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20世紀臺灣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再統一──汪暉老師《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讀后
【本文要目】
一點說明：
這篇筆記是在閱讀汪老師的《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之后很快寫下的。由于寫得很急，文句不通或思考不夠透徹的地方所在多有，也許之后有空再修改。必須先說明的是：第一部分關于社會主義統一派的筆記是我寫作過程中最感不耐的部份。因為這部份完全只是臺灣左派內部的事情，他人未必有興趣了解，被敘述到的人事物也未必接受我的說法。不過這方面的討論還是為了回應汪老師關于臺灣統派的分析，特別是關于「統派是在相應于獨派壯大的過程中才逐漸成形」的判斷。第二部分花了相當篇幅比較了幾種關于島內各種政治力量如何此消彼長的觀察，特別是從臺灣島內的角度分析社會主義統一派發展出現挫折的原因，以此補充汪老師從中國革命在七十年代末期的轉折展開解釋的分析。不過，對臺灣左翼沒有興趣的朋友大概也不會有興趣。實際上，前兩部分更大程度上是針對臺灣的朋友而寫的，而不僅僅是與汪老師商榷。第三部分則是針對反服貿運動和區域經濟整合的問題和汪老師做些商榷，這部份的討論相對密切扣連汪老師的論文，但我還是多提了一些臺灣讀者可能會關心的問題。無論如何，拋磚引玉，盡管這篇筆記的思考必然很不周全，我仍然希望能為更廣泛的討論提供一些微薄的資源。
(一)臺灣的社會主義統一派與「被左統派」
汪老師最新文章《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臺灣問題》的第一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臺灣的統派及其式微的問題。我自己作為一個統派、特別是社會主義統一派，讀來格外有感觸。對于近幾年許許多多已經「被」臺獨派歸類為「統派」的許多臺灣左翼朋友來說，肯定也能因為汪老師的觀察而有所觸動。(由于「左統」或「統左」這些概念正在「被」歧義化，我還是盡量使用社會主義統一派這個字眼特指傳統意義上的老左統派。)
以下試從近年島內社會運動圈爭論不休的「左統/統左」之分的問題談起。
如果要考察2008年以來島內政治光譜的變遷，被硬生生切割開來的「左統/統左」是不錯的切入點。這種區分對以下幾類朋友特別具有意義，首先是許多「被」臺獨派劃為統派的左翼朋友，其次則是用「左獨/獨左」困擾自己的臺獨「左翼」青年。依照某種宛若兩階段革命論的邏輯，據說「左統=先左再統」而「統左=先統再左」，依照這個標準，許多左翼朋友忽然都「被」視為「左統派」(或者一種帶有貶意的概念：「天朝主義左派」)，而原來的左統派則進一步「被」稱為「統左派」。有意思的是，以上區分實際上只是臺獨陣營內部用「左獨=先左再獨」以及「獨左=先獨再左」之自問自答邏輯的類比。而這種兩階段革命論的邏輯正是分離主義把臺灣的社會變革視為遙遠(從而遙不可及)之議程的反映。
在社會主義統一派內部，左統與統左實際上是混用的，雖然其中有許多參與者使用「統左」來命名自己的運動，其真義卻是「支持統一的左派」，而不是什么「先統再左」。而左統與統左在社會主義統一派內部的混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社會主義統一派作為一個「歷史集團」的真實體質。正因為社會主義統一派一代又一代的組成分子經歷了殖民地時代的民族解放斗爭以及中國革命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洗禮，因此左與統始終屬于「必須并舉」甚至「只能并舉」的任務，而不是「有先有后」乃至「或先或后」的工作。在軍事戒嚴時期，如果不主張「反攻大陸」而又主張中國統一，那只能是左派;若是左派，也必然為中國統一預留或大或小的空間，這點在七十年代海外許多具有獨立傾向的「左派」身上都能看到。以七十年代海外臺灣左派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臺灣人民》為例，他們主張臺灣獨立，卻又認為獨立之后的臺灣可以與「中國」談判統一，兩「國」之間應該形成「同志加兄弟」的關系。截至文革結束或改革開放之前，左與統的合二為一是非常自然的看法。這種合一，是中國革命為臺灣社會提供社會變革條件時的必然結論、甚至也是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為中介而設下的最高綱領，從而也體現了運動本身有限的高度。
以一九八九年建黨的勞動黨為例，其綱領主張國家統一與社會主義必須并舉(一國一制，臺灣高度自治)，[1]但其絕大多數的時局聲明卻又毫不猶豫地擁護一國兩制。如果只是形式邏輯地比較勞動黨的綱領及其聲明，大概無法理解一國一制如何與一國兩制彼此相容。但從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歷史來看，這又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左」或「社會主義」理想始終指涉的并不直接是「社會主義社會」本身，而首先是摧毀現實的、不公不義的臺灣「現狀」，而這個必須摧毀的「現狀」既是新殖民地體制與民族分裂造成的后果，更是通向「社會主義」的中介。比方，許多五十年代被捕入獄的臺灣地下黨老前輩往往喜歡說自己在四五十年代所參與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新民主主義革命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卻是足以充分改變當時臺灣現狀的革命。一國兩制與一國一制的共同點也在于打破任何「維持現狀」的可能。就像盧卡奇當年面對匈牙利革命性質論爭時所說的，「當我認識到……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只要它是真正的革命，就沒有隔著一堵萬里長城的時候，我已到了我能夠自由行動的領域，……」(《盧卡奇自傳》)──「真正的革命」自然首先是打破「維持現狀」的革命。
雖然按照《反分裂國家法》的邏輯，實際上肯定了目前兩岸的現狀為一國兩制，也就是「維持現狀=一國兩制」。但若還是要把一國兩制當成有待實現的目標，就必須承認一國兩制必然改變臺灣的現狀;至少，實現真正的一個中國，將美日帝國主義勢力從臺灣島上排斥出去。而社會主義統一派存在的意義，就是要力爭臺灣的現狀在改變之后能往更好的方向發展。無論兩岸之間的制度差異是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在歷史實踐的積累中成長起來的臺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已經認識到「臺獨/獨臺=維持現狀」而「統一=改變現狀」;前者追求的是拒絕未來的「小確幸」，后者則是唯一可能的社會變革。如果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9月底所說的「『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是肯定的，那么，對于同時承認一國一制與一國兩制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統一派而言，完全可能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在臺灣提出以社會主義為最終目標的非資本主義愿景，徹底改變臺灣目前的現狀，而這種同樣指向社會主義的愿景并不必然必須與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一致，而可能是另一種水平的社會主義，水平可能比較高，也可能比較低。這個突破一國一制與一國兩制分野的嶄新愿景，始終蘊含在社會主義統一派既有的思想積累與路線定勢之中。如果我們能對香港回歸后的狀況有所反思，就應當承認：就算「馬照跑舞照跳」曾經是個有意義的許諾，但若要讓一國兩制在二十一世紀的新條件下得到良好發展，就必須把「高度自治」的內容從「普及」性的許諾轉化為有所「提高」的愿景。也就是說，即便是「高度自治」，也不能再維持臺灣社會的現狀，必須促進臺灣社會往更好的方向前進。而這樣的愿景完全可以是「中國夢」的有機部分。[2]
然而問題也就在這里。由于運動長期的弱小化，社會主義統一派的自我定位與理論思想不但無法讓外界的人們所了解，反而因為外在的政治版圖的變化特別是認同的變遷而被相對化，變成其他政治力量代為描繪其形象的對象。一定程度上，這種現象來自于社會主義統一派的空間正在被急遽龐大的、各種新興的、獨或非獨的、自我指認或可被指認的「左翼」的力量所擠壓，而這些形形色色「左翼」力量卻不能或未能與社會主義統一派所代表的傳統臺灣左翼實現「接續」。他們或者拒絕被傳統左翼所代表，或者只愿自己代表自己。
從臺灣的社會主義運動史來看，世代之間的「接續」是最重要的一個現象。這里所謂的「接續」是指，在每一個運動因為客觀上的鎮壓以及主觀上的「轉向」而出現斷裂的時刻，前一代幸存且不改其志的運動者繼續參與到下一代的運動，而下一代的運動者也接受了前一世代或犧牲、或幸存者的思想路線而投入運動，由此，不同世代的運動者之間實現了工作上的協作與內部的路線爭論、實現了老中青三結合，甚至實現了一定的組織關系。這樣的接續往往是非血緣性的。在臺灣的環境里，血緣性的繼承有相當部分通過運動者二、三代親屬個人的負面體驗而轉化為后革命敘事乃至反革命敘事。[3]
