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中國是個“威脅”嗎?而“威脅”這個詞語本身就很容易產生誤導。依照同樣的邏輯，對中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而言，美國算得上是最大的威脅。類似“威脅”這樣夸張的詞語，對于我們理解時局沒有太大幫助，也許僅僅對政治宣傳有點用處。按照托馬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的理論，相互威脅興許能提供一個機會，讓雙方找到一個理性的“聚合點”，共同致力于有信任的和平與合作。
新興大國即便宣稱有和平意圖，其崛起通常也是不受歡迎的，這一點毫不奇怪。中國用“和平崛起”這種提法來彰顯其崛起的和平屬性，即使事實上是非常坦誠的，但聽上去卻仍然暗含心機。這種說法沒能安撫那些守成大國，不是因為這種提法本身沒有可信度，而是因為和平壓根就不是守成大國所關注的問題點。很顯然，倫理上宣稱自身的無辜與新興大國崛起這個政治問題毫不相干。
歷史表明，世界格局發生變化時，重大問題會自動消失而不是得到妥善解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不是在游戲內部發生的細枝末葉的變化，而是整個游戲性質的深刻改變。全球化正在創造歷史，而我們的思維卻還停留在現代性的陷阱里，滿腦子都是昔日一個大國完勝另一個大國的光榮故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未來的政治很可能截然不同，全球跨國權力實體將取代民族國家統治世界，也即新技術、金融資本和新媒體這些系統性的權力實體，將憑借全球網絡形式，從對民族國家及政府的經濟壟斷，進而實現對其政治控制。這意味著一場嶄新的博弈，這些系統性的權力實體將重組全球社會，而民族國家將成為未來世界體系的“分支”。有關博弈、國家利益、安全的概念勢必會發生相應的改變。曾經的緊張局勢抑或誓死敵對，屆時都會顯得毫無道理甚至是愚蠢的。
一、誰怕誰？
歷史上，大國興衰乃平常之事。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在解釋大國的興衰時，喜歡考察在體制上是創新還是保守、是開拓性的創舉還是過于野心勃勃的冒險。在歷史上以及當今社會，包括古代羅馬、中國、蒙古帝國、英國、德國、法國、俄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大國都已經經歷過振奮的崛起以及失意的衰落。迄今為止，唯一的例外是美國。毋庸置疑，這個一直非常成功的帝國對潛在的和實際的挑戰都非常敏感，比如，日益強大的中國和遭受挫折卻依然強大的俄羅斯。美國歷來不從他國的角度設身處地地想一想——自己就是他國最大的威脅。事實上，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甚至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在各項指標方面都遠比中國強大。從這個角度看，所謂的“中國威脅”其實并不現實，至少也是言過其實。
當今緊張的國際局勢，令我回想起毛澤東時代的一首流行歌曲，那時毛澤東尚未與基辛格及尼克松握手。歌詞有些挑釁，但很有趣：“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人民”指的是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所有受壓迫的人民)。如果不是用這種有些風趣的語言提出來的話，“誰怕誰”原本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問題。一方面，雖說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似乎中國怕美國更甚于美國怕中國;另一方面，美國卻自尋煩惱，擔心未來某一天，日益強大的中國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及領導地位，然而無論是在能力還是意愿方面，這種擔心都是不成立的。
