來西又倒，是這里的深刻教訓。問題決不在于要簡單地拋棄前改革時期史學的全部思想內容，而是要批判它，要從這個暫時的形式中剝離出那在錯誤的、但為時代和發展過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教條主義形式中所獲得的思想成果，絕不能把孩子連同臟水一起潑掉。

　　歷史決不會白過，也從來沒有白過過。這就是本文的結論。

　　附：1984-1999中國史學編年

　　1984年

　　3月，《中國文化研究集刊》創刊。該刊只出版五期，但影響巨大，是“文化熱”中最具聲望的刊物。

　　5月5日，“中華民國史學術討論會”在南京舉行，這是1949年以后大陸地區召開的第一次中華民國史學術討論會。

　　5月6日，中國世界近代史研究會成立大會在沈陽召開。

　　5月，中國文化書院在北京成立。該院是八十年代“文化熱”中最著名的學術團體之一。

　　10月，黎澍在《歷史研究》第5期發表《論歷史的創造及其他》，在歷史學界乃至整個理論界掀起軒然大波。

　　11月1日，全國史學理論討論會在武漢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史學理論研討會。

　　7月17日，于省吾逝世，終年89歲。

　　1985年

　　2月，(美)費正清、(美)劉廣京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3月，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學術界極大關注，對當時“文化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風靡一代青年。

　　7月，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8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主辦《民國檔案》創刊。

　　9月，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1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后，即受到史學界和經濟學界的重視。

　　10月，《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該書1996年全部出齊，標志著對全國存世古籍的普查基本完成。

　　12月，周谷城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以該叢書的出版為標志，中國文化史研究步入高潮。

　　1月11日，傅筑夫逝世，終年83歲。6月19日，夏鼐逝世，終年76歲。

　　11月11日，榮孟源逝世，終年72歲。

　　1986年

　　1月1日，中國文化書院、北京大學哲學系等單位在北京聯合舉辦“中外文化比較講習班”，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而巨大的影響。

　　1月6日，“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在上海召開。這是1949年后第一次專題討論中國文化的國際會議。

　　4月，蕭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國近代士大夫與西方挑戰》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全面介紹考古學領域各項基礎知識的大型綜合性工具書，對我國考古研究的現有成果進行了系統總結。

　　10月14日，“第一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在天津召開。此次研討會的召開，是中國社會史研究復興的開端。

　　4月22日，陳邦懷逝世，終年90歲。5月28日，翁獨健逝世，終年80歲。6月4日，王仲犖逝世，終年73歲。

　　1987年

　　2月18日，《瞭望》周刊第8刊發記者訪談《歷史學家劉大年談“全盤西化”的由來和為什么行不通》，第9期連載。此文意在反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發表后引起理論界和史學界廣泛關注。

　　2月，(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后風行一時，對推動中國史學向社會科學化方向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6月8日，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由東方出版社出版，影響巨大。

　　6月，劉起釪《尚書源流及傳本考》由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對《尚書》的源流作了系統、簡明的闡述，使異常紊亂的《尚書》衍傳情況完整而有條理地展現出來。

　　9月，《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卷1988年1月出版。

　　是年，朱維錚《走出中世紀》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后以其啟蒙傾向在“文化熱”中產生較大影響。

　　是年，《明實錄類纂》開始編纂出版。

　　是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組織翻譯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開始陸續出版。

　　8月9日，鐘鳳年逝世，終年100歲。9月14日，侯外廬逝世，終年85歲。12月2日，梁釗韜逝世，終年71歲。12月14日，胡華逝世，終年66歲。

　　1988年

　　5月，侯仁之主編《北京歷史地圖集》第一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該書是我國第一部也是最杰出的一部區域歷史地圖集，具體形象地反映了千年古都北京的文化、政治的獨特風貌。

　　6月11日，大型電視政論片《河殤》在中央電視臺播出。該片播出后因其所持激烈的反傳統立場在整個社會產生巨大的轟動效應，思想理論界隨即圍繞本片觀點展開激烈爭論，形成一股引人注目“河殤熱”，從而把“文化熱”推向高潮。