由于一百多年來的臺灣經歷了多次政權轉移以及多次的白色恐怖鎮壓，因此臺灣的左翼運動者往往因為不同時代賦予的不同條件而形成各自的世代特色。二十年代為日本殖民者所鎮壓的運動者，比方臺灣共產黨、新文協、農民組合、赤色救援會，其經驗肯定與四十年代作為中共地下黨身分而反抗蔣政權的運動者不同;六十年代如陳映真之類的左派、七十年代「成功大學共產黨」、「淡江大學臺灣人民解放陣線」之類的左翼組織，乃至八十年代伴隨著工人運動高漲而形成新一代左派，不同世代之間的經驗以及對于「左派」或「社會主義」的想象也肯定不同。這種不同固然可以用「復雜」來概括描述，但僅從「復雜」出發，卻不能說這種復雜性為什么可以長期得到保存。就此而言，必須討論的問題就是不同世代的左翼運動者如何在彼此之間實現世代「接續」。
在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中，臺灣部分的社會主義運動無疑非常特殊。由于臺灣島內能夠回旋的腹地狹小，臺灣的運動不可能形成革命根據地(一九五○年代幾個島內地下黨基地陸續遭到國民黨剿滅就體現了這層困難)，從而也不可能在島內存在一個能夠持續存在的革命指導部/「黨」。于是，運動也難以在穩定存在的黨組織的領導下，對運動本身有效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意義上的自我更新與發展。這種困境與戰前日本共產黨的狀況非常類似。至于「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之類的革命經驗，在二十世紀臺灣島內更是幾乎失敗或無法實現。
雖然，恰恰是上述革命經驗決定了中國革命在大陸的部份能夠形成直觀的質的連續性，但臺灣也因為特殊的歷史環境而為不同世代的社會主義統一派之間提供了「接續」的條件。由于臺灣經歷了長達一百年與祖國大陸相分離的歷史經驗(其間只有五年統一)、經歷了日本殖民地和臺灣光復迄今美日「新殖民地」的歷史經驗，以及相對于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史而言比較連續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也就是說，缺乏以生產資料集體化為主的社會主義經驗)，這些客觀條件都決定了二十世紀臺灣的社會主義運動即便無法克服世代之間的差異，但世代與世代之間往往能夠共享相同的、來自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的剝削感。也因此，在民族認同與階級認同的問題上，不同世代的運動者往往能夠在大方向上有所共鳴。甚至，就在臺灣光復后的五年之間(1945-1949)，島內的運動者也因為臺灣社會的客觀環境類同于當時的中國大陸，[4]而與來自大陸的運動者成功實現接續，成為全國民族民主斗爭的一部分。
當然，這種接續又不只是因為一九八零年代解嚴前后逐漸寬松的氛圍所致。除了前面已經提過的因素之外，一個重要的前提是：由于運動本身已經在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就不斷促成不同世代運動者之間的接續，所以才能為后來一切關于「接續」而投注的努力創造條件。實際上，正是八十年代解嚴之前日本人與國民黨接連打造起綿延數十年的軍事鎮壓體制，不同世代的左翼運動者才愿意拋棄各種歧見、愿意在大的方向上聯合起來。反過來說，當社會氣氛逐漸寬松、鎮壓的危險越來越小、革命的代價越來越不值錢的時候，運動者之間的分化反而更加容易。
目前為止，已經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統一派(比方勞動黨、夏潮、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是唯一實現一九二零年代以來不同世代島內外左派之「接續」的政治力量，接續的程度也相對完整。在各種工作中，經常能夠看到七十年代、五十年代，乃至二十年代的老運動者的身影。──雖然這些前輩都已日漸凋零。另一個值得一提但極少為人所意識到的接續成果，就是一九四七年成立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從整個臺灣史來看，臺盟正是迄今為止存續時間最長久的臺灣人政黨。曾經與臺灣省工委領導人張志忠共同戰斗的老地下黨人石聰金先生有個有趣的主張，記得他是這樣說的：既然長年盤據美國的臺獨聯盟可以回臺灣參政，我們也應該主張讓臺灣史上存在最久的政黨──臺盟──從大陸返回臺灣參選。雖然石老的論點不無莞爾之處，卻隱隱刺中了目前日益以「一島史觀」把握臺灣史而不斷產生的種種破綻。當然，臺盟不可能返回臺灣，從而也不可能返回臺灣重新與新的運動者產生接續。但無論是臺盟或者目前的社會主義統一派，他們在歷史上為了克服斷裂、實現接續而不斷付出的努力，都充分體現出社會主義統一派的主體性。
確認這份主體性很重要。
第一，社會主義統一派并不只是因為其他政治力量的出現才被相對化為另一種力量，并不是因為拒絕被臺獨代表才要凸顯自己的統一派立場，因為她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直是一種政治力量，一種能夠在方方面面「自洽」或「自我完成」的政治傾向。當然，正如很多人所知，一些被目為社會主義統一派的人物經常用這種敘述方式來講述自己的認同歷程。但這種敘述本身，往往只能說明近三十年來愈見激化的「統獨」矛盾，而不能說明為何「被」歸類到統派的人還必須是「左派」。換句話說，這種敘述所體現的恰恰不是社會主義統一派「普遍」的形成過程。應該這樣說，正因為社會主義統一派已然頑強地存在，才有條件讓形形色色的「非臺獨派」被歸類到特定的某種運動主體之上。──至于被歸類者是否認同這樣的歸類，自然還須其他主客觀因素的作用。
第二，與七十年代海外釣運=統運不同的地方在于，釣運雖然以認同社會主義祖國為「主流」從而不需要用「統派」追認主流自身(這是汪老師很精辟的見解)，但島內的社會主義統一派無法用主流或非主流來界定她在統運之中的地位，因為客觀上只有社會主義統一派才是「真正的統一派」。雖然一般民眾往往把各種與「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糾纏不清的藍營勢力歸類為「統派」(比方政治上的「國民黨─親民黨─新黨」，或者學術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完全繼承中國論者」[5])，但藍營實際上只是獨臺派，不是統一派。
既然確認了社會主義統一派的主體性，就可以進一步討論社會主義統一派與其他左派之間的關系了。雖然社會主義統一派相當程度上也接續了海外釣運、統運、乃至「海外臺灣左派運動」[6]的理論成果或人脈資源，但并不全面。合作與分裂呈現為漫長歷史過程常見的畫面。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來，伴隨著臺獨/獨臺青年搶奪「左翼」符號的態勢空前升高，許多因此「被」排斥開來的左翼朋友──其中有相當部分正是在「海外臺灣左派運動」傳統下成長起來的后人──也「被」歸類到與社會主義統一派相接近的政治光譜，而這些朋友甚至可能并不認識社會主義統一派到底是些什么人，也不了解他們到底有什么主張，或者明白地拒絕被社會主義統一派所代表。對于不屬于社會主義統一派的這些左翼朋友而言，社會主義統一派繼承下來將近一百年的歷史是否重要，應是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因為路線是否應當辯論，經驗如何總結，一概蘊含在尚未清理的實踐歷史之中。島內整體的社會主義運動能否整合、能否再生，與此密切相關。對于被視為「老左派」的社會主義統一派而言，如何在新的世紀實現新的運動「接續」、與新世代的左翼青年結合在一起，也將決定「老左派」是否終將被邊緣化，還是重新奪回臺灣的階級斗爭與民族解放斗爭的領導權。
由于社會主義統一派是臺灣本土歷史最悠久的政治力量，本省人的數量遠遠、遠遠高于外省人(絕不像很多人認為的「統派」都是外省人，因此絕不能把本省籍統派當成值得獵奇的稀有動物)，而這支本土的政治力量也因為日本人與國民黨的鎮壓而擁有臺灣史上最多的死難者和政治犯，客觀上就形成了臺獨派久攻不下的歷史陣地。然而，近年以來，新一代的臺獨派學者已經開始以社會主義統一派為對象，試圖重塑這股政治力量的歷史。其論述策略之一，就是把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形成──特別是其中意識形態最為強烈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的政治認同──說成是因為外在的他者的的形成而導致的偶然后果，這個他者當然就是臺獨運動。與此同時，這種論述又強調這個派別的形成過程充斥著自我說服、自我安慰、自欺欺人，以及消滅運動內部異質性等等現象，于是導致某種特定形象的「左統派」的產生。如果要擬造一個詞，姑且可以將之稱為一種從「被左統派」的角度展開的后革命敘事。臺獨派的這種論述策略的最大問題，就是忽略運動本身的主體性與接續并忽略運動內部長期得到保存的異質性，然后用某種臺獨派所選定的「左統派」形象套到社會主義統一派身上。因為種種原因而被過度放大的陳映真及其論述，就是這種已經被結構在臺獨論述結構中的「左統派形象代言人」。陳映真的身影有這么「巨大」嗎?為什么今天竟然會出現彷佛打倒陳映真就能殲滅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態勢?