現代政治思維自身有問題，這種思維似乎已淪為進攻性的現實主義與霸權意識形態的糟糕結合。現代政治概念誤導了主流的政治分析家，這些概念包括民族國家、國際策略、排他利益的最大化、甄別敵人、解放受壓迫的人民、爭奪控制權、在意識形態領域爭奪霸權的競爭、文明的沖突等等。現代政治無法消除對威脅的恐懼，盡管許多威脅是臆造的或是被夸大的。因為現代政治本身才是無窮盡的沖突與威脅的根源。需要指出的是，自從人類步入現代社會以來，以戰爭導向為視角的政治，就沒有與時俱進地更新過，早已與當今全球形勢格格不入，只會滋生猜忌與非理性的期待，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正是以現代方式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之上的。
美國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寫的一篇論文就是一個例子，這篇論文的題目是《中國的非和平崛起》(China’s UnpeacefulRise)。該文指出，未來美中兩國之間可能會爆發一場大戰，理由是基于他的國際政治理論：“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試圖在自己的地盤建立霸權，同時確保任何敵對大國不能控制其他地方。這種理論，不僅能夠解釋美國自立國以來的外交政策，并且對未來中美兩國的雙邊關系也具有指導意義”。這能找到數百篇持類似觀點的論文，興許這與揮之不去的精神擔憂有關，這是一種自找的使命感，總想著與不必要的臆想敵人決一雌雄。對中美兩國之間爆發大戰的悲劇期待，現在看來不啻是一出喜劇，因為中國在意識形態霸權方面的訴求遠不及美國強，但是如果美國故意堅持實際上并不現實的現實主義，則這有可能演變成悲劇，屆時所有人都將是輸家。
我們必須承認敵人總是存在的，可是戰爭果真能夠帶來和平嗎?恰恰相反，戰爭只能帶來更多的敵人以及諸多意想不到的麻煩。要想解釋清楚人類對戰爭的嗜好也許很困難，但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能夠夠通過戰爭解決的爭端屈指可數。只有當新的游戲出現，并推出一套全新的游戲規則，去改變人們的思維，這樣在全球范圍內現代問題才會消亡，而不僅僅是得到解決。而在此之前，這些嚴重的現代問題不僅無解，甚至可能惡化。
美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對政治的理解很有意思 ：“所有政治行為的目標，不是守成就是圖變。當致力于守成時，我們希望避免事態向更壞的方向發展;當致力于圖變時，我們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好的發展。所有政治行為的指導思想都與更好或更壞的思考有關。但是，更好或更壞的思考隱含著對好的思考。關于好的概念指導著我們所有的行為，卻是主觀臆斷的：盡管已經沒人去質疑，但只要進入反思，就知道確實是不可靠的”。確實，很多概念與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不可靠的，例如國家安全。大國都需要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但是確保國家安全也不能夸大其詞，不能不切實際或過分緊張，比如說，把國家安全理解為不存在任何有潛力挑戰自己的國家、或是通過消除競爭對手，成為永遠不會受到挑戰的唯我獨尊的超級大國。這種絕對安全的想象雖然不能說毫無指望，但想在現實生活中做到這點確實無比困難，其中一個原因是存在著無法避免的鏡子效應，即一方的策略很快就會在另一方的思維中影射出來，接下來就是非理性的、充滿敵意的策略競賽，例如，帶來災難性后果的軍備競賽、貿易戰、金融欺詐等，這會損害雙方的安全和利益。這一切可謂是模仿的悲劇。
請允許我在這里用“模仿試驗”來說明這個觀點：假設在給定的情勢下展開博弈游戲，各方都可以選擇任何可能的策略，又假設各方都有能力學習模仿其他各方采取的成功策略。結果是，任何成功策略都不能長期保持其相對優勢，因為這些策略很快就會眾所周知而成為共同知識，其他競爭者很容易加以模仿，并采取相應對策，很快就會達成策略均衡，而策略創新所需的時間遠遠超過模仿所需的時間，模仿者很快就會趕上創新者。最后，當所有可行的策略都被采用過，當所有各方都已經學會了各種策略，大家就會變得同樣聰明或同樣愚蠢，從而達到一種穩定均衡。這大概可以解釋在軍事、經濟、金融、技術、意識形態領域的惡性競爭循環。
然而，模仿策略會有兩個結果，要么是人人獲益的好結果(比如互惠或公益)，要么是人人受害的壞結果(例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劇等)。可見，采取敵對不合作戰略策略，最后可能會毀掉各方，令大家都陷入萬劫不復之地，因為敵對策略必定引發負面的報應或報復。換句話說，由于存在這種策略模仿，敵對策略極有可能導致自掘墳墓。如果以敵對策略去博弈，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模仿的悲劇”。無論多么強勢的單邊主義策略，都不可能取得穩定的良好結果，除非它碰巧能夠產生互惠效果。