　　8月，“紀念殷墟發掘60周年座談會”在河南安陽召開，出席會議的有40位國內知名學者。

　　10月21日，王元化主編《新啟蒙》叢刊創刊。該書是80年代影響最大也是最為重要的的一套叢書，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11月10日，首屆全國現代化理論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引起較大反響。

　　12月2日，李紹連在《中國文物報》發表《概述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討論》。

　　是年，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組織出版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資料叢書”開始陸續出版。

　　12月1日，陳旭麓逝世，終年70歲。12月9日，黎澍逝世，終年76歲。

　　1月，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在史料的考證及運用上體現了較深的功力，向為學林所重。

　　3月，李時岳在《廣東社會科學》第一期發表《義和團運動再認識》。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

　　7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易家言”《〈河殤〉宣揚了什么?》，從十個方面對《河殤》進行了猛烈批判。此文發表后，報刊上展開了對《河殤》的密集批判。這場批判是思想史上的80年代向90年代過渡的轉折點。

　　10月7日,孔子誕辰254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曲阜舉行，江澤民就孔子問題發表看法，表明了官方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重視，產生很大影響。

　　是年，王元化主編《海外漢學叢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劉東主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開始由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何光滬主編《宗教與世界叢書》開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

　　3月20日，鄭鶴聲逝世，終年88歲。9月20日，陳伯達逝世，終年85歲。

　　1990年

　　5月，季羨林、周一良、龐樸主編《東方文化叢書》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8月31日，“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

　　10月7日，中國史學會、中國義和團研究會主辦的“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濟南舉行。

　　是年，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叢書”開始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5月9日，朱杰勤逝世，終年77歲。

　　8月30日，錢穆在臺灣逝世，終年95歲。

　　1991年

　　1月23日，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成立。

　　2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頭版發表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至4月12日，“皇甫平”又發表了三篇文章，繼續呼吁深化改革開放。這“四論”被視為“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先聲”。

　　2月20日，《文匯報》發表魏秦文章《戰后迅猛發展的國外中國學研究》，該文介紹了國外中國學研究近況，呼吁國人重視海外中國學研究。

　　3月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致信李鐵映、何東昌，強調要對小學生(甚至幼兒園的孩子)、中學生一直到大學生，由淺入深、堅持不懈地進行中國近代史、現代史及國情教育。

　　3月，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大型《邊疆史地叢書》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王曉毅《中國文化的清流》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來新夏《古典目錄學》由中華書局出版。

　　5月5日，張岱年在《光明日報》發表《以分析的態度研究中國學術》，被認為是九十年代以來“重提國學”的先聲。該文是作者為其主編的《國學叢書》所寫的序言。是年12月，該叢書開始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

　　5月10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成立。

　　6月，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

　　7月，《清代全史》由遼寧人民出版社開始出版。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9月，羅爾綱《太平天國史》由中華書局出版。

　　11月1日，“首屆胡適學術思想研討會”在黃山召開，這是1949年后舉行的第一次規模盛大的胡適學術思想研討會。7日，“全國首次胡適學術討論會”在績溪舉行。兩次會議預示著“胡適熱”的興起。

　　1月9日，徐中舒逝世，終年92歲。1月24日，嚴中平逝世，終年82歲。5月12日，商承祚逝世，終年90歲。

　　1992年

　　4月，姜義華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4月號發表《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引發“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

　　6月，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7月，陳旭麓《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書視野開闊，思辨深邃，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最好的導論性著作。

　　7月，李學勤在《中國文化》第7期發表《走出“疑古時代”》，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并直接導致其后“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提出。

　　7月，吳于廑、齊世榮主編六卷本《世界史》開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成為繼60年代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之后，新中國世界史學科發展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述。

　　8月28日，譚其驤逝世，終年82歲。

　　12月27日，林增平逝世，終年69歲。

　　1993年

　　5月7日，“顧頡剛先生誕辰10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蘇州召開，胡繩在會上發表講話，對顧頡剛作出高度評價。

　　5月，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大型學術刊物《國學研究》創刊。該刊的出版被認為是90年代以來國學興起的標志之一。

　　8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記者畢全忠寫的《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散記》。該文的發表被看作是20世紀90年代國學研究再度復興的標志。