社會主義統一派所面臨的危機之一即在于此：臺獨派正努力把始終無法編織到臺灣統治結構中的這股政治力量徹底消滅，但消滅的方式不再是正面對抗，而是通過重新敘述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形成史，進而塑造一個可以適應于這個統治結構的「左統派」形象，然后把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邊緣化，以便從臺灣社會中徹底排斥出去。這種「制造一個你，然后把你消滅」的現象，宛若鬼故事或恐怖小說的情節。而此正是無視社會主義統一派主體性，并用「被左統派」來解釋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形成而發生的后果。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同樣從「被左統派」的角度產生一套回顧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史的敘述，但汪老師的敘述卻與臺獨派的敘述得出不同的結論，并賦予了不同的期待和判斷。一定程度上，在「被左統派」的敘事中消失的，是社會主義統一派敘述自身的合法性。對于一個持續將近一百年但多數處于失敗經驗卻又頑強存在著的政治力量而言，應該如何敘述自己的歷史呢?是否已經到了敘述自己的時候呢?當自身成為被敘述的對象時，究竟是意味著運動的終結，還是再生的契機?對于運動本身而言，總結自身是前進的前提，這是社會主義統一派比較少做，實際上也很難做的。任何形式的總結都將重新塑造出一條線性的時間，同時把無法適應這條時間的異質性存在排斥出去，從而也隱隱蘊含著種種時間的斷裂。于是，運動對于運動本身的拒絕總結或者難以總結，實際上正是包容運動內部種種異質性的唯一方式。如果這些異質性對于當下的運動而言是可寶貴的，也許我們還得形成新的敘述方式。就此而言，汪老師把社會主義統一派放在更大的歷史脈絡之中加以敘述──特別是中國革命勝利與挫折的歷程──相當程度上能夠克服「被左統派」敘事所隱藏的諸種問題。汪老師是這樣說的：「臺灣『統派』的概念形成于與『獨派』的斗爭之中，但其歷史地基卻廣闊深厚得多。從1895年淪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臺灣光復，對民族解放的探尋從未停息;冷戰時代，兩岸分治的局面同時帶動著兩岸對于統一的探索;后冷戰時代，這一探索從以武力解放/光復(不排斥和談)為主導向以和平統一(不排除武力統一)為主導轉變是一個重要的進展?！沟牵焉鐣髁x統一派鑲嵌在中國革命的脈絡中是否就能充分說明這支力量在臺灣的發展狀況，特別是其所遭遇的困境與挫折?這將是本文所要繼續討論的問題。
(二)中國革命的變遷與臺灣島內政治版圖變遷的關聯
汪老師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分析之一是對臺灣「社會主義統一派/反共統一派/臺獨派/獨臺派」之間的力量消長提出歷史解釋。汪老師的分析大致著眼于兩個方面：(1)首先，汪老師從中蘇對立及其衍生的中美復交，說明島內政治環境因此發生劇變。中美關系的改善一方面導致國民黨政權的獨臺化，以致「從內部瓦解了國民黨內反共的『統』的基礎」，另一方面則為島內「民主化」創造出條件，提供了空間。因此，臺灣所謂的「民主」，絕不是日后以臺獨為主流的「黨外運動」單憑自己的力量就能取得的成果。(2)其次，汪老師從文革失敗、改革開放，乃至八九政治風波所造成的理想崩潰，以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說明社會主義統一派如何失去論證中國應當統一的基礎，進而造成自身力量的萎縮。──我想，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臺灣左派朋友，無論統獨，肯定都能同意汪老師從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變化分析社會主義統一派的興衰過程。因為這也是運動當事者在總結自身歷程的時候經常著眼的重點。但是，除了中國革命的大陸部分時時影響著臺灣之外，臺灣島內是否也存在著怎樣的因素決定了島內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消長呢?這是我想補充討論的問題。
汪老師關于反共統一派與社會主義統一派何以雙雙衰落的分析，與中國外交與中國內政各自面臨的變局密切相關;而這兩個變局共同的交叉點，就是把「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劃分開來的七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末期的標志性事件無疑是國內在一九七八年展開的改革開放以及中美在一九七九恢復外交關系。由于汪老師進一步把整個八十年代因為經濟改革而產生的種種問題考慮進來，因此我們很難把汪老師的分析同那種割裂「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的敘事歸納在一起?？墒?，無論是「兩個三十年」的敘事，還是汪老師的分析，實際上都對四九年以后的中國歷史進行了某種歷史分期：一個是舊時期，一個是新時期。通過兩個時期的區分，汪老師藉此說明了臺灣不同政治路線間的力量對比如何因為中國革命從舊時期邁入新時期而發生劇變。
如前所述，汪老師的分析也是許多臺灣左派當事人抱持的看法。對于這些當事人來說，從文革結束到八九風波，每個人都能通過中國革命在大陸遭逢的變局而找到屬于自己的歷史轉捩點，從而界定出一個屬于自己的舊時期與新時期以及評價這兩個時期的方式──有的變成激烈批判中國的「毛派」或自由派，有的變成不但批判中國而且干脆拒絕中國的「臺獨」，有的歸隱山林放棄運動，有的則懷抱著不變的信心堅持到底。
這一切都說明了中國革命絕不是外在于臺灣的他者，而正是內在于臺灣的重要存在。正因為中國革命內在于臺灣，因此臺灣的左翼才容易將大陸上的政局變幻視為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或挫折，視為「自己的」、「我們的」成功與失敗?！竷取古c「外」的辯證關系在臺灣左翼與中國革命之間最為顯著。就此而言，許多喜歡用「中國走資」作為拒絕統一的虛假理由的臺獨派，實際上也在這種奇特的拒絕中證明中國革命如何內在于他們身上。即便他們根本不是左派，卻還是「拿來主義」地運用左派才可能產生的理由來拒絕中國。而以上所述一切現象都顯示出：即便可能很多論者并不認為四九年后(或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的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革命仍然因為實現徹底的社會變革，從而，與以社會變革為第一許諾的社會主義理想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中國革命=社會變革=社會主義」這樣的理解，也就自然成為包含臺灣左翼在內許許多多人的共同認識。
(岔題：中蘇交惡以及中美修好對于臺灣左派的政治分化還產生了一些奇特的影響。七十年代一度在日本與美國出現的「親蘇反中」臺獨左派，就是中蘇美外交角力所派生的畸形產物。)
除了左派之外，基本上屬于獨臺路線的藍營也存在著類似的歷史分期，但分期的對象不是大陸局勢，而是島內政局。他們也經常通過某種「舊時期/新時期」的區分，去解釋島內政治勢力之間的消長。國民黨敗選之后，許多來自藍營而且自認統派(!)的學者開始檢討國民黨失敗的根源。一些藍營學者堅持認為，國民黨之所以失敗而分離主義之所以能夠坐大，都是李登輝時代以來「去中國化」教育的后果。另一些藍營學者則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蔣經國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式終止蔣氏世襲體制，放手讓美國操縱臺灣政局，于是才導致今天不堪入目的局面。無論這些藍營學者之間有什么差異，他們都試圖把四九年后的臺灣史區分出兩個時期，并預設他們今天所不愿見到的種種惡果都是新時期的產物。至于舊時期到底發生了什么事，對于日后的歷史發展產生何種影響，完全束之高閣，拒絕回應。之所以藍營內部的統派學者一定要對四九年后的臺灣歷史進行分期，在于他們正是在國民黨本土化的新時期遭到邊緣化的對象，甚至有相當部分的人正是反共統一派的遺續。他們不可能承認自己所認同或參與的舊時期正是新時期一切惡果的根源，所以只好把所有的罪惡都歸到某個他們無法參與的新時期。