因此，只有從根本上改變游戲性質，才有望阻止非理性的沖突和冒險。但現實問題是，任何重大或決定性的變革，都取決于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所做出的選擇。換句話說，只有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主動決定開啟一場互惠的游戲，才有可能帶來根本性改變。道理很明顯：只有最強大的國家，才具備控制能力以及相應的責任來為博弈的根本改變設定議程。多虧有自然法則，它天然注定，只有互惠的或普惠的博弈規則和策略，才能夠避免模仿的悲劇。因此，最強大的國家有責任以身作則，帶頭改變敵對狀態，成為普世效仿的對象。
在當今世界上，美國是當之無愧最強大的國家，有能力也有責任去改變敵對博弈。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美國對此似乎態度保守，因為該國一直是昔日博弈的最大受益者，而博弈的未來對美國而言很悲觀。我們可以順著列奧·施特勞斯的說法接著說：一個政權的目標，不是守成就是圖變。當致力于守成，它是在試圖避免自己得以長期受益的世界秩序發生改變;當致力于圖變時，它就希望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便從中獲取更大的利益……在這里我不是批評美國，因為有過錯的是現代的思維方式，而不是美國這個具體國家。現代主體性的思維方式，很難抑制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更不可能考慮到損人不利己的未來。
假如所有的大國都成為了民主國家，按照民主和平論的說法，世界真的會變得更美好更安全嗎?然而對于民主和平論的迷信，我卻不敢茍同。我們不應該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國家政治體制的相似性并不能消除在基本利益方面的沖突——想想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而，在一個缺乏說服力的歷史終結論后，期待民主和平就顯得有點天真。即便民主的勝利果真終結了意識形態的爭論，涉及國家利益的競爭卻很難隨之終結。很顯然，世界和平靠的不是意識形態的趨同，而是互惠以及相互依存。民主對國內社會是有效的，但對國際政治而言就顯得很幼稚了。
長期以來流行的現代思維方式雖然很不可靠，但該思維方式并未真正受到質疑，因為“主觀性”這一概念很受歡迎，并且大家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因而助長了對來自他人威脅的臆測。與通常的看法相反的是，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危險，或者說對每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不是因為大國的存在，而是因為一神論主觀主義。幸運的是，有跡象表明，現實正在發生的改變或許能夠撼動固執的現代思維方式。目前，全球化的現實已經走在了相對滯后的思維之前，全球化正在慢慢改變世界，雖說改變還不徹底，但方向很明確，就是必須形成新游戲，屆時敵意競爭的現代策略將會失效。當然，我們也不能過于樂觀：現代思維有可能會拒絕改變，或者是誤入歧途。
二、樹敵自找麻煩
通常情況下，博弈的結局會有最終的勝利，但是詹姆斯·P. 卡斯(James P. Carse)所說的“無限博弈”卻沒有這樣的結局。無限博弈包括語言、文化、學術研究、藝術、愛情、友誼，能夠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更多的幸福與和平。能否把追求權力的有限博弈變成無限博弈呢?在政客看來，這個問題也許太天真太愚蠢了，但我認為這是有可能走出現代國際政治死亡陷阱的出路之一。