　　10月，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紀山鎮郭店一號楚墓出土戰國時期楚國竹簡，在很大程度上改寫了先秦儒家思想史乃至中國學術史和中國哲學史。

　　10月，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12月，《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開始由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音樂出版社、巴蜀書社出版。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中國邊疆史地文庫”開始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4月9日，吳于廑逝世，終年80歲。

　　1994年

　　5月16日，“評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研討會”在上海舉行。

　　7月4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工程啟動。2002年4月，該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完成影印出版，共1800冊。

　　8月，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叢刊創刊。文叢出版后，在海內外廣受關注，為90年代國學的復興起推波助瀾的作用。2000年第17卷出版后停刊。

　　9月1日，中山大學歷史系舉行“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討論會”。

　　9月11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成立。1997年10月底全書1200冊出齊。

　　10月，范文瀾、蔡美彪主編《中國通史》1—10卷由人民出版社完成出版。

　　11月，《東方文化集成》開始編纂，季羨林任總主編。10月14日，唐長孺逝世，終年84歲。

　　1995年

　　4月，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由三聯書店出版。

　　5月，李澤厚、劉再復對話錄《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該書堪稱改革開放后學術界爭議最大、影響最廣的著作之一。

　　9月，方克立、李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學案》(上、中、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10月，朱學勤在《讀書》第10期發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刊出后在知識界激起巨大反響。

　　12月，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是年，由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辦、任繼愈主編的《國際漢學》創刊。陳平原主編《學術史叢書》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

　　4月16日，胡厚宣逝世，終年84歲。12月4日，姜亮夫逝世，終年94歲。

　　1996年

　　1月，王學典《二十世紀后半期中國史學主潮》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被視為近50年中國史學思想史研究的拓荒之作。

　　5月16日，“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2000年9月15日該工程通過國家驗收。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該年表把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成果公布后，受到國內外學界尖銳批評與強烈質疑。

　　8月，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由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9月，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9月，《胡適全集》編纂出版工作正式啟動。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完成出版。

　　10月，湖南長沙走馬樓出土14萬枚漢末至三國吳簡牘，超過中國歷年出土簡牘數量的總和。

　　4月4日，羅榮渠逝世，終年69歲。4月5日，李時岳逝世，終年68歲。

　　11月10日，周谷城逝世，終年98歲。11月15日，姚孝遂逝世，終年70歲。

　　1997年

　　1月，沙健孫、龔書鐸主編《走什么路——關于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問題》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5月，顧誠《南明史》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該書史料豐富扎實，理論功底深厚，出版后立即在明清史學界引起關注。

　　5月，黃仁宇《中國大歷史》由三聯書店出版。該書出版后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

　　9月，汪暉在《天涯》雜志第5期發表《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點燃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戰的導火索。論戰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最大的一場爭論，形成了不同的思想陣營。

　　是年，瞿林東主持的《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叢書開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開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5月25日，羅爾綱逝世，終年96歲。

　　1998年

　　4月，《胡繩全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4月，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1卷)》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后引起海內外學界的普遍關注，被認為是近年來最有影響的學術著作之一。

　　10月，蕭克主持編纂《中華文化通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全面的文化通志，闡述詳盡，內容豐富。

　　12月26日，胡繩在“毛澤東、鄧小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討論會上發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講話。此篇講話的發表，表明晚胡年思想發生了重大改變。

　　12月，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該書被稱為“百年敦煌學的總結”之作。

　　12月，戴逸在《歷史研究》第6期發表《世紀之交中國歷史學的回顧與展望》。

　　1999年

　　3月，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

　　6月，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聯合出版。

　　7月，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由三聯書店出版。本書看作是對20世紀中國考古學的總結，被稱為“中國考古學的世紀之作”。

　　8月，胡厚宣主編，王宇信、楊升南審校《甲骨文合集釋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12月，劉大年在《明清論叢》第一輯發表《評近代經學》，這是作者晚年最重要的一篇論文，歷時多年撰成。

　　12月28日，劉大年逝世，終年84歲。

　　(節選自《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王學典主編，商務印書館2014年12月出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