對于社會主義統一派而言，這種把四九年后臺灣史加以分期然后回避國民黨歷史責任的解釋自然蒼白無力。這些學者主觀上往往真誠地自認統派，客觀上卻因為無法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而無法將自己和同樣打著「中華民國」招牌的獨臺派區分開來。以歷史教育為例，臺灣歷史教育的問題從來就不是李登輝─陳水扁搞「去中國化」教育的后果，而是四九年以來國民黨反共反華教育的必然延伸，李─扁的教育政策不過是國民黨教育政策的派生物，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只批判去中國化教育而不批判六十多年來未曾遭到質疑的反共反華意識形態，就不可能真正地解決去中國化的問題?，F在島內歷史教科書爭議最悲哀的狀況就是：一小部分自稱統派的藍營學者妄想通過教科書詞匯的更動，把按照臺獨派學者的研究成果及其邏輯而形成的教科書一夜之間「去臺獨化」。這些學者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的所作所為只會成為分離主義學者的補充。反共反華的分離主義史觀非但依舊存在于教科書之中，他們與分離主義學者之間的爭論也將持續以「統獨」爭議的面貌阻止真正的統獨斗爭的發生。從而讓臺灣民眾繼續在各種貌似統獨斗爭但實際上阻止統獨斗爭的迷霧中自欺欺人。
社會主義統一派對于分離主義的起源有著更深刻的認識，其獨特論據之一就是把分離主義視為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之后逐漸積累而成的合理后果，而不是四九年后某一個時期才忽然出現的妖怪。但這不僅僅是指國民黨在兩岸分裂的環境下通過土地改革剝奪了地主階級而其后代形成了海外臺獨運動的主要領導層。依照陳映真的分析，由于臺灣與祖國大陸分裂之后編入了美日為主的再生產經濟圈，淪為新殖民地，海峽兩岸共同的民族經濟圈無法形成，新興的臺灣資產階級就無法也沒有必要形成祖國認同。按照陳映真的理論，只要臺灣始終在海峽兩岸共同的民族經濟圈之外，以資產階級意識為主流意識的臺灣人民就難以形成追求統一的民族認同，缺乏追求統一的動力就是理所當然之事。這絕不是去中國化教育或民進黨愚弄臺灣人民的后果，而是四九年兩岸分裂之后就已經決定的結構。
如果說，七十與八十年代中國內政與外交的雙重變局是汪老師說明臺灣島內政治力量此消彼長的切入點，社會主義統一派針對同一問題所能提供的「內在視野」，大概就是把掌握臺灣問題的關鍵鎖定在一九四九年以來島內形成至今的新殖民地體制。[7]而社會主義統一派把四九年后的臺灣規定為新殖民地的見解，正是臺灣社會性質討論長期積累的成果。
討論臺灣一島的社會性質有意義嗎?一位令人尊敬的社會主義統一派學者曾經對我批評陳映真過分熱衷研究臺灣的社會性質。這位學者認為，臺灣的社會變革只能放在全中國的范圍考察才有意義，要想以一島為范圍探究社會性質并為臺灣社會變革提供理論基礎，并不現實。但我認為，即便以臺灣一島為對象的社會性質討論終究無益于未來的變革，也能有效解釋島內目前為止的歷史結構。比方，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臺灣分離主義的根基是四九年兩岸分裂(乃至與祖國大陸分離一百年間)的必然后果，而不是晚近二三十年才忽然出現的產物。
如果從陳映真的再生產論加以引申，就必須接著處理兩個問題：(1)在兩岸經貿交流在四九年之后基本斷絕的幾十年間，為什么臺灣能夠存在社會主義統一派。(2)八十年代以來兩岸日趨緊密的經濟交流，為何無法產生出認同民族再統一的堅強力量。
這里不妨先回顧一個小故事。九十年代中期，臺大陳昭瑛教授一篇關于臺灣本土化運動的論文引起統獨兩陣營的小論爭。陳昭瑛將「臺灣意識」視為「中國意識」的發展，但把一九八三年以后島內顯著抬頭的「臺獨意識」視為「中國意識」的「異化」。陳昭瑛將「異化」的階段視為本土化運動的第三期，陳映真卻反對把臺獨意識視為本土化運動的一部分。從陳映真的再生產論來看，陳映真對于陳昭瑛的批評其實是無法自洽的。如果陳映真愿意貫徹他的再生產論，就必須承認「臺獨意識」是兩岸持續分裂的條件下最合理的后果;反過來說，統派在這種再生產結構下的存在反而會越來越不合理。如果臺灣脫離整個中國的再生產圈就失去了民族認同的基礎，為什么七十年代初期能在島內外爆發保釣運動甚至在海外轉化成社會主義祖國認同運動?為什么日據時期只能用臺灣獨立作為反對日本殖民統治之口號的臺灣共產黨人竟然愿意在臺灣光復之后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陳映真必須說明臺灣與祖國大陸相分離的二十世紀為何總是能夠存在這樣那樣的祖國認同運動，但這一切都不能用他自己的再生產論來解釋(當然他可能也沒想要把再生產論當成解釋一切的萬能鑰匙)。可能的解釋，除了對于血緣的緬懷、除了汪老師提到的中國革命塑造出來的強大連帶感，最關鍵的就是不同時代的運動者率皆感知到殖民地與新殖民地體制下先后來自日本與美國的民族壓迫，以及半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者都試圖遮掩起來的階級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斗爭的歷史，在遺忘與拒絕遺忘的反復中，逐漸積累成為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斗爭本身的物質基礎。淡淡的血痕，正是運動者得以血戰前行的第一根據。
中國革命在大陸上的成功或挫折雖然能夠影響島內各種勢力的力量消長(特別是社會主義統一派)，根本上仍然取決于島內各種勢力所必須依賴的物質基礎。對于社會主義統一派而言，這個物質基礎既源自于臺灣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并存結構迄今未變，也植基于革命血史的長期積累。就后者來說，一方面是作為中國革命一部分的臺灣革命斗爭史的血淚積累，另一方面則是臺灣革命無法決定的中國革命的大陸部分積累起來的成就。由于這樣的物質基礎不容易獲得認識與正確認識，而且缺乏新的物質基礎支持，社會主義統一派自然難以壯大，甚至容易因為客觀環境的波動而被影響。于是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何今天會看到這樣的悲慘后果：臺灣所面臨的民族矛盾不但被曲解為「中國人」與「臺灣人」之間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也被解釋成「中國資本家」與「臺灣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
當下，統一派與臺獨派都遭遇了程度不一的萎縮，也許統一派的萎縮程度更高。但從比較長遠的歷史過程來觀察，社會主義統一派一直很小，臺獨派其實也不大(汪老師對于「臺獨基本教義派」的分析已涉及這個問題)。除此之外，統一派的衰弱也并未以臺獨派的壯大為補充，這就顯示出統一派與臺獨派各自擁有其決定性的物質基礎。相較于統一派與臺獨派的萎縮，獨臺路線反而日趨壯大，蔚為主流。如果臺灣所隸屬的再生產圈真的能夠決定臺灣資產階級的認同并塑造臺灣人民整體的主流意識，陳映真這套理論恐怕最有利于說明目前最主流的「獨臺」的物質基礎;而其物質基礎，就是臺灣仍然編織在美日經濟圈之內的現實處境。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不能忽略海峽兩岸實現了足以讓南北朝鮮羨慕的經濟交流。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截至目前為止的經濟交流，仍然以阻止海峽兩岸形成共同的民族經濟圈為前提。這點有各種經濟指標足以證實。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民族經濟圈這種說法首先是為了實現兩岸統一而提出的設想(傾向分離主義的朋友肯定對此不以為然)，不是誰誰誰能夠強迫臺灣人民一定要實現的目標。然而這個預設兩岸應當形成「正常」經貿關系的設想，至少提示了一個重要問題：地理上如此接近的海峽兩岸，竟然因為冷戰內戰的雙重壁壘而在四九年后進入世界罕見的、長期的、近乎斷絕任何經濟聯系的狀態。這個狀態不正是兩岸當前諸多問題的歷史根源嗎?