可以用棋牌類游戲來打個比方，當然，政治較之復雜得多。眾所周知，國際象棋比賽的勝利意味著贏家徹底擊敗輸家，而圍棋比賽的勝利則有所不同，贏家比競爭者“得到的份額”稍微大一點兒，在職業比賽中勝負之間的差距可能只有0.5%。關于成功的概念，圍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同思路 ：成功并不意味著贏家通吃，而是意味著分享。基辛格博士在他的新書《論中國》(On China)里面，關于中國圍棋思維的論述很精彩，但同時也很容易誤導讀者。我認為中國思維為與人共處指出了一條道路，而不是以一種更狡猾的方式去獲得成功。以戰爭為導向的那些概念(比如贏家、輸家、勝利、失敗等)用來描述圍棋活動就不太合適，應該說圍棋的下法更接近投資與交換的概念。下圍棋時，每走一步都可以看作是為了追求更好回報的投資，而走法的對錯取決于后續棋子營造的形與勢——形與勢這兩個概念，出自關于戰略的最古老的書《孫子兵法》，直到今天，人們還在廣泛應用形與勢的概念來分析政治、經濟和軍事策略。圍棋的結局是追求一種共處的平衡，所謂的贏家就是通過更高明的手段，“建構”自己的領域，從而占有更多的份額。圍棋給競爭性的游戲提供了一種全新思路，它超越了敵人和決戰的概念。
人與人并非天生的敵人，本來沒必要你死我活。故意的敵意才會樹敵，而意識形態之爭則催生了更多敵人。事實上，他人與自身的異質性并不必然在邏輯上或先驗方面蘊涵敵人的概念，也就是說，敵人是被制造出來的觀念，而不是存在本身。還需要說明的是，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異質性是一種意識形態臆造，其根源可追溯到基督教的魔鬼或異教徒的概念。基督教認為如果不能讓異教徒皈依基督教，就必須要消滅他們。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基督教已經使政治的概念發生了一種根本改變，政治的概念從城邦的公共生活變成了按異質性來區分敵我，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后來發現了識別敵友的這種現代政治潛意識。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的沖突”理論，也難逃離以文化排他主義來劃分敵我的窠臼。樹敵意識甚至會破壞對話，妨礙相互理解與合理妥協。
就其本質而言，英國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提出的自然狀態，即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這種狀態并不真實，并且也是不合理性的，因為主動攻擊他人的后果很嚴重，勢必招致報復，這不利于確保自身的安全和福祉，顯然不是理性明智的選擇。中國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的原始狀態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愿景。荀子認為，初始狀態是社會狀態，其理論依據是集體協作乃個人生存的必要條件。他最獨到的見解是一個悖論：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簡言之，人人都需要合作，但沒人想要公正。然而荀子學說的核心還是很鼓舞人心的：能成就每個人的是合作，而非敵意。
儒家思想講求仁，孟子的名言“仁者無敵”已經成為中國人與他人交往的主要指導原則。此言隱含兩重意思：不樹敵則不會身陷險境;仁者正義在握，因此無法被挑戰。從長期來看，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但不幸的是，強調樹敵的現代思維方式大行其道，影響深遠，受到許多偉大思想家的推波助瀾，包括尼可洛·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托馬斯·霍布斯、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卡爾·施密特、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塞繆爾·亨廷頓以及現代大多數策略家和政治家。確實，現代中國并沒有完全按照儒家仁學的指導行事，因為中國既已置身現代敵對游戲之中，必須按現代博弈的方式出牌。現代中國是中國傳統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匯融合之地，西方文化已經內化成為現代中國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內在問題，這得感謝或者說得歸咎于世界的西化。
三、建構世界體系
我們今天所生活的這個混亂世界，本質上是一個非世界。這意味著，雖然全球化已經在經濟上整合了全世界，但政治方面的統合體系還尚未建構起來。缺乏一個對整個世界負責的全球政治體系，很可能會在未來給所有國家帶來災難。世界都在談責任，但現實情況恰好相反。例如，美國呼吁全世界支持其反恐行動，但同時美國對中國的反恐行動卻不予同情。值得注意的是，揚善必須要率先垂范。