(三)兩岸經濟整合與歷史路徑的回歸
「反服貿運動」轉眼就快過去一年了，無論支持服貿或者反對服貿，都在為各自理想中的海峽兩岸經貿關系而辯護。之所以說是「理想」，是為了避免「正常/不正?！怪惖淖盅郓ぉみ@是近年來特別流行于臺灣的一種說法?！刚?不正?！拐撏霈F在分離主義論述中。這種論述認為，目前的臺灣是「不正常國家」，而臺灣獨立是「正?；沟奈ㄒ煌緩?。敏銳的人一定能夠聯想到，這種「國家正常化」論與安倍之類的日本右翼非常接近。他們往往預設了某種「正?！沟男螒B，然后說臺灣或者日本距離這種「正?！範顟B還有多遠。實際上，他們所仰望的「正?！故紫戎皇撬麄兏髯缘摹咐硐搿?，而不是什么本然的狀態。許多人看待兩岸關系的時候也隱隱懷抱著「正常/不正?！拐?，這些談論往往仍然在表達理想。但談論理想還是有意義的，前提是我們同時愿意回歸歷史，直面現實，讓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成為可以一并討論的整體。汪老師認為「一帶一路」蘊含著「對歷史路徑的回歸」，這樣的判斷也可以適用于包含在「一帶一路」這個大計劃中的臺灣海峽。以下的筆記就從海峽兩岸如何實現「對歷史路徑的回歸」談起。
經歷了清代長期統一的海峽兩岸，在二十世紀陷入分裂，百年間只有戰后五年(1945-1949)短暫的統一，而戰后五年又區隔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兩岸關系。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之間，臺灣作為日本的一部分而與大陸發生關系，兩岸之間以「中日關系」為中介持續保持著文化經貿等方面的交流。但一九四九年之后，臺灣卻幾乎與大陸失去聯系。以經貿往來為例，一九七九年之前兩岸長期只能通過各種中間商或第三地發生聯系，而且是貿易量極小的單向聯系。比方臺灣的物資局以香港為媒介，采購大陸藥材。七九年之后，兩岸之間才出現臺灣商品與資本輸入大陸，而大陸商品進入臺灣的雙向交流。但即便是兩岸局勢緩和下的雙向交流，實際上也不雙向。為了防止大陸吃掉臺灣，臺灣當局用盡一切手段阻止臺灣像一個普通的中國省份一樣整合到全中國的民族經濟圈中。而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兩岸曾經經歷了經貿往來近乎斷絕的三十年(1949-1979)。換句話說，恰恰是因為兩岸曾經互不往來，這段互不往來的歷史才能讓日后的不對等貿易成為可能。
現在的臺灣已經不流行談論歷史，但歷史仍然規定著當下，并未成為過去。兩岸關系的現狀仍然取決于兩岸經貿近乎斷絕的三十年間所樹立的基本結構。雖然反服貿運動的參與者，用形形色色的理由論證運動以及參與運動的正當性，但反服貿運動本質上就是為了維護這種基本結構才爆發的運動，這個基本結構就是這些政治運動的物質基礎。雖然汪老師的文章進一步從臺灣藍綠兩黨舊政治的失能以及反服貿學生拒絕被既存政黨所代表的角度闡述運動的起因，甚至認為美國也并不樂見反服貿運動的發生(為了讓臺灣通過服貿來加入TPP)。但從臺灣現場的角度來看，正是美國的蓄意策動[8]與事發后的長期靜觀[9]才讓運動得以爆發并拖延如此之久，而且實際上已經造成服貿的擱置。此外，雖然汪老師也提到了學運終究未能突破舊的藍綠政治，但不妨從反服貿運動就是藍綠舊政治本身的角度把握這次事件。比方，運動之所以有條件開始，就是因為藍營內部的馬英九與王金平正在政爭，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首先是王金平所管的立法院被輕松長期占領。運動結束之后，反服貿學運的指導層人物也陸續與主流的綠營政治加以整合。如果從四九年后臺灣被編織在美日再生產圈的區域格局來看，反服貿運動的學生、藍營、綠營，都以獨臺為最大共識，服貿爭議一定程度上正是舊政治的「內部爭論」。
由于反服貿運動實在媒介了太多東西，就連運動指導層的林飛帆拿本《柄谷行人談政治》也能被說這場運動具有什么新政治的因素，因此，對于這場運動的分析也就不免讓主題十分發散，不同的論者從各自關心的角度談論這場運動。而這種討論無法集中的現象本身也體現出運動本質的難以把握，從而體現出兩岸自四九年分裂后三十年間形成的歷史基本結構迄今是難以直面的癥結點。
直面這個基本結構確實困難。由于兩岸恢復經濟往來之際，全球也進入新自由主義漸次蔓延各國的時代，這就導致兩岸之間恢復經濟往來的各種努力很容易被有心者解釋成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兩岸經貿交流的困境，與西藏在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無法區別到底是「漢化」還是「資本主義化」的現象是完全一樣的。如果愿意考慮前三十年的兩岸關系基本結構如何規制了后三十年，服貿爭議所該爭議的，就是兩岸到底是要像前三十年那樣不做貿易，還是要進行兩岸都能接受的「貿易」(無論兩岸之間的貿易要發展到什么程度)，而不是簡單地把兩岸之間的貿易當成「自由貿易」，也不是在完全不了解傳統左翼理論如何看待「自由貿易」的狀況之下直接把「自由貿易」等同于新自由主義，更不是只在面對大陸的時候用「貿易=自由貿易=新自由主義」這樣的等式加以拒絕，卻又讓這種等式在面對美國主導的TPP之際失效。
在服貿爭議中，臺灣社運圈唯一站出來反對反服貿運動的就是社會主義統一派，特別是勞動黨及其下屬的勞動人權協會。由于勞動黨跳出來反對反服貿運動甚至公開支持服貿，就遭受了空前的批評與攻擊，其中也包括許許多多國際上與勞動黨歷來友好的左翼組織。這種國際性的批評與攻擊與蘇聯瓦解以來的國際工人運動退潮密切相關。各國左翼基本上已經放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設想的運動高度，左翼理論水平也相應降低，許多自命左翼的國際人士很難拒絕「貿易=自由貿易=新自由主義」這種缺乏反思的等式，運動的目標也退卻到較低的「民主主義」。因此，一看到臺灣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高喊「民主」，一看到事態可以用來指涉「中國走資」，就很難否定運動的正當性。這種思想水平低劣化的現象在九二八香港「占中」運動中更是暴露無遺。以下試以影響東南亞甚大的菲律賓共產黨作為說明的例子。香港占中啟動之后，近年一直宣傳中國是個「becoming imperialism」的菲共馬上宣布支持。[10]但當帝國主義所支持且與菲共為敵的瓦登貝羅勢力也宣布支持占中之后，該黨竟然把原來的聲明加以修改，補充說明該黨也認識到占中運動的背后有帝國主義勢力支持。[11]如果菲共是一個理論水平穩定而且負責任的政黨，為什么會出現「修改聲明」這種荒謬舉動?難道是因為該黨在香港有太多不能切斷的人際關系所以必須支持運動?難道他們的理論水平不能幫助他們掌握占中的真實性質?難道香港的局勢還得等到瓦登貝羅之類的帝國主義代理人也跳出來支持才開始明朗?如果是最后一個原因，這就意味著菲共為了服務于他們在菲律賓國內的政治斗爭，而把中國當成他們國內政爭的媒介，從而對中國落井下石。這種作法絕對不能原諒。