最近幾十年出現的種種全球性問題，之所以缺乏解決方案，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的事實與全球政治的缺位之間形成了失衡，目前這一失衡已經成為影響世界共同安全的棘手政治問題。各大國都在為各自的國家利益爭斗，而仍然缺乏一個以世界為重并且為世界服務的全球政治體系。經濟全球化后，世界政治體系化將是深化全球化的必然步驟。
為什么要建構世界政治體系?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擋全球化在各個領域全面鋪開之勢，率先鋪開的是全球市場與經濟領域。經濟全球化是在經濟領域建構世界體系，接下來自然是需要在政治領域建構世界體系，即政治全球化。這很可能會帶來現代的終結，而不是歷史的終結。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與塞繆爾·亨廷頓都或多或少誤判了冷戰結束這一重要時刻的意義，該一時刻無疑是歷史的轉折點，意味著全球政治的發端，而不是歷史的終結，或不同文明之間敵對的開始。恰恰相反，全球政治呼喚文明的合作。
在政治發展的三部曲中，緊隨國內政治、國際政治之后，必然的第三步似乎應該是全球政治。希臘城邦的公共生活已經把政治事務定義為內部政治，而國家之間的沖突依然是在混亂條件下的自發戰斗。隨著時間推移，才出現了國際政治來應對不得不處理的外部問題。人們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視作民族國家體系的開端，同時也是現代國際政治的肇始。然而不幸的是，國際無政府狀態依然沒有得到真正的改善，現代世界反而還經歷了更多的國家間的血腥戰爭，雖說已經建立起了國際法，也成立了聯合國，但并不能解決日益增多的世界性問題，因為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并不能凌駕于民族國家之上，只能在國家間的水平上發揮有限作用，因為聯合國之類的國際組織并不具備高于民族國家主權的權力或權威。鑒于全球化已經波及所有國家，世界需要全球政治。美國領導的對伊拉克和南聯盟的戰爭，打出“人權高于主權”的口號，可謂是最早嘗試建立全球政治的努力，但不幸的是，事實證明這是以錯誤的方式，為錯誤的目的而進行的全球政治，其手段只不過是早已用過的單邊帝國主義，而未能給政治引入新的理念。可以說，美國已經錯失了建立合理全球政治的良機。現在，混亂的世界期待在未來可能出現的全新全球體系，這種體系可以稱為具有“世界性”的世界體系。
全球政治的目的是處理世界范圍的經濟、技術、軍事、價值觀問題，這些問題不僅規模更大、范圍更廣，并且在本質上也不同于國家之間的國際問題，而是引入了一種以前未有的全新政治，它關注的焦點是普適性的問題，而非具體情形的個別問題。毫無疑問，建立在追求單邊權力及國家利益最大化基礎之上的國際戰略，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將不再是理性與合理的了。最簡單的事實是，世界已經改變了。從哲學上來看，政治游戲的“存在論條件”已經被全球化所改變，因此，思維也不得不做出相應的改變。
全球化帶來了共同市場、同享知識、共通標準、互聯網、全球金融以及跨國公司等等，所有這一切使得世界的內化成為現實，換句話說，全球化意味著世界的內化，世界的內在性將超越國際性，曾經的“外部性”問題正在演變成內部性問題。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的內化并非意味著新的內部政治，比如建立世界共和國，事實上要做到這一點也無比困難。全球政治要創新，但也要繼承——創新是為了處理新問題，而繼承是為了在傳統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
在現代社會里，只有極少數大國能夠享受到知識技術領域的非對稱優勢所帶來的利益，因而能夠在與不發達國家的競爭中獲益，從而控制這些國家。但是，發達國家的非對稱優勢正在逐步喪失，而那些受剝削被壓迫的國家通過學習與模仿，正在不斷提升其競爭力。目前，現代競爭性博弈已經沒有前途，已經處于向新博弈“原初狀態”過渡的關鍵時刻。全球化帶來了權力的重塑，而并非權力的簡單再分配或轉移，遠遠超越了國家興亡的舊模式。全球化使得所有空間都對全球網絡、各種聯系方式及一切技術媒介開放，因而金融資本、高新技術、新媒體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由活動能力，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發展和“殖民”，從而實現了由經濟勢力向政治勢力的轉型。