比起某些國際左翼在兩岸問題上表現出來的低水平，更大的問題恐怕還是社會主義統一派在島內直接遭遇的抹黑。其實類似的狀況也存在于香港，但港臺情況不太一樣。在香港，一方面存在泛民勢力僭奪「左」派符號的現象，另一方面又能在占中運動里看到本土派公開圍剿「左膠」(左派)的場景(雖然這些「左膠」也未必是真的左派)。在臺灣，圍剿左派的方法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左派指控為右派，這是因為大家都要爭當左派，就連反服貿運動的指導部也要把「左」的符號貼在自己身上。臺灣激進學生競當左派的現象體現了臺灣社會矛盾已經到了激化的階段。詭異的是，愿意對反服貿運動伸出友誼之手的，卻是美國茶黨與日本右翼，而后者甚至把反服貿學運的領袖邀請到日本訪問。即便某些真心想當左派的反服貿支持者大概也看到了反服貿運動其實左不起來的事實，運動的本質也不可能因此扭轉過來。
汪老師的文章提到了統派在服貿爭議中的處境。關于這個問題，我想提供一些補充或回應。因為類似的誤解從去年反服貿運動以來就不斷在海峽兩岸的左翼圈中散播著。三一八占領立法院后，勞動黨即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勞動人權協會的名義發表聲明。[12]如前所述，三二六聲明是臺灣社運界第一份公開表明同當前的反服貿運動站在不同立場的聲明。雖然聲明發表之后得到許多對反服貿運動感到質疑、或者支持服貿的朋友的呼應，但來自左翼的批評聲浪更伴隨著反服貿運動的高漲而連帶高揚。歷來在臺灣自居「不統不獨」的某些左派團體馬上趁著籌備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連席會議(內部稱為「五一平臺」)單方面開除了勞權會參與五一節的資格，甚至發表譴責勞權會的聲明。[13]這些攻擊都源自于刻意的誤讀。由于三二六聲明提到了馬英九所宣稱的「涓滴效應」──依照這種理論，大陸對臺灣的讓利可以通過資本家的獲利而涓滴到工人階級身上──因此批評者就攻擊勞權會為馬英九的涓滴效應論背書。但實際上，三二六聲明的核心要旨恰恰就是批判涓滴效應論，并從涓滴效應論所蘊含的讓利邏輯與勞資兩利邏輯延伸出一個結論：如果要談資本家涓滴好處給工人階級，就必須更積極地開展階級斗爭;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從資本家的身上刮下肉來，不能幻想資本家沒事愿意給工人任何好處。[14]
三二六聲明是社會主義統一派為了兼顧民族再統一的需要以及工人階級利益而提出新時期綱領。主旨是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可能實現「涓滴」所意味的社會再分配。無論「讓利」是否實現，無論資本和勞動者之間的結合因為兩岸經濟交流而增加、而破壞、而重組，乃至先破壞再重組──如果我們只把階級斗爭當成變量而不是常數，工人階級就不能獲得任何保證。比方，冀望讓臺灣資本家去大陸賺大錢，如何能保證臺灣工人分到涓滴?一點也不能。這只有靠階級實力才能做得到。即便是我們希望形成這樣那樣的「涓滴」機制，甚至承認這一機制起了作用，也非得依靠階級的實力，在斗爭中戰取不可。但是，不讓臺資去大陸賺大錢，工人就比較好分嗎?這也可能。但其前提是同時「不讓外單轉去大陸或越南」(!)直到我們在地球上消滅資本主義之前，資本家賺三塊，工人是沒辦法在其中分到五塊的。無論有沒有服貿，階級斗爭都要進行。──把服貿拉進聲明里來談，實際上突出了以下思路：如果「讓利」存在，「讓利」也不會通過資本家或國家而自動「讓」到工人階級身上，階級斗爭才是關鍵。
對于自詡為左翼的朋友們來說，是否應該像數學家那樣，把精算宏觀或微觀的「讓利」存在與否，當成自己立論的基礎?耽溺于「計算」，實易形成陷阱。難道論證出「讓利」存在，臺灣工人或左派就可以天天過年，階級斗爭熄滅?或者，如果「讓利」不存在，就把本土保護主義推到臺前(從而實際上又把階級斗爭推到幕后)，并再次得出階級斗爭熄滅論?在當前臺灣，為什么當多數所謂「左派」面臨到區域經濟整合問題的時候，最多只能想到本土保護主義，而不是用工人階級的日常斗爭作為迎戰區域整合的決定性的「常數」呢?──這才是我們要反思的問題。知名社會主義統一派學者杜繼平對于反服貿運動的批評，可以提供一個觀察的視角：
「反服貿運動者提出服貿協議『是少數大資本吞噬多數小農小工小商的階級問題，更是所有臺灣青年未來都將面臨的嚴苛生存問題』，反對『去除國家對人民的保護』。他們根本不了解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規律，只見資本全球化的果而不知其因，只反對全球化的果而不反對全球化的因，急病亂投藥，妄圖在維持資本主義體制下，要臺灣政府搞貿易保護，以臺灣日益脆弱的經濟實力螳臂當車，力抗資本全球化的狂潮，維護臺灣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都只是為了挽救他們這種中層等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把歷史的車輪扭向后轉?！环捶Q運動者『不愿意面對不公平的競爭』，也就是說，他們反對的不是市場競爭，而是『不公平的競爭』，要的是『給年輕人公平發展和競爭的環境與機會』。但什么是不公平的競爭呢?他們沒有說明，不過從反對大財團、大企業、跨海峽大資本家的語脈來看，應該是指由于大小資本實力不同而造成的高下不等的市場競爭能力。然而，難道他們完全不知道，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本來就是個殘酷的動態拼搏過程嗎?」
「反服貿運動的行動宣言雖也批評自由化(即全球化)，譴責大財團、大資本家卻不反對資本主義，只站在保護小資產階級的反動保守立場，著眼在利益的重分配，希望給資本主義帶上溫情脈脈的人道面孔。在全世界的反全球化運動中有兩條不同的路線，2001年創立、由社會民主派與無政府主義者主導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 WSF)是改良路線的代表，他們反對暴力革命，標舉空想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公民社會，另一條則是指出改良沒有出路，唯有革命才是正途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反服貿運動的基調大體上屬于『世界社會論壇』的路數，但還摻雜了臺灣分離主義的意識?！筟15]
勞權會的聲明實際上指出：在隨后的一系列經濟整合過程中，不但要考慮到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也必須加大階級斗爭的力度。斗爭力度的強化必然首先是眼下日常斗爭的延長。而這份聲明提示的正是島內階級斗爭的重要性，本地勞工與移住勞工共同的斗爭無疑是基礎。社會主義統一派在組織化以來的幾十年間，都為了貫徹階級斗爭的原則而在勞動現場戰斗不歇。正因歷程如此，我想這也是這份聲明強調在日常斗爭之中以階級斗爭作為推動社會重分配的關鍵和原因。無奈的是，即便有這樣的斗爭傳統，但在臺灣這樣的環境里，只要支持統一，就沒資格替工人說話，甚至沒資格當工人。勞權會會長羅美文(同時也是一九八九年遠東化纖大罷工[16]的領導人之一)在三二六聲明發表后所遭遇的攻擊，恰恰體現了當前臺灣還不是一個完全容許理性討論的輿論環境。[17]有些朋友甚至連這份聲明都沒讀，便直接開罵了。此外，兩岸經濟整合下的階級斗爭，不會只是臺灣一島之內，資本與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促使臺灣社會主義者必須進一步設想全中國范圍內的階級矛盾將如何展開，如何介入。對于包含勞權會在內的社會主義統一派來說，自然更是如此。比方說，在兩岸持續分斷的現在，許多號稱支持大陸「階級斗爭」或「維權」運動的主張，都難以同當前臺灣仍然濃厚的反共反華氣氛區別開來。也許有人真心支持彼岸的斗爭，但若臺灣的反共反華氣氛不能解消，對于彼岸斗爭的支持，目前幾乎不可能不去助長這種氣氛，甚至就是在這種氣氛下長成的。比方，為什么當大陸一出狀況，就要譴責，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出事情，卻可以視若無睹?(當然，對于反共反華的朋友們來說，這個問題也是可以倒過來問的：你們逢美必反，碰到「中國」就噤聲!)或許，只有當兩岸經濟整合愈發密切，臺灣人民能夠理性看待彼岸的一切人事物之時，兩岸工人階級之間的相互支持，才能真正打到點上吧。
服貿爭議已近一年，一年后回顧當時介入爭議的方式，社會主義統一派當然有值得檢討的地方。雖然當時勞動黨支持服貿的原因還是為了根本解決前三十年遺留下來的、已經不能適應于當前臺灣需要的兩岸關系，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基本結構。但直面這個結構并沒有辦法幫助社會主義統一派獲得群眾的認同。最主要的問題就在于社會主義統一派沒能在運動爆發之前就全面掌握服貿的細節，以致不能比后來的反服貿運動更早、更有理有利有節地指出兩岸政府推動服貿的優缺點，從而不能更好地提出批判。正因為服貿協議不是沒有問題，對于服貿的支持才必須包含批判，才能說服人心。除此之外，服貿協議中兩岸到底如何照顧對方的敏感項目，也非常需要論證。因為這牽涉到兩岸服貿究竟是批評者所說的「自由貿易」還是具有保護性質的貿易安排，同時也牽涉到兩岸之間的經貿往來究竟能不能克服四九年后三十年間樹立起來的畸形結構，讓兩岸經貿關系回歸到歷史上曾經存在的熱絡往來。
2014年的服貿爭論影響巨大，臺灣社運界無人置身事外。然而，這種集體卷入服貿風波的態勢卻展現出強烈的「輿論一律」。卷入這場風波不是為了促進討論，而是為了表態、為了隨大流、為了不掉隊。如果有所討論，也是「懶人包」式的見解，一概成為既有立場的注腳與補充。在當時「萬山不許一溪奔」的肅殺氣氛中，只有少數人愿意跳出來批判這場運動，甚至為服貿予以一定的背書。然而，對于反服貿運動的批判乃至對于服貿的背書，卻又很快變成反服貿運動「以眾暴寡」的對象，客觀上又成為反服貿運動鞏固自身總體的杠桿。在運動高潮之際，即便是這場運動的批判者，也不得不采取把學運指導部和廣大群眾區別對待的態度，一方面批判學運指導部把運動實質導向反共反華運動，二方面則不得不肯定群眾的積極性及其「獲得啟蒙」之后所展現出的能量和能量的合法性。但這樣的區別其實還是策略性的，不得不為的。如果理性是可靠的，大概不會有人認為人多的運動必然正確，否則一度席卷德國全國民的納粹運動就應該值得肯定。然而以暴眾寡的反服貿運動確實采取了近乎納粹運動的姿態。風波過去已然一年，許多高昂的情緒也有所沈淀，從今天回顧過去，是否還要采取區別對待的方式「部分肯定」這場運動呢?
從汪老師的論文來看，他應該是采取這樣的態度的。但對曾經經歷那段趨近被法西斯專政的許多人來說，思想上情感上都未必能夠接受。不過，還是應該接受。為什么?因為這就是臺灣的現狀，只有直面現狀才有出路。在臺灣分離主義意識不通過臺獨而通過獨臺進而空前壯大的當下，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已經不認同祖國統一，年輕一代的臺灣民眾尤其如此。反服貿運動爆發后，積極搶奪島內統派領導權的新黨(也就是反共統一派的馀續)打出了「鞏固統派基本盤」的旗幟，妄圖代表目前仍然不支持民進黨等綠營勢力的極少數民眾。當然，應當爭取代表這些缺乏代表的民意。但關鍵根本不在這里，實際上已經沒有什么統派基本盤了。關鍵在于絕大多數已經接受分離主義道路的臺灣民眾。如果統派──尤其是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存在有意義，就必須要爭取這些只愿認同臺灣，不愿認同祖國的民眾。難道我們要讓兩岸局勢持續惡化，然后讓我們的同胞置于槍口之下?血仇是難以抿除的，力爭和平統一的要務，就是要說服絕大多數人、盡可能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讓絕大多數人成為真的可被「寄予希望」的「臺灣人民」，讓絕大多數人成為「新的我們」的一部分。
(四)結語
島內社會主義統一派的代表性人物林書揚(1927-2012，臺灣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達三十四年)，曾對「以經促統」的方式感到憂心。他認為，這種被他稱為「經濟主義」的手段不但沒有辦法替代中國因為社會主義而創造的新型民族紐帶，甚至還會造成臺灣民心因為資本主義必然造成的階級分化與貧困化，從而喪失對于祖國的認同。從兩岸恢復經貿交流的近三十年經驗來看，林書揚的經濟主義批判自然很有道理。但是，也同樣是林書揚，對于兩岸之間的經濟整合并不采取全面否定的態度。這點與陳映真的兩岸共同的民族再生產經濟圈的設想非常類似。如果說，臺灣整合在美日經濟圈下的合理結果是新殖民地體制的維持以及分離主義的壯大，只要臺灣能夠合理整合在民族經濟圈內，認同統一的力量也必然壯大，臺灣也才能擺脫新殖民地的處境。而臺灣與大陸之間的合理的經濟整合，顯然在兩岸經貿恢復交流(但仍然處于不對等狀態的)三十年以來還沒開始，甚至引發爭議的服貿也未必是起點。因為兩岸經濟整合的獲利者與主體應當是兩岸勞動人民，而不該是迄今為止仍然作為兩岸經貿主體的資本家。對于左派而言，應當更有能力處理區域經濟整合之類的議題，而不是把任何整合都視為新自由主義或者經濟侵略。當包含海峽兩岸的「一帶一路」為我們提供愿景的時候，更應讓經典的左翼理論有發揮的空間，為這個可能的愿景增添實現的動力。這個愿景不但應該終結臺灣的新殖民地體制，更應該讓「兩個三十年」這種敘述所暗示的社會主義挫折在下一個三十年中獲得救治，從而讓世界上所有深受中國革命影響的政治力量──包含臺灣社會主義統一派──更有底氣，更加自信。
汪老師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如何塑造海峽兩岸全新的「我們」。我完全贊同這樣的提議。實際上，這樣的我們不但是拒絕與大陸同胞合稱「我們」的臺灣人民所需要的，更是過于自在地認為兩岸人民就是「我們」的大陸人民所應更加敏感的。2014年秋，我有幸獲得一個與韓國民間統一運動重要參與者成裕普(???)先生[18]交流的機會。當時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觸，就是韓國與臺灣的「民間統運」往往只能各自以朝鮮或大陸的官方為對口。當然，如果我們承認朝鮮與大陸的官方足以代表普通民眾，這樣的對口或許也有合法性。然而，就算這樣的對口是可以接受的，卻未必是有活力的。今天的大陸乃至港澳，都需要有足以與臺灣的民間統運相對口的統一運動，而且，不但要面向臺灣，更要面向眼下正蘊含著危機的西藏新疆等地。重新認識中國的契機已經在我們面前打開，為了全中國的民族再統一，讓我們一起迎向它罷!