事實上世界上多數事情正是這些全球勢力在背后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于是各國政府將演變為這些全球勢力的經理代表或執行機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由全球金融資本、高技術與新媒體構成的系統性力量應被視作全球性勢力，而不是從屬于各個國家的資源。另外，這些全球權力以網絡形式遍布全球，因而具有系統性存在的優勢，而不是各自為政的獨立實體，這使得它們能夠更好地適應全球化的運作。然而，它們也帶來了許多新問題，這些問題是國際政治的能力范圍內所不能解決的。可以說，全球化帶來的最深刻變化不是國家之間的權力轉移，而是國家權力向系統權力的轉移。這些系統性全球力量，正以非暴力的漸進方式，通過在國家之間建立相互依存的聯系，使世界體制化并進一步高度融合。在這個方面，它們確實已經改變了世界的存在論條件(the ont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world)。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越緊密，單邊策略就越不適用，而只有互惠關系才能給每一個國家的生存與利益帶來美好前景。
在全球性力量完成對整個世界的體系建構之前，還有一個風險需要考慮。新出現的情況是，金融資本、高技術、新媒體通過其體系化的網絡提供的最佳服務令人無法抗拒而產生對這些系統的高度依賴，從而可能控制整個世界的運作方式，離開這些服務我們便無法生活，我們將被這些服務所控制。武力和知識就是力量的說法已經不夠了，現在是服務就是權力。這些系統性力量有可能發展成新的專制統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新專制的統治基礎或支持力量正是自由市場與民主。雖說沒有什么能夠阻止從全球化到建構世界體系的進程，我認為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全球系統性力量，而不是國家間不必要的沖突。簡而言之，應該由一種全球政治來解決國際政治所不能夠解決的新問題。
思想往往跟不上現實的步伐。國際政治的定勢思維會阻礙我們思考世界如何轉向全球政治。既然我們賴以生存的存在論條件已經改變，世界已經網絡化，那么，能夠更好地闡釋全球現實的基本存在“單位”就是關系，而不是實體，顯然，我們的生存與全球各種網絡化事實密不可分，生存本身的獨立性已經喪失。關于存在的“獨立性”的現代意識成為過去，在全球化條件下，存在的前提是共存，換句話說，共存先于存在。鑒于世界已經發生了存在論的改變，通往世界權力的新途徑就不再是去消滅敵人，而是為所有人提供最佳服務。可以想象，未來的世界政治體系應該是一個協作的服務體系，而不是一個統治的體系。
全球政治不妨可以利用一個現成概念，就是三千多年以前中國周朝設計并部分實施的天下體系，那是一個兼容理想的世界體系。天下體系所依據的哲學首先包含“和”的存在論概念(“和”被譯成 harmony 是不準確的)，這一概念在中國最早之玄學《易經》所提到的，“和”的概念與德國哲學家威廉·萊布尼茨(Wilhelm Leibniz)的“共可能性”(compossibility)概念有著相通之處。共存的存在論理由是“生生”，是對存在的豐富性、平衡、和平與持久的認識。天下體系的認識方法論則可以追溯到老子“以天下觀天下”，還有基于儒家的仁義理念而發展出來的關系理性(relational rationality)，這種關系理性比個人理性具有更強的風險規避意識，表現為優先追求“相互傷害最少化”而不是“自己利益最大化”以確保互相安全。如果未來真能實現兼容的天下體系，就更有可能實現世界永久和平。在保證永久和平的能力上，天下體系比康德的永久和平設想更完備，因為康德和平方案對付不了亨廷頓問題。天下體系的和平條件更為寬容，它不需要所有國家具有相同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而僅僅要求一種普遍相容關系。
最后，我再次強調那個預期中的嶄新天下體制，不是人們誤解的中華帝國，當今世界不再需要帝國主義，而是為了世界集體安全而建立的全球體系，該體系會創造更多的全球公共產品和服務，例如，世界貨幣、通用技術，該體系的基礎是普世價值，其核心是重新定義的相互依存而非個人主義。
(譯者 ：國際關系學院外語學院李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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