[1] 「勞動黨認為國家統一是主要矛盾的解決途徑，而社會主義理想是基本矛盾的解決方向。通過黨在運動中團結面的擴大與組織力的提高，使勞工階級成為解決主要矛盾的有力階級，取得應有的發言地位，并成為統一后高度自治體制健全發展的主要影響力量?！?/p>
[2] 這里套用了趙剛老師的一個觀點，即「臺灣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個有機部分。」汪暉老師也有類似觀點。即，「〔臺灣左翼關于臺灣「高度自治」的主張，〕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命運的有機部分，也是中國革命及民族解放運動的獨特方面?！?/p>
[3] 這個問題可以從鄭鴻生先生批評楊翠及其兒子魏揚而引發的爭論見其端倪。楊翠是知名社會主義統一派前輩、文學家楊逵的孫女，魏揚則是去年三一八學運的重要領導人。由于楊翠與魏揚的政治認同已經大不同于楊逵，走上了反共反華的臺獨道路，遂引起鄭鴻生的感慨。鄭鴻生的批評在將近一年之后又引來楊翠的批評，以及世新大學教授洪凌等人對楊翠的反批評。貫穿在這一系列爭論的核心問題就是文革期間已經爭論過的血統論。
[4] 用當時臺灣地下黨秘密文件的說法，臺灣在光復之后也成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部分，因為日據時期臺灣只走到半封建社會，未能資本主義化。
[5] 以統派姿態聞名的學者王曉波就是這一理論的積極倡言者。
[6] 這是七十年代《臺灣人民》與八十年代《臺灣思潮》的同人所經常使用的自稱。他們是從釣運統運中發展出來的最強調自身左派性質的派系之一，基本活動在北美。
[7] 另一個也可視為「內在視野」的分析，就是將日據時期以及光復后一段時期的臺灣社會界定為半封建社會。但關于臺灣的半封建社會何時瓦解，國民黨政權的性格(封建性?還是發展主義?)與臺灣社會之間發生了何種交互作用，不同的論者則有不同的看法，未有定論。
[8] 如評論人張方遠所言：「美國人士對臺灣角色的眾聲喧囂，當然也反映在對“反服貿運動”的態度上。在3月18日“反服貿運動”占領“立法院”之前，“臺獨”組織“世界臺灣人大會”與“臺灣國家聯盟”在臺北召開“《臺灣關系法》35周年研討會”，2006年曾公開宣稱“臺灣早已主權獨立”的美國學者譚慎格(John Tkacik Jr.)在會上表示：“ECFA及后續的服貿協議，對臺灣經濟及區域整合不會有任何幫助”，“若思考中國長期以來對臺灣的政治意圖，可以發現服務貿易協議，將會是一個促使臺灣并入中國的完美政治協議”。他更為露骨地說：“馬政府采取扈從戰略，而非積極主動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尤其，臺灣朝向中國，形成外界的印象是第3次國共合作”，“臺灣必須回答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未來20年，臺灣到底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事事扈從中國的想法，還是臺灣要強化獨立政治的現狀，這一點臺灣要謹慎思考”。臺灣有的評論者即認為，譚慎格是替美國向臺灣傳達“反服貿”的指令?！挂姡簭埛竭h，〈美國還能繼續滋養臺灣的太陽花么?〉，http://www.guancha.cn/ZhangFangYuan/2014_04_22_223855.shtml
[9] 如果美國真的想要阻止反服貿并認為反服貿會對自己的TPP計畫造成負面影響，就不需要拖到三月底四月初才正式表態。見：〈港媒：美國施壓綠營叫停臺灣學運 王金平、蔡英文是學運支持者〉，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04_15_222123.shtml
[10] On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Hong Kong. September 30, 2014.
http://www.philippinerevolution.net/statements/20140930_on-the-student-demonstrations-in-hong-kong [連結已失效]
[11] On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Hong Kong. September 30, 2014. [Revised on October 4, 2014] http://www.philippinerevolution.net/statements/20140930_on-the-student-demonstrations-in-hong-kong-revised
[12] 即：勞動人權協會，《工會團體呼吁「盡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http://laborrights.net/?p=40
[13] 勞權會遭開除之后，許多關心工運的網友積極揭發了五一平臺內部「黑箱」開除勞權會的真相。迫于理虧，以黑箱方式單方面將勞權會驅逐出五一平臺的全關連，又于〈關于「建議勞權會退出五一平臺」的備忘錄〉一文單方面「邀請」勞權會回到五一平臺的會議，命令勞權會加以說明。面對此一形勢，始終處于「被」知會地位的勞權會以不理會作為主動響應的方式。此后直至五一節前夕，由于許多工會團體并不支持反服貿運動，因此五一平臺最終也并未將反服貿作為2014年五一勞動節的主要活動要求。五一平臺在五一節前夕發表的〈2014年五一勞工「反低薪、禁派遣」大游行要求說明〉不但用「反自由貿易」回避「反服貿」，甚至懼于寫上「反服貿」三字。由此可見五一勞動節前夕各工運工會團體內部對于服貿問題實際存在著嚴重分歧。這說明工人階級并沒有被反服貿運動帶動起來。
[14] 即聲明的最后一點：「為了公平地分配經濟生產的所得，我們應該做什么?反對降低工人薪資等勞動條件的派遣、外包、臨時雇用。主張增加稅收，以進行對弱勢的二次重分配、擴大社會福利，以增加工人等基層大眾的間接收入。反對大企業吃小企業的交易結構。最重要的是，工人要加強團結，成為爭取上述要求的主力，并且，積極與資方談判，要求改善勞動條件?！?/p>
[15] 杜繼平，〈評反服貿運動之一：反服貿運動、全球化與階級問題〉，《復刊版。批判與再造》，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4.4.2擷取)
[16] 這是目前為止臺灣史上最大的罷工。
[17] 誠如以下文字所言：「『是臺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這句話對我的沖擊很大。我不可能替國家暴力背書或說任何話，但當大家選擇走向反抗之路上，就必須認清暴力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必然手段(政治系的學生會不懂嗎?)，你不能把學生號召去「革命」之后，又用眼淚來相互取暖，這只會讓流血這件事變成無比廉價而已。到底是什么原因會說出『是臺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這句話(同時臉書上又瘋狂轉載一部影片，其中一段說「噴水車從歷史課本里走出來」)，彷佛國家暴力只有在這次行政院事件才出現，以前從來沒有。我對這句話耿耿于懷。日據時代臺灣人反抗被鎮壓，臺灣人卻說日本殖民者給我們帶來了現代化，而當時的「國家(外來殖民者)暴力」卻成為現在的緬懷對象。我能為『是臺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這句話找出的理由只有：它仍然是在號召反馬反國民黨。這場運動不斷撇清藍綠惡斗的標簽，但卻不斷在循環著藍綠惡斗的模式。」──引自：〈「臺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The griot》，http://whoisgriot.blogspot.tw/2014/03/blog-post_27.html(2014.3.30擷取)
[18] 成裕普，知名記者，曾經以被《東亞日報》解雇的記者身分長期領導韓國言論自由的民主化運動，同時也是《韓民族新聞》的初代編輯。2014年10月8日因心臟病發突然過世。過世前擔任「讓我們的民族合而為一」運動本部里市長。
分類：未分類 | 日期：2015-02-02 | 作者：士杰
邱士杰，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同系所學、碩士。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二十世紀臺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以及中國政治經濟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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